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本地偏好之谜：中国悖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实证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地理中，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贸易的本地偏好（Home Bias），不管是对于国家之间；还是对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从国家之间来看，McCallum（1995）运用边界效应方法，发现加拿大各省间贸易量是美加省级区域之间贸易量的22倍。Wei（1996）在控制了距离和其他因素后，发现OECD国家的国内贸易大约是其国际贸易的2～3倍。Gil-Pareja等（2004）在控制了市场规模和距离后，发现1995～1998年间西班牙国内地区之间贸易量是其与OECD国家之间贸易量的21倍。Helble（2007）采用地区间的运输流数据，发现法国的国内贸易额大约是法国对欧盟其他国家贸易额的8倍，德国的国内贸易额大约是德国对欧盟其他国家贸易额的3倍。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来看，Wolf（2000）基于美国1993年商品流动调查数据，测算出美国州内贸易大约是州际贸易的4倍。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利用2003～2005年中国省际产品贸易及缴纳增值税的数据，发现在大多数引力方程的设定下，中国各省的省内贸易量是省际贸易量的3～4倍。
尽管不同学者的经验研究存在着差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贸易的本地偏好确实是存在的。对于贸易的本地偏好，Helliwell和McCallum（1995）证明其违背了经济学家之前持有的信念；Grossman（1998）认为其比“消失的贸易之谜”更令人意外；Obstfeld和Rogoff（2000）则将其称为国际宏观经济学六大谜团之一。对于贸易的本地偏好的理论解释，学界目前主要有如下5点：第一，运输成本。Samuelson（1954）认为，国际运输问题依赖于是否存在着消费的本地偏好，而且表明了运输成本是如何造成本地偏好的。第二，贸易壁垒。相对于区域内贸易，贸易壁垒会给区域间贸易带来额外的成本，从而不利于区域间贸易的开展，进而产生了本地偏好。第三，信息成本。不同类型的产品——同质型和“网络”型，在交易的过程中需要的信息不同，由此带来的信息成本会造成贸易的本地偏好（Helliwell，1998）。第四，中间品。Hillberry和Hummels（2002）认为，由于专业化的产业需求，地区吸收不同的商品组合，中间品买者与买者的协同定位以及中间品贸易的高度本地化，造成了贸易模式中的本地偏好。Wolf（1997）也认为生产的空间集聚是造成贸易的本地偏好的重要因素。第五，替代弹性。进口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越高，贸易的本地偏好越强（Obstfeld and Rogoff，2000；Evans，2003）。
那么，贸易的本地偏好在中国存在吗？依据中国各省历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计算，1987年中国省内贸易总额为14811亿元，2007年增加到363550亿元，20年间增加了25倍，每5年平均增长率为132%。1987年中国省际贸易总额为10130亿元，2007年增加到292733亿元，20年间增加了29倍，每5年平均增长率为143%。1987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为1594亿元，2007年增加到144801亿元，20年间增加了91倍，每5年平均增长率为226%。本文发现，尽管省内贸易与省际贸易的总量依然大于国际贸易的总量；但无论是从倍数，还是增速看，国际贸易均大于省际贸易和省内贸易；再从比值来看，中国的（省内贸易+省际贸易）/国际贸易，省内贸易/国际贸易与省际贸易/国际贸易等3个比值，在1987～2007年间呈现出下降趋势（见图1）。一般来说，国家规模越大，国际贸易依存度越低，相应的贸易本地偏好就越强。考虑到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不仅具有相当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各地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上为发展国内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中国贸易在倍数、增速和比值方面呈现出来的空间偏好性，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
贸易的本地偏好之谜，可理解为一国居民和企业在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权衡选择。因而，本文从中国的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入手，梳理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的重要研究工作：Poncet（2003）利用“边界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地方政府实行市场分割政策，此时国际贸易活动的扩大就可能“挤出”省际贸易。朱希伟等（2005）通过将国内市场分割和边际成本与固定成本之间的反向关系引入Melitz模型，解释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其实是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依托国内需求、发挥规模经济而被迫出口的现象。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在中国地区差距形成的过程中，国外和地区市场是相互替代的。赵永亮和才国伟（2009）基于三区域NEG模型，利用中国省份1985～2006年间3个子时期样本，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边界效应与对外贸易负相关，内部市场一体化的推进有利于外部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徐现祥和李郇（2012）采用1985～2008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发现，外需导向的省际贸易主要受外贸的影响，内需导向的省际贸易主要受国内贸易成本的影响，中国的省际贸易被纳入了全球经济循环，产生为外贸而进行内贸的省际贸易等等。
