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战略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由局部设想到系统化，逐渐成熟和完备。其战略构想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总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的前提和途径等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孙中山的战略构想依据其进化史观，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他却未能找到实现其理想的现实道路。他的战略构想中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 孙中山 中国经济 战略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较详细论述和认真推行过经济建设的伟大人物。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战略构想。虽然这一构想因受到当时中国内外条件的制约，加之孙中山早逝而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但他开创性的构想和理性思考，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至今仍值得研究借鉴。
一
同孙中山革命实践和政治思想的发展相联系，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由局部设想到形成较系统完整的战略构想，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
甲午战争前， 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处于萌发阶段。1889年他给洋务官僚郑藻如的信和1894年《上李鸿章书》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前者具体提出了发展农桑业、禁绝鸦片、普及教育等设想。后者阐述了制造机械、发展近代工业，修建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业以及改革教育制度等主张。强调在发展新式工商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1〕，希望李鸿章效法西方， 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作为“富国之大径，治国之大本”。〔2〕并确信做到这些，就可以达到“修我政理， 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之上”〔3〕的目的。但这一时期， 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还是局部的、朦胧的。由于他此时的政治思想还处在革命和改良的矛盾之中，从民族利益出发，他亟思“讲求新法”，但并没有把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意识，上升到明确的民主革命意识。由此，他在构筑中国经济发展规划时，把振兴经济，改革政治以求富强的理想寄望于某些汉族洋务官僚身上，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在保留封建政权大框架下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当然是行不通的。
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逐渐成熟阶段。首先，他明确把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作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强调“不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4〕其次，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认识更加明确。除了继续声张二十年与欧美并驾齐驱之外，还进一步指出了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进而把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再次，孙中山关于振兴实业、交通先行，尤其是大力加强铁路建设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在展望中国经济建设事业时，他指出：“至就中国目前而论，则必须各省府州县皆筑有铁路，以利便交通，使土地出产可以输出。”〔5〕后来他又指出：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6〕在担任铁路督办后，他还以十年内修筑20 万里铁路自许，并具体设计和安排了中国铁路建设方案。此外，他还明确提出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对内兴办教育，系统论述了实行开放主义、大力兴办教育的重要性。
“五四”时期，以《实业计划》的拟定为标志，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更加成熟，其理论也更加系统和完备。《实业计划》是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规划。其内容涉及交通运输、钢铁、煤炭、粮食、起居等各方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该计划中，孙中山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方法作了论证，具体规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途径。
1924年后，饱受种种挫折和失败的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与政治思想的飞跃相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第一，他主张丢开依靠帝国主义授助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幻想，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经济发展规划。第二，强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使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第三，提出在节制危害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通过兴办交通事业，开发矿产，振兴工业，使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第四，认为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解决“民生”问题，一面图工商业发达，一面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做到“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 ”〔7〕可惜的是，上述愿望和设想因孙中山早逝而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
二
近代中国，主张学习西方，振兴实业，谋求中国经济近代化，并不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林则徐提倡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以增强反侵略能力。魏源将林则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陈炽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在经济发展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张。康有为提出了“定为工国”即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和改革中国经济的规划。孙中山在继承上述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较完整地设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总目标——与“欧美并驾齐驱”和“造福于民”
与“欧美并驾齐驱”，这是孙中山设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根本性观点，也是他奋斗终身，梦寐以求的理想。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眼见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和民主运动迅猛高涨，曾满怀信心地预见未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必有“异常之速度”，认为“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8〕辛亥革命后，他根据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预言中国经济建设定可计日成功。他说：“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方味之土地……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只要奋起仿效西方，采行西法，“欲达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9〕1924年他在讲述三民主义时， 再次强调十年之内中国在经济上必能赶上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指出：“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10〕
“造福于民”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总目标的又一中心内容。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对三民主义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州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1〕在后来的《建国大纲》中，他明确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12〕
上述两点思想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体系。前者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独立富强的意志和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趋势，是这一战略目标体系的中心内容；后者则是前者的补充和合理延伸，是这一战略目标体系的初衷和根本。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第一，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首位。
