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珊瑚帖》“天支节相”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芾论文,珊瑚论文,天支节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芾《珊瑚帖》记载了米芾收藏绘画作品二幅以及珊瑚笔架一座的情况，并有题珊瑚笔架七绝一首。①两幅绘画来源不同，各有其人，珊瑚笔架则是来自“天支节相”家。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珊瑚帖》的确切年代都不清楚，因此天支节相何意，其人是谁，与米芾关系若何，当然也都成了无法解决的课题。笔者对于《珊瑚帖》的最新研究，结论是该帖的年代可断在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②年代问题一旦解决，《珊瑚帖》“天支节相”的考知便不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文试图结合北宋政治制度与书画资料，一则解释“天支节相”，二则考索《珊瑚帖》中“天支节相”其人。 一、《珊瑚帖》之“天支节相”释义 《珊瑚帖》纸本墨书，行书十一行，右半题辞，左半题诗，中间画珊瑚笔架一座，其文云：“收张僧繇天王，上有薛稷题；阎二物，乐老处元直取得。又收景温《问礼图》，亦六朝画。珊瑚一枝。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徐邦达先生指出“景温”是与米芾同时代而稍早些的谢景温，景温收藏有《问礼图》，非是另有六朝人名“景温”者画有《问礼图》。此一句诗中的“节相”，徐邦达先生认为，“应即节度使、使相的合称”，“节相”其人即是收藏《问礼图》的谢景温。徐先生的按语云： 考《谢传》：(元祐)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名(知)鄆州，永兴军”，正合。因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物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所以称“权尚书出知军州事”的人为节相，在当时的习尚是不以为僭的。③ 按照徐先生以上的解释，则米芾的《问礼图》与珊瑚笔架，俱是得自于谢景温家矣。将“节相”与使相联系起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不过宋代使相制度在神宗元丰改制前后存在着很大的变化，制度不明，考索“节相”其人也就不易。 使相之名非古。高承《事物纪原》云：“唐睿宗景云元年始置，首以贺拔延嗣领河西。至开元中朔方节度牛仙客同中书门下三品，节度如故，此盖使相之始也。肃宗时郭元振李光弼号使相也。”④开元二十四年，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是真宰相，以真宰相遥领节度，此前已有萧嵩的先例。⑤高承所言一则非遥领事始，再则其所言“使相”也与后来的使相概念有异。萧、牛是以真宰相遥领节度使，开元以后则出现以节度使加相衔之新现象，谓之“使相”。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⑥侍中、中书令虽罕有除授，但亦是相名，故中晚唐以后又开始出现以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加诸节度使者，皆为使相。⑦然使相究竟非真相，“品秩虽高，皆居真相之下”。
米芾 《珊瑚帖》 纸本墨笔 26.6×47.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入宋以后，使相的范围扩大。据仁宗时期《閣门仪制》：“以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臣，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⑧其中最常见的是节度使兼相衔，“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⑨凡为使相者，“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制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已。”⑩元丰官制改革，改使相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而开府不预”。(11) 元丰官制改革后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就是使相的重新定义。元丰改制以阶易官，根据《元丰寄禄格》，在“新官”之下注“旧官”名称，“开府仪同三司”之下，注明的“旧官”是“使相(小注：谓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12)又，《元祐令》亦有明确说明：“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13)如此则是自元丰以阶易官后，凡带“开府仪同三司”者即是使相。