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方言》楚地词“赵”与南方民族桃木崇拜*
□谢荣娥
[摘 要] 扬雄《方言》记载楚地表“床杠”义的语词“赵”，“赵”的语义系统均与床杠义无涉，应属标音字。“床杠”义在文献中用“
”表示，至《广雅》方有记载。“”与“赵”中古读音相同，由于楚地词“赵”只是一标音字，进入汉籍文献后，采用形声造字法产生表“床杠”义的“”。考察现今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我们发现，在今客话、闽语，湖南江永、道县等地土话及壮侗语族水语中保留此词的用法。这与秦汉以来楚方言区域的变迁及楚方言区域内生活的少数民族情况相吻合。这绝不是巧合现象，而是扬雄时代楚地词在今天南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遗存现象，它见证了楚方言与南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与影响，透露这些民族语言所在区域源远流长的“桃木崇拜”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 扬雄《方言》;楚地词;赵;;桃
一、问题的提出
扬雄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它真实地记录了秦汉时期不同区域的不同语汇，其中录存了大量楚地通行的词语，楚地属多民族区域，在语言上交互影响，全面深入研究这类词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楚语，探讨楚语与南方各民族语言的关系。由于采用汉字来记录各地方言，扬雄《方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标音字现象，借助现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材料，对标音字现象进行细致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少标音字现象往往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逐一地梳理这些标音字，探讨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对于扬雄《方言》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为古代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20世纪以来的《方言》整理，主要有条校条释和全面整理两大类型。先后做过条校条释的学者有王国维[1]、吴承仕[2]、吴予天[3]、徐复[4]等。全面整理的各具特点，代表性的如丁惟汾的《方言音释》[5]注重词语疏解，周祖谟的《方言校笺》[6]重在文本校刊，佐藤进的《宋刊方言四种影印集成》[7]注重版本资料的整理，华学诚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8]属于集校集释型。这些研究性的整理工作，为扬雄《方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扬雄《方言》，不少学者从其版本、词汇、用字、汉代方言区划等方面展开研究。扬雄注重活语言的记录，采用汉字记音，这种现象不少学者关注过，如罗常培[9]、丁启阵[10]、赵彤[11]、杨建忠[12]、吴吉煌[13]等。这些标音材料真实记录的是什么语言现象，这些语言现象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不仅对扬雄《方言》本体的释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古代桃木崇拜的研究论著不少。探讨桃木崇拜产生原因的，如孙毓祥[14]、罗漫[15]、王卫东[16]等。结合考古及民间遗留习俗对其进行探讨的，如蒋明智[17]、李雪[18]、渠红岩[19]、陆锡兴[20]等。结合传说神话的整理与分析来进行研究的，如徐晓光[21]、张绪焰[22]等。桃木崇拜的源流问题需要各方面的材料来支撑，材料越丰富，观点才能更具说服力。论文以扬雄《方言》中的楚地词"赵"为出发点，结合古籍文献、现代汉语方言、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语料，探讨楚地词"赵"这一标音材料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试图为桃木崇拜源流问题提供语言方面的证据。
二、扬雄《方言》中的楚地词“赵”
扬雄《方言》卷五记录楚地词“赵”：
牀，齊魯之間謂之，(床版也，音迮。)陳楚之間或謂之笫。(音滓，又音姊。)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趙當作“兆”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杠爲桃牀，皆通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音詵。)其上板，衞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簡牒。)或曰牑。(履屬。)
扬雄在此条中重点讨论了“床”及其构件不同地域的不同说法。齐鲁之间谓“”，“”同“箦”，陈楚之间之笫，箦，床版也，笫，床垫也，各地方言均取床的某个构件来指称“床”。这在古代汉语中是较常见的现象，以局部指称整体。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各地方言基本均用“床”来指称，只是各地发音略有差异。
