从澳大利亚“与强国结盟”的世纪策略辨析澳对华政策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强国论文,策略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简介 冷战结束后，中澳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大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成长轨迹：1999年两国领导人宣布启动“面向二十一世纪互利双赢的全面合作关系”：2013年初，在历经10多年的摇摆观望与政策考量后，澳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与中国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年之后，在北京APEC首脑峰期间双方领导人宣布缔结中澳自由贸易区协定，从而终结了长达10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年底，在出席布里斯班G20峰会之际，双方领导人进而宣布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澳关系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的快速升温在澳对外关系史上，特别是在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了澳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重点在全球权力体系行将发生重大转移之际业已发生根本性转向。这一变化对于中澳两国关系，乃至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在中澳双边关系的层面上，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增强政治和安全互信，为两国在亚太地区开启地缘政治合作夯实基础。在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上，中澳关系的增强对于推动亚太区域新的政治秩序和安全架构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澳关系在新世纪，特别是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力量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澳立国百年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中等强国”生存与发展策略的逻辑性演变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易色。西方政要和学者在欢庆冷战结束之际，也发出了西方政治体系是“人类历史终结”的不智之声。①与西方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相反，中国在冷战后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前行，终于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确立了大国崛起的轨迹，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全球力量转移和体系变化的重要推手”。②中国崛起前景的明晰使得澳政界和学术界，不论愿意与否，比较普遍地接受这样的预测，即“在未来的15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③这意味着中国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对澳人民的福祉和“中等强国”地位的守成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澳自1901年立国以来，历届政府均奉行“与强国结盟”的策略，借以保障自身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并借以在全球体系中构筑中等强国地位。包括澳在内的许多西方国际问题观察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正是中国的强势崛起才使澳这个美国的“铁杆”盟友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断然改变对华策略，不再一味“追美抗中”，在事关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拉开与美距离。虽然澳政界和学术界在涉华问题上仍然不乏杂音，但相较90年代，明显“谨言慎行”。在深化对华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澳政治家、学者，抑或普通国民都较以往展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澳关系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并非是两国关系自身随意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崛起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板块巨大作用的结果，也是澳政府坚持奉行“与强国结盟”的中等强国国家生存与发展战略的逻辑性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澳政界、学术界，特别是安全防务界要求与美国加强传统军事同盟的呼声也不断高涨。⑤这种呼声既源于澳美特殊关系的历史惯性，认为中国崛起可能给澳美关系和澳“中等强国”地位带来巨大冲击；更可能源于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疑虑，认为在中国事实崛起前，尚有可能发生许多不可测事件令中国崛起戛然而止，因而许多澳政治家和学者建议不可将“所有鸡蛋置于一篮”，而应“两面下注”，同时强化与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权力体系与架构和澳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奉行的“与强国结盟”的世纪策略的剖析，着力论述中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是继澳英、澳美同盟之后，澳政府作出的又一项关乎澳未来命运的战略性举措，反映了澳政府在全球权力体系面临历史性变化的重要节点，试图通过同时强化对华、对美关系，两面下注，以实现包括经济和地缘政治在内的双重目标。在经济层面上，澳希望在“复合依存”的框架下，与中国全面深化战略性经济互补关系，以尽可能地维持澳经济的持久繁荣和人民福祉；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冀强化与中美这两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国的关系，力避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中选边，并继续奉行与未来的超级大国结盟的战略，以便在新的全球体系里继续保有中等强国的地位。基于以上论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全球权力架构，以及中等强国生存策略的概念性框架和澳外交政策的历史性框架里厘清澳巨大的政策性变化背后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动因对于分析澳对华政策和中澳未来关系的演变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全球权力体系架构理论和澳“与强国结盟”的世纪策略 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Morgenthau)在探索国际政治的本质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它与国内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追逐。⑥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国在全球体系里的地缘政治地位从本质上看均是一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功能性结果。⑦“硬实力”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实力，尤指两者的综合。“软实力”则是指一国推动本国文化走向全球，并影响他国的能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的全球权力体系架构既是各国“硬、软”实力的产物，同时各国的“硬、软”实力又决定了他们在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中的地位。⑧西方学者根据各国的“硬、软”实力，大体上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超级大国(superpowers，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全球体系，或地区次体系中的重要国家)和底层国家(bottom-levels states，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里的弱国)(见图1)。
