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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粮食安全问题是在1972—1974年世界上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的情况下提出并日益受到重视的。世界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是：“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安全的和富有的营养的食物，以维持一种健康、活跃的生活。”国际社会习惯以粮食储备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的程度，把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库存结转量占下年度粮食消费量的百分率，作为“世界粮食安全系数”，以17—18%为安全临界点，意即库存粮食可供两个多月消费的需要，以便与下一年度的生产供应相衔接。而目前世界粮食储备近不安全边缘。70年代以来大多数年份的世界粮食库存率都在20%以上，1995年只有14%，且储备量只够用50天。世界粮食库存下降的信息，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粮食危机的担忧。
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粮食问题却远没有解决，饥饿与贫困仍是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问题，因而，连最喜欢讲“人权”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开始使最基本的人权即吃饱饭的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1974年，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口号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根除饥饿”。然而，两个10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面对世界上每年数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许多国家普遍缺少粮食的严峻现实，世界粮农组织似乎再也没有勇气提出类似的承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错综复杂，我们不能归咎于世界食品的供应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抵销（从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50%多）。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吃饱饭”含义的不同理解由此形成的粮食保障的行为方式是造成世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许多贫穷国家无力生产足够的粮食，不得不依赖进口，而粮食市场上粮食短缺使粮价扶摇直上，最贫穷的国家为进口粮食要额外地多支付约40亿美元。数以亿计的穷人得不到足够的口粮，沦于饥饿；另一方面，富有的西方却在挥霍粮食，一些人因过多地食用脂肪和糖类，染上了多种“营养性”的疾病。1974年的世界粮食会议上曾批评过的这种现象，仍是有增无减。新的粮食安全概念，不将饥饿和贫困联系起来，不解决亿万人的贫困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粮食安全。
卓有成效地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关键在确保一个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实施参与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方法，促进公平和面向市场的世界贸易体制。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要求各国必须设计出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框架，这种框架必须有利于加强促进繁荣和粮食保障的努力。
1、调整农业政策，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措施。
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谷物出口大国根据世界粮食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来确定粮食生产政策，前几年世界市场上粮食低价格、高成本，他们相继采取“控制生产”的方针，谷物种植面积从80年代初期的1.45亿公顷，缩小到1994年的1.22亿公顷。一些发达国家则是人为地保持低汇率来促进进口，伤害了农民积极性，促使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农业资源大量流失。可见世界粮食产量远未到尽头，全世界农业资源仍有很大潜力，并未达到农业资源不堪人口负重的地步。
2、发展中国家要加大投入实行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内粮食的有效供给。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缺粮状况，是农业发展长期落后造成的，他们缺少的不是农业资源，而是缺少资金和技术。据1992年粮农组织对159个国家的调查，每公顷耕地的固定投资，发达国家一般在1000美元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10美元以下，有些非洲国家则在10美元左右。缺少资金和技术，又危及到已经被过度利用的自然资源。投入不足已引起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申国际合作和援助的重要性，要求把现在的发展援助中的更大一部分用于农业来帮助最穷的国家。1996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以寻求消除饥饿的办法，计划要求各国增加农业科技研究的投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农业科技。富裕的工业国家可以用钱和通过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其农业，免除最贫穷国家的部分外债，将其受到保护的市场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或者必要时短期地向发展中国家运送食品。
3、在“平等、互利”原则下，促进粮食贸易的发展，对保障世界的粮食安全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粮食生产国，包括一些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主张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农业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按比较利益原则来配置世界资源，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性。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适应性差，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条件没有得到改善，新的粮食的有效需求就不会形成。因此，一方面要在改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扩大市场需求方面做文章，另一方面要做到“公平交易”，保障市场供应，保持粮价平稳，既要维护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益，也要让广大消费者满意。
4、粮食不应作为一种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手段。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把粮食当作“政治武器”来推行排他性的政策措施，甚至以禁运、制裁手段来威胁别的国家。80年代“粮食武器论”曾喧闹一时，美国以粮食为武器对前苏联实施禁运。冷战结束后，随着贸易自由化演变趋势，粮食作为武器制裁买方的事态会不会重现，有的专家认为不会，而有的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增，应该引起警惕。因此，《罗马宣言》特别强调，“粮食不应作为一种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必须制止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危害粮食安全的单方面措施。”
二
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粮食问题，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依靠仅占世界十五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并称之为“奇迹”。宣告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政府无法养活5亿人的预言的彻底破产。
1、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中国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在资源总量上是地大物博的富国，综合资源占世界总量的8%；而在人均量上，又是个资源缺乏的穷国，人均耕地数1994年全球为0.24公顷，我国为0.08，只相当全球的1/3，美国的1/9，印度的1/2.5。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人均综合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功地解决了12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对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争取粮食总量稳定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重视增加农业资金收入，合理调整粮食价格，转变农业机制，调动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普遍粮食安全。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达到4.6亿多吨，比1994年增长3倍，在过去的46年里平均增长3.1%，远远高于同期人口的增长幅度，人均粮食产量1949年仅为209公斤，1995年提高到386公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水产量21公斤，禽蛋14公斤，水果35公斤，蔬菜198公斤，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工业国家的消费差距正在缩小。普通中国人在60年代初每天只摄取1500卡的热量，而到90年代升至2720卡以上，超过了满足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所需要的2400千卡的标准。其饮食从以淀汾类食品为主的饭菜，转变为包括鸡鱼肉蛋牛奶黄油、酸奶甚至冰淇淋的多样化菜肴为主。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正向小康和比较富裕的目标迈进。
