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农村市场：抓末端，还是抓源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头论文,农村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1)01-0039-04
一、问题的提出：看问题不能舍本求末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产品的供给量已经超过了需求量。截至1995年，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徘徊在50%上下，有的甚至低于40%。据估计，我国有一半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最低的只有10%。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应该从消费环节入手，采用强有力的手段刺激消费。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之我国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靠出口拉动需求又不能有多大的作为，刺激国内消费便成为必然的选择。由于我国的投资率已非常高（1997年就已达到38.2%），生产能力存在较严重的闲置现象，在刺激国内需求的过程中，最终消费需求便成为首选对象。因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仅为59.9%，若把我国的消费率提高到65%的水平，将使现有的消费规模扩大4000亿元左右。若把消费率提高到70%的水平，则可使现有消费规模扩大7500亿元。通过刺激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非常大。由于城镇居民消费已经历了两次升级换代，在新一代更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热潮来临之前，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积累时期。这使我们对通过刺激城镇居民的需求来拉动经济不能抱太大的希望。为此，我们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广大农村了。比较幸运的是，我国农村市场的潜力还很大，这为我国解决供给相对过剩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充分利用农村的市场贡献摆脱困境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其基本论调为，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不高，消费观念比较陈旧，应该尽可能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策略，诸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工商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建立信用消费制度、宣传有关消费政策、加强农村市场建设、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等，以期迅速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为闲置的生产能力消肿。
我们认为，解决产品积压和通货紧缩问题的出路在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这种判断是合理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的确已与国民经济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已成为对国民经济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开拓农村市场必须在农民具有购买能力与购买欲望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农民不具备购买能力，即使有购买欲望，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持前面所述观点的人虽也注意到了农民收入问题，但并未将这一问题置于应用的位置上。他们所提的其他有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今后必须解决的，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认为只要农民愿意花钱问题就解决了。总体而言，他们所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基点是如何想办法从农民口袋里面掏钱，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农民口袋里面是否有钱。如果在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得到提高的情况下采取大动作，甚至实行强迫性的消费刺激措施，其效果将微乎其微。中国农民素有节俭的传统，姑且不论该传统的正负面效应，但要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传统是不可能的。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一个消费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农业和农村能否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认为，要开拓农村市场，首先必须客观深入正确地审视农民的收入状况，对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不足
表面上看，农民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购买力，是能够消化当前的剩余产品量的。然而，仅仅从总体上和平均数上进行分析的方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所持的态度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事实上，这并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产品过剩问题。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就会发现，农民当前的购买力仍然不足，购买欲望仍然不强烈。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民消费水平难以提高
收入水平是影响购买力的根本性因素。但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时快时慢，极不稳定，使农民的购买力难以稳定增加。1992-199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仅为3.8%。与此同时，农民的货币性收入增加速度缓慢，而货币性支出却迅速增加。这也是影响农民购买力不能随农民收入增长而同步上升的重要因素。1978年农民人均全部货币纯收入为56元，在全年纯收入中只占41.9%。1997年，农民纯收入中货币纯收入额1404元，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了67.2%。1997年货币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24倍，货币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比1978年提高25.3%。与此形成对照，1997年，农民生活消费品支出中，商品消费支出额为1126元，比1978年的48元增长了22.5倍，年平均递增18.1%，货币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41%提高到1997年的69.7%，上升了近30%。可见，货币性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比货币性收入增长速度要快。另外，农民的收入预期处于悲观状态。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农业、乡镇企业和劳务输出，然而这三大收入来源已然受阻。首先是农业增收明显受到制约。1997年全年家庭经营农业增收额人均仅73元，而1996年则为196元。1996年农村居民出售粮食的综合平均价大大降低，仅此一项，农村居民人均就减少36元。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缓慢。由于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层次低、与国有工业同构性强、政企不分、经营管理水平低、技术落后、人才缺乏，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降低，效益也明显下降。1998年的亏损面达15%，比1997年上升7%，亏损额达600个亿，比1997年增加15%。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吸纳719万人，1996年为647万人，1997年下降到400万人，1998年新吸纳的劳动力仅为300万人。除此之外，劳务输出收入也大大减少。由于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等原因，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减少，部分城市甚至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打工的政策，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现象严重，农民劳务输出收入也大大减少。
（二）预期支出增加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农民在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无法享受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完全依靠家庭保障，养老就医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这方面的支出将进一步增加。另外盖房、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也将大幅度增加。因为这些方面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支出预期，又由于规避风险的内在要求，在收支结构及收入在储蓄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上自然会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这就造成农民的储蓄倾向始终很高，农村居民的储蓄额不断增加。1992-1997年农村居民储蓄额分别较上年增长24.3%、24.2%、34.1%、28.1%、23.1%、10.3%。储蓄额的大幅度递增缩减了即期消费，不利于消费的增长。由于收入及预期收入较低而预期支出却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大大降低。1992-1997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841,0.845,0.833,0.831,0.816,0.774，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513,0.810,0.823,0.869,0.712,0.274。1992-1997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6到7个百分点。从边际消费倾向看，1992-1997年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从1992年的0.513上升到1995年的0.869，1997年骤降至0.274。
