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与文化领导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威廉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雷蒙·威廉斯（1922—1988）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整个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文化唯物主义等概念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威廉斯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创建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他在分析文学、 文化作品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点。
领导权一词源出于古希腊语，最早指的是来自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或统治者，带有浓厚的强制意味，所以在我国常常有人把这个词翻译成霸权。19世纪之后，领导权常常用于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或控制，描述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扩大了这个词的含义，把它用于描述阶级之间的统治或控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此处，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思想统治，这已经包含着领导权思想的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2—53页。 ）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一个革命的阶级要想夺取政权，不仅需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普遍的形式和意义，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恩的论述里，强制的意味已经大大弱化，初步具有了现代领导权的意义。
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他们的领导权学说。真正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学说的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葛兰西参加并领导了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但革命失败了，他自己也身陷囹圄。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社会却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西西里岛的监狱里，葛兰西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和总结，极力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形势的发展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为什么十月革命能够成功，而意大利和西欧各国的革命却惨遭失败。经过艰苦的反思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革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没有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没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军事官僚国家，统治阶级的统治完全以暴力为基础，“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注：《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8页。）这样的国家缺少外围保护， 经不起任何的震荡，一旦发生革命，革命阶级很容易就能推翻统治，夺取政权，用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运动战”。但是，西方各国的国家性质与俄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作为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的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机、萧条等等）”，市民社会为国家构筑了坚固的“堑壕体系”，成为国家坚实的后盾。因此，“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注：《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0页。）这个“碉堡工事网”就是市民社会。 通俗地说，与俄国不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不是以暴力为基础而主要是依靠被统治阶级的“赞同”（consent ）来进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赞同”构成了一个内在的保护网，能够抵御各种“灾难性的袭击”，使国家免受突如其来的打击。不顾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模式，失败在所难免。既然如此，西方国家该如何开展革命，实施什么样的战略呢？葛兰西的问答是，鉴于实际的情况，西欧各国应该从“运动战（正面进攻）变为阵地战”，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他指出，“我们已经进入政治—历史形势的高潮阶段，因此在政治方面，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具有最后的决定意义。换句话来说，在政治中，只有一个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注：《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页。）这就是说， 西方的革命应该从国家内部开始，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夺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只有到了把资产阶级的全部领导权夺取过来之后，革命才能最后获得成功。
在阐释了“阵地战”的重要性之后，葛兰西还谈到了主要的阵地有哪些。他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以及作为压制性的和消极的教育职能的法院，就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然而，在现实中还有许多其他所谓的民间首创性活动也趋向于同一个目的，这些首创性活动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机构。”（注：《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9页。）也就是说，统治者利用艺术、文学、 媒体等文化形态来帮助自己确立文化领导权，而被统治者则内化统治阶级固有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因此，要想推翻旧的统治，首先必须进行坚决而全面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批判，进而摧毁旧的文化领导权，建立起新的文化领导权，这项工作应该成为任何革命的前奏。
7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英国1974年的“燃油危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葛兰西关于革命地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引起了西欧的左派力量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掀起了一股葛兰西研究热。也就是在此前后，通过《新左派评论》的大力译介，在英国原本鲜为人知的葛兰西突然获得了左派阵营的青睐和重视，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获得了广泛探讨和接受，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作为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威廉斯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在威廉斯的转变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权的理论成了他消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工具。对此我们不难理解。 威廉斯本人一直致力于消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本身就暗含着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消解，带有浓重的文化中心性， 这恰好符合威廉斯的任务，因而威廉斯格外关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文中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辟专节或专章来论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他认为，领导权这个概念既包含又超越了“意识形态”这个很有影响的概念。