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为例论文,央视论文,粉丝论文,传播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受到无数粉丝疯狂的追捧，美国《生活》周刊报道称，毫无防备的披头士成员胆敢走到大街上，就要冒着被自己的粉丝扯碎或踩死的危险。从列侬被其粉丝杀害到朱迪·福斯特的粉丝刺杀里根总统，从2006年林俊杰的粉丝在高架桥上企图跳河自杀来向林俊杰示爱，到2011年广州某整形医院一位粉丝逼迫医生把他整成“哥哥”的样貌以悼念张国荣，这些中外粉丝的极端行为以其超越常规的性质，总是引起媒体、公众还有文化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无疑极具典型性。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十二年，以致一家人倾家荡产，老父为满足女儿见偶像的愿望甘愿卖肾筹款，2007年3月26日凌晨，杨父因不满刘德华未与女儿单独见面而在香港跳海自杀。
大众传媒与“杨丽娟事件”及极端粉丝现象的关系，因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自然成为学界关心的议题。事件过去后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杨丽娟事件”中的作用、表现、教训等多有讨论①。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杨丽娟事件”和粉丝文化现象不无启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些讨论大多只将这一事件作为大众文化现象，而没有关注其亚文化性质。当下中国的粉丝群体主体构成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群，年龄主要在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他们爱好广泛而时尚，喜爱新事物，喜爱娱乐，喜爱自我表现，愿意与他人分享爱好并愿意为爱好付费②。作为青年亚文化，粉丝现象的突出表现在于，粉丝群体以其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他们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non-normative)和/或边缘状态的人③。其二，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些讨论没有充分注意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表意系统，在对杨丽娟这样的亚文化人群及其活动的再现中如何表现出文化霸权的地位和特质，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的意涵。另外，这些讨论普遍缺少对具体的媒介报道持续、集中的观察，多为宏观的、总体的意见，相对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虽然“杨丽娟事件”距今已经五年，但是在我们看来，通过反思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事件的再现，我们可以探寻主流文化如何借助媒介界定和阐释粉丝亚文化，从而阐明大众传播媒介文化功能在其间的得失，揭示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的关系状态及其暴露的整体文化情境的裂隙，所有这些，将为观察和评价今天乃至将来的媒介文化及青年亚文化现象提供积极的启示。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面向中国最广大的受众，传播主流文化、主流思想和主流生活方式，在国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所以我们选择它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作为集中考察对象，通过对其再现“杨丽娟事件”的再思考，解析大众传播媒介究竟依循怎样的媒介逻辑，怎样形塑极端粉丝乃至整个粉丝文化的形象，将主流文化的观念和意义铭写在突出的粉丝文化个案之中。所谓媒介逻辑，指的是媒介(作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技术和正规组织)对“真实世界”本身以及对“真实世界”的塑造和建构的影响，它构成“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其“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介传播的法则”④。在我们看来，考察和把握媒介逻辑是对媒介再现活动进行文化研究和批评的切实而重要的途径。
杨丽娟的追星历程经由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报道后，引起众多媒体的跟进。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曾做过两次较为详尽的报道：一是《东方时空·时空调查》制作播出了《家有追星族》，报道主题定于孩子追星对家长和家庭造成的困扰；二是《新闻社区·编辑说事儿》详细报道了杨丽娟的追星梦。2007年杨丽娟父亲杨勤冀在香港码头跳海身亡，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热度骤然升温：新闻频道连续两天在《新闻社区》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长详细报道这一事件；法治频道在晚间黄金档栏目《中国法治报道》和《大家看法》中报道、讨论杨丽娟的追星悲剧；经济频道在《全球资讯榜》报道杨父跳海的消息；综艺频道在《四月文化月谈》中讨论了这一事件。央视的报道样式和节目形态虽各有不同，但体现了大致相同的媒介逻辑，在事实选择、报道模式、思维方式、重点设置等方面都呈现相同或相近的话语特征，共同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粉丝亚文化的书写。