那么，加“开府仪同三司”者，是否必须带节度使呢?叶梦得说：“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14)按照叶梦得的看法，则“开府仪同三司”只是相衔，相当于此前的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仅带“开府”并不是“使相”，以节度使带“开府仪同三司”才是真正的“使相”。马端临对此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据马氏言，有张演著《职官记》“叙元丰新官而并著旧官，于开府仪同三司之下只注旧官云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而不言使相”，这显然与《三朝国史职官志》以及《元丰寄禄新格》等皆不合，但马端临认为“虽与史志不合，似为得之”。(15) 马端临的疑问说明了元丰改制以后使相的定义较之以前确实是发生了变化，根据变化之后的制度，我们认为元丰以后凡是带“开府仪同三司”者即可视为使相，也就是说出现了既有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也有以观察使等加开府为使相者。以下以宗室追赠为例略作说明。 《宋会要辑稿》帝系三《宗室追赠》门中与使相相关的有三类：1、赠节度使使相。如仁宗天圣九年八月，皇叔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咸宁郡王德雍，赠宣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祐元年三月，皇伯祖太州观察使克愉，赠忠正军、开府仪同三司。2、赠使相追封国公。如乾道元年七月，宜州观察使士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和国公。3、赠使相。如乾道七年九月，定武军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安定郡王令德，赠开府仪同三司。(16)在以上三类中，只有第一类兼有元丰改制前、后的例子。赠“节度使使相”，在元丰改制以后就是既赠与节度使也赠开府仪同三司。二、三类都是元丰改制以后的事例，被赠“使相”的，皆是以观察使，或者节度观察留侯赠与开府仪同三司。在《追赠》一门中，还有很多赠节度使追封国公、赠节度观察留侯追封国公、赠节度使等等，可见元丰改制以后是否使相，全系于“开府仪同三司”，所以既有为节度使而不为使相者，亦有只是观察使而为使相者。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后文中考证“天支节相”其人是重要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宋代元丰改制前后的“使相”情况，明确了“使相”的范围。那么，使相是不是可以称为“节相”呢?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因为当对西夏用兵，调费日蹙之时，宋祁上疏论三冗三费，据《长编》，其三费之三曰： 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迹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也。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飨宾也。今则不然，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资力，为无功之奉养，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17) 皇祐元年(1049年)七月，因为宰相文彦博的建议，仁宗与夏竦等晏殊等执政旧臣十四人迁官加职，其中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兼侍中，侍御史知杂事何郯、监察御史陈旭等因而上言：“侍中官秩隆峻，不可为节相序迁之资，稽之典故，未尝有轻授者。”(18)在以上两列中，宋祁、何郯等所言之“节相”显然都是指节度使加相衔，因而前文中“使相、节度”，当作“使相节度”。(19)夏竦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已经是使相，现在又加侍中名位益高，故御史言之，仁宗谕以此“非常例”乃解。 以上两例都是元丰改制以前之事，“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实际上也可以说皆可谓之“节相”。在曾巩文集中有一卷《制诰拟词》，其中在“相制”之下是“节相制”，(20)实际上即是使相制。 因为在元丰改制以后出现了非以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而为使相的情况，那么“节相”是否可能专指元丰之前的节度使加相衔(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和元丰以后的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宋会要》之《宗室追赠》门所言之“节度使使相”呢?