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意识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站在这儿，十分忐忑。我对新闻史有兴趣，但没有下过工夫，是个外行人。陈昌凤老师和邓绍根老师怂恿我来说些外行话，我就姑妄言之，可能以偏概全，许多观点也在其他文章或访谈表达了。我要说的是新闻传播史能够从社会科学里汲取到什么养分？这是社会科学与史学双向交流的问题。当今的社会科学往往是脱离历史语境的，不太好。但我也不是主张要把史学社会科学化，史学本身有本身的能动性，不是为社会科学而服务的。重要的是怎么从社会科学里面得到启示，有助于史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推进。 我对一般新闻史的写作有三个印象。第一，缺乏问题意识，材料如何取得，信度、效度和代表性如何，交代不清，甚至没有交代。第二，叙述单线条，不从多视角看问题，也不多方求证。有时更先有结论，再找例子权充证据，实在缺乏说服力。我在阅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既有正史，又有笔记、日记、通信、家谱、墓志铭，旁敲侧击，层层推进，直捣问题的核心，感觉有柳暗花明的乐趣。历史研究者必须向前辈学习考据的能力，并适度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第三，我不喜欢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这些话语尽是想当然耳，与材料未必有关联。我对“进步的”、“反动的”这些词语特别反胃，貌似进步的可能是很反动的，貌似反动的可能是进步的。人是复杂的，在各种情景下有不同的表现，不能先入为主戴帽子。我告诉学生多分析、少议论，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中国注重直觉的智慧。常有精辟的结论，有好的洞见，却不太交代推理的过程。因此有轮廓，但缺少细部的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则重分析，连结概念、逻辑和证据。每篇文章有论旨、推理和论据，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较倾向于归纳法。这个题目很复杂，这里不展开来讲了。 新闻史可以向社会科学借鉴什么？首先是活络思考，丰富想象，帮助发展问题意识。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分析的主轴。第二，以若干有效的概念烛照、总结复杂而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复杂甚至矛盾，巧妙运用一些具有高度解释性的概念或理论，可以达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第三是逻辑推理，分析概念（材料）与概念（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阐述这些关系所透出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概念、逻辑和证据的有机结合。 我借余英时先生的记叙中，举两个例子说明这点。一是王国维，另一个是陈寅恪。王国维早年浸淫于德国哲学（黑格尔、叔本华、康德），又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代表当时国人对西学理解的最高峰。后来他回头研究中国中古史地，固然得益于出土文物及欧日汉学，但主要是接续乾嘉之学，发扬光大。他最成熟的著作里几乎不提康德，彷佛完全不懂康德似的。但他弟弟王国华说，王国维如无早年的西学训练，断无法创造转化，以至于对中国史学更新推进，影响了几代人。 陈寅恪早年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有志于治世界史。但回国以后捐弃故技，中年以转治隋唐政治史及制度史，蔚为一代宗师。他也是得益于早年游学的经历，精通多种外语，掌握大量史料，概念运用自如，使得史实复活。1950年代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矢言要和陈寅恪比赛史料，那不啻是要倾全国之力对付一个人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主张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视野。史学家对史学是否要有概括性有争议，但社会学家深信他们的研究既是比较的，也是概括的。我在那篇文章提出，就从具体经验材料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出发，逐渐提升抽象层次，在适当点连结文献，交流之、参考之、诘问之，这样才能够赋文化的特殊性以理论的普遍性。我的这个立场反对直接套用西方时髦的理论。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解构主义，一个是建构主义。 先说解构主义，若干海外华裔学者企图以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解构“中国性”。后现代的精神是边缘对抗中心，“去中心化”。他们认同安德森的说法，以为民族国家是个共同想象体，而不是实质的东西。例如一位印尼出生的华裔学者在澳大利亚教书，有一天碰到从中国大陆移民的出租车司机，司机问这位教授明明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讲中国话，又安慰她说中国入学讲中国话不难。她不领情，写了一篇文章切割自己和中国的关系，解构她的中国性。类似例子有不少，不赘举了。身份认同是个人的事，但“中国性”不是随个人意志解构得了的。葛兆光先生说，不能低估“汉族中国”的延续性及其文化的同一性；中国的边缘可能是移动的，但至少汉族的中原和中心却稳定的，在宋朝已经形成近乎民族国家的状态了。 