领导权的概念坚持把“整个社会过程与权力和影响的特殊分配联系起来”（注：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4—5页。以下文中只注页码者皆引自本书。），表现了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的压制和不平等，它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存在，使人们认识到“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是有意识的体系和信仰，而是由特殊而主要的意义和价值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过程”（第109页）。就此而言， 领导权的概念优于正式而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意义、价值和信仰体系，即意识形态，它可以包括意识形态，但无法还原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领导权中更多的是混杂、含混、模糊、零碎的意识，“是对整个生活过程的感觉”（第110页）。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感觉结构”， 因为领导权“是建立在整个生活之上的全部实践和期望：我们对力量的感觉和分配，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构成性知觉。是亲历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它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现实感”（第110页）。这就是说， 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学校、教会、家庭和媒体等文化机构把自己的意志散播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主要是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并进一步将之内化为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把统治阶级的统治“自然化”（naturalize）为习俗、习惯、自发的活动，使之成为常识和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能获得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其统治也就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从而得到巩固。
威廉斯还深刻地认识到，在任何社会里，如果统治阶级想要维护其统治，就必须不同程度地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但是，在以往的社会里，强制多于认同，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认同的作用超过了强制，统治阶级更多地是利用认同来实施统治的。因此，领导权的理论尤其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选举政治和舆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社会实践是以人们对实际上表达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的某些统治观念的认同为基础的”。（注：威廉斯《关键词》，格拉斯哥，方特纳出版社，1983年，第145页。 ）因此，领导权理论“可以更加具体地解释诸如选举、闲暇和个人生活之类的重要的现代领域”（第111页）。应该说， 威廉斯的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深刻地洞察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个人的原子化生存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管理的幻觉，选举民主的花招及其虚伪、闲暇的增多及其后果。
在分析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时，有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概念本身的总体化倾向，把这个概念转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总体化，以为领导权是“划一、稳定、抽象的”（第112页）。在威廉斯看来， 这无异于把领导权的概念与“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概念等同起来，这样，领导权便成为一个静态的概念。威廉斯认为，这样的理解是极其错误的。在他看来，领导权决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无论是领导权的获得还是维护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强调指出，“亲历体行的领导权永远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由人们认识到的、具有特殊而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的经验、关系和行动构成的复合体”，有着非常复杂的运动和变化。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领导权“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辩护和修正，同时它也将不断地受到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压力的抵制、限制、改造和挑战”（第112页）。这就是说，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有可能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有意识地作出某种调整，删除、更新某些陈旧不合时宜的部分，在不损害整体的情况下，适当地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倾向，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或让步，如改变税收体制、缩短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创立所谓的企业文化……，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领导权适应时代的变化，获得被统治阶级最大可能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它们有着不同的信念和利益，因而冲突总是在所难免的，在危机时刻，冲突将尖锐地显现出来，于是领导权将会受到被统治阶级的抵制和挑战。这就引出了“反领导权”（counterhegemony ）和“替代性领导权”（alternative hegemony）的概念。这是威廉斯对领导权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他认识到，任何一种领导权都不是铁板一块，它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因而“在实践中，领导权永远不可能是单数形式的”（第112页），也就是说， 领导权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谈论领导权的时候必须时刻牢记反领导权和替代性领导权的存在，充分考虑它们对于领导权的怀疑、反抗和威胁，应该把它们当作对领导权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形式，领导权也应对此作出及时的反应，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斯的领导权概念包含着明确的斗争内含，反映出了领导权与反领导权和替代性领导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领导权优于忽视或孤立反抗性和替代性因素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地方。
威廉斯在他后期的文化理论中提出了“三种文化”的理论，进一步详细具体地说明了领导权的动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文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威廉斯重点分析了主流文化（the dominant）、残余文化（the residual）和新兴文化（the emergent），指出了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重要意义。
主流文化指的是“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些意义和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组织的和为人们所亲历体行的”。（注：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年，第39页。）根据这种定义，基本可以认为主流文化实际上就是占据领导权地位的文化，它往往符合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服务于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的目的。