就对新闻事件的再现而言，媒介逻辑的起点在于对具有所谓“新闻价值”的事件的关注和选择。“杨丽娟事件”包含的非正常性、冲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无不符合媒介的新闻选择标准，也就是说，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媒介将不遗余力地予以报道，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牵动公众的视线。也许，对具有新闻价值事件的关注无可厚非，但是此间的媒介痼疾在于重视“非常”而忽略“日常”，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非常规事件的凸显左右和主导公众对事件常态的把握和认知。就“杨丽娟事件”而言，央视的再现将人们引向了对所谓“病态粉丝”的关注，而忽略了粉丝文化整体的常态。也就是说，它将杨丽娟从粉丝亚文化群体之中抽取，并作为突出的、极端的代表，从而完成了对粉丝亚文化的边缘性、非理性和破坏性的界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众媒介经常通过典型个案实现对粉丝形象的类型学归纳，使公众能够在认知少数粉丝的基础上建立起对粉丝整体的想象和期待，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媒体选择建构角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⑤。如此，央视的报道和评论不仅将杨丽娟作为特殊的个体抽离出整个的粉丝亚文化，而且将粉丝亚文化作为孤立的实践从文化整体中抽离出来。
综观中央电视台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可见其报道模式基本遵循“三步曲”：第一步，报道现实(杨父跳海后，杨丽娟痛哭并声讨刘德华，要求他完成父亲遗愿)；第二步，回顾历史(追溯杨丽娟十二年的追星历程，其间，“辍学”、“举债”、“卖肾”、“赴港”等字眼重复出现)；第三步，诊断病症(就“杨丽娟事件”采访心理专家、青少年问题专家、文化评论家，这些专家的诊断无一例外地将杨丽娟定位于“病态粉丝”)。这样的报道模式，重点显然落在了“诊断”这个环节，而此前的事件导入和历程回顾无不为诊断做铺垫。专家的诊断作为报道的结穴所在，突出了杨丽娟追星过程中的非理性和偏执，唤起受众对以杨丽娟为代表的粉丝群体的“非我族类”之感。杨丽娟作为粉丝的破坏性或曰“暴力”成分显得异常突出——不仅伤害家庭，害死父亲，也困扰了明星。虽然，这些专家并不都是精神分析或心理医生专业，但是，他们对“迷狂”、“入魔”、“分裂”、“非理性”等语汇的引用，恰如麦特·希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其所指称的粉丝的“暴力”，无不显得“像是从详细的精神分析推论中流曳而出，从而转移至对于‘精神错乱的’迷的刻板印象中，导致临床术语得以滋养对于迷的‘常识性’贬损”⑥。在这样的过程中，专家的权威被纳入到媒介自身权威形象的建构之中，使媒介空间成为主流观念主宰的场域，因而强化了媒介代表的主流社会对非主流人群的不容置疑的道德优越感和权力合法性。
进一步看，对央视这种再现模式构成支撑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是人类思维之中的重要机制，差异导致的二元对立形成比较之后的判断，即“相对于什么”的判断，但是比较的前提通常会被省略，从而形成非此即彼的认识逻辑。新闻话语中的二元对立产生了“他者化”现象，即“把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同样道理，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也被含蓄地再现为区别于‘我们其余人’的‘他者’”⑦。媒体肯定或否定其中的某一方面，实质上也包含了对另一方面的贬斥或者认同。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建立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梦想与幻想的对立，杨丽娟因“梦”追星十二年，杨家称见面是为女儿“圆梦”，而媒体采访的专家则称其为“青春期坚定的妄想色彩的幻想”⑧；二是自私与孝顺的对立，媒体在报道中不乏“追星散尽家财”、“老父卖肾筹旅费”等说辞，杨丽娟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不孝女；三是喜爱与迫害的对立，杨丽娟追星十二年的传奇故事，引起包括明星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认为明星应该有自我的空间，追星不应构成对明星生活的干扰甚至破坏，刘德华本人批评杨丽娟的话语和画面被电视节目反复引用；四是疯狂与理智的对立，不仅在众多专家看来，杨丽娟的追星梦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表现，接受采访的孩子家长也都表示，杨丽娟的追星行为是不理智的，疯狂的，甚至是“有病的”。这样的二元对立，框定了对错与好坏的界限，杨丽娟便被设定为一个越界者。而对央视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来说，“将粉丝设想为越轨者的后果之一，便是自我安慰——‘我们’是安全的，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不正常，世界是安全的，因为现实和虚幻之间，不可改变的东西和可以争取的东西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⑨。
与上述情况相应，央视再现“杨丽娟事件”的媒介逻辑，也体现于对关注和强调的重点的分布。
我们看到，央视在报道或评论中，将杨丽娟的偏离行为逐条列出作为“病症”的表征，“病症”成为“杨丽娟事件”的核心信息。央视新闻频道《时空调查》栏目联合新浪网就“追星对家长和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困扰”的问题进行调查，据此制作播出了《家有“追星族”》专题。在这个专题中，类似于杨丽娟的追星行为都被称为“疾病”。这个专题的主持人甚至援引了二十年前郭达、蔡明和赵丽蓉合演的小品《追星族》，这个小品列举出粉丝行为的四种症状：症状一，不分场合盲目模仿明星的行为举止；症状二，对明星的一切不加判断地崇拜和接受；症状三，除了追星，对其他的事情毫无兴趣；症状四，除了追星，对他人漠不关心。对疾病的强调与凸显，使其成为粉丝亚文化存在的一种隐喻。疾病的隐喻在此由个体而延伸至群体，由独特的粉丝个案而扩展到一般粉丝文化。如此，公众有关粉丝群体的集体想象被定格于疾病，反证了主流文化的健康，强化了其不言而喻的正常与正当的地位。对杨丽娟这样的粉丝做出病症的诊断，是以粉丝的主体身份缺席为条件的，制作者“将情感反复不断地‘修饰剪裁’成单一且界限分明的形态”⑩，而让观众无法进入杨丽娟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杨丽娟本人的话语即使时有出现，也是被引向“她有病”的判断或暗示。譬如，有几个节目引述了她讲述自己因为一个梦而迷上刘德华以及在父亲死后要求刘德华道歉和祭拜的话语，这些话语被置于诊断语境，而脱离了话语主体。
