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如何认识美国经济重心西移——答钟文范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心论文,美国经济论文,范先生论文,钟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美国经济重心西移，反映美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和当前区域经济走向，是非常重要的现象。经济重心，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中人口的变化是关键环节，可资定量分析。大量数据表明，美国经济重心确实不断西移。相应地，西部和南部在全国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日趋显要。东北部和中西部经济虽稍有起色，但尚未进入全面复兴阶段。区域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于认识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的变化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经济重心 区域经济 城市化 非均衡发展
钟文范先生在“美国经济重心西移乎？”（以下简称钟文）一文中对拙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中关于美国经济重心西移的结论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①]，这个意见不仅关系美国西部城市的地位，而且也涉及美国当前区域经济走向，确实事关重大，有必要讨论清楚。
拜读钟文之后，笔者发现，之所以有此分歧，关键在于我们对经济重心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进而影响到对基本史实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结构重大变化意义的认识。
首先应该指出，“重心”与“中心”是差异很大的概念，不宜混同。所谓“重心”，是从物理学中借用来的，原指一个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而产生的合力的作用点。在经济地理学中，用来界定某一国家或地区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反映经济地理布局在各个方面比重的变化。但在具体应用时，这又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因为经济指标很多，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作出精确计算。目前学术界多用已有共识并可定量分析的人口重心作为反映经济重心变化的基础。所谓人口重心，即假设人口所在区域为一同质的平面，而每一个人都是平面上的一个质点，具有相同的重量，则重心为区域中每人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一点，即一定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重心的位置一般是以地图的经纬度来表示的。运用人口重心指标的意义在于：从人口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移动轨迹即人口重心的移动中可以看出人口分布的变动情况。一般而言，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或地区，人口重心的转移受农业重心移动的影响，而在工业国家与地区，则受工业发展与布局的影响较深。
由这一点推论，可以看出，重心移动强调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试图反映经济活动在特定的空间中不断变化的长过程；而中心则是静态的概念，反映区域经济在某一时点上或某一历史断面上相对静止的空间聚集形式。前者有助于认识区域经济地理分布的规律，后者便于了解各区域经济分布现状。钟文反复强调的西部和南部不如东部的许多论据都是静态的地理分布，而非动态的变化。经济中心可多可少，也可以有几个层次，如全国性经济中心，地区性经济中心等，并非如钟文所指的一个中心。有的学者为防止混淆，往往使用经济增长重心。笔者无意在概念上做文章，而是力图揭示美国区域经济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点上，经济重心应该是较准确、更有意义的概念。而且，在拙著中，重心从来都是与移动连用的。
事实上，美国经济重心西移，并非始于二战，早在美国独立伊始，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美国经济重心即不断“西迁”。这种移动，伴随美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不过这种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速度，反映了该时代的典型特征。在19世纪，这种移动基本上是向西平行进行的，二战后略向西南倾斜，进入70年代后呈西南走向。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的精确计算，1790年，美国人口重心在巴尔的摩以东23英里，1900年向西移动到哥伦布市东南6英里处，1990年达到密苏里州东部的斯蒂尔维尔市东南10英里处，位于北纬38°57′55″，西经86°31′53″[②]。至于二战后并于60年代加速的经济重心移动，是美国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过程中的又一令人瞩目的现象，它对于我们认识区域经济发展周期及其不平衡发展规律，把握美国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都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对于美国经济重心西移这样一个重要现象，笔者觉得有必要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及时进行跟踪研究。因此，不仅在拙著中有所论及，而且还专门做过系列性介绍[③]。但从钟文钟出的意见来看，有关问题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对于美国经济重心是否西移，微征史实，我们便可发现大量不容质疑的证据，在此不妨缕述于下：