由于“节相”毕竟非官方正式称呼，罕有资料提及，文献上所能见到的实例，都是先建节、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因而此一疑问基本上无从讨论，较为稳妥的办法是作狭义与广义两解。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设有“节相门”叙使相源流，(21)而并没有区分上文提到的情况，则“节相”即“使相”在其时似是为流俗所公认的、属于一般性的常识。 现在再回头看徐邦达先生的按语。据《宋史》卷二九五《谢景温传》，“(元祐)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徐先生引文稍误，永兴军前脱“再历”二字，而知永兴军实际上已是哲宗亲政之后的事了。考察谢景温本传及相关资料，这段话的意思是元祐三年闰十二月，设置了权六曹尚书，并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扬州谢景温为权刑部尚书，结果为右正言刘安世所弹，(22)遂于次年二月出知恽州。(23)也就是说谢景温甫以就任权刑部尚书即遭谏官弹劾，迅即出知恽州，并不曾以“权尚书出知军州事”，实际上其时也无此官职。谢景温不可能以“权尚书出知军州事”，没有做过节度使，亦不曾为开府仪同三司，所以谢景温不管是在元丰改制前后均无被称作“节相”的可能，《珊瑚帖》的创作时代当然也就不能据此定为元祐三年后不久。 徐邦达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景温即谢景温，并意识到“节相”与使相有关，但毕竟因制度不明，在节相其人以及创作年代两问题上遂一误再误。而“天支”一词的理解本是解决此问题的另一重要线索，却被徐先生忽略了。曹宝麟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天潢贵胄方得称天支，故金座珊瑚当为宗室某人旧物也。”(24) 支，本有支子的含义，与宗子相对。《诗·大雅·文王》：“文王子孙，本支百世”。《毛传》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礼记·典礼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天支，也就是天子支属。《宋史·宗室表》序曰： 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藩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25) 《宋史·宗室传序》亦云：“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廪饩。至于宗女适人，亦有恩数。”(26)“支子而下”、“疏属”等等，皆是所谓“天支”。宗正寺等机构用于管理“天支”所修纂的牒、谱、图、籍等，共有《皇帝玉牒》、《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仙源类谱》和《仙源积庆图》等五种。(27)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赵构称帝，其册文中有曰：“金人内侵，二帝北狩，天支戚属，混于穹居，宗社罔所依凭，中外罔知攸主。”(28)天支、戚属，正是分就皇族、外戚而言。“天支戚属，混于穹居”，《宗室表》云：“靖康之变，往往沦徙死亡于兵难，南渡所存十无二三，而国之枝叶日以悴矣。”国之枝叶，亦即天支。“支”同“枝”。顾炎武批评明代宗室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29)“天枝”即“天支”。天支、天枝，宋人有关宗室的诏敕中常见，类似用语还有“帝胄天枝”、“天枝玉叶”等等。 支又有支脉意。所有天子支脉，同出一源，因而又有所谓“天源”之说。唐有《天潢源派谱》，(30)与宋以“仙源”命名的图、谱之类，皆是“天源”之意。宋因为有太祖太宗授受的故事，因而是“两派天源”。(31)苏颂在为宗室赵宗隐、赵令諼所撰的加食邑以及授官制书中，说宗隐是“衍天源之流润，为邦族之尊宗”，令諼是“承袭庆美，本乎天源”。(32) 天支，就其支子、支属、支脉等涵义言，主要是指宗室。不过就宋人集中所见，“天支”一词不仅可用于宗室、宗女等，也可用于皇子、皇孙等。(33)即凡赵氏皇族，天子之外，其他皆可云天支。曹宝麟先生说“金座珊瑚当为宗室某人旧物”，准确地说，既可以是宗室某人任使相者，亦可能是某位皇子加使相者。 二、“天支节相”其人的推测 《珊瑚帖》共提及《天王图》、《问礼图》以及金座珊瑚三种物品，崇观之际，谢景温已卒数年，藏品流出，可能为米芾所收，当然也有可能流入“天支节相”家。因而米芾后两物的获得途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图、笔架分别得自谢景温家与“天支节相”处；第二种可能是图、笔俱得自于“天支节相”。至于获得的方式，不像《天王图》的来历、价格等交待的比较明白，《问礼图》与笔架，米氏只说“收”，只说“来”，具体如何收、来的并不是很清楚。米芾收集书画的方式无非以下几途：有借无还；以假乱真；购买；交换；润笔；赠与。巧取豪夺的手段，米氏想必不敢用在“天支”且又是“节相”的身上，因此作为润笔之资，或者是赠与是最可能的。这就涉及到米芾与“天支”之间的书画因缘。