（三）农民负担较重且具有结构性效应
1997年，全年农民三项负担支出为108元，其中现金支付额就达97.8元，现金支出有增加趋势。但据统计，仅税款一项，农民支付的人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据农业部对百县监测点的调查统计，1996年农民人均承担社会负担46.1元，高于全国统计数字的3倍。另外，农村内部各种税费的征收是按人头分摊，不考虑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层次的差异，加重了低收入水平的农民的负担。农民在交换过程中还要遭受不平等待遇，如农村的水费、电费过高，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等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这对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民无异于雪上加霜，自然降低了其购买能力。
（四）农村消费处于“断层”状态
这种状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城乡消费层次“断裂”。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160元，收入差距比为1:2.5。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为1617元，而城镇居民同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为4185元，差距比为1:2.6。1997年占全国人口总量70%的农业人口所购买的消费品只占全社会消费品总额的43.5%，而占总量30%的城镇居民所购买的消费品则占全部消费品的56.5%。这一倾斜的市场结构主要是由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引起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经历了80年代的二次升级换代后，从90年代起，进入新的准备期，住宅和汽车等档次更高的耐用消费品成为今后的消费热点，对传统消费品的需求已经饱和。而农村现在还不能弥补这一“消费断层”。
2.地区消费结构差距明显。1997年东中西部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746元、1931元和1405元，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分别为2009元、1498元和1239元。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消费差距比由1980年的2.58:1发展到1997年的4.38:1，绝对差距额由197元扩大到3299元。1997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拥有可购买商品额分别为4200元、2400元和1900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多。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各占全部购买力份额的52.8%、29.8%和17.4%。
3.农村内部居民不同收入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明显。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1997年农村市场的研究表明，农村市场结构呈现非均衡状态。从分组数据看，农村居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有购买欲望但购买力不足。根据对2.7万农户的农村市场调查，近期没有添置耐用消费品的农户中，有67%是因为没钱购买。低收入组和次低收入组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774元和310元，两组的恩格尔系数均在60%以上，还停留在生存性消费阶段。这40%的农民拥有的购买力仅占农民总购买力的20%。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1785元，其整体生活已步入温饱阶段。虽然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达0.8224，但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恩格尔系数仍接近60%，其购买能力仍处于百元级的消费档次，有效需求仍然不足。次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417元，其购买力及有效需求比重在22%左右，表现出一定的购买力，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7561，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准备阶段，加之预期收入不高，现期消费受到抑制。高收入组的人均纯收入为4288.4元，整体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水平，这20%的人口拥有40%以上的购买力。而且在该群体中，购买力分化现象也比较明显。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占绝大多数。这部分农户开始进入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但由于总体收入水平并不太高，其购买力依然有限。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只有17.7%，而其购买力却占到节余购买力的52%左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的总体购买力还非常有限。要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激发农民的购买欲望，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措施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现有启动消费的有关措施效果不明显
为刺激消费，我国采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但从其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1998年，我国发行了1000亿元的特别国债，2000年又增发了600亿元，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需求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但由于中央财力有限（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仅为4892亿元），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比较低（1998年仅为2.8%），宏观调控能力很弱，对各行业普遍存在的30%的过剩能力的作用极为有限。在信贷和利率政策方面，我国采用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连续大幅度降息的措施，但由于银行约束的硬化、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投资机会的缺乏，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倾向反而增加。就农业而言，我国主要采取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价收购等方面的措施。1998年是农业投入最多的一年。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农业占30.8%，比1997年上升4.4%。1998年全年计划安排的农口中央基建投资已占中央总投资的5.14%。1998年增发的财政债券先后两批共发行1250亿元，其中农口350亿元。水利是农口投入的重中之重，共为270亿元，占债券总额的21.6%，加上原有的基建设施水利投资，共占350亿元。无疑，靠国家财政政策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是一项保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刺激和支撑效应主要是长远效应，近期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为资金密集型项目，给农民带来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是在短期内的收入效应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取得的。但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状态，分散的小农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改革由于日益触及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深层次的利益结构难度越来越大，第一轮制度改革的“浴盆效应”愈来愈明显等。在这个阶段中，转换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便成为首要的任务。但这一转换过程是不能够一蹴而就的，必须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完成变革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加入WTO、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农业增产不增收等几大背景上调整农业结构。2.搞好农村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及农工商产业的一体化经营。3.引导乡镇企业进行“二次创业”。4.加快小城镇建设，解决工业化程度与城市化程度不协调的问题。5.减轻农民负担。6.加快中西部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发展速度。
收稿日期：200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