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转型论文,城市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63(2014)04-0007-07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资源型城市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充当和扮演着能源和资源原料和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占据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在我国118座资源型城市中[1]，西部地区共有33座资源型城市，占全国资源型城市总数的28%。这些资源型城市多是在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兴建的，当时选址的目的还兼顾了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于是就形成了地理区位优势不足的局面，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工业化程度不高，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资源型产业独大造成城市的经济结构单一、失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城市，“资源诅咒”现象明显。这种落后发展局面的改观迫切需要寻求解决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路和途径。 按照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观点，由于城市存在空间异质性特点，不同禀赋和区位的城市在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基本要素的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同的要素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各异的绩效。而越来越多的发展案例表明，在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由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施行。 目前，国内现有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众多，除了对资源型城市成因和现状等的描述性分析以外，不同角度的专门化研究各有侧重。一是经济发展动力和模式观点。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种主流观点是通过采用对资源型产业的延续、替代和复合模式进行产业转型(张米尔2001，2003)，另一种观点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提出稳定资源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健全和完善城市的功能环境和培育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金凤君、陆大道2004)，在分析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几个主要共性问题基础上提出发展的战略模式(鲍超2006、董锁成2007)。另外，还包括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来分析矿区和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矿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体系来解决资源型城市的动力问题(杜志平2003)；使用生态足迹方法指出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提出了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发展模式，对资源实施原因导向式的预防式开发(陈烈2005、李明明2008)。二是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群观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实现工业结构高度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动技术进步(刘家顺1992)，发展替代性产业具有重要性(许光洪1998)，要防止产业结构单一化(路世昌2001，2003)。除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之外，产业群的构建也是很重要的(郭淑芬2003)。三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储量的有限性，面临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抉择。现有研究强调资源型城市要实现资源综合利用(马传栋1999)，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形态发展，要实现城市经济结构与资源结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相协调(王焕良等1994)，直到实现绿色转型(刘纯彬2009、张晨2010)。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手段包括协同发展(穆东2004，2005)，和囊括资源资源开发管理、资源财富管理、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和资源收益管理的资源管理系统化手段(景普秋2007)以及循环经济的探索实行(袁俊斌2006)。四是以不同资源型地区和城市为例所进行的研究，包括资源富集的东北地区(丁四保2005、张维达2005、王胜今2005、李鹤2008，2009)、山西省(牛冲槐2003、王闰平2006、任菊香2008)、内蒙古自治区(曹霞2007、付桂军2012)和甘肃省(张红1999、聂华林2004、王素军2011)等；具体城市涉及鸡西市(臧淑英1999)、大庆市(刘云刚2000、臧淑英2004)、白银市(汪安佑2005、魏琦2011)、焦作(王炜2005)、唐山市(任锦鸾等2006)和东营市(尹红炜2006)等。 当然也不乏从制度角度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在正式制度层面，制度的类型包括产权制度、产业发展制度、技术创新制度和国家救助制度等(毕明等2009)。从制度的供求角度来看，制度的供给弹性要求政府发挥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作用(伍新木2004)，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管理创新(金建国2005)；制度的需求弹性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沉淀成本较大而影响其制度变迁对城市的积极作用(宋冬林2006)。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会因为锁定效应导致资源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创新能力消失殆尽，因此，制度变迁要求向路径创造转变(曹瑄玮 2007)。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统筹考虑资源型城市计划经济遗留的一般性矛盾和特定时期的特殊矛盾(赵海云2005)。更进一步来看，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设计要遵从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配合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则(苏永乐2006)，产业转型要从技术创新主导向制度创新主导过渡，最终转变为两种创新共同主导型的协同演进状态(刘丹 2011、姚平 2012)。在非正式制度层面，资源型城市制度类型包括文化引导型模式、诚信引导型模式、观念引导型模式、自我学习引导型模式和创新引导型模式等(蒋君等2009)。 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在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论观点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给出合意的解释，从制度角度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对制度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量研究关注不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制度变迁打破传统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条件，把传统视为外生的制度变量内生化，通过降低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费用，建立和完善明晰的产权制度，推动公共政策的出台，对经济产出以及其他传统要素的产业效率进行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五个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为样本，通过生产函数模型对制度与产出及其他要素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模型的设定 目前，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通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把制度变量平行于资本和劳动等基本生产要素引入C—D函数，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2-3]或者认为制度对经济发挥作用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来实现的，把制度变量和劳动力变量结合成有效劳动进行处理。[4]本文考虑到制度要素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是通过对资本和劳动等基本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效率发生作用来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5]，因此本文拓展后的C—D函数具体方程形式如下：
其中，Y是地区生产总值，即GDP；K为资本存量；L为全社会就业人数；t是时间；本文选取的制度变量
为城镇私营就业人数与国营集体单位就业人数之比(以下简称为“私营就业比”)；
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以下简称“财政支出比”)；
为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以下简称为“利用外资比”)；
是自变量参数，
是随机误差项。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二)变量的选取及描述 本文从西部地区选择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作为样本，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7-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内蒙古统计年鉴》。其中，实际GDP以1996年为基年不变价进行换算处理。资本投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进行核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具体参数计算方法借鉴张军等的估算方法。[6]劳动投入采用各城市各年度的总就业人数。对于制度要素，本文选取了三个代表性制度变量。
为私营就业比，用来测度市场中劳动力的开放程度，是对产权关系的一种考量。
