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列论文,进程论文,地位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04(2007)03-0044-0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讲推动这个进程的伟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的开拓者还有谁？对马列文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介环节”过去论述不够，本文就这个“中介环节”——瞿秋白文艺理论的历史地位做些论证。
谁较早实践马列文论“中国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何时、何人。比较多的学者是这样说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达。但是，在同年5月4日，陈伯达的《我们关于现代文化运动的意见》文章，已提到中国新的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化的”。关于“中国化”的说法，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里采用，并扩大为对待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那么，马列文论“中国化”是否陈伯达首创呢？威利指出，这个口号(按：指“中国化”)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却不是陈伯达，而是瞿秋白的。1938年时，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及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陈伯达。
“中国化”即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出发。这样观点瞿秋白早就有了。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讲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1] 311这比之1938年10月其它类似的表述早十一年，比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相似的表达也早了三年左右。
尤为可贵的是，上世纪20年代，瞿秋白已初步传播马列主义文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一)辩证唯物论的宣传。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了唯物史观，瞿秋白讲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列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异，它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瞿秋白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二)倡导文艺要群众化，作品的言语是“听来流利”的平民言语，内容是大众的生活。30年代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可追溯于此。(三)文艺起源于劳动，“是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他认为“原人时代的歌唱、跳舞、绘画等，无不与当时生产方法有确切的关系”，“艺术能舒畅无产阶级刻苦斗争的精神”。[2] 583、585(四)突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文化”，从“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表明文学与革命关系紧密。说“文学上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的映影”，这是讲文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源欧洲，最早是“俄国化”，瞿秋白精通俄语，学生时代就翻译俄罗斯作品，1920年冬，他就赴苏俄考察，有两年之久，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主要是从“俄国化”的马列文论演变而来的。他是最早实践马列文论“中国化”先行者之一。当然，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言，毛泽东所提的“中国化”影响最大。
瞿秋白是马列文论“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重要奠基者。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非只是瞿秋白一人，还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但他们的翻译或论文还不够系统、完整。另外，鲁迅等也由日文转译了一些马、恩文论，跟直接从德文、俄文译编的相比，某些地方尚不甚精确。瞿秋白从俄文直接译编马、恩、列文论，数量多，结合中国普洛文学实际，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他是党早期的先进文化杰出代表，是马列文论“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马列文论“中国化”初期阶段他的主要贡献是：
(一)编译马列经典作家的文论。一类是直接翻译，如，《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等。另一类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普列汉诺夫是马、恩文论与列宁文论的“中介环节”，列宁及高尔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斯大林的文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俄国化”的成果，这些在第一个工农兵掌权国家的马列文论更接近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瞿秋白以他是联共(布)党成员，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掌握了鲁迅、沈雁冰等难以获得资料，翻译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文论著作。
再一类是瞿秋白撰写的一组评论，如，《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等。在这些论文以及前面提到的评价恩格斯等的文论中，瞿秋白精确评论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又加以“中国化”，结合中国革命文艺指出或强调具有的指导意义的文艺观点，比如，文学典型应是“典型化的个性”与“个性化的典型”统一；现实主义并非纯“写实”，而是“否定旧的‘真实’”等等。这些对于当时革命文学中出现的标语口号现象，忽视典型的塑造，片面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以及“左”的文艺机械论是有明显针对性的。瞿秋白自己就说：“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3] 226这只有既熟悉马列文论、苏俄文艺规律，又总览中国文艺界状况的人，才写得出。当时党内、文艺界难以找到。所以，鲁迅编《海上述林》中说，瞿秋白译著“足以益人，足以传世”。[4]