央视用很大篇幅聚焦于杨丽娟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节目中反复提及的是，杨丽娟为追星圆梦而“荒废学业、散尽家财”，她父亲讲述自己如何满足女儿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是，节目里出现的专家、嘉宾、观众和网友们，无一例外地抨击杨丽娟个人及其父母的教育。《大家看法》在报道“杨丽娟事件”时，做了一个题为“阿娟父亲的自杀，错在谁？”的网上调查，调查结果为“阿娟57%，阿娟父亲28%，明星2%，阿娟的家庭12%”。且不论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问题下设的选项设置已经表明媒体对这一问题的倾向。主持人最后还引用网友的评论“点题”：“阿娟精神空虚，自私自利，毫无孝道到极点；阿娟的父亲，溺爱孩子，糊涂到极点；这个家庭悲剧到极点。”《大家看法》节目的宗旨“用大家的智慧，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大家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中难觅踪影。大家用一套广为接受的社会道德或科学常识话语分析杨丽娟及其家庭的不幸，却将其与“我们”隔绝开来，与社会隔绝开来。正如朱莉·詹森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太过轻易地使用社会和心理研究来发展和维护一种自私自利的道德风景。这个地带在我们心中培育出令人可耻的道德优越感，它让他人成为受外在力量摆布的例子，同时暗示我们仍然是纯洁的、自主的、不受影响的”(11)。媒介的如此再现制造出杨丽娟所属的粉丝亚文化群体与大众所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亚文化群体从社会群体和文化整体中隔离出来。
在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中，另一个强调重点是杨丽娟的幻想。麦特·希尔斯在分析人们对粉丝的刻板印象形成中指出，“不断地将焦点放在迷的情感、情绪、幻想等面向……将情绪或幻想从认知或知识中分离出来，很有可能是许多道德二元论里典型具有的特质”(12)。如前所述，这种道德二元论在央视的语境中表现为对梦想与幻想的区分：梦想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和渴望，虽然有时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则指违背客观规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想法或希望。杨丽娟多次表明见偶像刘德华是为了“圆梦”，但媒体的报道和评述中，将其定性为“幻想”，称其为“妄想”、“疯狂”，冠之以“疯狂歌迷”、“痴迷追星”的标签，甚至直接以揶揄讽刺的口吻极尽批评之能事。美国粉丝文化研究者海纳曼曾强调幻想之于粉丝的意义：“幻想是人类拥有的与困难情境协商的方式。当欲望被禁止，而对完全满足的渴望却仍然存在时，断裂产生了。幻想就在这个断裂上搭起了一座桥”，而自从大众媒介兴起之后，“幻想得以被塑造的一个方法便是利用明星形象……这些明星形象经常与幻想者的个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并成为被压抑的、寻求完满欲望的重要符号”(13)。对比海纳曼为粉丝幻想的辩护，央视对幻想的贬抑，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作为粉丝幻想之肇因的现代媒介传播和娱乐工业，否认了激发和塑造粉丝幻想的源泉正是明星工业，同时维护了主流文化生产机制。
央视对“杨丽娟事件”上述各个方面的强调中，也呈现出某种暧昧的同情。一方面，央视采用心理专家的观点，认为杨丽娟及其父母都有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不能将杨丽娟等同于普通的追星族，称其需要治疗。譬如，新闻频道以“老父亲跳海自尽女歌迷不改初衷”为题报道杨父跳海的消息，针对网友对杨丽娟及其家人的批评，主持人呼吁社会公众“对杨丽娟少些责难，多一些道义上的宽容与帮助”。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央视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常将杨丽娟置于二元对立的语式所凸显的负面评价之中，对杨丽娟及其家庭悲剧鲜有真正的关切。如此的暧昧并非简单地因为不同频道、不同节目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是主流媒介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自身的矛盾：一方面是其面对亚文化存在时的文化优越感，显示为高高在上的同情；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优越感和同情的表达是建立在文化话语权力的运作之中，而并非深入体贴对象存在的结果，故而难以真正地祛除粉丝亚文化对社会秩序、主流规范的破坏性，于是在对对象的竭力贬抑之中控制后者所带来的道德恐慌。简言之，这种暧昧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宣判功能和修复功能的矛盾所致。