关于“床杠”，各地也有不同说法。“杠”本指床前横木，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无杠樠之寝、床栘之案。及其后世，庶人即采木之杠、叶华之樠。”《急就篇》卷十四：“妻妇娉嫁赍媵僮，奴婢私隶枕床杠。”颜师古注：“杠者，床之横木也。”扬雄《方言》列举出当时各地关于“床杠”的不同说法，其中“南楚之间谓之赵”，颇令人费解。“赵”字目前最早见于金文中，从字形上来讲，早期意义应与人的行为有关系，《说文·走部》：“赵，趋赵也。从走，肖声。”《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北征，赵行囗舍。”郭璞注：“赵，犹超腾。”清王念孙《广雅疏证》：“超腾亦谓疾行。”可见，其早期意义指疾行之义，后引申出小、少、轻捷等义，从语义系统而言，不可能与“床杠”有关联，故此，扬雄此处的“赵”应属标音字。
总之，经典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教师将经典诗文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中，重视文化环境对学生的熏陶，积极开展诵读活动，有效提升学生的诵读水平，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小学语文经典诗文教学的有效策略，同时也有利于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
考察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我们在壮侗语族中找到了如下材料：
鲁迅的《药》是大学中文系常选的阅读篇目，也是新加坡初级学院的华文文学课程的必读短篇小说。我这里就以《药》为例，看我们如何采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在《汉语大字典》中记录“桃”的三个读音，其中一个读音是根据《集韵》“直绍切”折合为今音，读为“zhào”，指出同“”，并引《集韵》：“，《博雅》：‘版也。’或作桃。”此读音《汉语大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均未收录。汉籍文献中，至三国时代，《广雅》中才出现了“”，表示床杠之义。这个词从何而来?极有可能是吸收楚地词“赵”，由于“赵”只是一个标音字，记录其语音与意义，字形与意义无任何关系，进入汉籍文献后，采用形声造字法产生了“”，其音义与扬雄记录的“赵”相同，《广韵》中两字的反切均为“徒了切”，折合成今音均为“diào”。
三、楚地词“赵”与南方民族语言
扬雄以标音字“赵”记录的这一楚地方言词，在之后的传世文献中未见其踪迹，但当我们梳理现代汉语方言材料与南方少数民族语料时，却发现这一楚方言词的现代南方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中保留了下来。
在南方汉语方言材料中，表示“床前横木”，多称“床杠”，如崇明[zã24gã]、温州[jyɔ31kuɔ33]、贵阳[tshuaŋ31kuaŋ24]等，还有一些说法较为特殊：
【床刀】床沿横木，客话。江西赣州蟠龙[tshõ211tɔ33]、上犹社溪[tsh
11tao24]。罗翙云《客方言·释服用》：“床前横木曰床刀。刀当为。《广雅》：‘，杠也。’《说文》：‘杠，床前横木也。’”
【床刀】于都[tsh21144tɔ31]，指旧式床连接床两端略高于床面的部分。
鄂北岗地是湖北省小麦主产区，生态条件比较适合发展小麦生产，是湖北省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区域，也是湖北省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2］。近年来，当地农业技术部门结合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活动，试验示范了小麦规范化播种、小麦测土配方施肥、氮肥后移、病虫害统防统治集成高产栽培技术［3］等，提高了小麦生产水平，先后小面积创造了7 705.50、7 957.95 和 8 143.50 kg／hm2的湖北省小麦高产新记录，揭示了该地区小麦生产的产量潜力［4］。
【床导】床沿横木，床沿。闽语。福建漳平[tshŋ11—33to53]
综上所述，对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目标性护理服务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事件发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预后康复效果，保持血糖稳定，应用效果良好。
据鲍厚星等的研究，在湖南江永、道县等地土话中“床”的读音较为特殊。“床”是宕摄崇母字，桃川土话固然有时用上了[ʦaŋ21]这个音，符合其音韵地位。但明显的是官话影响所致，真正被桃川人用得多而且脱口而出的 是[tau21]这个音，常用词如“床板”[tau21miɛ35]、“起床”[ɕi35tau21]、“铺床”[phəu33tau21]等。[23](P102～103)
“赵”“”中古声母为全浊声母，在今闽方言中多读为不送气清音声母，在今江西客家方言中以[ɔ]为主要元音的韵母比较多，在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以[a]为主要元音的某些韵母在客家方言中多将主要元音[a]转为[ɔ]。虽然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这些词使用汉字有所差异，但应有共同来源，本字均应为“”。与扬雄《方言》记载的“赵”一脉相承。
除江永桃川“床”读[tau21]外，湖南其他某些方言以及城步五团、广西龙胜等地也都有类似的现象：
将“床杠”称为“赵”，这种现象应属地域方言的体现，在汉代为南楚通行。扬雄用汉字标音的方法将其记录了下来，扬雄不用“桃”来记录，却选用一个字形与此义无任何关联的“赵”字来记录，可见“桃”字在楚方言与汉代通语语音有区别，在楚地方言中，读音与“赵”相近。
分析这些材料，“湖南部分土话和广西龙胜、湖南城步五团等地关于‘床’的那些读音确实是保存了一个古老的关于‘床’的说法”。另外，在富川秀水九都话也可找到相关材料，富川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边缘，与湖南的江永、江华相邻。[24](P3)