(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任务，诸如文艺的党性、战斗性、大众化等等。针对当时有的文艺家崇尚“为艺术而艺术”、“自由主义文学”，瞿秋白发表《非政治主义》等阐述文艺是现实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具有阶级性。从《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释》中讲到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出发，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超阶级文艺，明确革命文学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头应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既对于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受“左”影响的作家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有明辨是非的作用。更从理论上揭穿“六一社”的潘公展、朱应鹏等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欺骗性。
鲁迅等都提过文艺大众化，瞿秋白则从列宁文论出发，结合中国革命文学兴起，创造性地阐述革命文艺要面向大众，这是他对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在《大众文艺的问题》等一组论文艺大众化论文中，瞿秋白明确指出革命文学的中心课题是：文艺为“民众”，应当向着大众去。这受马列文论启发而来，但它又是“中国化”的。他具体阐述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为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从劳动大众生活中产生作品；人民大众写他们自己的生活；阐述了如何写大众的作品。这不是一般的传播，而是开拓性、创造性的传播马列文论，即“中国化”的马列文论，它正确指导了从新文学到普洛大众文艺的发展。有一种说法：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借鉴大于创造。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瞿秋白翻译的马列文论为18篇，而他针对中国文坛的文艺论文、介绍苏俄文学中论及中国革命文艺的评论在32篇以上(不含他起草或修改的文艺、文化文件)，从字数上后者也大大超过前者，特别是大众化及《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等论文，更是从中国文化、文艺实际出发，又符合马列文论原理。因此，七、八十年代有相当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只谈瞿秋白翻译马列文论，不提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意义，是不符合史实的。那种瞿秋白文艺理论借鉴大于创新的说法，实际上也是未准确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地位。
如果联系瞿秋白散见于杂文、散文、文学史著作与哲学著作等中的文艺见解，如“新式的欧化文艺”，“必须完成中国的文学革命，就要用真正的中国白话文”，“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等。[5] 494、495更可看出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已组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文艺的起源、本质、特征，文艺大众化的方向、途径、语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
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瞿秋白文艺理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架起从马恩、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李大钊等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桥梁。但是，有的论者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忽略毛泽东文艺思想萌芽与形成还吸取、融化瞿秋白等正确的文艺思想，直接提“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关于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显然，这不太符合马列文论“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史实。对此，笔者查阅瞿秋白编译的《现实》，内有列宁的《党的组织和文学》并引用列宁的名言：“党的文学”“所服务的是几百万、几千万劳动者”。毛泽东看过的书目尚未见到此篇。对此，1985年，笔者在《瞿秋白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比较探讨》的论文中指出：“瞿秋白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存在着“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联系性与理论共同性”。[6] 又在笔者专著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一节中，再次强调：“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一党性原则，提出文艺为‘劳动民众’服务”。[7] 127然而，时至21世纪，仍有个别著述略而不提瞿秋白正确的文艺理论已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再次提出瞿秋白文艺理论在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中是重要“中介环节”。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历史联系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在文艺与群众关系这个根本方向性问题上，瞿秋白提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公民和农民群众”。[5] 464毛泽东在十年后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瞿秋白讲，先创作些“初期的”“大众文艺”，至于提高，“大众文艺”“将同着大众去渐渐的提高艺术的水平线”。[5] 493-494在《讲话》中，毛泽东把“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都纳入文艺为工农兵的总方向。对文艺大众化的关键，瞿秋白认为“作者生活的大众化自然是最中心的问题”。[5] 488毛泽东则深入地指出：作家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对大众文艺的形式，瞿秋白指出应是“民族性文字的表现”，要使大众“读惯，看懂”；毛泽东则强调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二)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瞿秋白认为“文化为动——即生活的现实”，[5] 251这来源于列宁的反映论，但瞿秋白又指出创作是“主观的我在客的物之中”，[5] 93这是由马克思《手稿》中的“人类的生活对象化”引申而来，即自然为自我的对象化。这区别“艺术永远是自我表现”的唯心论，也不同于“艺术”只是“再现”的机械唯物论。他还指出艺术“反映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现实”。