央视对“杨丽娟事件”再现的媒介逻辑，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着魔的独狼”的形象(14)。就其粉丝的身份而言，杨丽娟并非一个特殊的个案，而极端粉丝现象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粉丝亚文化群体渴望自我实现，他们在偶像身上寄予希望和梦想，找到认同和归属，并以此对抗主流文化的召唤。这不仅体现在明星偶像崇拜之中，也体现在游戏迷、动漫迷、网瘾者、玄幻小说迷等等现代各种媒介迷的活动之中。而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让我们看到，媒介通过选择特定的“这一个”，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再现方式，通过对关乎对象真实存在的选择性关注，完成了主流文化对粉丝亚文化的规制和界定，回避了对粉丝亚文化真实而全面的图景的呈现。这表明，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内化到其运作机制与思维模式之中，恰如费斯克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被视为意指与话语领域内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过程”(15)，代表着主流文化观念的大众传媒，在看起来恰如其专业职分所需而对非同寻常的“个别特例”的选择中使主流价值观念的呈现显得如此自然而然，于是“在塑造和维持共识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展开意识形态的工作，即，在“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中，大众传播媒介“对世界分门别类”，在“被偏爱的”和“被排除的”解读之间，在有意义的事物和无意义的事物之间，在正常人和离经叛道者之间不断地划分界线，提供概念，从而发挥着“意识形态效果”的功能(16)。
通过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和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是以再现的偏差为代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在“培育粉丝的幻想和欲望成为商业文化制作的一个重要关切”(17)的现实语境下，央视的再现对社会和媒介在“杨丽娟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避而不谈，对媒介关联的娱乐文化及其效应亦无涉及。当代社会中，媒介以及紧密关联的娱乐文化产业所形成的驱动力作用于粉丝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它让明星偶像接近受众，催生粉丝文化的主体，又极力对粉丝文化进行塑造，运用各种媒介功能对粉丝沉迷的客体进行着潜在的规定。高度发达的媒介传送着海量的而又缺少内在联系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的文本，深度介入人的存在，主体已经呈现出片断的、互不关联的、流动性的特征，以至于迷失在媒体所建构的虚幻的光影世界中。这恰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的文化中，主体已经被分化成一种越来越欣快但又支离破碎的变数，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自我也不再感受到焦虑，同时也不再拥有深度性、实体性和一致性等”(18)。极端粉丝的行为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粉丝文化主体对真实与虚幻之界的模糊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也以此折射出文化整体的处境。在文化日益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个体失去了稳定的身份，逐渐与家庭、朋友和社群脱节，使得个体易受非理性诉求的影响；为摆脱内心的孤独和恐惧，个体开始寻找情感的寄托和依恋对象；发达的媒介看起来能够如此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为孤立的个体提供了一种虚幻的体验，以满足人们现实生活中“本真”关系之缺乏的尝试。在社会上孤立、不擅长社交、自我封闭的人，容易为大众媒介所引诱，陷入和明星的幻想性沟通之中，并最终跨越正常的底线，演变为偏离正常的迷恋。这样的过程，也昭示了社会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阶级、性别、种族、代际、性取向和消费方式上)的普遍存在，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呈现为处于从属(或弱势)地位的群体对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或意识形态的偏离、背弃甚或抵抗。“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迷’文化代表了异彩纷呈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新身份/认同的构筑与打造。”(19)
与上述方面相联系，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也忽略了粉丝以其对所迷对象的深度情感投入区别于一般的喜爱、“通过调动和组织情感投入可以建构出个人的身份”(20)这一事实。从情感的维度看，粉丝的幻想的实质在于在强烈情感驱动下对完满的自我身份的渴望，以弥合现实与欲望之间的裂痕。现代粉丝文化是在信仰缺失的情境中对信仰的力量的吁求，它以对明星偶像的膜拜代替了对神灵的敬畏，以亚文化群体的部落式存在代替了由信念系统统一和支配的传统社会存在。正如麦特·希尔斯指出的，与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相比较，“迷”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病态化问题，因为两者投入其中的根基来由十分相似；“迷”既像也不像宗教，它乃存在于“狂热”与“文化”之间(21)。现代社会里粉丝对所迷客体的崇拜和迷恋亦如宗教，借由所迷的对象，将自己从无力与孤独中解救出来，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生存的意义。但我们显然还是无法将现代粉丝文化置于宗教文化的语境之中，恰恰相反，现代粉丝文化与宗教情感的某种类似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宗教的衰落和信仰的危机，意味着传统世界的精神统一性的溃散。当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逐渐淡化时，社会用娱乐来分散人们对结构不平等和无意义的生存等痛苦事实的注意力，甚至商业品牌营销也利用宗教的形式唤起粉丝群体的拜物之情。