另一个例子是水中倒影的建构主义。不光是中国学者套用西方理论，外国学者也套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史。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家们研究早期的《申报》、《点石斋画报》以及上海小报，结论是它们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共同体”。当中有学者研究专登闲言闲语、名媛、名妓的小报，这个癖性研究有趣，但她偏要提升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我实在看不到当中的逻辑联系在哪里。他们把“公共领域”界定非常浮游宽松，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这是理论先行，逻辑跳跃，削足适履，脱离历史语境。 我觉得还不如采取莫顿“中距离”的分析路径。与其套用“公共领域”的宏大理论，不如降低调门，问一连串“中距离”的问题：上海兼具西方殖民主义、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中国现代化前沿、以及外国租界地的特性，如何形成早期报业？上海为何是中国报刊中心，其经济基础何在？各报竞争态势如何，企业化与发行网如何建立？报人的阶级性与读者的社会分层如何？严肃大报与娱乐小报如何互动？鲁迅常从娱乐小报找材料，然后在《申报》撰文骂人，他的论敌也在小报上回骂。这些都需要一点一滴的材料，不能想当然，更要从材料衬托出其中的意义。其实，我们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基本理解都还很粗浅。 我再举两篇习作，说明受社会科学暗示做新闻史研究的尝试。一篇是我和密苏里大学张咏教授一起合作的，分析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为何势如破竹，移植到中国一点儿障碍都没有。中国人一讲到新闻教育就会想到密苏里。第一个问题：美国精英大学（如哈佛）看不起新闻教育，密苏里在1908年成立新闻学院，为何十年内北大蔡元培、徐宝璜、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就成立新闻学会？我们认为中国知识领袖以新闻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何以见得？美国新闻教育背后的精神是进步运动，进步运动发展出美国新闻界的扒粪运动，其改革精神符合五四运动“德先生”的呼声。进步运动也鼓励美国的海外扩张。第二个问题：为何这种范式这么容易转移？“范式”牵涉两部分，一是理念，二是操作。密苏里提倡的理念是新闻道德、新闻伦理，中国知识领袖认为切中时弊；在操作方面，密苏里强调动手做，这是不难学的。 第三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的地位高得多，它的新闻学院只迟密苏里四年成立，为什么密苏里在中国一枝独秀？那必须归因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创院院长威廉斯的传教士精神。他一辈子访问中国五次，当年坐船来中国一趟要多久，他一来就呆上几个月，《申报》还可以读到他当年演讲的报道。他的学生也来中国驰骋，30多名密苏里毕业生在中国做记者；威廉斯把中国学生带回美国，他们从密苏里回来创办各种新闻系。他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在美国募款。许多学校的课程都仿效密苏里。美国其他新闻学院的创始人也深具人格魅力，但他们心不在中国。 接下来，我们又举出若干旁证，以支持以上的分析。其一，派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的掌门人，在燕京大学当客座教授，对燕京社会系影响很大。但威廉斯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影响之大，无有出其右者。其二，在密苏里拿学士、然后到哥伦比亚拿硕士的中国学生，回国后自称是“密苏里帮”，而不说是“哥伦比亚帮”，耐人寻味，个中原因就不多说了。其三，威廉斯在中国演讲时，胡适为翻译；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华时也是他当翻译。胡适名满中国，愿意为威廉斯效劳，不也佐证知识领袖寄望以新闻改造中国？ 另一篇是《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前面说过，历史不是为社会科学服务的，但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的习作受到社会学的暗示，尽管我没有把生硬的社会学名词或理论塞到里面去，却是以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时代变化与个人选择的交光互影。我一向对改朝换代的众生相感兴趣，大时代提供场景，个人做出什么选择，付出什么代价？除了了解这三个人的记者生涯与处境，我想以小见大，提供现代新闻史乃至政治史的侧面。触动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易地易时而处，我会做出什么选择？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主观客观互相渗透，所以这篇文字有我个人的寄托和影子。这三个记者代表不同意识光谱与时代背景，我从中探讨记者与报馆的关系、报馆与时代的关系以及记者与时代的关系。换言之，撑起这篇文章的是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个人能动性与结构制约之间如何交涉？这个初步尝试，尚不成熟，要努力的还很多，敬请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