孙中山曾这样说过，“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13〕由此他在《实业计划》中精心绘制了一幅宏伟的交通建设蓝图，即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组成一个把全国联系起来的铁路运输体系；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分别开辟三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海港及十五个渔业港，组成一个海运体系；围绕五大铁路系统和三大海港，治理黄河，改良长江、广州水系，开凿疏浚运河，以及修建一百万英里的遍布全国的公路网。通过这些交通线将沿海港口与内地、工业区和农业区、重要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边疆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联结起来，使沿海港口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策源地”。孙中山甚至还考虑到联结西欧、印度等地的“陆桥运输”，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驰骋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14〕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出于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主义曾掀起了几次攫取中国路权的高潮，妄图以此为他们实行政治控制，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划分势力范围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他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现代交通业对资本主义所起的重要作用中，也深深感到发展交通运输业对中国经济起飞的迫切性。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必须改变中国交通“节节阻滞”的局面。“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15〕交通发达了，可“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谋求共同进步，促使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形成统一市场，“促进商业之繁荣”，“抵御外来之侵略”。〔16〕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大力主张发展交通事业，是以爱国救亡为前提的，具有突破民族的和地区的闭关状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力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
第二，农、矿为实业之母，应放在重要地位，予以重点发展。
早在《上李鸿章书》里，孙中山就提出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的思想，主张“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17〕后来，在《实业计划》、《三民主义》等著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农业近代化的种种措施。首先，改变农民地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平均地权”，让“耕者有其田”。其次，通过“测量农地”和“地质探验”确定荒废未耕之地的用途，“或宜种植，或宜放牧，或宜造林，或宜开矿，”以便统一安排，综合开发利用。再次，实现农业机械化，改变人工耕作方法，“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之改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同面积之土地”“出产更多”。最后，移民垦荒，开发东三省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边疆地区；扶植移民，开设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庄”，使“中国废弃之人力，与夫外国之机械，施于沃壤，以图利益昭著之生产。”
孙中山也非常重视矿业的发展，认为矿业是“工业之根”，强调“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状况者，亦无从发达，总而言之，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18〕他提倡用国家的力量购买机器开采各种重要矿产，主张矿业一般应归国有，“由政府总其成”，政府不能自办者，可由私人经办，国家颁布矿律予以保护，并通过公司银行予以经济资助。在矿业中，孙中山又主张重点发展作为“实业之体质”、“判断一国实业发达与否”的钢铁业。他认为，“今日为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除了加倍发展直隶、山西、湖北、辽宁的铁厂外，还要在广东、四川、云南及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新建钢铁厂。此外，孙中山对石油、煤、铜矿的开采和机器制造也分别作了具体规划。
第三，在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同时，着力扶助和发展“工业本部”。
孙中山把近代工业分为“关键及根本工业”和“工业本部”二大类。所谓“关键及根本工业”指的是包括交通运输及采矿、冶炼、燃料、动力等在内的基础工业，实际就是生产资料部门。所谓“工业本部”则是指直接满足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需要的工业，实际就是生活资料部门。孙中山虽没有提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概念，也没有从再生产的角度探讨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已模糊觉察到这两类部门的不同作用。他主张“关键及根本工业”优先发展，但又认为“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他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间内同时发生，……人民有许多工事可分，而工资及生活程度皆增高，工资既增多，生活必要品及安适品之价格亦增加。”这就要求“工业本部”相应地发展起来，“使多数人民既得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产必要品安适品而减其生活费也。”〔19〕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对粮食、纺织、日用、居室、印刷等轻工业进行了大体规划，对于发展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品（如蚕丝、制茶、黄豆等）更作了较细致的设想。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途径
首先，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早年孙中山企图在保存清朝专制政权之下，依靠某些开明人士实行社会改良，以实现民族富强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从反面教育了孙中山，使他由幻想依靠现政权进行社会改良，谋求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他谴责和批判清朝专制政权“庸奴误国”、“荼毒苍生”。〔20〕痛斥清政府“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21〕由此，他得出结论：“非先倒满州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22〕只有“驱除鞑虏，创立民国”，才能“裕国本，强国力，振邦交。”〔23〕
其次，实行“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外才和外国技术，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在孙中山看来，“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24〕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非用开放主义不可”，即利用外国的力量。“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材，利用外国人材”，“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25〕他视此为经济建设的“大方针”、“大政策”〔26〕，因而他强调：“开放主义”乃是目前“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27〕同时，这种对外开放又是以维护主权、独立自主为前提的，“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28〕“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29〕
最后，教育为立国之本。孙中山认为，引进外才虽可解燃眉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治本”，必须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他一再强调：“学者，国之本也”，〔30〕“培养人材，实为当今急务”。〔31〕他反复申述：“盖学问为立国根本”，建设一个新地方，首先在办教育。”〔32〕怎样普及教育呢？孙中山设想：一要办好师范教育；二要办好民族学校；三要办好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四要办好高等教育，搞好女子教育。他在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曾努力将上述某些设想付诸实践。
三