以下本文将借助我们已经考知的身份、创作时间等信息，辅以米芾与赵宋宗室的书画因缘，在大观元年之前的书画、宗室、使相等各个因素中找出那个与米芾交集最多的人，作为《珊瑚帖》中“天支节相”的最可能人选，事实上根据后文的考证，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是出奇的少。 1、米芾与赵宋宗室的翰墨交往 米芾一书画的收藏与鉴定知名，其生平所收藏、所目睹、亲闻、旁听的有待于寻访的作品等等，大多见其所著《画史》、(34)《书史》、(35)《宝章待访录》以及后人所编的米芾文集《宝晋英光集》，从中所见与米芾有过书画往来事迹的宗室成员如下： 1、仲忽。《画史》中出现四次，(36)《书史》中出现两次。(37)从中可见仲忽善草书，是米芾自己所能认可的少数“能草书者”之一。除了收藏书画外，仲忽还爱好、收藏古器物，这一点也见于《宋史》，元符二年，仲忽曾向哲宗献“古方鼎”。(38)仲忽与米芾关系匪浅，其所收金石器物，米芾“皆尝赏阅”。 2、仲爰。《画史》出现四次。(39)《书史》出现一次，载米芾欲购王羲之《桓公破羌帖》，而仲爰捷足先登“力取之”，米芾后加价购回。(40)《宝晋英光集》出现一次，载米芾与仲爰竞购王羲之帖事。(41)仲爰自己也善画，曾作《庐山图》，米芾的评价是“有趣，不俗”。(42) 3、仲翼。《画史》出现一次。仲翼善草书，米芾将他与周越相提并论。(43) 4、仲仪。《画史》出现一次，载其收有古《庐山图》，“所惜不全也。”(44) 5、宗汉。《画史》出现一次，载宗汉作《芦雁图》，米芾为之题诗两首。诗两首亦收于《宝晋英光集》。(45) 6、令穰。《画史》出现五次，载令穰收藏字、画、印、经卷。(46)令穰善画，作小轴清丽雪景，“有江湖意”。《书史》三次，载令穰收藏唐智永《千字文》，米芾鉴定为钟绍京作，(47)令穰收欧阳询书法三轴，米芾易得其一。(48)米芾与令穰往来密切，多有书画交易、鉴定、题跋事。 7、令辊。《书史》出现一次，米芾欲购王献之《日寒帖》，“宗室时监罗务令辊亦欲往”。(49) 8、令畤。《书史》出现一次，载王羲之《笔阵图》“归宗室令畤，刘泾以僧繇画梁武帝像易去”。(50)《笔阵图》事，《宝晋英光集》云是赵子立所收。(51) 9、叔盎。《画史》出现七次，载叔盎收画事及叔盎论书画装裱。(52)《书史》两次，载叔盎收《兰亭》及杨凝式字事。叔盎所收《兰亭》，米芾说“不及吾家本”，(53)叔盎所收杨凝式字，则本来是米芾“易与王诜”的。(54)米芾与叔盎来往较多，现存墨迹即有《伯充帖》、《业镜帖》、《值雨帖》等，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0、赵伯山。米芾有词《减字木兰花(涟水登楼寄赵伯山)》，其中有“举首宗英醒更狂”句，(55)则此赵伯山即为赵子崧(伯山)，《宋史》卷二四七有传。 11、世恬。世恬字静之，燕王德昭曾孙。世恬与米芾无书画方面往来记载，但米芾曾为之书写墓志。(56) 以上诸人当中，与米芾书画往来最多，关系也很密切的是仲忽、仲爰、令穰、叔盎。有的虽然只有一次来往记录，如给宗汉题诗，给子崧写词，给世恬书墓志，这样的关系也不见得一般。他们都是宗室当中最有可能与米芾与书画交易、赠与关系的人，而十一人当中，预徽宗时期使相之列有仲忽、仲爰、宗汉等三人。 2、徽宗时期的宗室使相 徽宗时期曾任使相者，据《皇宋十朝纲要》，共有44人，其中皇子、宗室任使相者有27位之多。(57)27人当中，皇子又有14位。以上数字中，并没有包括后来的钦宗皇帝赵桓在内。 徽宗共30子，皆是继承皇位以后所生，其长子赵桓，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生，次年六月拜使相。赵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九月生，生一日而卒。赵楷，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生，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即拜使相。赵楫，崇宁二年二月生，崇宁三年二月拜使相，四月卒。赵枢，崇宁二年六月生，大观二年(1108年)拜使相。如此则当大观元年《珊瑚帖》创作之时，徽宗诸子为使相者实际上只有赵桓、赵楷两人。赵桓于“声技音乐一无所好”，(58)赵楷善画，喜收藏，(59)然崇宁末方为六龄童，自然也不会有“家”，因而可以确定“天支节相”不会是徽宗诸子。 徽宗时期十三位宗室使相，我们所能考知的使相情况如下： 皇叔祖宗汉；皇叔祖宗粹。 宗汉。为英宗幼弟，哲宗元符时即已加使相，大观三年(1109年)八月卒。(60) 宗粹。为濮王允让从弟允迪之子，(61)英宗从弟。政和六年(1116年)十二月方为开府仪同三司。(62) 皇伯仲增；皇叔仲御；皇叔仲爰；皇叔仲理；皇叔仲忽。 仲增。大观三年八月嗣濮王宗汉薨，以仲增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嗣濮王。(63) 仲御。大观二年为开府仪同三司，政和五年八月，仲增薨，九月仲御為嗣濮王。(64) 仲爰。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仲御卒，开府仪同三司江夏郡王仲爰为嗣濮王。(65) 仲理。宣和五年六月仲爰卒，以安国军节度使仲理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嗣濮王。(66) 仲忽。