[5] 541他指出作家应“深入到民间去”，这是依据列宁要求作家要“到农村或外地工厂(或前线)”的思想，根据白区作家大都在城市上层活动的情况提出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理论上概括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源于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又“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据此，他要求作家“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向生活学习，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世界观。比之瞿秋白，毛泽东立足点更高、更有深度，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三)在文艺与革命关系上，瞿秋白根据列宁说的“文学的事情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指出“用文艺来帮助革命”，它是无产阶级“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8] 65毛泽东则提出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他们先后是党的领袖，都从政治家角度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
(四)在文艺的本质上与特性上。瞿秋白从马、恩关于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上与上层建筑学说，指出：“文艺现象”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中最高一层，“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政治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们共同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这与那时是火与血的战斗年代相关。另一方面，瞿秋白注意到了文艺的特性，他指出：“文艺的作品应当通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5] 476毛泽东也提到“文艺的特殊”“在于用形象去思维”。不赞成“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五)在文艺塑造“新人”与“领导权”上，瞿秋白依据恩格斯的“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主张，提出要“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自己写了歌颂红军的《“匪徒”》颂等作品。毛泽东提出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反映“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他自己写了《长征》诗。他们都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在塑造工农兵新人文艺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文艺领导权上，列宁曾指出，文艺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是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推动的。”据此，瞿秋白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5] 49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规定新文化(包括新文艺)由无产阶级领导。
(六)在对鲁迅评价上，针对钱杏邨、郭沫若等贬低鲁迅，瞿秋白高举鲁迅的旗帜，30年代初，写下了科学评价鲁迅及其杂文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指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应继承鲁迅的革命文学传统。到1937年，毛泽东在《纪念鲁迅》中提出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他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历史联系性。这些共同性绝非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瞿秋白文艺理的重复，而是表明瞿秋白文艺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形成阶段做出开拓性贡献。自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吸收，融汇瞿秋白、陈独秀、鲁迅、陶行知等众多政治家与文艺家、教育家的成果，由萌芽、形成到成熟，在当时它的“中国化”程度比之前人更深刻，更“民族化”，更系统化。
瞿秋白“中国化”的文艺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共同性、历史联系不是偶然的，瞿秋白的正确文艺理论为“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吸收，融合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两位政治家、文学家所处的时代相同，都经历“五四”革命风暴的洗礼，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都继承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他们都不满清皇朝的黑暗统治，一起经历了辛亥革命，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下，各自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也加入了”。1919年11月，瞿秋白在《新社会》上发表《革新的时机到了！》提到要把“新文化运动”推广到极偏僻的地方去。[9] 20-21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影响下，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也提到要“由贵族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这时期，瞿秋白更创作出现代先进文化的重要代表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瞿秋白早年生活在吴文化地区，毛泽东早期生活土壤是湘文化区，但他们共同受到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他们都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都精通古典诗词。瞿秋白在告别人世时写的[卜算子]《咏梅》，有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的痕迹，瞿秋白的诗句“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是化用陆游诗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而来。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中“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也吸取了陆游的咏梅词中积极、高昂的格调、诗品。