图1：全球权力架构国家层级与地位关系示意图 超级大国之所以在全球体系里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它们既有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硬实力”，也有具有全球影响的“文化”软实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曾出现过两个超级大国：英国和美国。处于全盛时期的英帝国曾构建过以其经济和军事霸权为主导的全球体系(Pax Rritannica)；而现存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二战后的两极体系和冷战后的单极体系里都曾构筑起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Pax Americana)。纵观英、美这两个在近现代史上成功构建起以自己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全球性强国的特质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曾既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又具有无远弗届的文化“软实力”。例如，在英帝国如日中天时，“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即建立在举世无双的“世界工场”，“无敌舰队”和“世界语”——英语，等“硬、软”实力之上。而美国自二战后建立的全球霸权体系，也同样是依靠自身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 从国际关系的互动架构来看，超级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中等强国和底层国家则通常处于“从属”地位。⑨超级大国具有对不“顺从”的中等强国和底层国家予以“遏制”、“孤立”，甚至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能力。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里的地位则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相对于超级大国而言，他们通常居于“从属”地位；但对于底层国家，甚至是二流中等强国(tier-two middle powers)而言，他们通常又具有“主导”地位。在全球体系里具有“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而中等强国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次体系的力量中心，在某一定区域内如果不是具有“主导”地位，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较于超级大国和中等强国，“底层国家”在现存的全球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通常位于全球和区域事务决策机制的末端。因此从全球体系的决策架构来看，“底层国家”通常仅拥有有限的外交政策主权。面对超级大国和众多的中等强国，“底层国家”的外交折冲空间总的来说非常有限。在许多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事务上，“底层”国家常常被排除在决策机制之外。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里居于拥有“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底层”国家之间。在西方学者看来，对权力的追逐使得新兴中等强国具有不断向上攀登的强大动力，最终可能导致新兴中等强国与超级大国之间形成激烈的权力竞争；而守成中等强国的目标则是维护现有全球体系和等级架构的现状，即维护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强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守成中等强国通常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从而维护自身在国际体系里地位。欧盟就是采用这一策略的成功范例。在现存国际体系内，欧盟积极构建、参与并影响国际各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活动，努力扩大与各国的经贸往来和合作，从而在经济和投资领域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与此同时，欧盟还特别重视构建国际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并通过这些机制强化与各国在外交、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从而增强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里的地位。 中等强国采取的另一策略就是与现有的国际体系里的超级大国结盟，从而享受与之俱来的国际“声望”和中等强国地位的巩固。当然，面对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众多的中等强国的激烈竞争，与超级大国结盟的战略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给相关国家带来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极为务实的国家战略，能够有效地保证一国的生存与安全。在霍华德担任首相期间，澳大利亚就是通过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争当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副警长”，借以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⑩ 澳奉行与强国结盟的策略是依自身国情所定。澳四面临海，地广人稀，没有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海外贸易是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因此，自1901年澳联邦正式成立以来，如何抵御外来入侵，保护海上生命线安全一直是其头等大事。18世纪末，随着德国的崛起。澳特别担心其公海舰队会随时截断澳与英国之间的海上生命线，因此澳不得不加强与英国的军事结盟，以期获得保护。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峡一举歼灭俄国舰队，这是近代史上亚洲舰队首次完胜欧洲强国，给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也迫使澳在英帝国日趋没落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寻找新的强国结盟。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力量发生转移的大背景下，与强国结盟的“孟菲斯”主义在澳日益盛行，成为影响澳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因素。二十世纪初，当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长，并明显超越英国之后，澳即毫不犹豫地转而与美国结盟，并追随美国参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有的有美国参与，或发动的战争。(11)即使是象越战这样在西方广为诟病的战争，在英国、加拿大和《澳新美条约》三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拒绝参战的情况下，澳也义无反顾地追随美国参战，并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表现了对美国的耿耿忠心。 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巅峰状态，澳对美国的态度更是亦步亦趋，紧紧追随。霍华德总理上台伊始就不遗余力地为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军事同盟，即所谓的“轮辐体系(Hub-Spoke system)(又称旧金山体系)”，大唱赞歌，并一再强调澳美特殊关系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霍本人甚至还当众大谈澳应当做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12)当小布什总统咄咄逼人地宣布坚持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时，包括许多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安。但是霍华德又在第一时间公开表示支持小布什的“先发制人”的战略，即便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也在所不惜。在美国宣布启动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时，澳政府又在第一时间表示为了“巩固澳美同盟”，澳将鼎力支持该体系在澳部署。