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发展观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观问题在哲学和现实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及理想观念。因此，研究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对于理解中国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古代发展观：变易发展观
同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注重不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先哲们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他们把朴素的唯物论同朴素的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有关发展规律性的天才见解，构成中国哲学发展观的源头。虽然，他们有关发展的观点零散且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但是他们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涵，不能不令世人折服。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变化始终”的循环论；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道不变论。然而，不管是始终循环论，还是常道不变论，他们都承认事物包含阴阳两个方面，并强调阴阳的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例如，始终循环论者认为阴阳对立、五行相生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所在。常道不变论者也认为“阳贵而阴贱”、“易姓更王”、“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是社会的基本规律，只不过他们把阴阳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固定化，从而最后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构建了“天理不变”的理学体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信条还是明显显示出他们对世界变易的肯定，在他们眼中不变的只是“理”。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观就是统一的变易发展观。
在浩瀚的中国典籍中，变易思想随处可见。老子的“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乎人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易传》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庄子的“吐故纳新”；史伯的“和实生物”；孙子的“奇正相生”；范念的“赢缩变化”；墨翟的“兼以易别”；张载的“日新者，久无穷也”；王夫之的“惟其日新，斯日月贞明而寒暑贞盛也”等，都表达了革故鼎新的变易发展思想。而韩非、王充、柳宗元更是把变易发展引入社会历史，并试图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韩非依据他的“万物必有盛衰”的矛盾观，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变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因此，“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王充在探索社会治乱的原因时认为，不应只看社会问题的表面，而应该注意其“内实”。他所说的社会“内实”已经含有规律的意思；柳宗元又进一步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起源，考察了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力图用他的变易发展观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古代哲学集大成者的王夫之，荟萃了古代文化的精华，担起了对古代哲学进行认真清理的责任，并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变易发展观推向顶峰。其发展观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宇宙万物都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之中。王夫之指出：“天理流动，初始无间”，“命之日新，不堪其初，俄顷之化不停也”，世间有“千百年之大化，有数十年之小化”。[2]他还指出了社会发展中既有量变问题，又有质变问题。如他所说的从轩辕到夏禹，由成汤到西汉，再由西汉到南宋祥兴，大体上接近我们今天对古史的分期。
其二，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王夫之提出了大胆的立论，断言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他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响响，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3]这一结论虽然还缺乏科学上的论证，但却是早于达尔文200多年提出的。
其三，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变易发展规律观。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变易发展不是混沌杂乱的，而是有章可寻的。这是因为在事物变易发展的背后，还有深沉强大的力量存在，那便是“势”。他说：“一切而不可止者，势也”，“‘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追其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4]理寓于势之中，势包含着理。王夫之还谈到，“理”是“势”造成的，这便是“势相激而理随之以易”。
古人十分精彩地把变易发展观发展到极至，并运用于社会领域，去追究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但他们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条件的制约，始终未能摆脱直观性和猜测性的束缚。
二 近代发展观：进化发展观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社会，中国古代变易发展观中的合理、进步、有价值的因素，逐渐与外来实证科学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形成了中国近代发展观——进化发展观。如洋务派的“器变”论、维新派的“全变”论、革命派的“突驾”论等等，可以说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观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进化论之所以让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臣服，一方面在于伴随着进化论而来的是一个船坚炮利的西方社会，东西方强大的差距使他们对西方理论产生倾慕；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中许多主观臆测的有价值因素被充满了科学力量的进化论所证实。进化论送来的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后，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长期演化、优胜劣汰就被看作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从而获得了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这种“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进化论，使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颖的发展观。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进化发展观是在西方的殖民扩展中形成的，它与近代先进思想家们的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主张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强国之路中，进化发展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的基调。
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空前大变革，洋务派思想家们主张“器变道不变”。从丧权辱国的事实中，与封建皇权紧密联系的部分当权者也深感西方国家的先进性，深感局势的严重性，深感天朝大国并非“事事在人先”，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相形见细矣”。他们也深感中国要变。维新派提出了“全变”的观点，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中体西用”论的变器不变道的本质，指责中学“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必须根本改变。于是，在发展观上就有了“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结论。“少年英才”邹容震惊近代的《革命军》一书，第一次论证了革命是世界进化的普遍规律，“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孙中山热情地歌颂革命，鼓吹革命。他指责“循序渐进”的发展观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不知文明之真价”，认为革命是进化的基本内容，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其进化发展观内容如下：
一是革命是进化的根本内容。孙中山指出：“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革命是破坏的事业，好比拆房子一样，我们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旧房子拆去；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便不得不把旧国家破坏”，“这个破坏就叫做革命”，正是这种破坏，英国、美国、法国，使得“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我们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文明，才主张革命”，“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国人之生计从此日整。国势危矣，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从此萌芽矣”。[5]
二是“突驾”发展。为论证革命飞跃的发展观，针对维新派的“难能躇等”，孙中山提出了“突驾”的理论。他认为，天下之事，不只是“渐渐更新物”，而且还有“破天荒的突驾”。进化之秩序不只是“因循渐进”，还有“踵事增华，变本加利，而后来居上”。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们可以向先进学习，效法他人的经验，少走或不走弯路，从而后来居上。孙中山以火车在中国的应用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发展思想。“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新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按渐进发展观，“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间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6]孙中山强调抓住“速进之良机”，而求“突飞之进步”。他说，“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要以“非常速率”，“发展我之生产事业”，“一跃而致隆盛，比肩于今世之列强”。
三是“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的思想。在强调“突驾”发展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社会经济的“均等”发展，强调“取文明善果而避其恶果”。在人口问题上，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做到“食与工”、“工与人”的均衡；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提出要“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以人口和产业的比例为衡，做到“保存天惠，以遗子孙”；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提出向内地和边疆“殖民拓业”，以“兴发西南”，“更谋西北之发展”，实现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7]