2、中国有勇气面向未来。
中国在未来15年和更长的时间里，面临的粮食问题将更严峻。一方面中国人口每年以1500万的速度递增，人口增加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非农化进程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从而使日益稀缺的耕地承受更大的压力。
中国国情特殊，人口多，可用耕地少，历史包袱沉重，但中国政府有信心和能力面对这一切。单以解决粮食问题而言，除了控制人口政策，中国政府一贯把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方针，一直把计划生育，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确保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措施。1992年2月，签署《世界营养宣言》与《改善营养行动计划》，随后颁布实施《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年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5年提出粮食省长负责制；1996年国家着手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1996年10月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1996年11月李鹏总理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承诺中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等等。中国政府在农业尤其在粮食生产方面所作出的实绩是世界公认的。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向全世界承诺：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
中国仍有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我国现有耕地有三分之二是中低产田，如果采取工程和生物技术措施加以改造，20年后，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单产水平可提高70—170%，足以使我国粮食总产在目前水平上实现翻番。1994年我国耕地面积统计数字为14.2亿亩，粮食播种亩产271公斤。而实际耕地面积约为19.8亿亩，超过统计数的39%。若粮食的实际亩产水平达到1994年的统计水平，则粮食总产可增加1.5亿吨以上。另外，中国还有5亿亩土地可供开垦，有丰富的可供利用的水域、草原、山地资源，生产肉类、水产和木本食物等大粮食产品的前景广阔。中国的资源并没有短缺到养不起自身人口的地步，真正短缺的是农业资金和技术。目前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只有35%，而农业发达国家在60%以上。中国政府已确定并在努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力争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差距，到2000年使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0%，到203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中国政府将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并以立法的形式，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完善金融体制，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未来的30年或40年中，中国人口将达到峰顶16亿，按人均400公斤计算，需粮食6.4亿吨左右。尽管解决粮食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中国有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和办法。实践将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还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
3、中国不是地球的负担
1995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包括政界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部分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有“两论”：一为“中国威胁论”，二为“中国危机论”。后者认为中国内部问题是中国政府无法解决的，它将导致这个国家面临崩溃的危机。1995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第二粮食进口国，于是“中国粮荒导致世界粮荒”、“谁来养活中国”、“中国将是地球的负担”等等舆论甚嚣尘上。如果从政治问题看，制造这些议论的动机昭然若揭。这里，仅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进出口情况看，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更不存在中国将是地球的负担问题。
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粮食也是一种特殊商品，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喻其为“政治商品”并不过分。基于这一点，我国把“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作为中国的粮食战略与策略。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度不大。从新中国建立至60年代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60年代以后，粮食有进有出。自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间，我国进口粮食19765万吨，出口10767万吨。16年间，11年进口，5年出口。1992—1994年，我国粮食连续3年净出口，1993年净出量高达783万吨，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记录。中国在进口一些粮食的同时，还出口一些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食品。199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100亿美元，大大超过30亿美元进口额。这表明，我们不仅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产品，还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赞扬中国帮助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提高粮食生产的项目，是加强合作，积极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典范。
由于中国粮食生产受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1995年出现约2000万吨的进口，这个数字对国际粮食市场来说虽不算小，但对中国的需求来说却并不算大，只占中国粮食年总量的4.2%，且并不意味着今后若干年中国将继续维护这个趋势，恰恰相反，1995年将可能是到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中国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今后，在正常的情况下，粮食净进口不会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看，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占3～8%之间是正常的。当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靠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能力来提高国际地位的，粮食高度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一定拥有独立的国际地位，粮食适度进口并不意味着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现在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并不因粮食自给率只有30—35%，大量进口粮食而觉得“养不活自己”，并不因此而自卑，也并不因此而觉得国家安全没有保障。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实现比较优势。西方国家是许多资源的进口国，例如美国消耗的石油约有一半是进口的。这样大量进口把油价抬上去，使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巨额费用解燃眉之急。对此，世界上从未谴责过西方这是不道德的。因此，基于平等交换的国际贸易，包括粮食贸易和农产品贸易，并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基于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需平衡，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以起到品种、丰歉调剂和区域平衡作用，也不存在中国将是地球的负担的问题。
人类在新旧世纪之交讨论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表现出人们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尽管人类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任重道远，但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实现世界粮食安全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不但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还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