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世代理论的源起和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代论文,理论论文,青年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代理论(generation theory)是当代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理论视野。它致力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群体的世代(generation)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以及代际关系性质、代际互动模式、世代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其中，青年世代的角色和地位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因此，世代理论已成为青年社会学、青年心理学、青年文化学等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分支和不可或缺的分析视角。
世代理论的学术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们那里。然而，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世代理论却是在20世纪正式形成的。不论是最初确立，还是进一步发展，世代理论都得益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促进与推动。
我们可以把世代理论的源起与演进的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而每一个阶段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观点都构成了世代理论的基本元素。
一、世代理论的孕育阶段(古希腊罗马时代至18世纪中叶)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世纪中叶，许多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曾经从一些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涉及和探讨了世代现象和代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他们的有关思想和论述成为世代理论最早的学术思想渊源。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等著作中就论述过青年人与年长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年龄和经验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是否拥有智慧，青年人和年长者就分别属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老年人无疑比青年人优越，青年人则不是被社会充分承认的、完全的人。社会对于未来公民和成熟人的培养过程，则表现为青年人接受年长者所提供的楷模和智慧，并且服从年长者的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虽然柏拉图的思想带有浓厚的长者统治论的色彩，但是，他仍然把世代意识和代际冲突看做是政治变迁的一种偶然性机制。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把人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青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三个阶段。他对于青年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美德，而在老年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缺点。因此，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而且是相互对立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具有最高品德的人是成熟期的人，既不是青年人，也不是老年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代际冲突看做是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他断言，政治革命的原因不仅在于贫与富之间的斗争，而且还在于父与子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代际关系或者说青年群体与成人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经久不衰的关注，许多思想家对此作出过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探讨。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所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的高度同质状态，使得社会中世代的分化还不够显著，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范畴的青年还没有诞生，所以，在那些时代里形成较系统的世代理论的社会和历史条件都还不具备。
二、世代理论的形成阶段(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
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具体理论形态的世代理论的雏形逐渐地呈现出来。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为作为一种特定社会范畴的青年群体(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动力，而且也为青年世代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创造了前提条件。正是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影响的促进下，基于不同学科视野的一些学者或理论家对于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探讨和认识开始逐渐地深入化和细致化。
生活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J.W.歌德尽管没有专门致力于研究世代问题，但是，他却发现，每个人根本的世界观是由其青年时代性格形成期的经验所决定的。在生活过程中，同一世代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同时也会使他们与其他世代成员之间区分开来。
社会学创始人A.孔德在18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根据社会变迁的速率与人类世代的演替相关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如果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越短，那么，社会的原动力就会越强盛。其含义是，青年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基因。尽管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孔德反对青年一代对年老一代传统势力的改变，但是，他同时不得不承认，青年一代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变革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德国文化历史学家W.狄尔泰在19世纪60年代的著述中最先发现，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都诞生在同一个十年之中，这一情形向他昭示了世代的存在及其所体现的意义。狄尔泰认为，某一批人所共享的重要经验构成了世代的纽带。从量上理解的年龄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关键的是通过历史的创造性因素去发现历史事件所赋予的意义。因此，他把世代界定为一种从质上理解的、同时经历了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人群范畴。换言之，狄尔泰对于世代的重视之点，不在于源自纯年代学论据的同时期概念方面，而在于来自主体共有的主观历史经验的质的重要性。狄尔泰被看做是第一个对社会世代(social generation)进行系统分析的人。他的思想启发了后来的许多世代理论家。
