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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1-0084-04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给我们发展东三省经济，振兴老工业基地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拓展的空间。东三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相比较，具有资源优势与重工业优势；和西部地区相比较，具有交通便捷、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可是，由于诸多因素使其在全国的相对位置逐步后移。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既是解决东北地区特殊困难的需要，更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一、东三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1]，如果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用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势必形成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不足的矛盾；下岗人员过多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不足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地方财力不足的矛盾。东三省的产业结构及其就业人员结构见表1和表2。
表1 东三省2001年三次产业中的就业人员结构
就业人构成（合计=100）
地区 员总数 第一第二第三第一第二第三
（万人） 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产业
辽宁 1833.4 681.7
461.3
690.437.225.237.7
吉林 1057.2 535.9
196.2
325.150.718.630.8
黑龙江
1631.0 808.3
338.7
484.049.620.829.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整理。
表2 东三省2001年的产业结构构成(%)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辽宁
10.8
48.5
40.7
吉林
20.1
43.3
36.5
黑龙江
11.5
56.1
32.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三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按目前颁发的产业划分新规定，第三产业比重会下降，第一产业的比重会上升，但是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影响不大。而第二产业恰恰是国有企业集中的传统产业，也是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最大的产业。因此，上述矛盾的存在就有其必然性。
第二，东三省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比重大，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难、效率低见表3。
表3 东三省2001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企业单位数）
地区国有及国有集体企业股份有限外商投资港澳台商
控股企业公司企业 投资企业
辽宁
2188 1100199 754 316
吉林
1392 410190 170 75
黑龙江 1328 333138
85 6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整理。
以黑龙江省为例，2002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比重为85%，远远高于全国的44.4%。之所以存在这种状况是源于东三省资源型产业和传统产业行业整体衰退而致使经济效益差，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东三省国有企业大都分布在煤炭、森林、机械、纺织、油田等行业中，特别是资源行业，随着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增高，亏损日益增大，国有经济转移难度也在加大。即使在较小范围和较小程度上，我们可能有机会进行部分转移。然而由于国有大型企业专业化程度高，专业化范围窄，使国有企业家、官员和银行家难以形成多样化的爱好和兴趣。而这种多样化的兴趣和爱好正是新兴产业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我国新兴行业兴起且迅猛发展之时，东北地区的传统工业却处于欲退不能、欲进更难的境地。而能转移的国有资产大部分又投入到与原有行业相关的产业中，一旦主业衰退，新投资产业面临困难，形成“一荣俱荣、一衰皆衰”的局面。
东三省国有企业比重大。当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利税作支持时，无论从政府本身还是政府机构中的个人本能的“理性选择”就是抓住国有企业不放松。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政企是无法真正分开的。因此抓住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保住财政盘子，也可以使企业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也完成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况且长期实行计划行政管理的结果，使用这种方法不仅用之熟练，而且见效快。就政府机构中的个人而言，这种权利的存在使“寻租”有了可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长期是受保护的“主人”，短时间内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竞争的担忧使他们难以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情感称为“国有企业情结”。这种国有企业情结不仅建立在政府利益的基础上，也与个人利益相关。摆脱这种情结不仅靠观念的更新，也要实行利益的再分配。另外，东三省的民营企业尚未完成进入大型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没有壮大到足以进入这些企业并获取控制权的能力。这就使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存在较大难度。国有企业的这种状况造成转制困难、转移不快、效率低下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第三，东三省工业投入严重不足，而且投资结构单一，仍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影响了企业的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使企业技术落后缺乏核心竞争力见表4。
表4 东三省1997-2001年技改资金投入
单位：万元
地区1997 19981999 20002001辽宁
456351424645 431935360799 381107
吉林
107457128726 100295123333 146322
黑龙江 277660200656 160561177537 228951
包括挖潜改造投入和科技三项费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整理。
例如，黑龙江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接近1/2，但工业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40.1%下降到2002年的29.1%，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率下降到60%，列全国倒数第三位。企业研发投入仅占全省GDP的0.56%，远远低于全国1.1%的平均水平。实际上，工业化的进展依赖于必要的技术投入。因为技术体现在资本设备和人的技能之中，所以迅速扩大在本地区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设备和有技能的人的能力就特别重要。目前，东北地区仍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其经济的发展仍属于投资推动型。投资、研发与人才不足严重制约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四，对外开放度低与人才外流，使东三省经济发展不仅受到思想僵化而导致的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滞后，也使东三省受到高级人才不足而低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结构性失业的困扰。东三省就业人员所有制结构与职工工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见表5和表6。