为财政支出比，用来测度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为利用外资比，用来测度经济的开放程度。 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状况及制度变化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是资源型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五个城市GDP的直观趋势见图1所示。这些城市的GDP都程度各异地体现出上涨趋势，其中尤其是鄂尔多斯市和赤峰市，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这与2002年以后煤炭价格全面放开的制度变迁有关，极大地推动了GDP的增长。 通过对五个城市GDP、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这些城市GDP的年均增幅却远远低于资本存量的增幅。尤其明显的是，鄂尔多斯市和石嘴山市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基本相当，但是，二者的GDP增速却相差甚远(具体见表1和图2)。虽然石嘴山市的劳动力年均增速为负数，为解释较低的GDP增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微乎其微。这就说明，除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外，还有一些要素对GDP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图1 资源型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图2 五个资源型城市GDP、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对比 通过计算，我们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到，五个城市GDP平均水平、增速和私营个体就业与单位就业人数比、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以及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的平均水平基本存在较好的正相关性。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除了资本和劳动力因素以外，上述三个指标为代表的制度变量对GDP的增长会产生作用。
四、资源型城市制度变迁对经济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模型同时对五个城市的数据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两个模型回归产生的结果基本相同。由于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模型消除了自变量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证明了该回归是稳健的。我们着重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其中：t为时间；K为资本存量；L为全社会就业人数；
为私营就业比；
为财政支出比；
为利用外资比。各项指标大都比较显著，
=0.992，说明本回归对C-D函数拟合度较好。
在两个模型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在1%的水平上都显著，劳动力产出弹性也比较显著，说明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仍然是粗放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大，这与目前该类城市的积极吸引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情况也比较吻合。具体可以从固定效应模型看，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增长0.538%；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增长0.168%。 其次，我们分别着重分析三个制度变量对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力的影响情况。其中，私营就业比与时间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负相关的，表明私营就业比的增加会导致技术进步的减退，这与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就业结构有直接关系。从表3可以看到，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私营就业比逐年上升，主要是国有资源型企业人员下岗分流中，劳动就业人员从资源型产业中分流到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短期内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基本不变，而该类城市的第一和第三产业主要以大田种植业和生活类服务业为主，科技含量水平较低，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与市场竞争秩序不完善的并存，导致技术进步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而财政支出比与时间的交互项是正向显著的，说明政府在民生、教育和科研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对技术进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次，三个制度变量与资本的关系中，私营就业比与资本的交互项是正向的，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了清晰的产权制度会提升资本对产出的推动作用。财政支出比与资本的交互项也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负向的。这是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财政支出更多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建设，短期内支出消费性特点明显，对资本的产出在短期内会产生阻碍效应。当然，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还存在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制度供给不足，一些当地政府不乏寻租行为的存在，更加剧了财政支出比与资本的负向程度。利用外资比与资本的交互项是负向不显著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利用外资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三个制度变量与劳动力投入的交互项情况如下：私营就业比与劳动力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表现为负向关系，这与一般非资源型城市的情况是相矛盾的。我们可以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找到答案。该类城市主导的资源型产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产业集群，产权主要以国有为主，比较单一。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源型企业人员大批下岗分流，由于资源型企业工人的技能很单一，而很少分流到第二产业的其他部门，大部分进入第一产业务农和进入第三产业从事消费性服务业工作，加剧了这两个行业劳动力效率低下的程度，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具体表现。财政支出比与劳动力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是非常显著的。这与上文财政支出比与资本交互项负相关是相互支撑的，城市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支出、研发支出以及民生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提高了劳动力的产业能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假定和计量结果验证的基本一致性，我们可以认定制度变迁在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制定针对性政策来推动制度创新和变迁意义重大。 (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统筹资本投资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资本产出弹性较大，其中主要是来自资源型产业的贡献，这与西部地区资本稀缺的现状吻合，而且这种稀缺在很长时段内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因此，保证资源型产业的资本投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城市总体产出和财政收入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形势是一致的。但同时，出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我们不能只关注目前的城市GDP增长，继续满足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应从长远的角度合理规划和引导资本向非资源型产业的按比例流动，积极扶植其他非资源产业的发展壮大，避免出现因资源型产业衰退后造成的“矿竭城衰”现象的出现。 (二)推动资源型产业的产权结构多元化 学术界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政府供给主导型，处于从属地位的制度需求弹性小，很大程度上阻碍制度变迁的进行。[7]目前，资源型产业的产权主要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产权形式较为单一。个体和私营经济成分虽然也可进入，但在现有的政府核准程序和制度安排下，进入的比例很小或者即使能进入，但作用十分有限，不会产生相应的制度需求。稀缺的制度需求再加上资源型产业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导致资源型企业制度变迁难度大、路径依赖更加严重，不利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多种形式合理使用民间资本，如吸纳民间资本入股、建立资源型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平台和非核心业务外包到私人企业等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既缓和了资源型产业融资量大的问题，也有利于降低资产专用性，增大制度需求弹性，降低沉淀成本，逐渐实现资源型产业的多元化和城市转型。 (三)进一步规范政府财政支出 通过上文财政支出比分别与资本和劳动力的交互项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产出有正向激励，但是对资本的产出却存在负向作用，总体上负向效应更明显。这与西部资源型城市政府管理水平较东中部地区低下是有密切关系的。近年来，西部资源型城市在对劳动就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棚户区改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激励了劳动就业人员，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有所提升。但是，政府管理中也同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公款消费现象层出不穷，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规范政府财政支出的项目和数量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减少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降低对资本产业的抑制作用，减少当地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提高政府管控经济的能力。当然，涉及居民民生、教育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支出非但不能减少，还要保证每年以一定比例的增加，以利于提高居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 (四)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和使用外资的尺度 利用外资对于解决资源型城市融资和产权多元化都有积极作用。但从本文的计量结果来看，目前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利用外资情况很不理想，这不但与该类城市的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有关系，还与制度条件相联系。因此，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为外资进入创造良好的制度供给环境，引导外资向金融服务业和科技研发等非资源型产业投资，积极提升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加快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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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资源型城市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研究_财政支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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