事实上，把握和理解一国贸易偏好在空间上的演变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贸易偏好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贸易偏好可以反映一国贸易的地理模式，即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在该国不同地区的地理分布；可以反映该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3种贸易的流向；可以反映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选择等。第二，贸易偏好可以刻画一国的分工范围、协作对象以及职能定位等。地区视角的分工可以刻画不同地区所属分工网络的广度和范围，以及其分工协作的对象。行业视角的贸易偏好可刻画该国在分工体系中的职能与地位。第三，贸易偏好反映了一国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之间，两种资源之间的权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之间，两种资源之间的权衡，是外销还是内销，是全球化还是本地化，是引进吸收还是自主创新，是分工协作还是内部循环，权衡的结果均会体现在贸易偏好的空间流向上。第四，贸易偏好可以传递一国国民经济的各种信息。贸易偏好可以传递出贸易活动中商务成本的信息，而商务成本则决定于要素价格、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汇率波动、政策导向、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消费者偏好、物流费用、产业配套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因素。
为此，迫切需要从贸易偏好的视角考察中国贸易在空间上的权衡选择，本文首次以中国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30省份的投入产出表为主，构建了包括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等指标的分省分行业的数据库，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首次全面系统地检验了中国贸易的偏好性。在采用了多种稳健性回归之后，本文发现，第一，从贸易总量上来看，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第二，不管是从出口来看，还是从进口来看，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第三，在控制了时间、省份和行业等个体效应后，以及从加入WTO之前与之后（时间）、沿海与内陆（省份）、中间品与最终品（行业）等3个维度进行分组检验后，均发现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反复演绎着。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分别从国家层面与省份层面，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贸易偏好，从而为理解中国内贸与外贸、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第二，主流文献中的“贸易的本地偏好”针对的是本地产品贸易额与外地产品贸易额的绝对大小的比较不同，本文采用的对数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国贸易的地理模式在相对值——倍数、增速与比值——方面的偏好，从而拓展和加深主流文献对“贸易的本地偏好”的理解和阐述。第三，采用以中国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5年的省级投入产出表为主，构建了包括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等指标的分省分行业的数据库，使得关于中国贸易的本地偏好的研究时间跨度长（基本可反映中国贸易本地偏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状况），覆盖面全（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包括全社会，覆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可比性强（保持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待检验的计量模型，并对数据来源与变量含义加以说明；第三部分利用中国5年30省份20行业的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第四部分是区分出口与进口的分析；第五部分是控制时间、地区和行业等个体效应的回归，以及从时间、地区和行业3个维度的分组检验等等；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此处基于引力模型，来推导待估计的计量模型，全面系统地检验中国贸易的偏好性。贸易的引力模型表明，两地间的贸易规模与两地的GDP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这样，就有：
两地距离其他地区越远，则两地间的贸易额就越大（Wolf，2000）。为此，需要在（1）式中添加“边远距离（Remoteness）”变量
，以反映p省份与其余29省份的平均距离；添加，以反映世界与其余29省份（不包括p省份）的平均距离。这样方程（1）就拓展为：
接下来，引入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一国的国内贸易从省级行政区划来看包括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两部分，所以本文第一步将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的交互项sjtsnt添加进来，作为国内贸易的代理变量，以反映整个国家层面的贸易的本地偏好，即：
进一步，如果从省级行政区划的视角看，某省的贸易从地理流向来看由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三部分组成。一般来说，省际贸易的距离要小于国际贸易的距离，故本文以省际贸易sjt作为省份层面的贸易邻近偏好的代理变量，以省内贸易snt作为省份层面的贸易本地偏好的代理变量。这样，本文第二步就将（3）式中的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的交互项对数展开，分别添加进来，从次一级的行政区划考察贸易的地理模式，即：
既有文献中的“贸易的本地偏好”针对的是本地产品贸易额与外地产品贸易额的绝对大小的比较不同，考虑到无论是从倍数，还是增速看，中国的国际贸易均大于省际贸易和省内贸易；再从比值来看，中国的（省内贸易+省际贸易）/国际贸易，省内贸易/国际贸易与省际贸易/国际贸易等3个比值，在1987～2007年间呈现出下降趋势。本文此处的对数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国贸易的地理模式在相对值方面的偏好，从而拓展和加深既有文献对“贸易的本地偏好”的理解和阐述。如果存在着贸易的本地偏好，那么国内贸易（包括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应该呈现出此消彼长或者互相替代的关系，lnsjtsnt、lnsjt与lnsjt的回归系数应该为负，即国内贸易、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际贸易相应的减少几个百分点；反之，则lnsjtsnt、lnsjt与lnsjt的回归系数应该为正。
