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心路历程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以魏源等为代表的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体，借鉴学习西方应用科学技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主张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充分世界化”。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渐进性和思想界对现代化的认识深度的渐进性。而发生于“五·四”前后的第三阶段，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影响的推进的作用，在历史上最为强烈也最为重要。本文仅就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胡适的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作些阐述。
一、研究问题的改良观
胡适主张改良，他很明确地表示应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解决，不主张通过主义来寻求所有问题的根本解决。他认为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即使一时痛快，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是无补的，或者说是弊多于利的。因此，他从社会改良的基本观念出发，指出高谈“主义”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因为那样只需要“买一本实社《自由录》，看一本两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高谈无忌”，而所谓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①”而对待社会的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②等等，他强调都要进行研究，而且要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入手。他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的解决，认为我们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③。在胡适看来，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那么，改造社会就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但这种改造决不可能是笼统的改造，决不可能是所谓“根本解决”，而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处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④。正因为如此，有志于改造社会者就必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便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⑤。这是胡适以研究问题入手的社会改良观的基本思路，是他充满理性思考而又明白浅显的理论阐释。
这一基本思想，大体上贯穿了胡适的一生。“五·四”前后，胡适藉以得名的倡导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从研究问题入手，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发现“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发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从而提出“白话文学正宗”论。他首倡的这一文学变革，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语言形式的解放，为国人开了方便之门。它一方面承接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又促进了我国现代科学教育，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因为现代语言形式除了其本身的学科意义之外，还是一种交流思想、传递科学文化的工具，我国现代科学教育正是藉学科这个工具的改进而迅猛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革命”对于我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无所不在的。
胡适所从事的文化思想建设，大体上也是从研究问题入手的。如教育问题、孔教问题、礼教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女子解放、婚姻家庭问题、贞操问题、政治经济问题等等，胡适均有程度不同的研究。有的研究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触发了社会的改良，如教育问题、孔教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有些研究，改良或改造的效果不很明显，这与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政治经济问题，从社会方面说，是因民族危机的紧迫而难以顾及，军阀混战的频仍而难以施展；但研究者的学力及其较为笼统的方式，缺乏深层改革的可行性理论及可操作性程序，也是原因；更重要的是光凭一些学者的议论，而没有足够的社会大众的思想基础，如教育基础、民主思想基础，难以动摇政治经济制度的根基，所以效果不显著。
二、输入学理的现代意识
上述的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简单的问题研究，也许不太需要输入学理来作为理论方法的指导和论证材料的比照参考；但稍为复杂的问题的研究，缺乏新的学理方法和比照参考的材料，就很难获得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也很难发现研究的意义。这就涉及研究问题的学理方法和参考材料。在胡适看来，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就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进行这种“评判”，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⑥。因而胡适认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两项手段。
胡适在研究问题中是比较自觉地融入了西方学理的，比如杜威的“要求解决疑难是整个反思过程中固着的、指导性的因素。……具体的问题决定了思想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控制着思想的过程”⑦。无疑，这正是胡适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再如，他自觉地概括和运用杜威论思想的“五步法”等。这些学理，成了胡适研究问题的思想武器。胡适所概括的研究问题的三步工夫和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真言，其中除了有我国传统治学方法之外，很大程度上打上了西方学理的烙印。这是就学理方面而言。就胡适运用比照参考的材料而言，如他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就是他在深入研究了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之后，发现“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⑧；发现“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他举出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国语，都是这样由文学家造成的⑨。可见，胡适在研究问题之时，不仅自觉地输入学理，而且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以西欧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通过比较推论，来帮助建立及证明自己的假设。还有，他在研究社会、家庭、女子解放问题之时又多从易卜生的戏剧及著作中吸取学理的养料。研究贞操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等，又多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比较开放自由、尊重个性的事实材料来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问题，求得社会改良的若干参照。特别是胡适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终生坚持的态度；他对民主法制的社会理想的企求；他对人权保障的呼唤；他对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的推崇及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在中西文化、中西民族比较中的强烈的反省意识；他对国民教育、高等教育、普及教育的充分重视；他的把自己铸造成器必于国家社会有益的观点等等，均不难见出其融合西方学理的深深印痕。胡适特别强调在研究问题时要输入西方学理，并以此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这种输入学理的思想，不仅对研究问题有很大帮助，对于整个学术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整理国故
