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唯物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普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传统中进行研究与写作的，其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所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一个共同基础，那么，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自己定位的地方，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以形成和最终必须返回的基础”[1]44。当然，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是存在实质性差别的。就此而言，他乐意分享雷蒙·威廉斯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所发明的那个新术语，将威廉斯与自己从50年代后期以来共同理解和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体系称为“文化唯物主义”。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早在1961年关于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的著名长篇评论“漫长的革命”一文中就已经形成了。他后来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著述，是其贯彻、落实“文化唯物主义”所形成的一些具体成果。这些成果一经问世，在得到巨大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严厉、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他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主要是在他这一代英国新左派影响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我们姑且不论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正确与否，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正是通过这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人们才日益自觉地察觉到在这些实证的社会史研究背后原来还存在着一种理论即“文化唯物主义”，并且这种理论还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文化研究范式。
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眼中的“文化唯物主义”
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出版。该书在赢得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的巨大赞誉的同时，却遭到了来自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强烈批评：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恩在《新左派评论》1964年的第1、2期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汤普森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汤普森随即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上发表“英格兰的特殊性”一文，对安德森和奈恩进行了反批判。此后，其他一些第二代新左派陆续加入战团，以不同的方式对汤普森的学术思想与理论立场进行了批判。这一过程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81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一书后方才大致告一段落。[2]历史地看，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大致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之前为第一个阶段，代表性批判者为安德森和奈恩，批判的重点是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与前途的具体观点；70年代到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安德森和奈恩着重就“文化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代新左派则对作为文化研究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分析、评论。接下来，我们就对上述三种批判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批判，是他们与汤普森的个人恩怨、政治分歧尤其是理论分歧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汤普森与安德森、奈恩是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理论资源，使得这两代人的政治立场与理论立场都出现了显著差异。在政治立场上，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坚持立足英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重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肯定政治改良的作用；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则怀疑人道主义和政治改良，否定英国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发动第三世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在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现。在理论立场上，汤普森等人深受英国本土的民族思想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共和思想等)的影响，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安德森等人则受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他命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理论化建构冲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德森等人在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带领下走上历史舞台，但进入60年代以后，他们很快就取代后者，成为青年一代的思想旗帜。1962年，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为了使刚刚创办不久的《新左派评论》杂志摆脱困境，邀请安德森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结果，一年后，安德森通过改变第一代新左派制定的编辑方针，使杂志获得了巨大发展，汤普森等“元老们”“懊恼不已地发现：编委会所在的那条支线经严格的思想成本计算后发现是一条冗余线路！既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多余的，于是我们决定解散”[3]24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之时，正是双方个人恩怨开始激化之日。所以，安德森和奈恩很自然地发动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第一轮攻击。
安德森和奈恩第一轮攻击的重点是汤普森运用“文化唯物主义”研究英国社会史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针对汤普森认为英国本土思想传统中存在激进的革命传统、能够为英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思想资源的观点，他们极为不屑地指出，英国的思想传统其实乏善可陈，人们能够想到的只有“英格兰的隔绝与褊狭；英格兰的落后与守成；英格兰的宗教与道德自负，以及英格兰琐碎的‘经验主义’或对理性的本能怀疑……”[4]48如果说它们曾经发挥过一些进步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留存下来的就只是糟粕了。“这种浓厚的英格兰之雾有两种基本的化学成分，一是‘传统主义’，二是‘经验主义’：在它中间，我们对任何社会或历史现实的能见度总是零……其结果就是全面凝固化的保守主义，厚重而令人腻味的庸俗(朝着观念)、神秘兮兮的故老相传(朝着直觉)犹如幕布一般覆盖了整个社会，英格兰因此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际性尊敬。”[5]40针对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性因此英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观点，他们用一句话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英格兰，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生产出了温良恭让的无产阶级”[5]43。面对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革命传统的极端蔑视，汤普森随即在“英格兰的特殊性”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反批判，并用事实驳斥他们关于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沙漠的观点，强调“我们的理论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观念百分之百的敏感”[3]287。汤普森的有力反击使安德森意识到己方的理论准备还不够充分，彻底驳倒汤普森的时机并没有成熟：“更重要的战斗还在后面，那时我们将重新来过”[6]42。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一直在《新左派评论》上组织刊发批判汤普森的文章，直到“68革命”爆发。
安德森和奈恩的进攻并没有影响汤普森的既定研究规划。《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他在“文化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随着相关成果的持续发表，其“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跨学科影响的理论和范式。与此同时，安德森和奈恩等人通过在《新左派评论》上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日益成熟，最终借助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系统性。于是，他们在70年代中期以后兑现诺言与汤普森“重新来过”。在1976年题为“英格兰之谜”的文章中，奈恩打响了第二次论战的第一枪，宣称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是以“浪漫主义的超越和混乱的经验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7]303-304在1981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一书中，安德森站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批评，其核心观点归结为两条：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忽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过分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在该书序言中，安德森反复强调汤普森的历史学家身份[8]l-3，其目的是为了呼应奈恩的观点，暗示经验性研究的局限性妨碍了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准确把握。
