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在形而上学中地位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学中论文,地位论文,情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感作为现实人身上不可残缺的一个方面，是西方形而上学应有和本有的内容，它构成西方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触及西方智慧最深刻的秘密，值得注意和研究。从形而上学的产生，经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诸阶段，情感因素都或隐或显地贯穿于其中。因此，探析情感与形而上学之历史关联，给人以倾听整个西方智慧的感觉。
一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开启的门户。本体论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形态。情感因素在这一时期并不直接显之于外，因此，必须潜入到古希腊哲学的深层才能细细地体会出本体论哲学的情感意味。
柏拉图作为本体论哲学的杰出代表，有开辟西方哲学道路，引领形而上学方向之功。怀特海因此以夸张的语气写道：“两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一连串的注脚。”（注：《非理性的人》威廉·巴雷特著商务1995年版第79页，第80页。）就是柏拉图这位哲人在《泰阿泰德篇》中道出一句众所周知、震烁千古的名言：“哲学始自惊奇。”对于“惊奇”，人们一直是从知识理性的层面来予以分析的。理念论由此被解读为“惊奇”的自然的逻辑的延伸。例如，海德格尔认为，“惊奇”是对“什么”的惊奇，即“惊奇”于“什么”，于是有对“什么”的追问，由此产生了形而上学对于“什么”的关怀。据此，宇宙人生就可以在“什么”的格局中获得解答。以“什么”为核心构成的本体论哲学奠定了形而上学进展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方向。“什么”方向的始作俑者柏拉图此建立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内核，形而上学也因之有了展开自身的明确形式。不难看出，理念论所建立的形而上学基本内核是以知识关怀为支点的。
海德格尔的理解的确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势所趋。但仅仅理解到这一步还未看到“惊奇”的另一种意义，即情感的意义。柏拉图的生活为“惊奇”的情感意义作了很好的注解。
柏拉图献身于哲学的经历是“诗人之死”和“哲人之生”的经历，他的事业是理性战胜诗歌和神话创作的胜利或追求那种胜利的斗争。的确，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永恒的本质领域，这一永恒的本质领域为人类生活披上了轻盈舒适的、洁净的、光华四射的外衣，它充满我们所说的甜蜜和光亮。但柏拉图创造这一世界乃是为了克服世界的邪恶和时间的灾难。在他眼里，世界本身的邪恶和人的生命的短暂性使人充满了愤怒、沮丧和迷惘等等情绪状态和情感体验，“惊奇”正是来自于此，它是对生命神秘和世界神秘的感受和体验。巴雷特就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开端。”（注：《非理性的人》威廉·巴雷特著商务1995年版第79页，第80页。）因此，“惊奇”有一深刻的生存论背景。它所趋向的固然是理智主义向度，但如果缺失了“惊奇”固有的性存论情结，它本身就不能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讲，“惊奇”所开启的知识论的智慧传统有一个深厚的生存论的托底之根。
从越来越多的关于希腊文化的背景材料中，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理性形而上学所由之而来的情感背景。正象尼采所指出的那样，在希腊文化步入理性形而上学道路前存在着酒神精神，与此相对的才是为日神精神所宰制的理智世界。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生命的真正精神。酒神精神的领地充满恐怖与狂喜，夹杂着迷狂与痛苦。在尼采心目中，没有酒神精神，希腊悲剧这种艺术就不可能产生，甚至希腊的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写道：“只是在狄奥尼修斯的神秘情境下，在狄奥尼修斯的心理状态中，希腊本能的基本真相——它的生活意志才表露自身。”（注：《偶象的黄昏》第九章、第五节转引自《尼采》乔冶·勃兰克斯著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从尼采的看法中不难发现，希腊前哲学的生活状况与促成柏拉图转向哲学的背景是一致的。总之，希腊哲学虽然以理智主义为显性表现，但它并不能拒绝否认涌动于其内的渗透着丰富情感因子的希腊的本真的生活情态。爱因斯坦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不妨借用来作为希腊本体论形而上学与情感关联的归结，他说：“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力。”（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商务1976年版第279页。）
二
如果说，情感在古希腊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感性人的发现，形而上学进入认识论阶段，情感地位则由隐而显了，甚至出现了独尊情感的哲人。当然，承认理性的决定性地位，依然是认识论阶段形而上学的大宗。不过，在这个阶段，理性与古希腊哲学所倡导的理性有很大的差别。在古希腊，理性是作为神性来看得的。柏拉图认为，理智生活的可能性是由于灵魂的不朽性，而肉体则是一座坟墓。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指出“理智生活将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高的生活，一个人并不是作为人来过这种生活，而是通过在他身上的某种神圣的东西来过这种生活。……理智是神圣的，理智的生活是神圣的。”（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人大1989年版第572 页，第574页。）神的活动，即那以其至福超越其他一切的活动， 乃是思辩。“（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人大1989年版第572 页，第574 页。）而在认识论阶段，理性是人的理性。因此理性乃是属人的人性品质。这一点决定了情感被提升起来为人注目是自然而然的。
在认识阶段。无论是经验论者亦或是唯理论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情感。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指出：“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灌输在里面。”（注：《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1975年版第16页，第163页。） 唯理论者笛卡尔直陈道：“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是一个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注：《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1975年版第16页，第163页。）培根和笛卡尔，都是从理性主体的角度触及到情感， 将其视为理性主体所包含的内容，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构成真正的认识主体。霍布斯和洛克则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触及到情感，但也同样毫无例外也将其从属于观念的逻辑理性。斯宾诺莎显然非常重视情感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他认为理性是驾驭情感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生的圆满境界，在这一境界中，情感的愉悦是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总的说来，情感仍然从属于理性。