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四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9－0103－06
汉代传《诗》者主要有四家，即鲁、齐、韩、毛，《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1](P1708)其中《鲁诗》《齐诗》以本学派宗师的故国命名，《韩诗》《毛诗》以本学派宗师的姓氏定名。显然，就其命名而言，或以国名或以姓氏，并不整齐划一。那么为何会如此来命名，四家《诗》之名又起于何时呢？
一、《鲁诗》《齐诗》之称在鲁学、齐学观念明晰之后
王应麟说：“《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齐、鲁以其国所传，皆众人之说也；毛、韩以其姓所传，乃专门之学也。”[2](P1395)但由王氏所引《汉书·儒林传》之语是看不出王氏所言之意的。实际，鲁、齐亦为专门之学。《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1](P3608)申公虽学《诗》于浮丘伯，但其“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其开创之地位显而易见。据《汉书·楚元王传》，申公同学复有鲁穆生、白生，只有申公“弟子为博士十馀人”、“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1](P3608)。故《鲁诗》创始人为申公无疑。又《史记·儒林列传》：“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3](P3124)《汉书·艺文志》说“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1]（P1708)，荀悦《汉纪》：“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亦作《诗外、内传》。”[4](P435)辕固为《齐诗》创始人，《齐诗》亦为专门之学。
既然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何以《鲁诗》《齐诗》不以创始人姓氏命名呢？就汉代各经派来看，一般皆以创始人的姓氏命名。若说例外，则为《鲁论》《齐论》。《汉书·艺文志》：“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1](P1717)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皆传《齐论》，皆不知其学所自。可能《齐论》在齐地流传非常广泛，故以上诸人学源反而难以知晓。《鲁论》的问题也当如此。而《鲁诗》《齐诗》却是专门之学。
汉代有齐学、鲁学之分。《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1](P3618)在先秦，齐、鲁两地儒学都较为盛行，《史记·儒林列传》：“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3](P3116)又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3](P3117)由于两地不同的文化与风俗，两地的学术也存在差异。盖而言之，鲁学谨严，谙于典章；齐学好议论，与阴阳五行学说关系较密切[5](P46－48)。程元敏说：“鲁为孔子故里，夫子经学教化，鲁学早成显派；齐有稷下，诸家讲经，游学其间，次鲁学而亦早为经学重镇。战国中晚叶，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师为荣。故言《诗》则《鲁诗》《齐诗》，言《论语》则《鲁论》《齐论》，而韩婴、毛公讲论于燕、赵、河间国，学风非盛，远逊齐、鲁，故不足以《诗》学大宗——《燕诗》《赵诗》或《河间诗》而尊称之也。”[6](P24)说燕、赵学风非盛，故不得命名为“燕诗”、“赵诗”，应该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依次介绍战国以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宋、卫、楚、吴、粤等地的风俗，唯于齐曰“其士多好经术”[1](P1661)，于鲁曰“其民好学，上礼义”[1](P1663)。但说“鲁学早成显派”、“战国中晚叶，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荣”，则是混淆概念之论。齐、鲁两地已经存在的学术差异和人们对其较清晰的认识并不是一回事。
韦贤、夏侯胜、史高言《榖梁春秋》为鲁学、《公羊春秋》为齐学，则在宣帝即位时已经有明确的“鲁学”、“齐学”的说法，但却不能据此推断这种说法始于何时。再看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语，也看不出汉初是否有“鲁论”、“齐论”的说法。因为《艺文志》所举诸人，没有汉初人。王吉为昌邑王中尉在昭帝时，宋畸为少府、夏侯胜为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庸生授张禹《论语》并在宣帝世，贡禹为御史大夫、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皆在元帝世。萧望之《论语》学出于夏侯胜，张禹先事王吉、后事庸生。龚奋、扶卿则活动时间不可考。要之，以上诸人即使习《论语》在其少年，也不会早于武帝时。据此，可以说，汉初在齐、鲁两地有不同的《论语》本子流传，即二十二篇本和二十篇本，且有不同的解说，但却不能说在汉初已经用“鲁论”、“齐论”来标识这两种本子及其学说了。再来看《诗》的情况，《汉书·儒林传》：“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1](P3614)韩生自称尝受《韩诗》，亦在宣帝时。