以上分析表明，央视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以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建构起粉丝亚文化的报道角度和阐释框架，在凸显“杨丽娟事件”的相关方面的同时，有意识忽略了该个案的背景和土壤中包含的社会结构性冲突和矛盾。央视以此确立其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形象和功能，却不能全面、切近地反映粉丝亚文化及其与文化整体的复杂关联。这在我们看来，不利于社会公众对粉丝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也无助于主流文化对粉丝亚文化或其他类型的青年亚文化进行疏导或转化。
注释：
①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此事件中媒体从业人员对新闻价值观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丁柏铨、杨坚：《新闻传媒应从“杨丽娟事件”中反思什么？》，载《新闻实践》2007年第5期)；还有观点指出，媒体的介入式策划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毕诗成：《人间悲剧背后有多少罪恶的传媒黑手》，载《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5日)；有学者指其为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在报道“杨丽娟追星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兼具了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双重角色(陈力丹、刘宁洁：《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论“杨丽娟追星事件”报道中传媒的道德责任》，载《新闻界》2007年第2期)；也有论者批评媒体以娱乐化的方式报道“杨丽娟事件”，体现不出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严重危机(姚斐、吴勇：《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载《新闻知识》2007年第7期)；还有论者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在“迷”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认为媒体通过高新传播科技手段和大量同质化信息，营造出一种“超真实”的虚拟环境，大多数“迷”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进而陷入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之中(刘潆檑、莫梅峰：《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载《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②岳晓东：《我是你的粉丝——透视青少年偶像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③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④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⑤蔡骐：《论大众媒介对粉丝形象的建构》，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2期。
⑥⑩(12)(21)Matt Hills：《迷文化》，朱华瑄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5页，第157页，第176页，第195—197页。
⑦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⑧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追踪：老父亲跳海自尽 女歌迷不改初衷》中，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学教授李子勋在接受新闻社区专家连线采访时所言。
⑨(11)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杨玲译，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13)斯蒂芬·海纳曼：《“我将在你身边”——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贺玉高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55—156页。
(14)朱莉·詹森指出，粉丝经常被学者和大众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着魔的独狼(obsessed loner)和歇斯底里的群众。前者是指在媒介的影响下，进入了和名流人物的强烈的幻想关系，这些个体因跟踪、威胁或杀害名流而臭名昭著；后者是指疯狂的或歇斯底里的人群中的一员，或是那些在机场因瞥见摇滚歌星而尖叫、哭泣的青少年，或是在足球比赛中咆哮、骚乱的狂热球迷(参见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
(15)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16)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17)科奈尔·桑德沃斯：《内在的粉丝——粉都和精神分析》，杨玲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55页。
(1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7页。
(19)刘燕：《媒介认同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20)参见劳伦斯·克罗斯伯格《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卢世杰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