郭璞作注时，也指出“赵当作兆声之转也，中国亦呼杠为桃床，皆通也。”可见，郭璞认为“赵”在此处当是“兆”声之转，属方音地域差异的体现。至于“桃床”一词，文献未见，只见“”，《广雅·释器》：“，杠也。”《广韵·筱韵》：“，床子。”《集韵·筱韵》：“，床版。”《集韵·小韵》：“，或作桃。”“赵”的上古音可构拟为[*diau]，“桃”的上古音可构拟为[*dau]，语音相近。如此，郭璞当时提出“声之转”地域方音现象是可信的。郭璞注客观地提供了这一方言词的地域变迁情况：汉代属南楚一带语词，到晋代，使用区域扩大，虽语音上有略微变化，但属相通之现象。
南方汉语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其音义均与扬雄记载的楚地方言词“赵”有着密切的联系，极有可能均由楚地这一方言词发展而来。自扬雄时代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梳理楚方言区域的历史变迁，我们更肯定了这种认识。
“我这才知道路吉阿诺斯以及《真实的故事》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的拉勃来和十八世纪的英国斯威夫特，都是我所佩服的人，也都受着他的影响。”〔1〕772
自扬雄时代，由于移民等因素的影响，楚方言区域就在不断地发生历时变迁。秦汉时期以郢都为心，以湖北、湖南主，向北还包括河南中南部，向东还包括安徽寿春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北面与东面强势方言的影响，楚方言有向西、向南发展趋势。唐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使楚方言区域北部进一步北方方言化，但楚方言作为一独立方言仍存在，向南继续缩进，黄州一带呈现过渡地带特点。唐宋时期楚方言南部界限在湖南南部，东界当在黄州，北部当以襄阳为界。明清时期，湖广大量人口输出，主要方向是向四川、陕西、贵州、广西一带迁移，湖广内部也发生关人口迁移，主要向湘鄂西山区及江汉——洞庭平原迁移。楚方言作为一种独立方言模糊化，不少楚方言词保留在湖南、四川、陕西、贵州、广西等地方言中。
扬雄以“赵”记录“床杠”义的这一语言现象主要通行于南楚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衡山是汉代的郡国名，大致相当于今皖、鄂、豫三省之间的地方。关于九江，姜亮夫《荆楚名义及楚史地》：“《史记》所云南楚九江后人多误以为浔阳之九江”，其实“荆之九江为洞庭甚明”。江南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张守节《史记正义》：“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汉代的衡山郡不属于《方言》中南楚的范围，汉代的豫章相当于今江西省，在《方言》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故《方言》中的南楚主要指汉代的长沙国，主要在今湖南省，也包括湖北省长江以南以及广东省和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一直分布着少数民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交趾”指两广和越南，“会稽”指今江苏西南部和浙江一带，可见，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即今湖北东南部、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福建、两广，均为古越人的分布和活动范围。根据有关商、西周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楚人入湘之前，古越人广泛分布于湘北、湘中和湘南，即整个湘江流域以及资水中下游地区。“楚人入湘后，越人的分布地域逐步发生变化，由于楚人进入，首先是湘北和长沙地区的越人大批南迁。至战国中、晚期，湘北地区已很少越人的踪迹，长沙地区也愈来愈少，而越人大量集中于湘江中上游，尤其是湘南地区。”[26](P73)秦汉时期，湖南境内汉民族之外的土著民族，被统称为“蛮”或“蛮夷”。他们的分布面相当广，按地域又有“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称呼。武陵蛮即五溪蛮，武陵即武陵郡，郡名缘于纵贯其境的武陵山脉。东汉时属地主要在湖南境内，部分在湖北、四川、贵州省境。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湖南境内的“蛮夷”族群，仍多被统称为“蛮”。武陵五溪地区依然是主要的聚居区，同时新出现了“湘州蛮”“巴陵巴营蛮”，“湘州蛮”实为两汉时的“长沙蛮”。隋唐五代和两宋时期，湖南境内除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外，仍有大量的原土著少数民族，均为秦汉以来“武陵五溪蛮”“长沙蛮”“湘州蛮”的一部分。“徭”与“苗”从“蛮”中分出，史籍多有记载。叶钱《溪蛮丛笑序》明确将“五溪蛮”分为五种“曰苗、曰徭、曰僚、曰僮、曰仡佬。风声习气大抵相似。”清代，湖南境内各土著少数民族仍多被统称为“蛮”，但明代文献中已有“土人”“生苗”“红苗”“徭”“洞苗”等的记载，回族、维吾尔族、壮族、白族等民族进入湖南。至清代，土家族已明确专称为“土人”“土民”，苗族多称“红苗”，瑶族与“苗”“僮”“僚”之间的区分已清楚，出现了“山地徭”“盘徭”等不同称呼，侗族专称为“峒民”“峒人”。可见，在湖南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有曾聚居湘南的越人、土著的苗、徭、侗、土家、仡佬族以及元明后迁入的回、维吾尔、壮、白等族。据现有民族学资料，壮族来源于中国南方的古代越人，水族与布依族源于由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人一支，傣族、仫佬族、毛难族、黎族属百越后裔，畬、瑶两族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其历史来源目前存在一定争议，但均与古代越族有密切渊源关系。