(13) 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奉行全球体系超级大国的“铁杆”追随者的战略，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基于澳与英、美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面对国际体系中众多的中等强国的激烈竞争，与超级大国结盟的战略不仅能够给相关国家带来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有效保证一国的生存与安全，而这也正是澳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先后扮演英美国利益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的真正原因所在。从澳英同盟到澳美同盟的演变既反映了澳在关乎国家重大利益上的“善变”，同时也印证了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断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 三、二战后全球力量变化与嬗变的中澳关系 上述关于澳自立国以来坚持奉行与大国结盟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澳在冷战颠峰时期积极充当美在亚太地区反华的“马前卒”；为什么澳在后冷战时期，坚持强化澳美军事同盟，担当维护美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副警长”和安全“南锚”(即《人民日报》所说“蟹钳”)；(14)为什么澳在1996年台海危机、2001年中美撞机等与澳并无直接利益关联事件上公然跳出袒护美国，甚至直接挑衅中国。 澳与人民中国的对立最早发生在1949年初，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澳外长伊瓦特(Evatt)率先跳出，公然要求联合国干预，为美英干涉中国试水。(15)在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后，美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讲话，宣称承认人民中国的前提条件是新中国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承认西方列强与旧中国自晚清以来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伊瓦特随即发表声明，支持艾奇逊开列的“前提条件”，并特别要求中共必须“尊重香港的现状与领土完整”。(16)朝鲜战争爆发后，澳随即追随美国出兵朝鲜，并长期对澳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所谓“重大贡献”津津乐道，借以巩固澳美特殊关系。 自此，中澳两国在全球冷战的氛围下长期对抗。中国视澳为美国霸权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小伙计，视澳积极参与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新美条约组织》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输出冷战的工具。澳则视中国为“侵略性共产主义”国家，支持东南亚共产党在澳“前院”革命，威胁澳安全与“中等强国”地位。尽管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澳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业已成为澳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澳长期以来一直视中国为美澳同盟的战略威胁，甚至在2009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还公然指称中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的最大潜在威胁。(17) 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里，中澳政治关系处于明显的僵持和下降期，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垮台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澳政府既得意于自身与美国结盟战略的英明，同时又更加坚定了追随美国的立场。因此，中澳双方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机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架构产生了重大分歧；同时澳错判形势，以为失去西方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中国必将“崩溃”，或“停滞”，因而紧随美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频频作出挑战。 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形势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趋于稳定，反而因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盛行而更加动荡，这直接导致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学者主张的美国“单极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疑问。但是，澳在冷战后继续坚持澳美军事同盟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维护亚太现有格局和澳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霍华德(Howard，1996～2007)当选总理后，一改前总理霍克(Hawke，1983～1991)和基廷(Keating，1991～1996)“面向亚洲”的基本方针，代之以“背向亚洲”，转而进一步强化澳美军事同盟，并多次强调澳要做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为了表现出对美国的忠心，霍华德不顾国内外的反对，高调宣布支持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同意在澳部署。霍华德这种公开的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举动即便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也实属罕见。霍华德政府的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1996～2007)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承认霍华德政府同意在澳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显示对美国的“忠诚”和“强化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18)霍华德对强化澳美同盟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很自然地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双方军事交流和在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也随之大幅度增加。 在许多亚洲邻国和中国学者的眼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主的“轮辐”体系(或旧金山体系)无疑是冷战的残余，和亚太地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的大趋势格格不入。在冷战后时代，美澳军事同盟的加强和频频军演只能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一些东南亚和澳学者指出，美澳冷战式军事同盟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加强只能加深本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疑虑，认为美国已经将其冷战时的矛头从前苏联转向了这些国家。一些学者还认为，美国将日本和澳大利亚描述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安全架构的南北“双锚”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因为它令中国不能不想起美国自1949年以来长期奉行的对华封锁和包围战略。 1999年，霍华德又发布了“霍华德主义”，声称澳将更加积极地在亚太地区扮演美国的“副警长”角色，包括必要时对亚洲邻国采取军事干预。澳学者广泛认为霍华德主义表明澳政府不仅要在亚太地区保卫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与稳定，保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而且要不顾亚洲邻国的意愿和亚太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执意扩大西方价值观。(19)霍华德主义因此被亚洲邻国认为是专门针对亚洲的澳版“新干涉主义”，旨在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为名，在文化多元化的亚太地区推行西方价值观。因此，霍华德主义一出笼即遭到了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广泛批评，认为它标志着澳外交政策正式从“面向亚洲”转向“背向亚洲”。香港的《亚洲时报》为此评论说：“霍华德主义让澳承担了没有亚洲国家欢迎，却广为批评的义务”。