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要经过的阶段及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等。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战略所涵盖的这些基本内容，孙中山都有所涉及。他所勾勒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其气魄之宏伟，范围之广泛，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绝无仅有。但是，孙中山的这一战略构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被许多人斥之为无法实现的幻想。今天海内外许多研究者也往往认为，孙中山为中国制定的现代化计划，是胆略有余，科学根据不足，“许多时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武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孙中山的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经济思想可以视作其哲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实际运用，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寻找他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是进化史观。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遵循进化规律。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后进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如改良派所说的那样，跟着欧美国家之后亦步亦趋的“拾级而上”。孙中山提出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突驾说”，强调“学习外国，是要迎头赶上，不是要向后跟着它。”〔33〕在设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他明确提出了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战略目标，并举例说，中国修筑铁路，只能采用西方经过革新、改良的最先进的火车头及其技术，而不用最初的粗劣的火车头及其技术，如果建设国家也能这样，则中国可“一跃”而“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甚而“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可以预料的。”〔34〕显然，孙中山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前提是“突驾”、“一跃”说的进化观。这种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跃进”，强调遵循历史进化规律，以人力促进历史发展飞跃的思想，包含着许多科学的、合理的因素，并为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将其简单斥之为空想，否认其中的合理因素，是非常错误的。
然而，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现实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这一战略构想确实未能实现，甚至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何在？许多论者往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现实中寻求答案，认为孙中山的理想与其面对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我们以为，这种分析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人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孙中山正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在他看来，“互助”是社会进化的原则，是“主动力”；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由思想决定的；英雄人物是历史发展的指导者和决定力量，只有他们，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由此看出，孙中山历史观的基本倾向是：不是到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而是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不是把物质力量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把精神力量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的主人，而是把“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看成是历史的主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孙中山在构想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时对帝国主义国家寄托了过多的幻想，片面强调依靠外资、外才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来促成中国经济的发展，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振兴才有可能。这种思想在今天固然有借鉴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真正的民主政权，此时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无异于引狼入室。同时，他的经济构想虽然比较倾向于下层民众，并明确将“造福于民”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但实质上，他的思想同下层群众还间隔着一段距离。他关心体恤民众疾苦，却不知道人民可以而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在他那里，下层民众只是作为一个被拯救的对象，而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孙中山虽然依据“突驾”说的进化观规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他也就不能真正找到将理想变为现实的道路，其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也就无法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其所蕴含的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却是永存的。
其一，关于经济赶超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目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积弱不振的状况，提出了要“迎头赶上”，争取十年二十年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设想，并对如何实现这一设想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孙中山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希望未能如愿，但他开创性的思考至今仍然能给我们以启迪。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争取到下个世纪中叶赶上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继承了孙中山所未竟的事业。因此，重温孙中山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提出的“突驾”思想，以及实现“突驾”，必须迎头去学，兼程而进，以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一系列论述，学习孙中山构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宏伟气魄和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对于坚定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于指导我们实际经济建设工作，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关于将经济增长和造福于民紧密结合的战略目标。孙中山之前的思想家在构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对如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造福于民往往没有摆在应有的地位或置之不顾。而孙中山则把经济增长、争取与欧美并驾齐驱和人民生活改善、造福于民二者一并提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根本任务。虽然依照他的设计方案，造福于民的目的并不能得到，但他强调此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我们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主要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则关注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在设定每一步具体目标时，既考虑到经济增长，又注意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其基本思路和孙中山当年的设想是基本吻合的。
其三，关于“对外开放”和“主权在我”的思想。对外开放是近代历史的特征和历史发展之大势。孙中山谙知这一世界大势，提出实行“开放主义”，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同时，他又指出开放中一定要坚持“主权在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资、外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管理经验，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我国已经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为后盾，孙中山所一再考虑的“主权在我”的问题已不难解决。可以预见，我国一定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另外，孙中山关于交通为开路先锋，农矿为实业之母，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见解和主张，在具体实施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总之，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探索中国发展问题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
注释：
〔1〕〔2〕〔3〕〔8〕〔9〕〔11〕〔14〕〔17〕〔18〕〔19〕〔20〕〔21〕〔26〕〔27〕《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7、7、15、65、147—148、79、187、9、329、317、23、187、66页。
〔4〕〔5〕〔3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568—569、278 —279页。
〔6〕〔22〕〔28〕〔29〕〔30〕〔31〕《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383、234、530、465、253、126页。
〔7〕〔32〕《总理全集》第2卷第585、233页。
〔10〕〔12〕〔23〕《孙中山选集》下册第658、659、801页。
〔13〕〔16〕〔24〕〔25〕《国父全集》第2卷第168、87—90 、 167、825页。
〔15〕《总理全集》第1卷第1069页。
〔23〕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册第22页。
〔3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转引自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