在其受贿四年间，对连卓钊暗度陈仓、跨境接送赌客的行为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他任内的广东两次查赌风暴，均从连卓钊的通风报信中获得官员赌博信息并实施查处。
1994、1995、1998这三年的8～10月在涪陵区沿江及坪上一些乡镇发生猪霉玉米中毒，造成4千多头生猪死亡，2004年冬季在涪陵区焦石、青羊、明家、会明等地再次发生，又造成1 000多头生猪死亡。现将该病的发病及诊治情况报道如下：
四、楚地词“赵”与南方民族桃木崇拜
联系楚方言区域的历时变迁及汉时南楚境内少数民族生活情况，我们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及壮侗语中保留了当时的楚地方言词“赵”的音义及其用法。语言是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扬雄以汉字记音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床杠”的方音，郭璞又将其与晋代“桃床”相联系，这其中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关于“桃木”的民俗文化意蕴。
楚人对桃木的崇拜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襄公朝楚，会楚康王卒一事。“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叔孙穆叔曰：‘袚殡而襚，则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袚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1154页。 楚人悔之，只是出于鲁襄公袚殡这一行为表明楚是鲁之臣，这一点让楚人不能接收，但以桃茢袚殡能去拔除死者散发的凶邪之气，这一点是楚人认同的。据《吴越春秋》卷下《勾践外传》载：“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我。……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三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桃弓棘矢是楚人先祖一代一代传授下来的。楚人的桃弧棘矢，是楚人或楚之先祖对桃崇拜、信仰的一种体现。《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1339页。 这表明桃弧棘矢在楚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能驱殃除咎的灵物。长沙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当古人对某些疾病致病的原因不能理解时，于是就有了鬼怪致病。“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之倡而笄门户上各一。”③ 严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补译》，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205页。 《荆楚岁时记》记载了荆楚民间正月初一饮桃汤驱邪的习俗。“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考古出土的桃木俑也有多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桃木俑，报告称为“辟邪木俑”，共36件，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有“桃枝小俑”。西汉墓葬陪葬桃人，还见于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西汉墓葬。
以桃、柳、杉、竹等辟邪是客家地区常见的做法。“在客家地区，以驱魔辟邪和求安祈福为目的的俗信活动中，桃、柳被民众视为绿色保护神与护身符。客家妇女在分娩前后，家人会在其门框上挂上桃枝或桃符，祈求产妇顺利产下小生命。……客家人家中有久病不愈之人或不顺之事，会请巫婆念咒，并用桃枝在空中打扫整个屋子以示祛邪。”[27](P9)可见，桃木崇拜在客家地区也是一种较普遍的习俗。
西南少数民族“桃子生人”故事以土家族“摆手歌”最有代表性，老婆婆吞下八颗桃子和一朵仙花后孕育人类，另一则《龙母神话》讲述一女子吃了一颗桃子后生一子，丢至山中成龙，苍山兰峰和三阳峰下的白族村寨绿桃村，常祷之，奉为水神。这两则神话都源于古代对桃树和和桃子的咒术信仰。[21](P40)水族人家把吞口大神请进家门，是请木匠用白柳和桃木雕刻并绘上颜色，让“吞口”大神在门头上安安稳坐，成为自己家庭的保护神。[28](P141)桂北瑶族有桃树崇拜的习俗。“在瑶族的意识观念里，桃树有驱鬼镇鬼的特殊功效。……若有人长期卧床生病，就被认为是‘鬼附身’，亲人用桃树枝叶给病人擦身，并在病床四周摆上桃树枝。”[29](P77～78)可见，桃木崇拜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综上观之，我们认为扬雄在汉代记录表“床杠”义的楚地词“赵”，属标音字，用音近汉字记录了楚地表“床杠”义的词。据郭璞注，这一楚地词，与桃床之“桃”有声转关系，《广雅》用“”来记“床杠”之义，《说文》未收此字，《广雅》之前文献未见，极可能是后起之现象。由于楚地词“赵”只是一标音字，进入汉籍文献后，采用形声造字法产生了“”，“赵”与“”中古读音相同，均为徒了切。考察现今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我们发现，在今客话、闽语、湖南江永、道县等地土话及壮侗语族水语中保留此词的用法。这与秦汉以来楚方言区域的变迁及楚方言区域内生活的少数民族情况相吻合。这绝不是巧合现象，而是扬雄时代楚地词在今天南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遗存现象，它见证了楚方言与南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与影响，透露这些民族语言所在区域源远流长的“桃木崇拜”的文化意蕴。