莱布尼茨的看法基本相同：心灵只要有了正确的观念就必然主动，越受理性支配、越按自己本性的完满性行事，也就越自由；不仅如此，他还把受偶然性影响的决定也称自由。但不管怎样，上述哲学家看到了情感因素的作用，并在情感和认识理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中讨论问题，情感由此在形而上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情感在17—18世纪的哲学进展中进一步获得了肯定性的地位和形式。17、18世纪之交发生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具有全欧洲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思想界提出的最主要范畴是“自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除极少数（如卢梭）外，大都同唯理论者和经验者一样赞美理性，但相比之下，他们是用“自然来规定理性，其权重在“自然”，这样，理性被看成是人本身的自然，理性出自于人的本性。由此形成启蒙运动特有的思维视界：把一切均看成要么出自于人性，要么就是人性的，而人的理性、人的本性、人的权利都可以在“自然”这一概念中找到根据。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卢梭则走向极端，他自称要充当“人学中的牛顿”。其做法是，把自然之道真正还原为为人之道，回归人本身。他写道：“我并不从高超的哲学中的原理推出为人之道，可是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为人之道，是自然用不可抹除的文字写下的。”（注：《爱弥儿·论教育》卢梭著商务1981年版第410页。）在卢梭眼里， 诉诸自然就是回到人心中内在的天然本性即自然本能，而最能体现这种自然本性的官能乃是感觉、情感、情绪、意志、欲望之类。以此为前提，卢梭认为，道德上的赞同与不赞同、善恶好坏，以及审美判断的标准是必然的，但不是建立在理性的洞察或证明之上。在他看来，道德行为发自心灵直接地意识到的善与恶，其终极根据是一种道德感，这种道德感象本能和欲望一样，出于人本身的自然。总之，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和情感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深受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影响的休谟也给了情感以突出的地位。他在其思想的奠基之作《人性论》中，把知性、情感、道德作为研究对象，从以上三者切入对人的追问。由此不难判断，休谟早于康德，力图建立一个立体的人学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体谟把道德和审美统一于情感，视情感为终极，认为道德是一种情感道德，而这种情感就是人心中无理由的必然的心理感受。他写道：“发生德的感觉只是由于思维的一种品格感觉一种特殊的快乐。正是那种感觉构成了我们的赞美或敬羡。”（注：《人性论》休谟著关文运译商务1980年版第510页。） 情感在休谟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耐人寻味。
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阶段把理性理解为植根于人本身，并由对理性的穷究根底而很容易地走向对情感的注意，并进而把情感、理性关联起来建构形而上学。由此，情感从古希腊哲学的幕后走上近代哲学的前台，从而形而上学由对情感的注意而把完整人的形象从全体要素的层面烘托出来。
三
德国古典哲学，由于其把认识论本体论溶铸一炉而把西方传统哲学推向其顶峰，因而哲学家对待情感的态度和方式具有俯瞰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赋予情感以非常独特的地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理论理性也称知识理性，实践理性也称道德理性，二者关涉形而上学两大支柱知识和道德。从广阔深厚的文化传统看，知识和道德分别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希腊源泉和希伯来源泉。西方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趋势总的来看是用希腊的知识传统来容纳、消化、吸收希伯来的道德传统。但是这种努力并不是成功的。对道德而言，其真谛在于实践，隶属于实践智慧，出于对职责、规则、律令无条件地内外一致地遵奉和执守，它用不着也不须为其包装知识的外壳。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的融合和汇通在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张力。在此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及其关系在根本上是为了克服他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内在困境。情感是康德在寻找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之契机时提出的。其端倪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已透露出。他写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注： 《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著关文运译商务1961年版第164 页。）这里的“赞叹”和“敬畏”是能过“反思”而体验到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通过审美和目的论进一步讨论了知识和道德统一的可能性，展开了对情感的系统论述。
费尔巴哈是传统西方哲学发展到其高峰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对情感的态度最能体现形而上学脱离思辩色彩回归真实生活的倾向，值得提及。费尔巴哈把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当作其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人的本质是感情，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1962年版第213页。） 费尔巴哈认为，感性既指感觉、直观、经验等感性认识，也指情感、欲望等。由此出发，费尔巴哈来讨论他称之为他的思想和生命的主要对象的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费尔巴哈主张变对上帝的爱为对人的爱。”根据以上对费尔巴哈的分析可知，情感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并且，由于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唯物主义化所起的作用，使得费尔巴哈对情感的讨论具有较重的份量。
情感在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从形而上学外部推动性的层面进入到哲学家的视野，并逐步成为形而上学构建的强有力的支点。我们通过对情感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考察，能够清楚地看到，理性形而上学具有比知识理性所提供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的东西，理性形而上学应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而且，正是从超越知识理性的视野去看问题，我们才会发现理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实质上的形而上学日益世俗化的过程，而这一点又构成了现代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发现和重视的历史因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究情感与形而上学的关联提供了一条进入西方智慧内核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