Ⅰ.人口：自二战以来，美国人口大量由东北部和中西部向西部和南部迁移，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1980年西部和南部人口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到1993年前两个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更达到56.4%。
Ⅱ.服务业：在这一后工业化社会的支柱产业中，西部和南部也是发展较快，并已拥有明显的优势。从1946年到1982年，东北部和中西部在全国服务业中所占比重由60%下降到51%；而西部和南部由40%上升到49%[④]。到1990年，西部和南部已达53%以上。
Ⅲ.人均收入：相应地，人均收入也在增长。从1946年到1985年，东北部和中西部在全国所占比重由61%下降到46%；而西部和南部却从39%上升到54%[⑤]。人均收入包括几乎所有来源的收入，如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部门等，在这种意义上，人均收入是很有说服力的经济指标。
Ⅳ.批发和零售业：商品批发业涉及商品的成批集散活动，是区域经济涨落的重要指标；零售业则是居民购买力的集中反映。这两方面，尤其是零售业，西部和南部都远远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
Ⅴ.外贸业：1980年，美国跨太平洋贸易额首次超过跨大西洋贸易额后，1989年更超过后者37%。相应地，洛杉矶港已称雄全美，1983年其货物进出口额远远超过东部大港纽约港与新泽西港总和。
Ⅵ.城市：根据1990年人口规模重新划定的全国十大城市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圣迭戈、底特律、达拉斯、菲尼克斯、圣安东尼奥，其中有六个位于西部和南部。
Ⅶ.制造业：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指标中，唯有钟文一再强调的制造业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尚存“优势”。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优势也将难以为继。从1946年到1982年，东北部和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由77%下降到57%；而同期西部和南部由23%上升到43%[⑥]。时至今日，历史上以制造业布局心脏地带著称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增值中所占比重合计为50.5%[⑦]，仅为微弱优势。西部和南部几可与其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一唯一的优势也因后工业化社会的宠儿服务业的蓬勃兴起而地位日绌。1980年，全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已是制造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两倍。到1990年，其就业人数超过75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70%。很明显，既然其他方面优势都已转向西部和南部，那么，东北部和中西部仅有的已大不如昔的制造业优势便显得无足轻重了。
此外，在建筑、交通与公用设施、农林渔、金融、保险及不动产方面西部和南部也已居绝对优势。结果，1990年西部和南部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29870亿美元，而东北部和中西部该指标合计仅为25110亿美元。“从全面来看”，可以说，无论采用哪一个重心的概念，都不能否定经济重心西移的现实。
为了佐证美国经济重心没有西移，钟文又特地提醒人们注意西部和南部增长势头减缓、东北部和中西部正在复兴的所谓“新趋势”。可惜这一新趋势在史实上得不到证实。
不应否认，在80年代初，东北部和中西部个别城市及某些行业确曾一度出现复苏迹象，与70年代相比，颓势似有转机；同时，西部和南部人口增长速度也有所减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绝不能就此断言西部和南部的增长周期已告结束，让位于东北部和中西部。这里有两点因素值得注意：第一，8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造成全国范围的国内移民减少，对西部和南部当然也有影响。但尽管如此，西部和南部的增长还是远远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如80年代十年间，西部和南部有18个州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7.4%）。在冰雪带中，只有新罕布什尔如此，其余均在该平均线下。密执安和俄亥俄、衣阿华州的人甚至仍在减少。大都市区的变化也反映同样的趋势。1980～1986年间，全国281个大都市区中有57个大都市区人口增长超过15%，52个在西部和南部；相反，这六年中有70个人口减少的大都市区，59个在冰雪带（44个在中西部）[⑧]。第二，东北部和中西部有所复苏，但只是零星现象，只局限于个别工业部门和企业。中西部略有起色的全是服务业和政府就业部门，工业基地依然滑坡。1982年起，中西部寻求用自动化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于是大量裁员。因此，80年代，仅芝加哥的重工业就业机会就减少18.8万，减少了33%[⑨]。到80年代末，《克雷恩芝加哥商业杂志》撰文认为，芝加哥只是“捱”过了80年代而已，它与其中西部城市一道度过了难关，但远非达到兴盛的程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看法更悲观，他坚持认为，“中西部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类似看法很多[⑩]。此外，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东北部和中西部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而南部和西部新兴产业却可大行其道。对中西部城市曾有详细研究的乔恩·蒂福特的结论是：“事实上，内陆工业中心的复兴并不如政论家们宣称的那样真实或那样强烈”（11）。尽管他主要指的是中西部，但在工业区是有代表性的。博纳德1990年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预言‘冰雪带’经济‘转暖’、再现繁荣者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一个虚幻的春天而已”（12）。当然，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东北部和中西部仍有其长期优势，如这两个地区教育和专业训练基础设施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与南部相比）。两者各有长处，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这一点似毋须赘言。但对某些问题应有客观认识，如有些学者认为西部和南部大量开支用于道路、医院及其他公用设施上，而东北部早已拥有这些设施，开销少。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维修与改造原有设施的费用往往高于新建这些设施的费用。在新建这些设施的过程中，政府还可从新的企业与居民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所有迹象都表明，在本世纪其余的时间里，那些促成二战后阳光带现象的因素依然会使该地区拥有冰雪带不具备的相对优势”（13）。