元帝初即位，翼奉上疏曰：“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1](P3173)，则在元帝时。但《汉书·楚元王传》说：“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1](P1922)楚元王汉六年（前201年）立，立二十三年而薨，则至迟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已经有了《鲁诗》的称法。不过，此很可能为追述。程元敏认为《鲁诗》《齐诗》为“尊称”。由于鲁地、齐地儒风盛行，颇为人们所推崇，故以其命名自然有尊崇的意味。但说申公自号其学为《鲁诗》，却与申公的性格不相符。《史记·儒林列传》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3](P3121)显然申公为学谨严。由此也可看出申公不是一个好自称誉的人。武帝初即位征申公，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3](P3122)。则申公在政治上也注重实践，表现出来的是求实、尚质的精神。而就“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一语来看，也有疑点。“世或有之”，似为注释之语，有证明“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之语的意味，但“世或有之”恰说明班固未曾见《元王诗》。“世或有之”无疑为班固语，而“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等等应该为刘向、刘歆语。《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1](P1921)杨树达说：“汉诸王未有记字者，此独记字。盖向、歆父子曾续撰《史记》，于其先世必有记述，疑班此传承用其文。”[7](P286)但《艺文志》却不著录《元王诗》，而《艺文志》是本于刘歆《七略》的。这样，对于《元王诗》何以不见于《艺文志》、班固何以说“世或有之”，学者也只能猜测，王先慎说：“《艺文志》不载《元王诗》，《志》本《七略》，刘歆不应数典忘祖，当是次而未成，故班史传疑云‘或有’，以示未成之意。”[8](P950)实际由班固“或有”是看不出《元王诗》“次而未成”之意的。
二、武帝置《五经》博士时尚未有《诗》派之分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申公、韩婴均于孝文时为博士，辕固于孝景时为博士，则文景之世，鲁、齐、韩三家《诗》已经立博士。”[9](P183－184)既然三家分立，自然应该命名。但这实际是出于对汉初博士性格的误解。汉承秦制。秦有博士七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3](P258)汉初因之，应劭《汉官仪》曰：“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馀人。”[10](P830)秦朝置博士着眼于其博通，主要备问古今，为施政顾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1](P726)，《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10](P830)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初立，“召以为博士”[3](P2491)。贾谊之学不主一家，说明汉初博士也主要取其博学。秦朝博士学术品格比较混杂，为杂学博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3](P2720)叔孙通以通儒学而被任命为博士。《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羊子》四篇”，班固注曰：“故秦博士。”[1](P1726)《晁错传》：“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1](P2277)伏生为博士当为其治《尚书》而有成。《艺文志》“名家类”著录有“《黄公》四篇”，注曰：“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1](P1736)则黄疵为名家者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使博士为仙真人诗”[3](P259)。又“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3](P263)，占梦博士又为数术之士。由此可见，秦朝博士或擅长“六艺”，或习“百家之语”，或为术数、方伎之士，品流复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公孙臣善言五德终始，正说明汉初所置博士不仅有习六艺者，而且也有习诸子、术数、方技者，学术品格恰与秦朝博士同。当然，杂学博士于博学中亦可能各有专门之业，甚且以某专门之业知名，因而得为博士。如叔孙通在秦朝以文学被召而为博士，又《史记·孝文本纪》：“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3](P429)“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3](P430)则公孙臣被任为博士，是因其善说“五德终始”，文帝以其为博士，也是需要他的专业知识。由此，再来看研习儒家经典者在汉初被任为博士的情况，《汉书·楚元王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1](P1922)《史记·儒林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3](P3122)“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3](P3124)“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亦为博士。”