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竞赛焦虑研究的新进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新进展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竞赛焦虑指运动员在比赛前和比赛中，对当前的或预计到的具有潜在威胁的情境产生的担忧倾向。它与运动成绩关系密切，受到教练员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运动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将以竞赛焦虑的理论为主线，分析竞赛焦虑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1 80年代的多维焦虑理论与灾难模型
1.1 多维焦虑理论
1982年，马腾斯[1，2]提出将竞赛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3个方面。认知状态焦虑是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主观上所认知到有某种危险或威胁情境的担忧。它是由对自己能力的消极评价或对比赛结果（成绩）的消极期望引起的焦虑，主要以担忧失败、对自己讲一些消极的话，以及不愉快的视觉想象为特征。躯体状态焦虑是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或唤醒状态的情绪体验。它是直接由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所引起的焦虑。它通过心率加快、呼吸短促、手心冰凉而潮湿，胃部不舒服，头脑不清晰，或者肌肉紧张感的提高而表现出来。状态自信心是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运动员对自己的运动行为所抱有的能否取得成功的信念。
根据3个维度各自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随时间而变化的模式，多维焦虑理论对每一个维度与操作活动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首先，由于认知焦虑的特征是将自己的注意从对与任务有关的线索转移到与任务无关的线索和社会评价上，因此，当认知焦虑增加时，操作活动水平相应降低，两者呈线性关系；其次，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当积极的成功期望增加时，自信心增强，而且，积极的成功期望对活动有显著影响，故随着自信心的增强，操作活动水平提高，两者也呈线性关系。最后，多维焦虑理论指出，以生理特征为主的躯体焦虑与活动的关系是倒U型的[3]。
多维焦虑理论提示，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可能会对不同的运动项目产生不同的影响；运动员也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付。由于该理论有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竞赛状态焦虑问卷》（CSAI—2）为依托，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操作和具体检验，因此，研究结果层出不穷。许多研究结果支持了该理论。研究表明，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确有着不同的先行变量[4～6]，不同的时间变化特征[2，4，6]，不同的操作结果[7～10]，并对干预措施有着不同的反应[11]。1994年，祝蓓里[12]将CSAI—2进行了修订，以便为中国学者所用。可以预测，由于有了较为合适的标准化量具，中国运动心理学有关竞赛焦虑的研究将向实证方向过渡。
1.2 灾难模型
1987年，哈迪和法基[13]移植了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解释生理唤醒、认知焦虑和操作成绩之间复杂关系的三维突变模型（catastrophe model），为竞赛焦虑的研究开避了新的研究方向。根据该模型，当认知焦虑较低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的关系类似于平滑的倒U曲线。当认知焦虑较高时，过高的生理唤醒将导致突变性反应，使操作成绩急剧下降[14]。认知焦虑对操作成绩起决定性的作用。
哈迪本人曾以女子篮球运动员为被试对该模型进行实验检验，结果支持了根据该模型提出的假设[14]。由于该模型较倒U型假说更为复杂，引进了认知焦虑与生理唤醒共同预测运动操作，因而，从理论上分析，该模型对于运动操作应当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由于围绕该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为数太少，目前还很难判断它的实际价值。
2 90年代的强度方向观点
2.1 强度方向观点的基本假设
竞赛焦虑理论的最新进展是1992年琼斯和斯万提出的强度方向观点[15]。该观点认为，以往测量竞赛焦虑只是测量运动员焦虑体验的强度，如CSAI—2，这是不够的，这种思路不能全面了解竞赛焦虑的实际情况。应当重视运动员对焦虑体验的方向性解释，即他们是将竞赛焦虑体验为积极的、对运动成绩具有促进作用的，还是反之，将竞赛焦虑体验为消极的、对运动成绩具有阻碍作用的。琼斯和斯万假设，运动员不但在竞赛焦虑体验的强度上具有差异，而且在方向上也具有差异，且后者的差异更为重要，与操作成绩和运动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
2.2 强度方向观点的实证研究
为了对该观点进行实证研究，琼斯和斯万在1992年对CSAI—2进行了修订[15]，为认知焦虑（共9题）和躯体焦虑（共9题）的各条目增加了一个“方向性”量表，要求运动员在填完每题的强度体验之后，再确定这种强度体验对他们将要进行的比赛具有促进作用还是具有阻碍作用。如果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则选择+3，如果具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则选择－3。量表从+3到－3共有7个等级，因此，方向维度的分数范围是－27到+27。