以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进化发展观，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批判推向了新的高度。他们以强硬的态度猛烈地抨击了专制皇权、宗教神权和封建道统。作为进化发展观最为杰出的代表，孙中山的发展观已经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辩证思想。然而，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和后来实际发展情况，还没让他来得及把自己的发展宏图变为现实，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了。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并进一步把它同中国实际结合，构建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观。
三 现代发展观：辩证发展观
辩证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唯物辩证法总特征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向来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发展变化之中，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他们指出，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除了发展和变化，什么都不存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观的继承，对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概括，辩证发展观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观的主流。
李大钊认为，人类只要依人为之功夫，顺自然之生活，就能促进自身、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类就有“无尽之青春”、“回首再造之功效”。他还认识到，人类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不是单靠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靠千万个民众。“国家之大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可莫持”，只有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陈独秀则大声疾呼，中国社会必须“发挥人间具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留于脑里。利刀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发展进一步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8]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规律，是繁荣艺术和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7年2、3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我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工业化改变为三个现代化。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又将三个现代化改为四个现代化，即在原有的三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国防现代化。尽管对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提法后来有些细微的变化，但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显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发展的追求。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方针，并特别强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同志还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对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观。他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9]这一教育目的，明确要培养劳动者，要培养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素养的劳动者。
邓小平在发展理论特有含义上，第一次把“发展”这一术语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并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对中国如何发展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其发展观集中体现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有新思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大局”；经济、政治、文化要综合平衡等等。其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大局”和经济、政治、文化要综合平衡的思想充分折射出邓小平对辩证发展的重视。
首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显然，“两手抓”方针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其次，为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1]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可以说，“两个大局”思想是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
最后，邓小平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协调发展。他曾指出任何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法律诸方面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内在要求是协调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发展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更应如此。他强调现代化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如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还多次论述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注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要注意持续协调发展。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寻求发展的协调性的战略思维。
四 当代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江泽民在邓小平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略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综合效益，使经济社会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致对后代的需求构成危害，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世界各国，大规模发展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使得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发展困境，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有感于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江泽民提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21世纪议程》的制定，特别是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最高法律的形式把可持续发展郑重地确定为中国的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成为21世纪的既定战略。
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严重不足，选取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代人对后代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正因如此，江泽民在十五大再次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因此，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还突出地确立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奋斗目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
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尽管人类创造出了许多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们日益发现自然的再生能力并非无限，预期的经济增长也并未带来相应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于是，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的影响，牢固树立并始终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便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夏子孙的共识。
科学发展观就是胡锦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传统发展模式为参照，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对象，内容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合国情的发展观。
然而，我们要自觉坚持和运用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它的内在要求：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以人为本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
（二）全面发展。科学的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发展，具体说来就是“四个文明共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四个文明中的每个文明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
（三）协调发展。科学的发展观追求的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的核心在于认真贯彻“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二是统筹区域发展；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五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四）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发展观要求的是可持续发展。即是说，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力，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利用，实现社会的持久发展。我们既要为当前的生存和发展着想，同时也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