胡适着意于再造中国现代文明，他也很清楚现代西方文明的进步性；但他更清楚在现代文化重建中是不可能像置换那么简单的。他清楚：“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他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⑩”这是胡适对文化发展的比较根本的看法。应该说，中国社会上需要加以改良、也即需要吸收输入现代文化的方面，差不多都会面对着旧的“风俗制度”、“圣贤教训”、“公认的行为与信仰”以至所有的旧文化。对此，胡适认为消极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积极方面便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1)。这样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增加一些自省或自我认识，以减少人们心理中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更好地接榫。正因胡适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所以他大力提倡甚至“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要重视整理国故，他自己在这方面花去的时间，远远超过他花在新文化建设上的时间。
在胡适看来，新文化的建设，各项改革或改良，都离不开对过去有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旧文化，由于各种原因，其中鱼龙混杂，雾障重重，既有国粹，也有国渣，这就很需要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的方法加以整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12)。在这一点上胡适决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几乎终其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整理工作，试图理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禅宗史、白话文学史等等的脉络来，试图理出儒、道、释各家的大体脉络来，试图考证出古典小说的真实面目来。虽然在各个领域的成就不同，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水经注》考证等领域，成就相当，有些领域则成绩平平，但总也理出一个大体的头绪，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论断。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式意义和奠基意义。这一点胡适自己也能意识到，因而尽管他的整理国故在当时便遭到相当非议，受到很严厉的批评以至讥讽，但他却“虽九死其犹未悔”。除了上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胡适整理国故更重要的目的是所谓“打鬼”。他所以要“披肝沥胆奉告人们”的是他认为“‘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因此，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13)。在这里，笔者以为，“打鬼”和“解放人心”是胡适整理国故本身的根本目的。他欲以此打掉人们对国故的盲目崇拜的自大心理，“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以消弥或减弱人们学习借鉴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内在心理阻力，以利于新文化的建设，现代文明的再造。
四、再造文明的目的与方向
上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都是手段，而唯一的目的和理想，是再造文明。胡适理想中的再造文明，是以具体的社会改革为其原则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故而不奢望有所谓根本解决。他指出：“文明 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解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14)”在胡适看来，“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15)”这里可以看出，再造文明的理想指向和具体方式都已颇为明晰。
在胡适文化思想系统中，有几个方向是胡适所特别注重的：一是提倡大力发展教育，普及和提高中国人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这是贯串他一生的，从他早年提倡文学革命、国语教育，以及他一系列发展大学教育、普及教育的呼吁，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二是强调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强调要在反省的基础上建立民族自信心；强调要有一番心理的建设，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16)”他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重建工作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淘洗的部分，同时输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并使两者结合以建立历史的联系，以再造中国现代文明。
然而，胡适毕竟是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耳濡目染，了解较深较透的人，因而对传统文化反省多于认同。他主张“矫枉过正”，拼命走极端，虚心接受近代西方“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17)。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应属于中西结合的一派，他不同于陈序经等的“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要去彻底的西化”(18)。他也不同于文化保守派的主张保持“中国本位的基础”，虽也强调“不守旧，不盲从”地“创造将来”，但目的是要“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19)。因此，胡适的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充分世界化”的再造文明的方向，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应该说，胡适确立于30年代的这个再造文明的理想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于正确的文化选择的，它的基本内涵至今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与我国经过一段封闭之后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现实选择相通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体上还是沿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充分世界化”这一方向走着的。
注释：
①②③《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二，第151-152、151、152-153页。
④⑤《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作品集》(6)，第139、140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本文所引“胡适作品集”，均见此版。
⑥(11)(14)《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2)，第42-43、48、50页。
⑦杜威：《我们如何思想》，转引自《西方思想宝库》，第4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一，第79页。
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5号，1917年1月。
⑩胡适：《先秦名学史》，第7-8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
(1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作品集》(7)，第9页。
(13)《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作品集》(11)，第160页。
(15)《我们走那条路》，《胡适作品集》(18)，第17页。
(16)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生活》，第3卷第46期，1928年9月。
(17)《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胡适作品集》(18)，第140页。
(18)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19)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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