表5 东三省2001年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
集体 股份有限 股份 外商
地区企业
企业 合作 联营 责任 有限
私营 投资 个体乡镇
企业 单位 公司 公司
企业 单位 企业
辽宁381.4 76.0
5.6 0.4
43.2 23.4 157.8 30.0 309.1 455.4
吉林233.5 38.8
2.3 0.3
16.0 17.6
36.1
8.6 103.3 230.3
黑龙江 390.9 69.2
7.9 1.0
26.7 32.2
60.2 11.3 239.1 157.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整理。
表6 东三省2001年职工工资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万元
地区
职工工资城镇人均可 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
支配收入
全国
10870
6859.58
2366.40
辽宁
10145
5797.01
2557.93
吉林 8771
5340.46
2182.22
黑龙江 8910
5425.87
2280.2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三省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众多，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职工工资水平却接近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形成了人才外流的经济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国家按计划分配与调拨的人、财、物，在进入市场经济时，除机械设备沉淀下来并需加大技改投资外，人才却由于外地高工资及经济条件的吸引而大量离去。加之东三省周边接壤的地区与国家大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区域，计划经济思想的残留与改革的滞后等多种因素使其对外开放程度较之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这就影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竞争力与经济发展。
二、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就是要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增加其数量；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改善其配置；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等。为此，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多元主体市场；推进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转变政府职能等。因此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注意力都放在争投资、上项目上。我们认为争投资、上项目对于东三省处于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不从理论上认清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路径依赖，中央的政策与投资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关键在于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而不是外生机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今天引进资本和设备，雇佣有技术的工人和有专业知识的管理者，使生产过程“知识密集”与“技术密集”[2]，明天我们的经济就能起飞了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在许多企业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并到国外培训了工人和经理，但仍然没有改变效率低的状况。
显然，外生机制是难以使经济持续发展的。20多年前的东三省与江浙相比可谓资本密集，但是这并没有使黑龙江经济发展速度的快速增长。有人说，只要我们不断引进新设备，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如新工艺、新产品）等不就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吗？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这些新技术、新方法、新思想、新科学作为投入？天上不会掉下技术和知识，进口受预算约束，靠这些“外生”方法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源泉”问题，只要有了“源泉”，就是没有技术也会生出技术，没有高技术产业也会生出高技术产业，没有人才也会集聚起人才。
为此，我们应当创造出能自己源源不断地提高劳动者质量、增加资本设备的技术含量，保证技术不断进步的再生产条件，即那些能够自身生产“技术”和”质量”，并自动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技术的技术”。（注：我们这里抽象掉“市场需求决定供给”那样的问题。这一问题除了会增加表述困难外，不影响基本结局。）
生产技术的“技术”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得引用经济学上的最新思想和学术进展，本文不准备一一指出其来源，但简单讲来，是什么创造了今天的庞大的生产力？分工。当年亚当·斯密用制造针的例子说明分工的好处：一是可以节省转换工作的时间；二是可以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三是可以改进工具。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源泉的观点在今天“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时代仍然正确。试想如果没有分工，一个人想掌握今天的全部科学知识，大概耗其毕生精力也达不到，更谈何创新？
但是分工也产生“协调”与“合作”问题。分工是每一个人成为专门化产品和知识的专业化生产者，但他本身则不仅需要自己的产品（甚至根本不需要！），还需要别人生产的专门产品和知识。因而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合作，而合作是有成本的。这一合作成本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交易费用”。显然合作的成本越低，则专业化的分工水平就越高，而合作的成本越高则分工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分工的水平就低。由此可见交易费用（分工的合作成本）是分工的决定因素[3]。
是什么影响交易费用？要想一一举出影响交易费用的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制度因素是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成分。
首先在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市场就不会发展。例如，只有在15世纪英国舰队剿灭了加勒比海诲盗后，美洲新大陆的贸易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今天地区安全仍然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确保安全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取决于地区安全体系制度的效率和规则。在地区警方没有完善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执行监督制度时，厂商就不得不自己建立保安，这就会增大厂商的成本。在竞争的市场上，成本高的厂商迟早得退出市场。
其次，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没有可信的制度保障就不会有大规模投资。合同能否受到法律保护、税收政策会不会改变、前任主管的承诺后任主管还能不能承认、写在纸上的规章制度能不能兑现、没有兑现的损失由谁负担？没有写在纸上的具体事件如何处理……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可信的政府承诺，有谁敢到那里进行大规模投资？没有可信的制度保障投资者的产权、管理权、收入权、交易权等，资本就会成为当地的“人质”，投资者除了受宰割以外别无出路。在这些规则和制度不能确保市场交易和信息完全时，交易费用就会相对高，交易环境就会恶化，社会分工的净利益就会下降。
