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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构成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但对它的研究却一直处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管理理论虽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但主要涉及管理方面的职能，却较少关注企业成长问题。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企业行为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心，相应地企业成长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古典经济学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 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即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分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同时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会不断形成，因此一国经济中产业和企业的数量也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尽管斯密没有区别社会分工（一般分工）和企业分工（特殊分工），但从他的分工理论中仍然可以同时解释国民经济中企业数量增加和单个企业规模扩大这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
马歇尔（1890）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观点的同时，也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均忽视对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的分析，因此对企业随分工成长会导致的垄断问题暂时被放置一边，普遍接受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决定企业成长这一观点。但当马歇尔试图综合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时，这两者之间的理论矛盾就无法回避了。于是，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
斯蒂格勒（1975）以企业的功能划分为基础，根据产业寿命周期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重新解释了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容的原因。在一个产业的形成初期，市场规模较小，这个阶段的企业成长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来实现，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随着产业和市场的扩大，原有企业通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实现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产业的社会分工扩大则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加。因此，这个阶段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同时出现。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就是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因此该理论中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成长理论。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规模，在这种最优企业规模的分析中，企业成长部分地与调整机制松散联系。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纳尔逊和温特，1982）。
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如果企业面临的成本或需求曲线变动了，企业就会扩大规模。成本变化的原因通常来自技术变革或要素价格变化；需求变化则是由于收入变化或偏好变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没有预期的关系，只是在短期会出现资源向利润率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时形成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在新古典企业成长理论中引入时间因素，则能够建立一种动态均衡模型，这时企业解决的是跨时约束最大化问题，企业目标相应地是实现未来利润流现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企业处于最优规模，如果未来预期的“最优”规模大于目前的最优规模，企业也会扩大产量，出现企业成长。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科斯，1937），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代理关系。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企业边界的扩大，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样化经营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主要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
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但是，一般而言，市场交易费用是与市场的发达程度成反向关系的，即市场发达程度越高，交易费用越低，反之亦然。按科斯的理论预测，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为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认为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场发达程度提高，扩大市场交易范围，一方面增加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只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费用，市场的发达与企业的成长就可以齐头并进。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
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含义，认为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取决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控制专用型资产的程度，并且提出了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于纵向一体化具有不同的意义。
四、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成长论
后凯恩斯主义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但它是属于少数派，在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上既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也与新凯恩斯主义有区别。在微观经济问题上也独具特色，它把企业目标定义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在企业成长方面的贡献是，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假设由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特征而不具有现实性。由于现实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利润最大化假设失去了基本前提（Shackle，1955；Robinson，1979）。另一方面， 现代经济中企业的典型形式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制形式，由于经理集团在现代公司中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企业增长率最大化而不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成为企业的目标。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成长论就是以大公司作为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
企业成长是通过投资规模的扩大实现的，因此投资决策和投资资金的来源是最关键的方面。通常企业根据对未来市场需求增长和变化的预期形成投资计划，企业根据计划的投资支出水平决定加价规模，该加价规模将给企业带来计划投资支出所需要的保留利润，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服从于企业成长的投资计划，如何确定加价规模成为企业的关键问题，为此必须结合融资成本的权衡综合考虑。为获得企业成长所需的投资资金，有两条途径，一是来自企业内部留利的内源融资；二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外源融资。以大公司作为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由此假设：（1）企业可以随周期波动调整产量，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不是变动成本从而改变价格，而是调整产量规模；（2）企业的定价规则是成本加成；（3）企业竞争所利用的手段不是价格而是投资，并采用销售政策力图扩大本企业的市场份额；（4）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因而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具有较高的交易费用。
根据上述假设，以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其成本曲线是反L型的，而不是正统理论中所表现的U型曲线。企业依据成本加成定价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企业所希望从事的投资支出需要，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价格运动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需要和正常生产成本的运动。
五、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对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而威廉姆森（1975，1985）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以及不同组织形态的效率。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制度变迁是随企业经营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企业经营规模扩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大规模分配是指大批量经销商品的现代商业企业的出现，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晚于大规模分配，是因为前者除了需要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上的突破。二是把两者结合于一个单一公司之内的一体化，这种结合导致大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内部化，结合主要是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式实现的。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依企业扩张的筹资方式不同而不同。在那些依靠内部资金发展起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企业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所发展起来的是中层管理。在那些依靠外部资金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则是支薪经理在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钱德勒把以上过程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衰落。
由于企业成长意味着一部分原先的市场交易内部化于企业之中，这就需要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机制的相应发达，因此，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一是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钱德勒认为这种垂直层级组织结构的产生是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
六、彭罗斯的企业成长论
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是内在成长论，即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内部物质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及其质量，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知识拥有量，二者共同创造每个企业特有的“主观”生产机会。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会提高企业的资源积累率，资源及其服务的积累又为组织学习创造了一个基础。彭罗斯特别强调团队作业的经验积累，认为它是企业内部合作和协调的基础，可看作是企业的组织资本。正因为如此，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管理团队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彭罗斯还把企业内部的未利用资源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永不平衡性，因此总是存在未利用资源，从而创新也就是企业的内生过程。
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彭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的可能性高度正相关。
彭罗斯同时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她受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和创新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二者均取决于创新能力。
七、管理者理论的企业成长论
管理者理论是在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经济学家对经理式企业（钱德勒，1977）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由于管理者的利益并不是与利润直接相关，而是与企业的规模或增长密切相关，这就导致企业行为方面的新特点，即企业成长成为企业的目标，因为这符合管理者的效用函数。管理者理论的企业成长论的共同之处在于，把追求企业成长作为企业的目标，在此前提下探讨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以及实现稳定增长率的条件。
鲍莫尔（Baumol，1962）的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指出，经理式企业的管理者在一个所有者或股东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约束下，追求销售收益最大化，这会使企业的产量规模大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规模。因为所有者可接受的利润率表示的是可能利润水平的最下限，同时利润最大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或销售量不是最大水平，最大化的销售量是在边际收益等于零时达到的，因此管理者就可以在所有者可接受利润率水平的约束下，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销售水平与边际收益等于零的销售水平之间选择一个产量或销售量水平，这个水平肯定大于利润最大化时的销售规模。
威廉姆森（1964）构造了一个管理者效用函数模型，即管理者的效用水平取决于雇员数量（以雇员开支额表示）、管理者的货币收入（以工资和津贴表示）和可支配的投资（以税后利润减去可接受的最低利润表示）这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并不与企业利润水平直接相关，而是更大程度上与企业规模相关，因此，管理者也追求企业扩大规模和企业成长。
马里斯（Marris，1964）的企业成长论也是一种内在成长论，把企业的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企业稳定增长的模型，现在已成为研究经理式企业的标准模型。它的分析是在“稳定状态”的框架中进行的，即在计划期内，所有变量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并且把经理追求的目标作为企业目标，经理的目标是使企业的增长率最大化，只有当企业需求增长率和供给增长率相等时的最大企业增长率才是稳定的。
企业成长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同时企业成长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由许多的因素制约，其中有些得到初步分析，但更多的因素还没有能够理解清楚，特别是企业成长方面的理论模型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企业成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还没有涉及。这些均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也说明对企业成长的研究是一片处于报酬递增阶段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