目前，已经开始了对该观点的实证研究。1993年，琼斯、斯万和哈迪对体操运动员进行了CSAI—2修订版的测试[16]，结果表明，比赛成绩好的与比赛成绩差的两组，在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强度分数上无差异，在躯体焦虑的方向分数上也无差异。但与比赛成绩差的运动员相比，比赛成绩好的运动员将他们的认知焦虑报告为更具有促进作用。1994年，琼斯、汉顿和斯万对游泳运动员的同类研究发现[17]，在重要比赛之前，优秀游泳选手和一般游泳选手的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强度分数无差异，但与后者相比，前者将这两种焦虑解释为对运动成绩更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前者的自信心分数也更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一般游泳选手内部，那些将竞赛焦虑体验为更具阻碍作用的人，其竞赛焦虑的强度更高，自信程度更低。但在优秀游泳选手内部，则无此趋势。
一次比赛前的状态焦虑具备以上特征，那么各种比赛前的特质焦虑如何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5年，琼斯和斯万采用CSAI—2的特质测量修订本[19]对板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18]，优秀板球运动员与一般板球运动员在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强度分数上无差异，但与后者相比，前者认为这两种焦虑对运动成绩更具有促进作用；两组运动员的自信心无差异（表1，表2）。另外，在一般板球选手内部，那些将竞赛焦虑体验为更具阻碍作用的人，其认知焦虑的强度更高。但在优秀板球选手内部，则无此趋势（表3）。
表1 板球运动员特质性认知焦虑、躯体焦虑、自信心的平均数和标准差[18]
一般运动员M 一般运动员SD 优秀运动员M 优秀运动员SD
认知焦虑强度22.93 4.56 22.46
5.00
躯体焦虑强度18.92 4.65 19.22
4.96
自信心强度 21.32 4.54 22.54
5.11
认知焦虑方向0.07 8.33 4.098.26
躯体焦虑方向1.91 6.49 5.287.91
表2 板球运动员的技能水平与对焦虑进行解释的方向之间的关系[18]
一般板球选手人数 优秀板球选手人数 总和
进行阻碍性解释的人数18 826
进行促进性解释的人数19 3857
总和37 4683
表3 认知焦虑强度、躯体焦虑强度和自信心的平均数、标准差及两因素交互作用的F比率[18]
3 强度方向观点与传统模式的冲突
以上研究结果对强度方向观点提供了支持。显然，这些研究结果仍有待其他研究者的重复性检验，但已有的这些研究结果强烈提示，第一，竞赛焦虑对运动成绩可能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对竞赛焦虑的方向性解释可能是区分运动员水平的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强度方向观点得出的研究结果与传统研究模式似乎有明显不同。1990年，克雷因[20]发表了一篇元分析文章，对涉及3589名被试的77项关于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结果表明，效果量的全距为+·59到－·70，总效果量为rw＝－·19，其它不同变量的效果量见表4。
表4 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效果量[21]
变量效果量（r）
性别男：－·12女：－·22
技能水平较高组：－·11较低组：－·28
运动项目 非接触性：－·17接触性：－·23
运动性质 个人项目：－·14 集体项目：－·44
年龄 较大组：相关低些 较小组：相关高些
测量焦虑的时机距比赛较长间隔：相关低些 距比赛较长间隔：相关低些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所有变量上，焦虑与运动成绩的相关都是负相关。我们假定，克雷因所总结的77项研究结果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是根据传统研究模式得出的，即只测量了竞赛焦虑的强度而没有测量竞赛焦虑的方向。有理由预测，继续沿这一方向进行研究，将会在总体上重复得到竞赛焦虑与运动成绩呈现负相关的结果。但如果采用新的强度方向模式进行研究，或许将发现更多的竞赛焦虑促进运动成绩的证据，其研究结果将对心理技能训练和心理咨询的实际工作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预测，这类研究将会支持张力为等人[22]的这样一种观点：引导运动员认识到焦虑是一种正常现象，适度的焦虑可能有助于运动表现，只有过度焦虑，才会对运动表现造成损害，这或许是对待焦虑的更为积极和更为有效的态度。
80年代以后，竞赛焦虑的研究由于成功地借鉴和移植了情绪心理学焦虑研究以及数学领域的一些最新成果，因而相继产生了多维焦虑理论、灾难模型和强度方向观点，使得焦虑研究的理论导向性愈加明显。90年代关于竞赛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赛焦虑的性质和测量方法、竞赛焦虑与运动成绩、性别、运动项目的关系、调节竞赛焦虑的方法等问题上。作者预测，强度方向观点将可能对各类竞赛焦虑的研究产生更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启发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和教练员：竞赛焦虑的性质、作用可能比我们曾经预想的要更复杂，采用多维度、多层面的交互作用分析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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