国内移民的流动，会导致本地偏好被移植，进而使得美国各州间的贸易增加（Millimet and Osang，2007）。为了反映移民对本地偏好的移植效应，本文将国际移民img引入待估模型。不同行业产品的可贸易性是不同的，因而，产业结构就会对贸易活动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在模型中以第三产业的比重ti来控制这一影响。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此引入实际关税率tfr与出口退税率ext，以分别反映政府政策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最终，本文形成了如下的待估计模型。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数据来自中国省级的投入产出表，共包括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5个年份。原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在1988年升级为海南省，原属四川省的重庆行政区在1997年升级为重庆直辖市，青海省没有编制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再去除西藏，本文最终使用的198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27张，1992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29张，199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30张，2002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30张，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30张。由于部分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没有将调出项拆分为省际调出和出口，也没有将调入项拆分为省际调入和进口，只提供了调出项和调入项，本文将采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各省份的进出口数据，将调出项和调入项进行拆分。来自国研网数据库的各省份进出口数据分类属于海关HS制度，本文将海关HS制度的分类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合并后形成20个行业。
本文采用的1987年和1992年的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为33部门，1997年的各省投入产出表为102部门，2002年和2007年的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为42部门。为了统一口径，本文也将历年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合并后的20个工业行业具体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样，本文采用的样本就为包括5个年份（1987、1992、1997、2002和2007），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西藏）以及20个行业形成的数据库，具有三维（t×p×i）特征。
三、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文采用OLS进行回归估计。在表2（第21页）第1列中，本文首先对模型（3）进行回归；在第Ⅱ列中，让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一起进入，对模型（4）进行回归；在第Ⅲ列和第Ⅳ列中，分别对模型（5）和（6）进行估计。上面的回归显示，lnsjtsnt，lnsjt和lnsjt的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
对于贸易的本地偏好在中国表现出来的反常之处，本文此处将结合中国经济的特征性事实，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从内因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赶超战略，遵循自身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中，外贸改革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开展加工贸易，启动汇率改革，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增加对外贸易口岸等，逐步建立了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和自负盈亏体制。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提出和推行了出口市场多元化、“大经贸”、“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科技兴贸、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体系等战略和政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第三阶段，从2001年加入WTO后，系统调整清理原有法律法规，按世贸规则建立了新《外贸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进一步降低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中国外贸体制更加开放透明、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总之，经过上述三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降低了外贸壁垒，推动了外贸发展，确保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从外因来看，第三次经济全球化。20世纪末期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从分工视角来看，发生了与以往的经济全球化不同的特征，外包或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将同一产品不同环节跨国分散，经济全球化因而不断朝功能一体化和国际性分散活动协作深化，世界不断被“推平”。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积极参与此次的经济全球化，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使得全球市场整合的程度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全球贸易壁垒的大幅下降。可见，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国际贸易的壁垒大幅下降，降低了中国企业与居民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最终使得对中国国内贸易的本地偏好倾向减弱。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可能出现企业进行全球联系多于本地联系的趋势；或者说出现全球联系增多而区域联系减少的趋势（Larsson and Malmberg,1999；Hendry et al.,2000）。
（二）稳健性检验