事实确实如此。进入90年代后，人口向西部和南部移动的趋势仍有增无已。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人口流动仍然呈现出极大反差：人口减少的州依次为：纽约（－775600），伊利偌伊（－229900），新泽西（－182700），麻萨诸塞（－171200），康涅狄格（－119600），密执安（－118680）；人口增加的州依次为：佛罗里达（499600），乔治亚（264600），得克萨斯（241700），华盛顿（218600），亚利桑那（200300），北卡罗来纳（195000），科罗拉多（194000），内华达（174100），田纳西（160200），奥勒冈（143600），爱达荷（78500），犹他（60500），新墨西哥（48000）。人口变动的地区差异仍异常分明。只是加利福尼亚为例外，该州这几年间人减少了1154000，但这些人绝大多数流向西部山区，是在西部地区内流动，而不是回到东部（14）。1994年，得克萨斯州人口超过纽约，成为美国第二人口大州。蒂福特形象地说，“阳光带新星依然在上升，明显地令中西部黯然失色。”（15）
这里顺便指出，钟文的主要依据几乎全部出自章嘉琳主编的《变化中的美国经济》。该书初版于1987年，1992年再版，未作丝毫改动。是该书作者们根据“到80年代初为止”有关资料得出的论证，而非“近日”，当然也并不能代表“近日国内经济学界”的研究。该书在概念上随意性亦较大，忽而用“中心”，忽而用“重心”。此外，该书还有多处值得推敲之处，如把70年代中小城市人口的一度增加视为美国建国以来人口流动的三大趋势之一就是一个明显的误解。如果仅以章书的80年代初的材料说明整个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就很容易以偏概全，造成立论上的失误。
与经济重心西移相关的，还有西部和南部对东北部依赖的问题。笔者在拙著中提及，二战后，“西部换了主人，即从东部变为联邦政府”。这是由于，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投资达400亿美元，“华盛顿提供了再塑西部经济的新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16）。在此意义上，西部完全摆脱对东部的依赖。此结论针对东西部关系而言，并不是认为西部本身已独立（拙著中并未提出“西部经济完全独立”，另外，拙著中提到的“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西部、也包括西海岸的经济上依附于东部、在城市发展方面追随东部的局面”的前面还有“在这一点上”的限定，可惜钟文遗漏了这几个字），银行数量和资本足以维持自身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部在此方面的作用不断下降。近年来，一批大公司将其总部由东北部转向西部和南部。如可口可乐公司从纽约迁往亚特兰大，壳牌石油公司从纽约迁往休斯敦，莫比尔石油公司从纽约迁往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全国石膏公司由布法罗迁往达拉斯，美国航空公司由纽约迁往沃思堡。不过，公司总部的迁移在阳光带就业增长中所占比重很小，对北部就业机会减少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很小（17）。如里斯的研究发现，西南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该地公司和新兴的公司，而不是外来的公司（18）。温斯坦认为：公司的搬迁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19）。仅仅以公司总部所在何处及其多寡来认定经济上的归属或依赖关系，并以此确定经济重心，似有机械和简单化之嫌。而且，从产业结构来看，西部和南部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这些方面东北部和中西部不具备优势，因此没有必要依赖它们。应该说，美国区域经济结构经过一番调整后，各地区因地制宜，有所侧重，相得益彰，使全国经济更充满活力。这一复杂多样的经济格局有多重指向，无形中削弱了纽约的支配地位。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再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认识一下东西部之间的关系。因人口流动是经济的最集中反映，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内人口流动频率最高的国家尤其如此。美国历史上有四次国内移民浪潮。第一次自美国独立开始到1880年，此时期美国是一农业国，西部处于开发时期，国内移民的特点为长距离向西平行迁移。据1870年人口统计，24%的人口居住在其出生地以外。第二次在1880至1920年，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出现，人口的主要走向是城镇，不再是西部。到1920年，美国已成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第三次是在1920年至1960年间。这一次大量黑人由美国南部涌向北部和西部。这40年时间，共有350万黑人迁离南部。到1960年，全国黑人口有26%居住在南部以外。第四次即本文探讨的这段时期。美国历史上这些大移民的共性特征都是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同样，目前这次也是如此。国内移民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强的内在联系（20）。