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以定国军节度使仲忽为开府仪同三司。(67) 以上五人皆英宗父亲濮王允让之孙。前四人继宗汉之后相继封嗣濮王。其中最早加使相的是仲御，时在大观二年。最年长的是仲增，他因为在宗汉卒后，“于属为长”，得以在大观三年因嗣濮王而加使相。仲爰加使相时间记载不明，因是继仲增、仲御为嗣濮王，故其加使相时间不会早于仲御的大观二年。 皇叔孝骞；皇兄孝参。 以上两人皆为英宗之孙，徽宗从兄，故“皇叔”孝骞，当为“皇兄”孝骞。据《宋会要辑稿》，孝骞于大观二年正月，改宁国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孝参于大观三年正月，改宁武军，加开府仪同三司。(68)据《宋史》，则两人均是于大观二年为使相。(69) 皇兄佖；皇弟俣；皇弟似；皇弟偲。 以上四人皆神宗子，均在哲宗朝时已加使相。(70) 3、“天支节相”考证 根据以上考证，徽宗时期的十三位宗室使相中，大观二年之前加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符合“天支节相”称呼的只有徽宗的叔祖宗汉以及徽宗兄弟佖、俣、似、偲等共五人。佖等四人《宋史》皆有传，然传记中无任何文艺方面的记载，也不见于各类书史、画史，根据前文考证，与米芾也无交往的记录。仲忽、仲爰在书、画上各有所长，在书画的创作、收藏、鉴定、交易上与米芾交集最多，也都是“天支节相”，但他们的拜使相都是在米芾身后，是米芾所不及见的。既是“天支节相”，又见于米芾的著作，与米芾有翰墨因缘的是宗汉。 赵宗汉，《宋史》有传。宗汉善画，其本传云：“善画，尝作《八雁图》，人称其工。”(71)这与米芾《画史》记载相合，《画史》所记米芾看到的是《芦雁图》，米芾认为“有佳思”并为之连续题诗两首，一曰：“偃蹇汀眠雁，萧梢风触芦。京尘方满眼，速为唤花奴。”又曰：“野趣分苕水，风光剪鉴湖。尘中不作恶，为有邺公图。”米芾于书画向来少所许可，一画两诗足可见其激赏之意。邓椿评论道：“元章许予甚严，诗意如此，则可知其含毫运思矣。”(72)《宣和画谱》中宗汉亦有传云： 博雅该洽，人皆不见其有冨贵骄矜之气。又无沈酣于筦弦犬马之玩，而唯诗书是习，法度是守。平居无事，雅以丹青自娱，屡以画进，毎加赏激。又尝为《八雁图》，气韵萧散，有江湖荒远之趣，识者谓不减于古人。(73) 如此则宗汉在当时以画雁知名。宣和御府藏其画八，雁图有五，又有水墨荷花二。“气韵萧散，有江湖荒远之趣”，正符合米芾的审美情趣，也与米芾的题画诗涵义相合，《画谱》所谓“识者”，其谓米元章乎? 蔡肇作米芾《墓志》赞米芾“风神萧散”、“不能与世俯仰”，同样见过米芾的程俱也说米芾“风神散朗”。(74)宗汉以嗣濮王之尊、天支节相之贵、皇叔祖之亲，而人不见其富贵骄矜之气，乃能与出身“冗浊”、“不近人情”之米元章气韵相合，共此萧散，心声心画，正可两见其为人。时间、身份、地位、书画志趣相合，则在崇宁、大观之际，赠予米芾“金座珊瑚”之“天支节相”，其惟当朝天子徽宗之皇叔祖、名位俱尊之嗣濮王赵宗汉乎?(75) 三、余论 结合大观元年这一《珊瑚帖》的创作年代，分析米芾与北宋宗室的书画交往以及徽宗时期的使相情况，本文认为，赠与元章金座珊瑚的“天支节相”最有可能的人选，应该即是徽宗的叔祖嗣濮王赵宗汉。 不过，根据前文关于使相的考察，知元丰改制以后宗室中有卒后以观察使等身份赠以开府仪同三司，即使相身份者，虽是否可以称为“节相”尚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做广义的理解。考虑到这种宗室卒后追赠使相的情况，则“天支节相”人选还可再稍稍扩大一些。与米芾关系较密，卒后赠使相之宗室成员，有赵令穰与赵世恬两人。令穰，字大年，与米芾书画上的交往最密，已见于米芾《书史》、《画史》，其官至崇信军节度观察留后，卒后赠开府仪同三司，然其生卒年竟不得而知。(76)世恬为观察使，崇宁元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崇国公。《赵世恬墓志》为米芾所书，其时为大观元年三月，其职为知淮阳军，与《珊瑚帖》的创作年代、职务相合。如果赵世恬即《珊瑚帖》中之“天支节相”，则金座珊瑚极有可能便是米芾书写墓志的润笔物了。 赵宗汉、赵令穰与米芾有书画上的交往，他们本身即是北宋有名的画家，有画作藏于御府。与他们不同，世恬与米芾无交往，在书画史上籍籍无名，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南宋初的两大画家，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即是他的曾孙。很多年以后赵伯骕的儿子赵师睪请楼钥作《聚奎堂碑》，从碑文中米芾书《赵世恬墓志》的事实得以确认。(77)以书、画为媒介，北宋末、南宋初四个最有名的赵宋宗室画家实际上也都与米芾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宋代皇室比中国其他任何家族都更为直接地影响了绘画的发展”，(78)《珊瑚帖》所见米芾与天支节相的故事，算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书山有路、图谋不轨，书法与绘画作品作为历史材料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等方面所起到的独辟蹊径的作用，学界有目共睹；而政治权力角度的艺术史研究所显示的宽广空间也早已为艺术史家所注意，(79)相信政治制度史路径观照下的艺术史研究，同样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注释： ①米芾《珊瑚帖》现藏故宫博物院，书迹见于《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第二集，《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曹宝麟主编)，荣宝斋，1992年，第286-287页。