鉴于国际贸易与省际贸易、省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省际贸易的滞后5期值sjtd和省内贸易的滞后5期值sntd①作为代理变量，对模型（5）和（6）进行了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第Ⅴ列和第Ⅵ列。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中的出口是解释变量GDP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生性和异方差（Heteroscedasticity），本文借鉴McCllum（1995）和Wolf（2000），以人口作为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对模型（5）和（6）进行了回归。估计的本地偏好变量的系数对内部贸易距离的测量方法十分敏感（Head and Mayer，2002），为此，本文将不改变国际贸易距离的设定，而是根据内部贸易距离的不同定义来估计本地偏好。目前关于内部贸易距离的测度主要有如下3种计算：其一，内部贸易距离是本地区中心到临近地区中心的距离；其二，用更低层级地理数据的加权距离；其三，内部贸易距离是地区面积的函数。本文根据上述3种方法测度的内部贸易距离，对模型（5）和（6）进行了回归。限于篇幅，本文在表2只报告了模型（6）的部分回归结果。
依据Wolf（2000），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规模效应，本文依据省份和行业GDP的大小，对模型（5）和（6）进行了分组检验；若贸易与距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则会影响到本地偏好的系数，于是本文依据省份距离的远近，对模型（5）和（6）进行了分组检验。限于篇幅，本文在表3（第22页）只报告了模型（6）的回归结果。
上述所有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不仅提供了较好的稳健性支持；而且也加深了对贸易的本地偏好的理解。
四、区分出口与进口的分析
本文上一部分从总量上分析了中国贸易的本地偏好，在此将进一步区分出口ex和进口im，分析中国贸易的本地偏好。
在表4（第22页）前4列的回归中，lnsjtsnt、lnsjt和lnsjt的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不管是从出口来看，还是从进口来看，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
鉴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省际贸易、省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省际贸易的滞后5期值sjtd和省内贸易的滞后5期值sntd作为代理变量，对模型（5）和（6）进行了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的后4列。在表4后4列的回归中，lnsjtsntd、lnsjtd和lnsjtd的系数均为正，并且也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提供了较好的稳健性支持。
针对贸易的本地偏好从出口和进口呈现出来的吊诡之处，本文此处将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出发，尝试提供如下的解释：“外资主导+加工贸易”的贸易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本文的样本期内，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从1987年的23.2%上升到2007年的45.4%，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从1987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57.7%。这种贸易模式虽然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包制造平台”，但是，不利于中国发挥贸易的本地偏好效应，一方面，“两头在外”的进口与出口程式——从国外进口原料、辅料、零部件和机器设备，然后在国内加工组装后再出口——使得对国内的产业关联不够，事实上，若一国出口的倾向越强，则在该出口品中使用的国外中间品比重越大。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候鸟”属性。外资企业在中国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活动，这些活动附加值低、生产环节短，一旦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就可能外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与国内的技术经济联系很弱的局面。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外资主导+加工贸易”的贸易模式，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状况，这种国际分工网络对国内的产业关联与技术外溢较差，难以拉动国内分工网络的构建与发展，最终使得中国出现贸易的国际偏好；而不是本地偏好。
五、个体效应——时间、地区与行业
（一）添加虚拟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具有三维特征，即包含5个年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20个行业，为此，本文决定使用个体效应来反映这些截面的异质性，添加虚拟变量到回归模型中。具体来说，本文将进行如下的处理：方法一，依据中国经济的特征性事实，对年份、省份和行业做简单的两分法处理。方法二，添加（T-1）个时间虚拟变量，添加（P-1）个地区虚拟变量，添加（I-1）个行业虚拟变量。方法一中的简单虚拟变量具有更直观的经济学解释；而方法二中的虚拟变量则更全面。
在表6添加虚拟变量的回归中，不管是方法一还是方法二，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本文第三部分的回归结果保持了一致，说明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之后，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
（二）分组检验：时间、省份和行业
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数据的三维特征，本文在此处将依据时间、省份和行业进行分组检验。
1.分组检验：时间
在表6中，本文将全部样本依据时间划分为两个子样本—1987年、1992年和1997年，2002年和2007年——进行分组检验。在这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2.分组检验：省份
在表6中，本文将全部样本依据省份划分为两个子样本——沿海和内陆——进行分组检验。在这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3.分组检验：行业