在世代理论的形成阶段，有两位重要的心理学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一位是青年心理学的奠基者美国心理学家G.S.霍尔，在1904年出版的《青年期》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他提出了青年期心理危机学说，把青年期的来临看做是个体“新的诞生”，而经历这种成长裂变的个体将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狂风暴雨”(storm and stress)般的状态之中，他们躁动不安、情绪反复无常、充满反抗冲动，因而与父母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常常呈现出矛盾和对立状态。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心理学对于代际冲突或代沟问题根源的最早关注和分析，只不过是霍尔的研究工作是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并且带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
另一位是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他对于个体在青春期的代际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弗洛伊德看来，“里比多”(libido即性驱力)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进入青春期的个体由于本能力量的高涨将会呈现一种急剧的骚动状态，因此，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上，代际关系问题就表现为青年人至少在某个时期会出现对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不满、抗拒甚至敌意。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解释人的心理动因上，因夸大生物性因素的决定作用并忽视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力量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是，他关于代际关系的理论观点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E.埃里克森、L.福伊尔和K.凯尼斯顿等人的世代理论。
三、世代理论的确立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
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内，世代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正式诞生了。世代理论的演进历程在这一阶段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专门论述世代问题的一些经典性著作。
法国学者F.梅特在其博士论文《论社会世代》中，促使狄尔泰创用的社会世代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梅特将一个世代定义为：某个与家系世代(genealogical generation)持续期相比而延长了一个时期的人类群体所体现出的一种集体心态。他在代表着祖父、父亲、儿子延续继承秩序的家系世代和以独特的“情操与信念”的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世代之间进行了区分。梅特不赞成狄尔泰将社会世代视为由政治事件过程所决定的观点，主张社会世代的基础根源于父与子斗争的对立性所产生的理性生活，并且假定：世代具有一种规则性的节律，这种规则性的节律决定了各个世代的持续时间大约是30年左右，因为这是一个人有效社会行为的大致持续时期。由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斗争得越加激烈以及在一些时期比在另一些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世代与世代之间的间断性是规律性的表现，而继承性则是例外性的表现。
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在其经典著作《论世代问题》中，划分了两种取向不同的世代理论观点。一种是实证主义的观点，把世代看做是特定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将具有同样年龄的个人都归属于同一个世代，即便这些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另一种是历史浪漫主义的观点，认为世代的归属取决于“内化时间”，即同样的历史经验感受，换言之，构成一个特定世代的纽带在于某种共同的精神风貌和行为准则，尽管这个世代的成员可能包括了不同年龄的个人。
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尼茨基的门徒J.查拉辛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对农村青年进行了阶级地位取向的世代研究。在四卷本著作《农民的青年一代》中，他不仅着重关注青年与家庭、学校、青年组织等方面的关系，而且充分揭示了放羊少年与上学少年这两种社会模式之间的对立性。这两种模式向那个时期的农村青年提出了根本不同的要求。大萧条时期，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发达的农村和一个人口密度过大的乡村地区，农村青年面临着传统家庭的价值观与城市知识分子这一主要社会范畴的价值观之间的严重断裂。由于拒绝传统的农民生活模式而又在都市的职业和社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农村青年产生了疏离感甚至反抗情绪。
四、世代理论的扩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代理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出现了学说林立、观点纷呈的局面，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的世代理论家。
1.主干理论的更加丰富
基于自己的早期学说，曼海姆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世代的理论模式。它的一个关键性特征是为了说明，只有当主体共有的历史经验产生了对现实的相同感知和理解的时候，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才会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世代。曼海姆十分强调社会变迁过程对于区分世代与世代之间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速度越快，一代人就越可能产生一种共同的世代意识，即体验到一种“具体的联系”或“参与一种共同命运”的感觉，与此同时，每一延续的世代之间则越可能产生明显的“经验上的分层”，其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世代风格。而新一代的风格是否会有节律地出现，将完全依赖于社会与文化能否良性地发展。曼海姆强调，当社会变迁加剧时，青年重新接触传统的价值观和准则之后所进行的反思，将会产生一种对于社会的更新作用。曼海姆对于世代理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世代单元(generation units)的概念。他认为，世代单元是同一个世代中的不同亚群体，它们之所以会形成，其基本的原因在于各自对于共有经验材料的综合方式不同。因此，在一个世代当中可能存在着任何数目的拥护性或对抗性的世代单元。它们将会形成促进所属成员作出一致性反应的压力。