“残余文化”指的是在“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第122页）， 这些因素虽然无法根据主流文化来表达或证实，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与主流文化形成替代性或对立性的关系。这些残余文化因素通常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主流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吸取残余文化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手段是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来进行吸收、合并，达到两者之间的和平共处。但残余文化中有些东西是主流文化所无法吸收的，它们代表了主流文化忽视、贬低、反对甚至无法认识的人类经验、理想和成就，它们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浮现出来，对主流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是暗中消解主流文化，亦即对文化领导权进行消解。
“新兴文化”指的是新的意义、价值、关系和实践。这些新兴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是与新的阶级组织的出现、新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新的文化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新兴的因素虽然尚未清晰地表达出来，但它们实际已经存在，只不过是活动于社会的隐秘或边缘地带而已。主流文化不会也不可能放任新兴文化，情况往往是，新兴文化因素一经出现，主流文化便开始试图吸纳之，企图使之服务于主流文化，这种吸纳包括分析、鉴别、认可、接受其中有益于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成分，反对和压制对立性的成分，将后者斥之为纯粹个人性的东西、极端的社会反常。由于新兴文化因素主要是与新的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对立于统治阶级的新兴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的共谋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更多的必然是长期的对立和反抗或暗中的消解，这就构成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激烈斗争。随着新兴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将愈演愈烈，直到旧的文化领导权退出历史的舞台。
总的来说，主流文化与残余文化、新兴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吸收与反吸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对于文化领导权起着补充与消解的作用，充分地体现了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
既然文化领导权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统治阶级如何维护其文化领导权呢？革命的阶级又将如何来争夺文化领导权呢？
大致说来，统治者维护其文化领导权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制定文化政策，为文化生产者设定各种限制，迫使文化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产文化产品并影响社会大众。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统治者往往通过大学、出版社、编辑和评论家等的努力，对各种文学作品进行评判，颂扬和褒奖那些有助于巩固统治的“正确的”作品，贬低和打击那些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作品。这在各个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做法。
其次是通过选择的机制来维护文化领导权，这也是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威廉斯很早就注意到了选择的重要性。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他就涉及到了选择的问题，并且认为：“尽力理解选择的传统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注：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伦敦，查托和温杜斯出版公司，1961年，第50页。）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他对选择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选择与领导权的关系。
单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文化的选择过程是显而易见，也是无可厚非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无力记录人类所有的活动，人们必然要把某些意义和价值选择出来加以强调，与此同时忽视或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这就形成了“传统”和“有意义的过去”，它们被成功地传递下去。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选择只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成就和精华遴选出来并传递下去。我们在承认选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这种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它总是有意识的行为，它往往“受到许多特殊利益，包括阶级利益的控制”（注：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伦敦，查托和温杜斯出版公司，1961年，第51页。），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选择是为了联系和认可现实。基于这样的目的，统治者面对过去的时候，往往要对过去的文化进行选择和重新阐释，将支持或至少不会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挑选出来，并加以吸纳和利用，使之成为“传统”和“有意义的过去”，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广泛传播，使之为被统治者所内化；而将那些反对或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则斥之为“过时的”或“怀旧的”东西并对之加以压制或抛弃，那些它所无法吸纳的东西则被攻击为“前所未有的”、“异化的”东西。选择的结果是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人们看到的只是统治者蓄意选择出来的东西，看不到真实的历史面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领导权同样是历史性的，因为真实的记录实际上是可以恢复的，人们可以通过恢复被文化领导权抛弃的领域，对真实的记录进行还原，以揭示文化领导权制造的神话。因此，威廉斯认为，“支持或反对传统的斗争是当代文化活动的主要部分”（第117页），是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的体现。
在这种选择的传统中，正式的文化机构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家庭、教会、学校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孩子选择学习的领域，传授、证实、强化经过选择的意义、价值和活动，使孩子们从小就内化经过选择的东西，从而达到实施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可以认为，这些文化机构构成了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它们往往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联系起来，具体而普遍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文化领导权的认可。
在这些文化机构中，尤其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大众传媒系统。大众传媒系统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我们生活的20世纪，大众传媒系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影响无处不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甚至认为“新的媒体系统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注：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和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192页。）很难想像，在今天离开大众传媒系统之后，生活会是怎样。对于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系统，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他们意识到，大众传媒系统将会对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出于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对大众传媒系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较少涉及的一个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则重点对此加以研究，这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和贡献。这种研究和批判始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的深刻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工业就是按照统一模式批量生产文化传播物的体制。文化工业的出现主要是与本世纪流行的广播、电影、电视、书报出版物等大众传播媒介相联系的，文化工业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消融了个性，使大众思想上认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甘愿受到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统治。