(20) 2001年，霍华德政府又提出举办美、日、澳三方安全会议的动议，得到了小布什政府的赞赏和积极回应。包括澳在内的许多政策分析人士和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这个三方安全会议显然是针对中国，因为它明确不过地印证了小布什上台伊始即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21)这些学者认为三方会议与其说是美、日、澳三国对朝鲜核能力的担心，不如说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防能力的担忧，反映了“美澳意在将两国间的双边安全会谈扩充为以美为首的多边安全框架，旨在首先，并主要防范中国”。(22)相当多的学者还强调“一些国家有选择地纠集起来将另一些国家排挤出去的做法在政治上并不明智，这完全是冷战模式。一个合作与包容而不是排斥与遏制的多边架构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23)霍华德政府倡导的美、澳、日三方安全会议因此被广泛认为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加剧了本地区的“囚徒困境式”的军事竞赛。许多学者从澳大利亚的建议中看到了冷战思维。他们认为三国安全会议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国刻意构建的亚太版的北约，意在遏制中国。(24) 中澳双方除了在上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亚太安全体系上存有巨大分歧外，霍华德政府还在台湾、西藏等诸多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1996年，霍华德政府不顾中国的警告，允许台北市长陈水扁出席在布里斯班举行的亚太市长会议，导致中国大陆的与会市长们集体退会以示抗议。不久，霍华德政府又与台湾当局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如何绕开澳法律规定向不是主权国家的台湾出口铀矿石。(25)随后，霍华德执意会见达赖。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霍华德不仅对中国反击台独的行动妄加批评，而且还高调表示支持美国派航母战斗群到台海。(26)在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尽管澳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霍华德仍大放厥词，宣称“美国有权要求中国归还人员和设备”。霍华德还攻击中国“不应扣留美国飞机，并审问机上的军事人员”。(27)霍华德政府在中美撞机事件中不仅对美国大为偏袒，而且事后还派遣三艘战舰巡弋台海。霍华德选择这个敏感时刻派舰台海被广泛认为是向中国施加压力，向美表忠心。 四、中国崛起与澳大国平衡新策略 澳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间执意奉行“背向亚洲”的战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21世纪美国仍将是决定澳经济繁荣与安全最主要因素的战略研判。80年代末，在西方对华制裁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崩溃论”和“停滞论”在西方盛行。这是霍华德政府敢于抛弃霍克和基廷政府“面向亚洲”战略的重要原因。但是，霍华德再次转向欧美的策略，并没有给澳经济带来繁荣，相反，澳经济增长乏力，物价蹿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自信地预言：尽管澳有着丰富的资源，澳仍将沦为“亚洲贫困的白人渣滓”(the poor white trash of Asia)”。(28)但是澳很幸运，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李光耀的预言没能成为现实。中国经济在经历短暂的困难之后，重抬高增长态势，吸收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无法消化的澳铁矿和煤炭等资源，带动了澳经济发展和繁荣。至2005年，中国跃升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后成为澳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地。中澳双边贸易额也从建交之初不足1亿美元，跃升至1200亿美元，约为澳美、澳日贸易额之和。正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令澳受惠无穷，也使澳政府不得不放弃“背向亚洲”的外交政策。新世纪之初，澳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与美逐渐拉开距离的苗头。霍华德在新世纪澳外交政策主旨讲话中虽然重弹澳美同盟是澳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的老调，但他在讲话中又反复强调澳并非依据美国的利益，而是依据澳自身的利益来制定自己的亚洲外交政策。霍还刻意申明“中国是本地区影响力增长最快的国家，澳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在战略层面上与中国发展关系”。(29)这表明自天安门事件之后一再强调只与中国保持经贸关系的澳对华政策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重大变化的另一个迹象就是，在小布什总统在澳议会发表讲话的第二天，霍华德即邀请到访的胡锦涛主席到澳议会发表讲话。这是澳有史以来第一次邀请中国领导人到议会发表讲话。澳学者普遍认为霍华德总理如此刻意不偏不倚地安排胡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到议会发表演讲，意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澳已决意寻求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实施平衡外交的新战略。霍华德后来对他的新战略作了解释：澳的政策就是推动中美两国在那些有可能引起两国关系紧张的问题上开展理性和建设性的对话。澳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推动这种对话，因为澳与中美两国之间有着不同，但都很密切的关系，澳愿作中美间的建设性桥梁。(30) 澳对华政策的转变同样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唐纳外长在被媒体问及澳协助美保卫台湾的义务会否影响中澳关系时，唐纳立即纠正说：“《澳新美条约》是澳美同盟的象征，只有当美澳其中一国遭到攻击时才会启动。而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军事行动，不论是在伊拉克，还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自动启动《澳新美条约》”。(31)唐纳还刻意提醒说，“到目前为止，《澳新美条约》只启动了一次，那就是在“9·11事件”之后，因为美国本土遭到了攻击”。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从唐纳的此番话语中似乎悟出了澳政策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唐纳对《澳新美条约》的如此政策性诠释绝无可能发生在美国单极霸权如日中天的9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霍华德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现实，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对外政策。(32)在中国制订了《反分裂国家法》，宣示中国将动用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后，唐纳再次发表讲话，表示根据《澳新美条约》，澳并无义务参加美国发起的一切战争。美国立即对唐纳的讲话作出反应，要求霍华德政府作出明确解释。令人玩味的是，霍华德并没有如美国所愿明确作出澳将参战的承诺，而是一再表示，澳将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决策。霍华德反复强调：“我们在亚洲有利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增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不符合澳利益”。(33) 霍华德政府在采取较以往更为务实的对华政策的同时，还试图说服美改变观点，不要视两国关系为零和游戏，以免殃及澳“这只池鱼”。2005年，霍华德在访美讲话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作出了正面肯定：“中国崛起为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强国对世界有利，因为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使数亿人脱贫，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霍华德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他还警告说：“用零和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不仅极其悲观，而且异常危险。世界既不应该害怕中国，也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34)霍华德甚至坦言：“我们应该明白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崛起大国常常伴随着更加强硬的外交态势和更加先进的军事装备”。