哲学家J.奥尔特加.Y.加西特(J.Ortega.Y.Gasset)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两部著作《当代的主题》和《人与危机》中，对于世代问题作出了重要论述。他认为，塑造一个社会世代的因素极少是历史事件，而是理性思想，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变迁终究要依赖于观念、趣味和习俗的变迁。在加西特看来，一个世代的成员都共同享有一种基本的命运。因此，他把一个世代的模式描述成为一种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对于世代成员的生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从根本上把他们与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其他世代的成员区分开来。加西特指出，每一个世代的生活都是以前一个世代的信仰、观念和价值观为依据的，同时又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天赋。长者与新入会者这两种年龄之间的互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两者之间在一些基本准则上达成一致性意见时，他们就会相互支持，提供一种和谐感和目的感，加西特称之为一种“积累性时期”；而当两者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他们便会出现一种争论时期和青年方面的反叛性后果，这种情形意味着一种“消解性时期”。
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在1956年出版的《从世代到世代——年龄群体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把年龄段作为核心概念，并将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整合功能作为核心议题。他指出，年龄状态是人们的人格系统与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系统之间最重要的联结点之一。年龄段包含着对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生活阶段的义务与能力的广泛定义。通过与年龄段相应的地位体系，青年便获得了他们的生活、预期和机会的可能性，并且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基于不同年龄段的客观差异，在青年地位与成人地位之间作出区别的目的在于，维护成人教育青年一代的权威，以保持社会的连续性。年龄差异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成人社会的主观策略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年站在社会顺应主义的立场上承担起成人的角色。艾森斯塔德的核心思想是把青年的年龄看作社会的一种稳定和平衡因素，将青年视为微观社会结构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一个联结部分。为此，他划分了青年年龄群体在其中可能表现出不同功能的两种社会类型：以僵化的形式传递文化的同质社会，以及以分化和专门化的形式传递文化并允许自律人格发展的异质社会。他着重分析了在异质社会中青年可能产生的分裂性功能。
德国社会学家H.谢尔斯基在1957年出版的《怀疑的一代》中认为，世代的概念具有历史时代的含义，它影响着青年的基本希望，而这种基本希望又会促使青年处于某种特定的状态。他通过对二战后德国青年一代各种心态的考察，指出青年已经成为具有怀疑态度、不接近任何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善于思考的人，换言之，他把这种处在从儿童角色向成人角色过渡的青年阶段的人们称作怀疑的一代。在谢尔斯基看来，尽管青年处于家庭系统与社会开放生活领域的结构性冲突之中，但是，他们将会在社会中构成一个自主性的青年世界，青年期的结束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独立行动阶段的开始。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将E.埃里克森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也对世代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指出，在青年期里，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互动之所以在青年期显得更加密切和更具有深刻意义，其原因在于，青年期是个体的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于重要他人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会将这一时期的个体与更大的共同体以及不断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埃里克森不仅把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视为青年所面临的心理社会发展任务，而且还将自我同一性危机看做一种世代问题。他认为，老一代提供的强有力观念必然先于下一代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就会对一套具有严格规定的长者的价值观进行反抗。埃里克森强调，人格发展过程的后期阶段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阶段，重要他人的影响力将受到重要思想观念和重要经验的影响力的补充。这种综合性影响力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小群体社会环境，而且还将构成一代人共同的历史命运。总之，在埃里克森看来，处于青年期的人们所特有的世代纽带表现为，他们开始形成新的地位，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关系处于半自主状态，被强烈的共同情感所渗透，还没有充分地承担社会责任。
当代法国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P.布尔迪厄曾经作出了阶级取向的世代研究的范例。他根据对法国大学生社会选择问题的分析，把大学生这种同一年龄群体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社会传统的合法继承者，他们的学业生涯被看做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正式阶段，并得到了家庭的帮助；另一类是上大学被看做是一种奇迹的人，他们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家庭的子弟。布尔迪厄强调指出，对于一代人中的各种亚范畴而言，高等教育并不代表一种相同的经历。通过在教育领域中对于阶级再生产过程长久性特征的考察，布尔迪厄相当于向世代经验的共同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2.对于政治世代的特别关注
R.赫伯勒在1951年就指出，政治观点和制度的变迁节律似乎与世代的变迁节律紧密相关。因此，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集体精神体现的世代不仅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而且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一种有用工具。赫伯勒断言，对于世代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是在人的性格形成期所产生的重要经验。年龄为40～65岁、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代倾向于以不同于较年轻人们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所以，较年青一代很可能就会处于对立面。此外，赫伯勒还指出，差异性的观点不仅存在于世代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世代之中。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出现的青年运动再度激发了不同学者探讨政治世代的兴趣。B.贝特尔海姆在1963年就曾经指出，青年造反的根源在于代际冲突。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年老一代与年青一代之间已经不再彼此需要。由于青年继续处在社会的边缘地位并被迫扮演了“无故造反”的角色，因此，他们使用了自己所拥有的一种权力资源，即“充当对于双亲在做父母方面成功或失败的起诉人和法官。”他描述道，青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当他们感到在为了达到那些可以被想象但却是前一代人未能实现的目标而奋斗的时候。