再来时,林小敏的额上沁满了汗珠。卢一平看出,她是把送报纸和打扫卫生的活,一口气全干了。林小敏站在对面,身体微微起伏着。这时候,卢一平本来有别的事情了。可是,看她无助的样子,卢一平还是把手头的事暂时搁下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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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 Character"赵"in Dialect by Yang Xiong and the Peach Wood Wor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ern China
XIE Rong-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China )
Abstract： In the bookDialect by Yang Xiong is recorded the Chu character"赵(zhao)"with the meaning of"bed bar"，which in semantic system has nothing to do with"bed bar".Therefore，the Chu character"赵"is a phonetic character.In the literature，the meaning of"bed bar"is represented as""，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ancient dictionary"Guangya".Since""and"赵"shared the same pronunciation in the medieval times of China，also since"赵"is only a phonetic character，Chinese literature later on used""that was created with the method of phonography to indicate the meaning of"bed bar".By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dialects and language materials of ethnic minorities，it is found that this character is preserved and used in Hakka dialect，Min dialect，Jiangyong dialect，Daoxian dialect and Shui language，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s of Chu dialect area since Qin and Han Dynasties，as well as the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in Chu dialect area.This is not an accidental coincidence，instead，it is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remains existing in today's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ethnic languages.This phenomenon witnessed the mutual contact and influence between Chu dialect and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ethnic languages，revealing the longstanding cultural implication of"peach wood worship"in the region where these ethnic languages are spoken.
Key Words： Dialect by Yang Xiong;the Chu character;"赵(zhao)";"";"桃(peach)"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2—0145—06
*收稿日期 2019-0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时期楚方言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CYY072);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SZ19001)。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程 瑜][责任校对 蓝肖杏]
[作者简介] 谢荣娥(1976～ )，女，湖北天门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与汉语方言史。湖北武汉，邮编：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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