在表6依据行业分组回归的结果中，不管是对于中间品来说，还是对于最终品来说，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两相比较，中间品的3个回归系数均相应的大于最终品的3个回归系数，说明中间品的国内贸易、省际贸易和省内贸易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应的中间品的国际贸易增加的百分点，大于最终品的国内贸易、省际贸易和省内贸易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应的最终品的国际贸易增加的百分点。这样的回归结果与中间品和最终品在产业链条或分工环节上的功能是一致的，即中间品由于还没有完成生产过程，其在国内的贸易可能更多地拉动在国外的贸易；而最终品的生产过程已经完成将进入消费，其在国内的贸易拉动的国外贸易相应的就较少。
（三）分省份、分年度和分行业的检验
1.分省份检验
在表7中，依据30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逐一检验的结果表明，lnsjtsnt的系数均为正，只是在陕西省的回归结果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lnsjt的系数也均为正，只是在江苏、浙江、湖北与海南等4省的回归结果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lnsjt的系数大多为正，并且在18个省份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lnsjt系数为负的省份，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而，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
不管是分区域检验的结果（表6），还是分省份检验的结果（表7），均表明中国不存在贸易的本地偏好。为什么贸易偏好在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表现的如此雷同呢？本文认为，这可能与中国政府的治理结构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式改革，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贸易偏好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现有的分权式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两点：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在这种公共组织的治理结构下，不管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还是地方官员的晋升，主要依赖于地方GDP增长的业绩。然而，分权式改革本身所固有的激励不相容性问题，使得地方政府之间更多的是通过竞争而不是合作来发展本地经济（张少军、刘志彪，2010），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出现了高度趋同，重要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之间为招商引资进行激烈的竞争；更严重的是，政治晋升中的“锦标赛”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考核中产生了零和博弈的结果，造成地方政府的“远交近攻”——即偏好发展国际贸易而限制省际贸易，最终导致了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贸易偏好表现得如此雷同。
2.分年度检验
在表7中，依据5个年份逐一检验的结果表明，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不同的年份，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再结合表6关于时间的分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贸易偏好的回归结果在时间维度上是相当稳健的。
3.分行业检验
从表7依据20个行业逐一检验的结果来看，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绝大多数均为正，遗憾的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不够多，这可能与行业之间在产业链功能、要素密集度与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千差万别有关。有趣的是，电气水生产供应业的回归系数lnsjtsnt与lnsjt为负，且lnsjt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本文认为，这可能反映了该行业的“非贸易品”的特征。
4.一些子样本的检验
考虑到产品的技术可分性和可贸易性等特征，会对不同行业的贸易发展造成影响，本文剔除了采选业和电气水供应业，以包括15个行业的制造业为子样本进行了回归。直辖市的经济职能与社会定位与普通的省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本文在这里剔除了直辖市，以余下的26个省与自治区作为子样本进行了回归。鉴于天津市和上海市是国际贸易的大港口，因此本文在这里剔除了津沪，以余下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子样本进行了回归。在表7中，上述3个子样本的lnsjtsnt、lnsjt与lnsj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些回归结果与上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从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支持。
六、结论与启示
鉴于把握和理解一国贸易偏好所具有的重要性，本文首次利用中国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分省份分行业的数据，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首次全面系统的检验了中国贸易的空间偏好性。本文发现，中国的贸易从国家层面看不存在本地偏好；从省份层面看，也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邻近偏好，即存在着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贸易本地偏好的中国悖论，不管是从贸易总量上来看；区分出口与进口来看；还是在控制了时间、省份和行业等个体效应后，以及从加入WTO之前与之后（时间）、沿海与内陆（省份）、中间品与最终品（行业）等3个维度进行分组检验后来看，其回归结果都是非常稳健的。
中国作为第三次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UNCTAD，2002），已经成长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外包制造平台（Gereffi and Sturgeon，2004），反映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中国贸易的边远偏好。当前，中国的外贸模式遭受了诸多困境，最大的挑战就是劳动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成本优势在逐渐削弱，中国制造面临着“两头失血”，即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与外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考虑到中国外贸模式“外资主导+加工贸易”的特征，外包制造平台的外迁他国，会不会引起中国外贸的突然坍塌，进而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