[3](P3124)《汉书·晁错传》：“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1](P2277)《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3](P3127)“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3](P3128)上引材料可分为两类，一为因治某经而为博士者，一为仅说在何时为博士者。就前一类来看，实际和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类似，既然不能说秦时设有文学博士，也就不能说汉初有《诗》《书》《春秋》等博士。既然尚无专经博士的设立，也就不能据此以为有经派的分立，更不能说已经有了为各派命名而区分各派的做法。赵岐《孟子题辞》：“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11]此语可能沿袭刘歆之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1](P1969)由赵岐所言，可以看出刘歆所说“诸子传记”即指《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但刘歆所言可能是对汉初博士的误解。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被征为博士，不言通何家，恰说明文帝时并未置诸子博士。刘歆、赵岐所言，一为争立古文而发，一为表彰《孟子》来说，是以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的情形来谈论汉初的博士制度。实际情况是，文帝所立博士中有习《论语》等诸子传记者，并非为诸子传记置博士。如此来看《后汉书·翟酺传》，“初，酺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12](P1606)文帝虽因申公、辕固治《诗》而以其为博士，因董仲舒治《春秋》而以其为博士，也仅为任申公、辕固、董仲舒为博士，并不能说明设立了《诗》《春秋》的博士，因而李贤注曰：“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文帝之时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据。”[12](P1606)则翟酺所言也是对文帝时博士性格的一种误解，因为某位学者因治某经有名而被任为博士，很容易理解为为学者所习之经置博士。
武帝立《五经》博士，实际是为了对抗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学，卫宏《汉旧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为高第，朝贺位次中郎官史，称先生，不得言君，其真弟子称门人。”[10](P831)这时的博士，仍沿用汉初博士“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的品格，仍主要做施政顾问。武帝立《五经》博士，也就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其他各家尤其是黄老学者不能进入其政治顾问团，无疑有向喜好黄老的窦太后示威的意味。这样，只要研习儒经而博学者就有成为博士的可能，并不包含习某经某派者才能成为博士的意味。也就是说，这时只是立了《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并未专立《鲁诗》《齐诗》《韩诗》《公羊春秋》博士。
武帝置《五经》博士是为了凸现儒学，那么其博士员数又如何呢？《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1](P726)学者们一般都依据“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之语断定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应为七人[9](P183－184)，即《易》《尚书》《士礼》《鲁诗》《齐诗》《韩诗》《公羊春秋》各一人。但上已证明，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尚未分经派，故七人之说并不正确。再者，武帝置《五经》博士时也非经各一人。经各一人的做法可能始于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13](P215－221)。也就是说，在武、昭、宣、元朝，博士员数仍为七十馀人，与汉初同。《史记·儒林列传》：“（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3](P3122)申公主要在景帝及武帝前期教授，他的弟子则主要活动在武帝时期，所以这十几人为博士应该皆在武帝时，若说这十几人是次第为博士的，显然不合情理。《汉书·儒林传》：“（欧阳）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后为博士，论石渠。”[1](P3603)“林尊字长宾，济南人也。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1](P3604)欧阳地馀、林宾皆习欧阳《尚书》，则论石渠时欧阳《尚书》博士不止一人；又：“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1](P3610)“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1](P3611)张长安、薛广德皆传《鲁诗》，则论石渠时《鲁诗》博士也不至一人。《百官公卿表》“员多至数十人”并非仅指汉初的博士员数，更有可能是指两汉的博士员数。