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L.福伊尔在《世代冲突》一书中认为，代际冲突是历史上一种普遍性的主题，它根源于人性最基本的因素，成为历史的基本动力。在分析青年运动的原因时，福伊尔指出，社会通常存在一种老人统治的秩序，而人们则认为，老一代在一些方面已经失败并且丧失了权威，同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情绪与无助感。但是，青年人却感到政治上的首创性是属于他们的，因此，福伊尔把学生运动定义为一种由他们试图以政治观点阐述的目标所激励、并由对老一代人价值观失望和拒绝引发的情感反叛所感染的学生结合体，而且他认为，参与这种运动的学生深信他们这一代人肩负着老一代人、其他的精英和阶级所未能完成的特殊历史使命。
M.里泰拉对政治世代作出了较为透彻的解析。他在1974年指出，一个政治世代代表了一群在他们的性格形成期经历了同一种基本历史经验的个体。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已经成立的假设，即在成年期的生活过程中个体的政治态度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里泰拉还认为，一个政治世代的疆界和范围以及它与其他世代之间的区别，是促使它形成的历史事件独特性程度所表现的一种功能。与曼海姆的看法相一致的是，里泰拉进一步说明，那些性格形成期的经验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人们不可能成为同一个政治世代的成员。
3.文化人类学对代沟理论的贡献
关于年青一代与年长一代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对立和冲突，这种所谓的“代沟”现象，在二战之后就吸引了文化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J.戈若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人：一项国民性研究》一书中，曾对代际脱节现象进行了探讨。M.米德于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对于代沟问题作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分析与解释。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米德认为，当今世界世代与世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主要归因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米德把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辈楷模文化、同辈楷模文化和晚辈楷模文化。前辈楷模文化，即老年文化，其特征是年青一代向年长一代学习，这是一切传统社会的特征。由于社会变迁的速度缓慢，生活经验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年长者成为社会行为的榜样，在这一类型的文化中，并不存在代沟现象。同辈楷模文化，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化，它发生在前辈楷模文化衰落之时，例如在移民、社会变革之后，由于前辈不能再向晚辈提供生活方式，晚辈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方式，并向同辈提供榜样。于是，产生了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最初的矛盾与冲突。晚辈楷模文化，即青年文化，二战之后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都处在急剧、深刻的变迁之中，年青一代由于自身具有的适应、接受和创新的能力，更善于扮演引导社会前进的角色，因此，年长一代向年青一代学习便具有了解决代际矛盾与冲突并且促进自身发展进步的重要功能。
五、结语
世代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主题和研究领域，它不仅有着深远的学术思想渊源，而且进入现代以来，作为一种具体理论形态，世代理论成为一个涉及到诸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知识，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当代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这一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也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切都使得世代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显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整个社会心理上还带有许多传统性的特质，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代际差异现象，使得人们对于这一现象极其关注，但同时又非常敏感和疑惑，加之，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被译介进来，有关方面对于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从“代沟”的视角进行的。应该说，整个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从此，中国学术界对于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不论是涉及理论层面，还是涉及现实层面，更多地还是集中在世代之间的文化传递这一方面。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研究中，对代沟的论争成了最重要的主题，以至于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研究综述，实际上也主要是一种关于代沟现象或问题的研究综述。
但是，从世代理论内涵与外延来看，它涵括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止限于世代之间的文化传递这一方面。因此，可以认为，对于世代理论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清理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程。而在我国所处的当下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文化转型、心理嬗变，尤其是知识生产和信息传递的节律加快，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的出现与更替的节律相应的大大加速，而且表现出了许多与以往任何时代的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都颇为不同的规律与特征。因此，科学地认识世代现象和世代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地认识当今时代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途径。而对于世代理论的研究实际上也就被提到了一个十分迫切的议事日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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