移民对迁入和迁出地区有不同影响。迅速崛起的地区需要大理的公共开支，用于铺设道路、建造学校、公共设施等连锁性投资，并产生对银行、建筑等行业的需求。人口增强的州，自然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州。更重要的是，流向新兴州的人口基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是中产阶级和普通白人（21）。这就在人口迁入地区刺激投资，公司自然前来，这反过来又吸引了高等院校毕业生和其他求职者，这些无疑优化了整体经济环境。哈佛一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城市人口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在就业和收入上也必然名列前茅（22）。而人口减少则导致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另一位社会学家进行过调查发现，70年代所增加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的一半集中在两个城市：纽约和芝加哥（23）。一个经济预测团体“新英格兰经济工程”的报告称，90年代康涅狄格州迁出的12万人中，大部分是年龄在22至44岁之间的熟练工人，这“削弱了康涅狄格州最重要的竞争优势”（24）。这在增强迁入地区实力的同时，对迁出地区却产生连锁性消极影响：税收基础减弱，大量人口失业，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结果，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老工业城市受到两面夹攻，不啻雪上加霜。
钟文对美国经济重心西移的否定不仅仅是概念理解不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容易淡化甚至曲解美国社会经济中已经发生且还在进行的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的意义。区域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化究竟应当怎样看，是否如钟文引用的章嘉琳书的论断：“是各大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表现，则不是经济重心西移或南移的结果”。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区域经济的差异及其变化。在有关的众多理论或学说中，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较有说服力并富于启迪。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最初总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拥有经济实力的中心区，“在发展进程中对这种增长点或增长极的需要，意味着国际间和地区间的非均衡增长是它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和状况。这样，在地理学意义上，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25）。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可能是各地区依发展水平逐层递进的梯度推移，也可能是以后来居上为特征的反梯度推移。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下，后一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如美国区域经济，自东向西依次推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每一次开发都建基于新的、更高的起点之上。二战后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跳跃性发展，是因为东北部和中西部已具备雄厚的工商业基础，这些地区得以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而不必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再加上后开发地区传统结构束缚少，易于采用新兴技术及管理方法，形成相对优势，因而起点高，发展速度快。硅谷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有东北部和中西部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前景。这显然不止是“经济差距缩小、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表现”，应该认识其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它对于认识一个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的变化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内涵颇大的论题，容另文详之。
钟文认为，“经济重心是否西移”，在国内外是有争议的，不知他是否有别的依据。据笔者所知，在美国学术界，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经济重心西移都给予较充分的肯定。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因此，工业中西部已落伍，后工业化的亚特兰大、达拉斯、圣迭戈开始占据优势。“在历史上，制造业带是美国的‘核心区’，但二战以来加利福尼亚崛起为第二个核心区”（26）；历史学家蒂福特提出，美国的经济心脏（ECONOMIC HEART）正在向西部和南部移动（27），《20世纪的美国西部》一书认为，“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的所谓阳光带一般被看成是未来美洲帝国的根基”（28）。著名历史学家保尔·约翰逊1983年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强调，“美国人口和经济重心从东北向西南的转变是当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29）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部和南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代表。美国20世西部史研究的三大权威学者之一杰拉尔德·纳什对西部城市化曾有认真的研究，提出西部经济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就形成了以航空、电子、服务业等带有高科技取向的全新的经济结构，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崛起。