由于博士员数在变化，所以班固用了约数。实际情形也是如此。成帝以前博士员为七十馀人，在王莽时为三十人①，东汉立十四博士，经各一人②。而“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此部分则专就《五经》博士为论。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各经尚未分派，但在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后，各经派逐渐产生，故《诗》分鲁、齐、韩。至宣帝进一步分置，成十二家，故班固用“增”。这十二家，根据王国维的意见，为《易》施、孟、梁丘，《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9](P183－184)。当然，《百官公卿表》“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之“人”可能是“家”之讹，可能是班固以东汉博士制度来看西汉时而误。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也。”[1](P1969)在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先师说经尚粗略，其说相合才能解释一部完整的经书，故派别实际是不存在的。又《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1](P3617)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公孙弘为丞相在元朔五年，元狩二年（前121）卒于丞相任上。则《公羊春秋》之盛行应在公孙弘任丞相之后。如果武帝置《五经》博士时立了《公羊春秋》博士，就不待董仲舒与江公论辩了，武帝也不会于此时才尊《公羊》家。
三、《诗经》各派之命名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石渠阁会议之前
武帝于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但直到元朔五年才为博士置弟子，上距置《五经》博士已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博士主要作为政顾问，并不一定居官教授。而置博士弟子后，博士的工作转向教授、课试。但博士七十人，而博士弟子员才五十人，竞争于是起。《汉书·夏侯胜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1](P3159)“应敌”恰说明置博士弟子后博士间论难的兴起。而由于竞争，派别观念渐渐明晰起来。
《汉书·儒林传赞》：“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1](P3621)这“初”是指什么时候，有学者认为是武帝立《五经》博士时[14](P62)，实际是以后来所立博士的情形来窥测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是错误的。《汉书·儒林传》：“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馀侍中，贵幸，至少府。……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1](P3603)欧阳生为伏生弟子，应该为汉初人，且在武帝时可能还在世。不过，在汉代经学中能“自名其学”者，往往是对原有师法、家法的改窜[15](P496－507)。但欧阳生似乎不具备这个条件。在欧阳生这一系中具有改窜师法条件的应为倪宽，倪宽既从欧阳生学，又受业于孔安国，可能会混合欧阳生和孔安国之学而有所发展。据《汉书·倪宽传》，倪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而据《百官公卿年表》张汤为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年），五年后迁，则其受业于孔安国在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其授欧阳生子则更在这之后，所以在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所谓的欧阳氏学尚未形成。何况，汉代经学中“自名其学”者往往都是为了与其他各家竞争而形成，就《尚书》中的大夏侯来说，主要活动在昭宣之世，也就是说，在武帝时尚未有促使欧阳氏之学形成的条件。同样，《汉书·儒林传·赞》所说《礼》后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后仓为博士不会早于武帝后期。关于《易》，《汉书·儒林传·赞》称《易》杨，可能是涉《史记》“然要言《易》本于杨何之家”而误，因为《汉书》不称《易》有杨氏学，《史记·儒林列传》也仅说：“（杨）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3](P3127)《汉书·儒林传》同。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说：“窃疑《诗》分齐、鲁、韩三家，其说亦后起，故司马迁为《史记》，尚无《齐诗》《鲁诗》《韩诗》之名。惟曰：‘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又曰：‘韩生……其言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燕、赵言《诗》者由韩生。’至班氏《汉书》则确谓之《鲁诗》《齐诗》《韩诗》焉。是三家《诗》之派分，亦属后起。……石渠议奏不及《诗》，是《诗》分三家，疑且在石渠后矣。”[16](P216)钱氏主要讨论三家《诗》分派的问题，不过就其论述来看，则以三家是否命名看作其是否成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依据钱氏所述，则三家《诗》命名在石渠会议之后。