从国民经济的循环体系来看，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也就是消费过程中的要素收入，要素成本的上升因而也就意味着要素收入的上升，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与层次的增多。从地理边界来看，一国的贸易可分为3部分：国际贸易、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依据贸易的本地偏好，应该存在着如下从强到弱的贸易次序：省内贸易（本地偏好）、省际贸易（邻近偏好）、国际贸易（边远偏好），表现为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的国内市场“天然”属于本国，本国的企业和居民更倾向购买和消费本国的产品。这样，本国的企业就可以依托本国市场，从事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经营活动，形成竞争优势后再进入国际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的追赶与技术的追赶同样重要。立足贸易的本地偏好，重视和开拓国内市场，发展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应该是一条成本较低的战略赶超之路。为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要素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机遇，扭转中国贸易在空间流向上的偏好，实现从“世界加工厂”向“世界级市场”的转变。事实上，只有推动贸易的边远偏好与本地偏好、邻近偏好的再平衡，才可能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如下的再平衡。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再平衡。本文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不偏好省内贸易与省际贸易。当前，支撑中国国际贸易继续高速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譬如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欧美市场的低迷等等。大力发展省内贸易和省际贸易，立足自身的大国经济扩大内需，摆脱对出口导向战略的过度依赖，实现内需与外需的再平衡，可为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目标。
第二，制造大国与消费大国的再平衡。从中间品行业来看，中国目前的分工体系不仅是全国规模的，而且拓展到世界范围；但从最终品行业来看，则存在着“远交（发展国际贸易）近攻（限制省际贸易）”的特征，造成了国内最终品市场的分割（张少军，2013）。以居民消费为核心从国际贸易向国内贸易倾斜，可以逐步扭转中国只是”世界加工厂”的分工地位，培育和构建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世界级市场”，实现中间品市场和最终品市场的良性互动，完成制造大国与消费大国的再平衡。
第三，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的再平衡。市场需求是创新的拉力，技术进步是创新的推力，而技术推力本身又是对需求拉力的一种反应，可见市场对一国的自主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变中国对国际贸易的过度偏好，通过大力发展省内贸易和省际贸易，形成高效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从而为本国提供自主创新的强大拉力，实现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再平衡，帮助中国经济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
第四，工业与服务业的再平衡。服务业占比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工业制成品相比，服务的可贸易性较差，因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全球性更强，服务的市场本地化更强。目前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那些人均收入较高和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其服务业比重往往较低的现象，从而制约了整体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重视和发展省内贸易和省际贸易，有利于主要是服务本地或本国市场的服务业发展；还可以将逐步发展起来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嵌入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最终实现中国工业与服务业的再平衡，形成良性优化的产业结构。
第五，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通过全球外包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涌入发达国家，既帮助发达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使其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发达国家旺盛需求的拉动下也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以外包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模式也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资产泡沫和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为满足旺盛需求出现的过度投资和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中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利用自身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从事加工组装的外包活动，确立了自身作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外包制造平台”的分工地位。理解把握进而调整中国的贸易偏好，充分发挥中国大国经济的市场潜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①由于本文采用的样本只包括5个年份（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这样，在对省际贸易与省内贸易进行滞后处理时，最短的滞后时期相应的就为5年，即滞后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