作为一个敏感的思想家，威廉斯也非常重视对传播系统的研究，他在《电影导论》（1954）、《传播》（1962）、《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1974）、《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1980）等著作中对传播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传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威廉斯一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注：约翰·埃尔德里奇和丽西·埃尔德里奇《雷蒙·威廉斯：创造联系》，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在研究大众媒体时，威廉斯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那样把大众媒体视为技术理性发展的结果，也不像利维斯那般悲观。他对媒体进行了社会史的研究，他认识到，媒体的发展并不是纯粹的技术发展的结果，其中必然伴有社会的压力和政府的干预，因此媒体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与媒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基于这种认识，威廉斯特别注重考察媒体中的控制系统，他提出了影响传播机构运作的三种控制系统：即专制（authoritarian ）系统、家长制（paternal）系统和商业（commercial）系统。专制系统是少数人用以控制社会的一般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统治集团传播其观念、旨意和态度的手段。在此系统中，传播工具和审查权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实际上是政府垄断了大众媒体，把它作为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媒体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是国家设定的议程（agenda），虽然这种议程并不排除所有的辩论和异议，但一切都限定在有利于维护其文化领导权的范围内，政府对于什么是应该和可以讨论的、什么是不应该和不允许讨论的内容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由于政府有限度地允许争议，有意识地封锁或泄露某些信息，这种控制给人以“开放”和“民主”的假象，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进行着文化领导权的宣传。
家长制系统则试图指导和保护读者、听众和观众，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实施。根据这种模式，统治者的价值和目的常常被说成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统治者则是主要董事会价值的维护者，他们的活动充满了责任和服务。
第三种体系是商业体系。这种体系以市场为基础，被视为是保证传播自由的一种方法。它提供给读者、听众和观众（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增加了生产者的机会，表面上也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但是，威廉斯指出，商业体系掌握在生产者和广告商的手中，这些人根本不关心社会和个体的健康和成长，他们看到的只是利润，商业体系实际上只是一部由金钱驱动的文化机构，实际上它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
威廉斯通过自己对媒体的研究得出结论，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来孤立地研究媒体，他通过研究打破了媒体自由的神话，他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最终不讨论权力，我们就不可能讨论传播、文化和文化领导权。目前，社会中存在着既存机构、权力、不断增长的金钱力量的迅猛发展，它们被强加于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媒体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工具，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是骗人的假象，统治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对媒体进行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是以较为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如课税、审查、核准和控制信息来源等手法。在危机时刻或非常时期，控制甚至可能是极其直接的，如取缔或征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媒体的作用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日趋走向国际化，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文化扩张的重要手段。
既然媒体在文化领导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那么人们还有没有希望利用媒体来进行反领导权的斗争呢？若有，人们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在对待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上，威廉斯不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那样悲观，他显得比较乐观，在他看来，媒体虽然具有很强的负面作用，具有统化人们思想的功能，但媒体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完全可以将之用作反对领导权的工具。为此，他提出了第四种系统：民主的系统。早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传播与共同体》中，他就指出：“今天，在一个民主的传播系统中，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毫无疑问，那种传播属于整个社会，它如果想要健康成长的话，那它就必须以社会个体最大可能的参与为基础。由于传播记录了人类的成长和发展，所以它必然是变动不居的。它必须把自己分散为许多不同和独立的系统，这些系统必须保证能够自我维持。我们必须抛弃如下观念：传播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说教和引导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应该抛弃有关我们已经广为接受的传播的错误意识形态：那些只对作为控制他人的传播感兴趣或者那些只想利用传播赚钱的人的意识形态。”（注：约翰·埃尔德里奇和丽西·埃尔德里奇《雷蒙·威廉斯：创造联系》，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在考察这种民主系统的可能性时，他提到了科学和学术的重要性，他指出：“惟一替代那些把文化手段当作简单商品的不负责任的人的控制的是公共系统。”这种公共系统的主要代表是大学，他认为大学负有提高人们公共参与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但是，现实的发展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完美，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各国对媒体的控制日益加强，且媒体机构合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传播媒体出现了进一步走向垄断的趋势，媒体更多地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他所期望的共同参与并未扩大，反而在缩小。不知这是否意味着他的理想的破灭。
总的来说，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发展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强调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领导权的动态存在状态和变化模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但在现实的发展中，这些方法显得苍白无力，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这与他前期温和的渐进主义思想分不开。他没有认识到，若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改变或夺取领导权，那是根本无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应该说，这不仅是威廉斯个人的过失，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共有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