(35)霍华德的“中国机遇论”的观点在澳朝野并不孤立。澳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似乎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更为了解，他强调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深度依赖海外市场，并且中国是一个非常自制的大国”。(36)唐纳在澳著名的《广告人》报纸上撰文声称：“中国不是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中国有自己的理由增强国防力量。中国的国防力量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你完全可以在晚上放心地睡觉，因为中国无意入侵澳大利亚”。(37) 随着澳对华态度的变化，霍华德政府又正式通知美、日和中国，宣称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无意针对中国，并且也不应针对中国。霍本人还一再解释，澳与美强化军事同盟亦非针对中国。与美、日立场截然不同，霍华德政府还多次表示支持欧盟取消对华军事禁运，令美、日十分不满。(38)此外，霍华德政府还不顾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对，坚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霍华德政府这一不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态度，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快，认为澳只将自身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对此，霍华德反驳说：“澳中关系并非仅仅建立在经济机遇的基础上。我们寻求将关系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而不是沉迷于我们的分歧上”。(39) 霍华德还认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迅速变化的大背景下，旧有的冷战思维应当被更加合理和务实的外交代替，因为只有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才能更好地维护澳利益。正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霍华德政府不得不逐步调整对华关系，以充分利用中国机遇。正是在这种经济和地缘政治考量下，“霍华德努力试图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战略经济关系”，因为“它使澳既能从密切的美澳同盟中获得政治和安全利益，又能从日益加深的对华关系中获取经济利益”。(40)为此，霍华德就对华关系发表外交政策讲话，强调澳中两国应当“跨跃差异，关注共同目标，利用互补优势，争取在今后的25年，甚至更远的未来构建成有效的伙伴关系”。 霍华德政府在新千年的表现与9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澳一些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认为霍华德政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对华政策，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力量，并试图在中美之间采取更为平衡和务实的战略，以免在中美这两个世界性大国之间选边。(41)这些学者认为这种新策略的出台并非权宜之计，而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澳四面临海，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澳无法错失中国机遇。一些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和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澳立场转变意义重大，对美国的其他盟友有着重要的榜样作用。 陆克文(Kevin Rudd，2007-2010，2013)和吉拉德(Julia Gillard，2010-2013)在执政后基本上延续了霍华德的平衡策略，陆克文不仅表示要做中国的“诤友”，而且还要做“东西方的桥梁”。(42)陆克文坚持霍华德的立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是澳近20年来免于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陷于衰退的主要原因。陆还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经济共治。为此，陆克文着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他不仅将中国选为出访的第一站，而且宣布退出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不支持日本首相安倍关于建立所谓“亚洲民主之弧”的建议。包括澳在内的国际问题观察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自美、日一路延伸至澳和印度的“民主之弧”实际上旨在包围和孤立中国”。(43)因此，陆克文宣布退出四方战略对话的决定引起了澳国内外政治领导人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惊讶。(44)人们对一向追随美国的澳政府作如此巨大的态度转变表示不理解，同时他们也承认澳的退出给安倍的“民主之弧”予以“致命的打击”。(45)但是，陆克文在加强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却又在《国防白皮书》中坚持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潜在威胁”。因此，与霍华德一样，陆克文也着力强化澳美同盟，帮助美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陆克文甚至鼓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对中国“强硬”。据维基解密泄露，陆克文甚至私下表示：“西方要准备对华动武，以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为”。(46) 吉拉德接任首相后继续寻求与中国强化关系，(47)她强调说：“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关于新兴市场，而是根本性地改变了澳所面临的形势”。她还告诫说：“澳的命运在于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48)为此，吉拉德明确表示：“我们的政策不是要遏制中国，而是要积极地与中国接触，开放的中国对本地区、对澳大利亚、对中国都好”。吉拉德还强调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的崛起而改变，因此，我们应当建设性地与中国保持接触，开诚布公地谈论我们的分歧”。(49)在吉拉德访华时，她明确表示，澳将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拒绝任何遏制中国的企图。在全球化和亚太经济日益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下，吉拉德政府在经历长期的思考之后终于迈出与中国共同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吉拉德在强调与中国保持关系的同时，也同样秉承了霍华德和陆克文政府在中美间的平衡战略。为此，吉拉德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作出了积极回应。吉拉德一边宣布在澳部署美国海军力量，一边又极力否认这一军事部署针对任何国家。但是许多澳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明确回应，因为“人们不清楚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会在人道主义使命中扮演什么作用”。(50)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澳政府希望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以便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同时，它也希望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以保持繁荣。因此，澳对华政策将会更加务实，继续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据澳媒体报道，吉拉德本人也认为中国崛起有可能导致美澳关系紧张，但她认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不会危害澳与主要的经贸伙伴中国的关系。在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同盟的同时，澳仍可以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建设性关系”。