但这个看法并不符合实情。太史公不用《齐诗》《鲁诗》《韩诗》之名，是否能成为断定史公为《史记》时有无其名的问题暂且不论。石渠议奏不及《诗》并非《诗》尚未分，而是《诗》于此时无所增置，且“异议最少”的缘故。钱氏也于上引文字后随文注曰：“刘歆《移书》《汉书·宣纪》，及《儒林传赞》，列举诸经家数先后异同，均不及《诗》，非《诗》之分家最早，乃《诗》之争议最少耳。”而钱氏把石渠会议看作各经分派的开始，也可谓忽视了石渠会议的性质。《汉书·宣帝纪》：“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1](P272)既然是讲《五经》异同，则各经派已经形成，石渠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评判各经派之是非，其中虽然以平《公羊春秋》与《榖梁春秋》的是非为主，但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也应该对《易》各派、《尚书》各派的是非有所评判，而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石渠《议奏》来看，有《尚书》类、《礼》类、《论语》类，以及附于《孝经》类的《五经杂议》，几乎遍及群经，故不能说各经分派在石渠会议后。
《诗经》各派之命名应该是经学派性意识明晰的产物，从时间来说则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石渠阁会议之前。《汉书·蔡义传》：“久之，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敞为丞相，封阳平侯。”[1](P2898)元凤三年（前78）蔡义以光禄大夫迁少府。其授昭帝《诗》则在始元年间，也就是昭帝即位后不久。而昭帝特诏求《韩诗》，说明至迟在昭帝即位前，《韩诗》已经命名。蔡义为韩婴再传弟子，则为《韩诗》命名者很可能为韩婴弟子贲生、赵子之类。类此，《鲁诗》《齐诗》之名也应该是由申公、辕固弟子所命。就时间来说，很可能在武帝后期。可能司马迁为《儒林列传》时尚未有《齐诗》《鲁诗》《韩诗》之名；也可能已有其名，但使用尚不太广泛，故司马迁为《史记》不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由于利禄的刺激，竞争于是乎起，申公、辕固弟子尊崇其学，故以《鲁诗》《齐诗》来命名，韩婴弟子也以老师的姓氏来命名其学。
四、《毛诗》因三家各自命名而名之
关于《毛诗》，《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1](P2410)，河间献王景帝前元二年（前155）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薨。献王立《毛诗》博士不知始于何年？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1](P741)，则其置《毛诗》博士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之前。此时，朝廷尚未立《诗》学博士，献王之立《毛诗》主要在于崇尚学术，实际《毛诗》尚未具备形成学派的条件，则其是否有《毛诗》之名也是有疑问的。“毛诗国风”题下孔《疏》引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又引郑玄《六艺论》说：“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17](P2)二说显然是矛盾的。据《诗谱》，河间献王先得到《毛诗诂训传》，而后才以善《毛诗》的小毛公为博士，则《毛诗》之名在立《毛诗》博士前已经有了；依《六艺论》，毛公善说《诗》，而河间献王以其为博士，且命其所说《诗》为《毛诗》，则在立《毛诗》博士后。孔颖达等虽强为之说，却也无法疏通二说，故只能两说并存。孔《疏》：“不言名而言氏者，汉承灭学之后，典籍出于人间，各专门命氏，以显其家之学，故诸为训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为传，亦应自载‘毛’字，但不必冠‘诗’上耳。不然，献王得之，何知毛之为之矣。明其自言‘毛’矣。”[17](P2)此为《诗谱》说寻找依据，但所说理由都讲不通：“专门命氏，以显其家之学”，应是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的事了；“献王得之，何知毛之为之”，则是对《汉书》河间献王立《毛诗》博士说法的推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孔颖达等对上述推论也不自信，故又说“不必冠‘诗’上耳”，以表对毛公加“毛”于“诗”上的不解。又曰：“‘诂训传’，毛自题之。‘毛’一字，献王加之。”则又从《六艺论》。而陆玑又提出第三说：“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曰《毛诗》。”[18](P21)显然也是出于推测。
实际《毛诗》之命名也应与三家《诗》类似，是经派观念的产物。而《毛诗》之命名更在三家《诗》之后。陆德明谈及《毛诗》命名，虽也举郑玄两说，但说“‘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19](P53)，无疑是正确的。故《毛诗》之命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为。
注释：
① 《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四年“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
② 《续汉书·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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