(二)瞿秋白、毛泽东并肩战斗，从社会观到文艺观有直接交流。1923年，他们共同出席党的“三大”，在此前后，毛泽东与杨开慧住慕尔鸣路甲秀里，不久，瞿秋白和王剑虹也住在相距不远的慕尔鸣路彬兴里306号。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期间，他们一起与戴季陶面对面斗争。此后，又共同批驳戴季陶主义。同年3月18日，毛泽东演讲称赞王伊维译，瞿秋白校的《新社会观》。1927年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在《向导》上登了部分章节，被陈独秀、彭述之“腰斩”了。瞿秋白则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交长江书局出版，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 3471929年毛泽东认为瞿秋白译编的《列宁主义概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他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高度评价它是党员“如饥如渴”的政治文化读物。
1934年春，瞿秋白任苏区苏维埃大学校长，毛泽东不仅到该校讲课，而且，常到瞿秋白创办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剧团看演出，他们亲切交谈文艺上的看法。当事者回忆：“秋白同志是毛泽东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常在谈笑咏诗呢”。[10] 冯雪峰说：“那时在瑞金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11] 404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合作，哲学思想的相通，文艺上的交往，使得他们的文艺思想具有共同性，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融汇了瞿秋白文艺理论的精华。
(三)瞿秋白与鲁迅互为知己，毛泽东与鲁迅心相通，通过鲁迅“中介”，瞿秋白“中国化”的马列文论自然而然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吸纳。鲁迅对瞿秋白极为敬重，他称，和瞿秋白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相见后处处尊这位党的领袖为文坛领导。鲁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艺术观，不是直接从马、恩、列、斯原著中得来的，而是从普列汉诺夫及瞿秋白文论与交谈中领悟的。冯雪峰回忆30年代的“左联”的情景，指出瞿秋白的文艺主张“还影响了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也写了不少文章，为文艺大众化而奋斗”。[12] 132-133当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
毛泽东称鲁迅为现代“孔圣人”，鲁迅的著作是毛主席最爱读的书之一，从《毛泽东选集》来看，正面引述的除孙中山的外，就是鲁迅的，仅《讲话》中就引述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4篇，《讲话》中对超阶级永久人性的批驳，既可令人想起鲁迅对梁实秋文章的批评，也隐约瞥见瞿秋白的文艺有阶级性看法。可以说，“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了鲁迅的文艺思想，同时，也承接了瞿秋白正确的文艺理论。
(四)从毛泽东对瞿秋白文化方面总的评价及《讲话》深层的言语结构来看。毛泽东目睹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领导文艺工作，十分赞赏。毛泽东长征到遵义就电告苏区中央局，要他们妥善安排秋白同志。1939年5月，毛泽东对肖三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现在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呀！”。1942年5月，毛主席在《讲话》前夕，毛主席对李又然讲：“怎么有一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显然，这其中是包含对瞿秋白正确的文艺理论的肯定。在《讲话》中毛泽东虽没有直接引用瞿秋白的文论的话，但相当一些语言如《讲话》中“超阶级的艺术”“实际是不存在的”。跟瞿秋白《论弗理契》中赞成弗理契的说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艺术”，[3] 276可找到联系，一为否定句，一为肯定句，意义一样。又如《讲话》中引用列宁的把文艺与整个革命事业比喻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更与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中的比喻相似：“文学的事情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3] 245这印证了冯雪峰所说：“《海上述林》上卷刚装好，鲁迅拿了两本给我，说皮背的是送毛主席的”。也佐证了李又然的回忆。毛主席作了《讲话》后，把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
瞿秋白文艺理论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雏形，而且对它的发展，以及此后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都有深远的影响。
瞿秋白的文艺批评中对“自由人”、文艺题材等方面有“绝对化”的偏颇，到毛泽东那里有时“走”得更远。“文革”时片面突出文艺为工农兵，忽略了题材的“多样化”。《上海的早晨》、《早春二月》以及一些历史剧却被否定，周恩来似乎又回到瞿秋白的文艺为大众的思路。周恩来指出，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别的阶级人物”，“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古代的题材也可反映时代精神，历史剧重新出现于舞台。
瞿秋白把文艺比喻成“政治的‘留声地’”。到毛泽东那里则成为“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阶段，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不能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
当然，更多是瞿秋白文艺理论、文化思想对当代文坛的积极影响。诸如，瞿秋白认为文艺既是“社会情绪”的表现，又可调节“劳动者的生产‘情绪’”，他提出“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邓小平则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文艺“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江泽民提弘扬民族精神，胡锦涛讲“讴歌时代”，“发扬创新精神”。
瞿秋白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应是大众的、科学的，乃是现代的“民族形式”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它区别于当时“七侠五义”之类的大众文化，也有别于时下迎合小市民的俗文化。是先进的现代民族文化。至今仍有现实性。他宣称：“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是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5] 213并身体力行，写了许多歌颂十月革命、中国工人阶级，批判反动派的诗、散文、小说，他是党早期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江泽民则从理论上概括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建设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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