(51) 阿博特(Abbott，2013- )上台伊始便兑现竞选诺言，在当选后首先访问印尼、中、日、韩等亚洲邻国，体现了他将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置于第一位的外交思想。在全球经济重心发生历史性迁移的时代大背景下，阿博特不可能有较此更佳的选择。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澳的近邻，中国对澳经济繁荣，民生福祉举足轻重。澳上至政治领袖，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心知肚明。只是或明言，或不语而已。早在2009年，中国就已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对华贸易长期顺差。2012年，中澳贸易额近1300亿澳元，约为澳日、澳美贸易额之和。据澳主流媒体披露，平均每户澳洲家庭与中国的贸易额达1.488万澳元(见图2)，澳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1％，居发达国家之冠，成为世界上最为依赖中国市场的发达国家(52)(见图3)。更为难得的是，中澳贸易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据澳有关部门研究表明，中澳经济互补性高达80％，这就为中澳贸易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巨大机会。目前，澳铁矿石出口的60％输往中国，澳人均每年向中国出口2吨煤炭和11吨铁矿石。(53)据澳中商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2009年的研究报告称，对华贸易每年让每个澳洲家庭平均受惠达3900美元。中澳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多次躲过了其他发达国家没能幸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低廉价格使澳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令普通百姓享受了较高的生活水平。(54)2014年初，中国经济走弱，澳股市立刻大跌，总市值缩水高达11％。澳洲经济学家因此很无奈地说，中国经济受凉，澳立即就感冒。
图2：澳各州对华贸易概况
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板块发生了急剧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澳决策层和国际关系学界业已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不仅对澳经济繁荣、人民就业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澳的未来。澳政府希望中国投资商来澳投资，以进一步提升澳基础设施水平和盘活农业与矿产等资源。此外，中国业已成为澳清洁能源技术的重要投资来源，澳政府和学术界认为清洁能源对澳经济发展和澳在新世纪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对澳经济的重要性令阿博持不得不比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更加重视对华关系，阿曾引用前总理霍华德的话说：“我们可以在不丢失老朋友的情况下，结交新朋友”。他还表示“尽管澳中关系比肩澳美关系尚需时日，但我们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并且我们一定得这么做”。(55)为此，阿明确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继续与两国密切关系。 阿博特强化对华关系当然出于澳自身利益的考量。澳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就业情形更为严峻。因此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关乎“澳未来的命运”，更直接关乎执政党和阿本人的执政地位。阿在来访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贸易就“意味着就业”，意味着“澳将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56)在人手一票的澳大利亚，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都不可能对作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轻言放弃”，阿也不例外。这或许就是阿为什么在他当选之日即公开承诺澳将对各贸易伙伴实行“商务开放”政策，他本人将致力于尽早对华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阿才会在就职后不久，即率领一个由数百名企业家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访华，而阿本人则将这个代表团称之为“非常高级的商务代表团”。(57)阿在访华期间公开承诺一定要在2014年底之前结束中澳间旷日持久的自由贸易谈判。 在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同时，阿博特也坚定地支持澳在军事上与美国结盟，并多次声称这是澳“安全的基石”，而日本则是澳在亚洲的“有力盟友”。(58)阿政府外长毕晓普日前在与学者辩论澳外交政策时，坚称美是澳最伟大的盟友，而日本则是澳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基于对美国这个所谓的“最伟大的盟友”的“忠诚”，毕才追随美国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发表甚至一些澳学者都认为“有失公允”的言论，招致中国外长的当面驳斥。 五、结语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对澳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是由于澳长期奉行与英美西方大国结盟的策略，并且自身属于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因此，澳在享受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崛起怀着深深的复杂情愫。虽然中国一再向世界宣示将寻求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新路径，澳一些政治领导人和安全政策专家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历史经验，笃信“国强必霸”，对于中国是否会坚持“和平发展”的崛起路径始终心存疑虑。 在全球等级体系重新组合的战略层面上，澳政界和学术界也有一个深深的忧虑，这就是澳能否在全球力量重心发生重大转移的语境下，继续保持自己的“中等强国”地位。在现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澳利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将自身的利益与美英紧紧地捆在一起，以区区2000万人口，成功地跻身于中等强国之林。但是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无疑对老牌中等强国构成严峻挑战，全球等级体系的零和竞争模式不能不令澳对自身的未来产生忧虑。尽管澳一向强调澳美同盟牢不可破，但是，两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却比谁都清楚，国际关系与其说是建立在虚无缥渺的价值观等道义层面上，更不如说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澳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休·怀特在美欧经济不振的背景下撰文称“在英美之后，中国将是我们最好的朋友”。(59)其实说中国是澳最好的朋友恐非其本意，而与中国搞好关系，以便获取经济实惠，并在中国主导的新的全球体系里继续保持澳现有的“中等强国”地位才是其本意，因为这才最符合澳利益。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 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Hamilton,London. ②Hugh White 2010,"Power Shift: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Quarterly Essay,Issue 39,pp.1-74. ③Greg Sheridan 2009,"A battle of words",Australians,2 May 2009,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a-battle-of-words/story-e6frg6zo-1225706180639〉. ④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4,"China as important as US to Australians",4 September,viewed 7 January 2015,〈http://news.smh.com.an/breaking-news-national/china-as-important-as-us-to-anstralians-20140904-3evr0.html〉. ⑤Maryanne Kelton 2008,More Than an Ally?:Contemporary Australia-US Relations,Ashgate:Burlington. ⑥Morgenthau,H.J.1966,Politics