但是，一个主权政府或主管政府机构是没有外部承诺约束的，政府的承诺行为全在于信誉。有信誉的（地方）政府会使投资者预期的风险大大下降，从而（吸引）投资者增加投资，最终使地区经济实力（竞争力）增强，政府也会从中分享经济发展的剩余。但是政府的信誉要求所有的部门都讲信誉，遵守承诺和自我约束破坏信誉的短期行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破坏信用、不遵守承诺的部门造成的成本（地区经济能力下降）要整个地区承担，自己仅承担其中一小部分，而破坏信誉的收益则由该部门独占。相比之下只要有一个部门不相信其他部门也会遵守承诺时，他就会一定抢先不遵守承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经济制度最终会偏离整体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均衡，资本（源）就会从没有信誉的地区集中到有信誉的地区。有信誉的地区因资本（源）逐渐集中而形成规模。在资金（源）有限的条件下，自然垄断的法则就会起作用：失去吸引资本（源）信誉的地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可以与之竞争的规模，从而成为这些发达地区的附属领地，永远被锁在经济落后的行列中。
最后，制度的适应性能不断减少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分工能积累知识，劳动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也可以积累知识。知识的积累使人们能够发现更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但是要使这些更有效率的生产与管理技术成为广泛的生产方式则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否则新的生产方式就不会大规模出现，生产力也不会大幅度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就是指制度能否廉价（低成本）地修正使之支持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然而，修改制度并不容易。在新制度下受益人会支持新制度，但在旧制度下受保护的人可能因新制度而受到损害因而反对新制度。所以新制度能否出现取决于两个集团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特别是新制度拥护者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国家采取政策支持老工业基地改造时，能否用新的制度及其新的运营机制使国家投资起到带动民间投资进入的作用，从而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制度和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使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呈现良性循环的内生机制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三、创新是老工业基地改造成功的关键
创新理论是由熊彼特创建的。所谓创新，包括生产方法、企业管理和组织的根本变革。“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通过企业家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产业突变”过程。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际是一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种大的制度创新的框架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政策倾斜（包括国家投资）的一种区域经济体系创新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构成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断改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因此，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思想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等应构成老工业基地改造的重中之重。
首先，老工业基地改造应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机制创新放在首位。作为第二产业比重在三大产业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产业，国家对老工业基地政策倾斜显然集中于此。第二产业也是国有企业集中的产业。因此，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造速度，将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纳入我国与全球产业整合之中，在区域民间资本尚不能承担产权多元化主体的情况下，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者，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就尤为重要。在国有经济比重缩小、产权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快企业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等速度，才能使老企业焕发青春。政府应当承担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失业、养老、低保、医疗等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国内外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条件。否则，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其改造资金又会延续过去引进—改造—再引进—再改造的路子上去，缺乏发展的内部动力。国家投资无法带动民间资本进入，老工业发展基地就会失去资金基础和制度环境。
其次，老工业基地改造要全力进行政府部门的思想创新、政策创新及其运行思路的创新，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降低交易费用，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我们应改变过去各企业与地方政府争资金、跑项目的状况，应从全省、全区域、全国及国外的市场供需情况及产业发展趋势中确定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其项目投资应采取全新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将老工业基地改造与城市化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建立有产业支持的以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城市带动乡村、以工业带动农业、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最终使老工业基地改造与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同步，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同步，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最后，重视市场经济与人才，关注科学技术研究，在市场化、科研、教育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实现政策创新。我们必须改变重生产轻市场、重科研轻转化等观念。一是对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予以政策与资金支持。东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众多大学与科研院所拥有多项专利与科研成果，但转化为商品的极少。政府加大资金支持，使有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二是对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它们的发展是老工业基地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一环。这种政策扶持不仅应包括资金、创业、税收政策，也应包括对其创业者进行各种培训及中介信息沟通等。三是要对教育结构的调整给予政策支持，并鼓励大学生及其各类人员自行创业。同时在培养用好本地人才的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树立不求所有，只求所用，以本地人才为主，外来人才为辅的人才观，使教育结构与人才结构适应老工业基地产业改造与发展的需要。
收稿日期：200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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