作品介绍及考释参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357-359页；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第505页。 ②李全德：《米芾〈珊瑚帖〉年代考》，待刊。 ③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第358页。 ④[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卷四“师保辅相部·使相”条，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5页。 ⑤开元十七年六月萧嵩以中书令遥领河西节度，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六月甲戌条，第6785页。 ⑥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50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四年四月戊寅“王起除使相条”胡注：唐中世以后节度使同平章事者则谓之使相。《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七月“陈敬瑄欲立宰相之上”条胡注：唐末凡节度使带平章事及检校三省长官三公三师者皆谓之使相。第8298页。 ⑧《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一一。 ⑨《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第3946页。 ⑩《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六引《两朝国史志》：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制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已。《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使相”条同。 (11)《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第3946页。 (12)《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第4052页。 (13)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五“开府仪同三司”条、卷四九“文散官”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3册，第107、861页。 (14)《石林燕语》卷四，第50页。 (1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四《职官考一八》“开府仪同三司”条按语，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1923页。 (16)参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三之九至三之二一。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一月癸卯条，第2943页。 (18)《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七月癸卯条，第4008页。 (19)点校本《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中，“使相、节度”，作“使相节度”，得之，第9595页。 (20)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二三《制诰拟词》“节相制”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5页。 (21)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十《节相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0册，第211页。 (22)《长编》卷四一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庚申条、丁卯条，第10159、10160页；卷四二一元祐四年正月癸未条，第10184-10188页。 (23)《长编》卷四二二，元祐四年二月壬申朔条，第10209页。 (24)《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第505页。 (25)《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序，第5661页。 (26)《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序，第8665页。 (27)王应麟辑：《玉海》卷五一《艺文·玉牒图谱》，广陵书社影印浙江书局本，2003年，第958-963页。 (28)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中华书局，2013年，第132页。 (2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2页。 (30)《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31)杨简：《慈湖遗书》卷六《历代诗·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苏颂撰、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二一《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隐加食邑制》、卷三二《皇侄左千牛卫将军令谖可右监门卫大将军》，中华书局，1988年，第282、458页。 (33)参见宋祁《景文集》卷三六《贺生皇子表》，夏竦《文庄集》卷四《贺皇太子授官表》、卷一六《正旦贺皇太子笺》，强至《祠部集》卷一四《代韩魏公贺淮阳郡王进封颍王表》、卷一五《代贺颍王纳妃表》，王珪《华阳集》卷九《治平立皇太子赦文》、卷三一《赐皇子鄠国公頵生日礼物口宣》，杨万里《诚斋集》卷五三《贺皇孙郡王冬节启》，傅察《忠肃集》卷上《代沈和仲贺皇太子受册表》，汪藻《浮溪集》卷四《皇子贺北郊礼成表》，等等，以上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米芾撰，燕永成整理：《画史》，《全宋笔记》本第二编(四)，大象出版社，2006年。 (35)米芾撰，吴晓琴、汤勤福整理：《书史》，《全宋笔记》本第二编(四)，大象出版社，2006年。 (36)1、梁武帝翻经象在宗室仲忽处，亦假顾笔。《画史》，第265页。2、苏澥浩然处见寿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图，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训本，与宗室仲忽本不同。第281页。3、余得梁武帝象，此象今在仲忽处。第282页。4、宗室仲忽字周臣，收孙可元笠泽垂钓图，亦不俗，然世无可元笔。又收唐道徳经一卷，人物三寸许，皆如吴画。第269页。 (37)1、刘原父収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迹焕然。所谓金石刻文，与孔氏上古书相表里，字法有鸟迹自然之状。宗室仲忽、李公麟収购亦多，余皆尝赏阅。《书史》，第229页。2、能草书者承议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书者宣徳郎鲍慎由，能篆书者宣徳郎赵霆，已上是学古人书者，余未见。《书史》，第260页。 (38)《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元符二年闰九月丙戌条，第353页。 (39)1、唐太宗步辇图……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画史》，第266页。2、宗室仲爰字君发收唐画陶渊明归去来。第270页。3、仲爰收巨然半幅横轴……真佳制也。第271页。4、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第284页。 (40)米芾《书史》，第234页。 (41)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跋王右军帖》。 (42)《画史》，第270页。 (43)周越善草书，见《宣和书谱》，参见王群栗点校《宣和书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不过米芾似乎并不欣赏，认为“不入吾曹议论”，《画史》，第279页。 (44)米芾：《画史》，第293页。 (45)米芾：《画史》，第277页；《题嗣濮王芦雁二首》，收入《宝晋英光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宗室令穰字大年处天蓬，亦真吴笔。第267页。唐人马画，“令穰家五匹”，又有相传戴嵩黑牛画一。第268页。令穰作小轴清丽雪景，有江湖意。第277页。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收古绢本横卷经。第286页。 (47)米芾：《书史》，第236页。 (48)同上，第244、255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34页。 (51)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八。 (52)苏州丁氏五星图，宗室叔盎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帧，并真迹也。第269页。刘泾以蜀人李昇画伪为李思训易与赵叔盎。第273页。赵叔盎加有出蛰图。第276页。赵叔盎有王士元山水摹本。第285页。赵叔盎收张璪松石一轴。第286页。赵叔盎有徐熙画一轴。第288页。论装裱。第293页。 (53)米芾：《书史》，第238页。 (54)同上，第247页。 (55)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五。 (56)郑居中撰、米芾书《崇国公墓志铭》，参见朱存理集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广陵书社，2012年，第196页。 (57)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第408页。 (58)《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第436页。 (59)邓椿：《画继》卷二《侯王贵戚》“郓王”条，四库本。 (60)《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二》，第8713页。 (61)《乐全集》卷三八《赵允迪墓志铭》，四库本。 (62)参见《宋史》卷二○《徽宗本纪》政和元年十月庚戌条，第386页、卷二一《徽宗本纪》政和六年十二月戊子条，第397页。 (63)《宋史》卷二○《徽宗本纪》大观三年八月巳丑条、甲午条，第383页。 (64)《宋史》卷二○《徽宗本纪》大观二年正月庚午条，第380页；卷二一政和五年九月己卯条，第395页。 (65)《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宣和四年五月甲戌条、乙酉条，第409、410页。《宋史》卷二四五《仲爰传》，第8714页：徽宗即位，拜建武节度使，为大宗正，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江夏郡王。这个记载里，建节、加使相、封郡王等等的时间关系不清楚。 (66)《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宣和五年六月己丑、丁酉条，第412页。同书卷二四五《宗室三》载仲理“靖康初为安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第8714页。 (67)《宋史》卷二一《徽宗本纪》政和二年四月乙巳条，第389页。 (68)《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四四。 (69)《宋史》卷二○《徽宗本纪》大观二年正月庚午条，第380页。 (70)参见《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第8722-8724页。 (71)《宋史》卷二四五《赵宗汉传》，第8713页。 (72)邓椿：《画继》卷二《侯王贵戚》“宗汉”条。 (73)不著撰人，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卷一六《花鸟·宋》“赵宗汉”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80页。 (74)程俱：《北山集》卷一六《题米元章墓》，四库本。 (75)上海博物馆藏有传为徽宗赵佶所作《柳鸦芦雁图》卷，谢稚柳先生鉴定为鸦、雁俱徽宗真笔，徐邦达、单国霖先生鉴定为鸦真、雁仿。参见单国霖：《赵佶〈柳鸦芦雁图〉卷考》，收入氏著《画史与鉴赏丛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9-339页。宗汉为徽宗之皇叔祖，其芦雁图著称，且其画藏御府，若鸦、雁确非出一人之手，则《柳鸦芦雁图》之芦雁或与宗汉有关? (76)赵令穰，《宋史》无传，《宣和画谱》卷二○《花鸟·宋》有小传，第225页。 (77)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五七《聚奎堂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7页。 (78)Siren,Osvald,Chinese Painting:Leav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Part 1,The First Millennium,vol.2,The Sung Period.London:Percy Lund,Humphrie & Co.,1956,p.69.转引自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 (79)参见邓小南：《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王正华：《传统中国绘画与政治权力》，收入氏著：《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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