among nations,Knopf,New York. ⑦Shamsul Khan,"Middle Powers and the Dynamics of Power Shift",Harvard Asian Quarterly,Vol.XIV,No.3,2012,p.52. ⑧Ibid. ⑨Baldev R.Nayar,"A World Role:the Dialectics of Purpose and Power" in India:A Rising Middle Power,ed.Boulder Mellor:Lynne Rienner,1979,pp.117-145. ⑩William T.Tow 2004,"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n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Pacific Review,Vol.17,No.2,pp.271-90. (11)Josh Frydenberg,"Washington is intergral to our region",Australian,21 September 2010,p.8. (12)William T.Tow,"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Pacific Review,2004,Vol.17,No.2,pp.271-90. (13)New York Times,"Australia to join U.S.Missile-Defense System",4 December 2003,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nytimes.com/2003/12/04/world/australia-to-join-us-missile-defense-system.html〉. (14)Michael Dwyer,"Australia and Japan are the claws US will use to entrap us,says China",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8 August 1996,p.16. (15)Andrews,EM 1992,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Chinese Relations,Xiamen University Press,Xiamen. (16)Ibid. (17)Department of Defense,Australia 2009,"Defens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Defense White Paper,p.34. (18)New York Times 2003,"Australia to join U.S.Missile-Defense System",4 Decem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nytimes.com/2003/12/04/world/anstralia-to-join-us-missile-defense-system.html〉. (19)William Tow 2001,"Australia,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hina growing strong:managing conflict avoida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5,No.1,pp.37-54. (20)Asian Times 1999,"Deputy Sheriff Howard rides into town",27 Septem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atimes.com/oceania/AI28Ah01.html〉. (21)Denis M.Tull 2009,"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scope,significane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44,No.3,pp.459-479. (22)Purnendra Jain 2006,"A little Nato against China",Asian Times,18 March 2006,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HC18Ad01.html〉. (23)Ibid. (24)Wang Yusheng 2010,"ping ya zhou bei yue yin hun bu san(Comments on Asia's NATO)",11 August,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2010-08/11/content_11135370.htm〉. (25)Michael Wesley 2000,"the Challenges of China:Australian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Gladney,D.C.,Godwin,P.H.B.,Kim,T.,Ott,M.C.,Pei,M,Wesley,M.and Yang,J.,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INSS),Washington D.C. (26)Yang Mingxing 2005,"On Howard's China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Forum,Vol.7,No.2,pp.34-38. (27)Zaobao 2001,"Zhang Wanjian:zhuang ji shi jian jiang xun wai jiao tu jing jie jue(the incident of air-collision will be resolved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4 April,17 June 2013,〈http ://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40401f.html〉. (28)Kenneth Davidson 2010,"land of poor white trach approaching",4 Octo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opinion/land-of-poor-white-trash-approaching-20101003-16211.html〉. (29)David Uren 2012,"shifting sands of Diplomacy",Australian,2 June,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theanstralian.com.an/news/features/shifting-sands-of-diplomacy/story-e6frg6z6-1226380723263〉. (30)Ibid. (31)Hamish McDonald and Tom Allard 2004,"ANZUS loyalties fall under China's shadow",Sydney Morning Herald,J8 August,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articles/2004/08/17/1092508475915.html〉. (32)David Uren 2012,"shifting sands of Diplomacy",Australian,2 June,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features/shifting-sands-of-diplomacy/story-e6frg6z6-1226380723263〉. (33)John Kerin 2004,"Beijing Puts the Flame to Downer",The Weekend Australian,21-2 August,p.3. (34)Michael Gawenda 2005,"Rise of China good for all,says 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13 September,p.17. (35)Phillip Coorey 2012,"fear illogical,China will embrace democracy-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3 October,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al-news/fear-illogical-china-will-embrace-democracy--boward-20121002-26xi8.html〉. (36)Paul Dibb 2012,"Why I disagree with Huge White on China's rise",Australian,13 August,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why-i-disagree-with-hugh-white-on-chinas-rise/story-e6frg6zo-1226448713852〉.