“西部从落后的殖民地地区转变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行者（economic pacesetter）”（30）。美国城市史研究的一大权威学者肯尼斯·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西部和南部已是全国“经济先行者”（31）（economic pacesetters）。卡尔·艾博特则从城市化角度发挥这一思想：“1940年以来西部城市的发展已构成一个明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西部城市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先行者”（32）。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描述，但从中足以看出他们对经济重心移动的肯定程度。
最后还应补充的是，所谓经济重心西移，是从美国历史的整体长时限的角度而言，若仅涉及二战后，称美国经济重心西南移更恰当一些。
注释：
① 《美国史研究通讯》，1995年第4期。
② ⑦ 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美国统计概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4年版，表25、表1234。
③ 《有关美国经济重心西南移的几点认识》，《兰州学刊》1990年第4期；《美国阳光带崛起述评》，《世界经济》1990年第13期；《80年代美国人口的主要流向及其特点》，《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西部、阳光带、城市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西部大城市：当代美国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经济地理》1992年第4期。
④ ⑤ ⑥ ⑧ （12） 理查德·M.博纳德（Rechard M.Bernard）：《冰雪带城市：二战以来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都市政治》（Snowbelt Cities:Metropolitan Politics in the Northeast and Midwest since World War 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表1.3、表1.2、表1.3、第3页、第3页。
⑨ 《克雷恩芝加哥商业杂志》，1989年第13期。
⑩ （11） （15）（27）乔恩·蒂福特（Jon C.Teaford）：《心脏地带的城市：美国工业化中西部的兴衰》（Cities of the Heartlan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ial Midwest），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第227页、第227页、第254页。
（13） 理查德·博纳德与布雷德利·赖斯（Bradly Rice）合编：《阳光带城市：二战以来的政治与发展》（Sunbelt Cities:Politics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Ⅱ），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4）（22）（24） 《幸福》1995年8月21日、1995年8月21日、1995年8月21日。
①⑥ 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Nsh）《二战与美国西部：重塑西部经济》，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部分。
（17）（19）（26） 博纳德·L.温斯坦等（Bernar L.Weinstein'）：《美国区域经济的兴衰》，纽约1985年版，第102页、123页、124页。
（18） 约翰·里斯（John Rees）：《美国区域经济的转折与西南部发展制造业的内在动力》，载于威廉·惠顿（William C.Wheaton）编：《区域间的运动与区域经济发展》（Interregional Movement and Regional Growth），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9年版，第66—67页。
（20） 克里斯托弗·克莱顿（Christopher Clayton）：《州际与地区间移民结构》，《区域科学年鉴》1977年第110页。西蒙·库兹奈兹（Simon Kuznets）：《人口的重新分布，移民与经济增长》载于霍普·埃尔德坦克奇编：《人口统计分析及其关系》（第三卷），费城1964年版，第30页。
（21）（31）
罗伯特·费尔班克斯（Rebert B.Fairbanks）：《阳光带城市与近年美国城市论文集》（Essays on Sunbelt Cities and Recent Urban America），得克萨斯农机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第4页。
（23） 《华盛顿邮报》1990年9月14日
（25）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88页。
（28）（29） 迈克尔·马隆与理查德·埃图赖恩合编：《20世纪的美国西部》（The American West:A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第258页。
（30） 杰拉尔德·纳什：《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州简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3年版，前言部分。《二战与美国西部：重塑西部经济》，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部分。
（32） 卡尔·艾博特（Carl Abbott）：《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Cities in the Modern American West），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引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