(37)Alexander Downer 2011,"China is no threat to us",Advertiser,10 January,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adelaidenow.com.au/news/opinion/ downer/ story-e6freacl-1225984610390〉. (38)Brendan Taylor 2005,"US-China relations after 11 Septermber:A long engagement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2,pp.179-199. (39)Michael Gawenda 2005,"Rise of China good for all,says 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13 Septem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smh.com.au/news/world/rise-of-china-good-for-all-says-howard/2005/09/13/1126377262936.html〉. (40)David Uren 2012,"shifting sands of Diplomacy",the Australian,2 June,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features/shifting-sands-of-diplomacy/story-e6frg6z6-1226380723263〉. (41)John Kerin 2004,"Beijing Puts the Flame to Downer",Weekend Australian,21-2 August,p.3. (42)Michelle Grattan and Brendan Nicholson 2010,"the Prime Minister finds his voice",Age,12 April,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theage.com.au/news/in-depth/the-prime-minister-finds-his-voice/2008/04/11/1207856827687.html〉. (43)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 news 2008,Australia-India Relations,9 February,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abc.net.au/m/saturdayextra/stories/2008/2157619.htm〉. (44)Josh Frydenberg 2010,"Washington is integral to our region",Australian,21 September,p8. (45)Frank Ching 2008,"kan pal la jia su la long zhong guo(Canberra intensifies its efforts to woo China)",22 February,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stnn.cc/pol_op/200802/t20080222_736079.html〉. (46)BBC News 2010,"Australian PM Kevin Rudd sought tough China policy",6 December,News Online,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925438〉. (47)Rowan Callick 2010,"Odd couple on the world stage",Australian,7 October 2010,p11. (48)Daniel Flitton 2011,"PM seizes reins on China links",Age,29 September,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ge.com.au/national/pm-seizes-reins-on-china-links-20110928-1kxlv.html〉. (49)Matthew Franklin 2011,"Julia Gillard rejects need to contain China",Australian,27 April,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n/national-affairs/julia-gillard-rejects-need-to-contain-china/story-fn59niix-1226045266144〉. (50)Australian 2012,"US seeks deeper military ties",28 March,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defence/us-seeks-deeper-military-ties/story-e6frg8yo-1226311869939〉. (51)John Garnaut 2012,"Gillard rejects Chinese concerns about US alliance",Sydney Morning Herald,28 March,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fical-news/gillard-rejects-chinese-concerns-about-us-alliance-20120327-1vwwy.html〉. (52)Pter Hartcher 2014,"Risky business:dependence on China leaves nation vulnerable",Sydney Morning Herald,11 March,viewed 17 March 2014,〈http://www.smh.com.au/comment/risky-business-dependence-on-china-leaves-nation-vulnerable-20140310-34hkz. (53)中国外交部：“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接受澳《堪培拉时报》专访实录”，2012年10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83976.htm〉，(检索日期：2013年6月16日)。 (54)澳中商会：澳中年度报告《澳中贸易关系千家万户》，2009年，〈http://www.australiachina.com.au/business/zh/trade-with-china.html〉，(检索日期：2013年6月16日)。 (55)Tony Abbott 2012,"Working Harder On A Complex Relationship",Australian Politics,24 July,viewed 17 March 2014,〈http://australianpolitics.com/2012/07/24/abbott-auscham-china-speech.html〉. (56)Jonathan Swan 2014,"China disagreements no barrier to biggest free trade mission,says Tony Abbott",Sydney Morning Herald,3 March,viewed 17 March 2014,〈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china-disagreements-no-barrier-to-biggest-free-trade-mission-says-tony-abbott-20140303-33w8x.html〉. (57)Karen Balow 2014,"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says Australia will move to finalise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26 March,viewed 27 March 2014,〈http://www.abc.net.au/news/2014-03-25/abbott-speech-asia-society/5344354〉. (58)Tony Abbott 2011,"Tony Abbott's speech to Parliament",Canberra Times,17 November,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canberratimes.com.au/act-news/tony-abbotts-speech-to-parliament-20111116-1v2kz.html〉. (59)Hugh White 2005,"After Britain and then the US,China is in line to be our new best friend",Sydney Morning Herald,24 March,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news/Hugh-White/After-Britain-and-then-the-US-China-is-in-line-to-be-our-new-best-friend/2005/03/23/1111525218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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