在安德森和奈恩对汤普森开展第二次批判的同时，以斯图亚特·霍尔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代新左派也对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展开了批评。和安德森等人一样，这些第二代新左派也受到阿尔都塞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们对汤普森的批评结论与安德森的批评相当接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突出文化、意识和经验问题的地方及其对能动者的强调中，这部书也构成了一种关键性的断裂：带上了某种技术进化论、经济还原论和组织决定论的色彩”[9]52。为此，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明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新名词“文化主义”以指称汤普森和霍加特、威廉斯共同开创的新传统，含蓄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其实只有“文化”而不够“唯物”。不过，与安德森和奈恩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研究实践受到了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对“文化唯物主义”具有更同情的理解，同时也更注重揭示“文化唯物主义”的范式意义。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依据自己的文化研究实践，对作为范式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中肯的比较，最终得出了后来成为人们理解、评价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重要依据的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注重历史的真实性，缺乏或反对理论抽象；第二，注重实践的具体性，难以把握实践的总体性和复杂性；第三，强化经验的权力，忽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9]61-64。
二、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
就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而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此做了长期理论思考的安德森无疑要比汤普森更准确。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中，他并没有能够因此对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批评。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面对汤普森《理论的贫困》中倾泻在阿尔都塞及其英国追随者身上的那些欲置人于死地的冷嘲热讽，安德森实在无法保持冷静克制，因而不是站在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上，而是始终站在并非所有人都会赞同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批评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这导致他的有些结论因为未能准确把握汤普森本人非常确定的理论论域，要么显得牵强附会，要么让人觉得是在强人所难。这从反面说明：我们只有确定了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论域，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基本命意，进而得出恰如其分的评判。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始终是在一种确定的论域中思考问题、阐发理论、批判对手的。他的这种论域基本上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边界勾勒出来。
第一条边界是反斯大林主义。汤普森始终把批判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理论任务和政治任务之一。在他的论域中，斯大林主义与反斯大林主义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坚持经济决定论；是否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否赞同人道主义价值观；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主张民主政治。[10]在反斯大林主义问题上，他极为坚决和彻底。在这个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柯拉克夫斯基的批判：1973年，在绝大多数欧美马克思主义者还把柯拉克夫斯基当作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时，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柯拉克夫斯基已经背叛了自己1956年的立场，投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11]302-402对此太过执著的问题在于他容易根据具体的观点形成模式化的成见，无法看到某些理论与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性差异。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控。
第二条边界是历史性。如前所述，安德森认为历史学家身份妨碍了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准确把握，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与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相比，汤普森的确具有更强的专业自律意识：他决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天然地具有对一切问题发表评论的权力，而始终坚持在自己有专门研究的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发表见解和进行评论。这种明确的历史性边界深刻影响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诠释：他主要是立足18、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来理解、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其理解、诠释的成果即“文化唯物主义”反过来又是直接用以指导其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些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特别深刻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唯物主义”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史具有特别强的适用性。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未能对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些更加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理论与方法形成完整准确的认识，进而导致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重视不够、评价不足。
第三条边界是本土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第二代新左派就不断抨击汤普森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国际主义的”，其核心是批评他过分重视英国本土激进传统，不积极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欧陆马克思主义传统。然而，这恰恰彰显出了汤普森极为深刻的一种理论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化！因为他极为清醒地认识到，不管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多么革命、多么先进，可如果它们不符合英国实际，不能够在与英国本土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为广大群众接受，它们就只能是新的教条。正视基于这种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始终致力于英国本土激进主义传统的发掘与激活。[12]虽然他并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然而却指出了一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正确的方向。
在还原了汤普森的论域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汤普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英国化)过程中，基于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反思和历史研究实践，形成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具体化阐释。具体地看，在理论上，它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的修正，以及对主体、经验和文化这三个基本概念的重新阐发。
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57年)、“漫长的革命”(1961年)、“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1977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到《共有的习惯》(1990年)，30多年间，汤普森多次批判斯大林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的教条主义理解，阐发自己对此的修正理解，其详细内容可以写一篇几十页的论文。[13]125-152但如果删繁就简，我们则可以把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总结、表述如下。第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为了便于阐发他对真实的社会历史整体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创造出来的认识论范畴，因此，它们仅具有认识论的独立性，而不具有实在论意义上的独立性。这是因为第二，真实的社会历史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叠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像在认识论的理论空间中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区分出相互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三，如果我们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错误地当作实在论的范畴，就会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错误地理解为物理学意义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社会历史过程就会被当作一架或简单或精致的机械装置，经济基础是它的动力装置，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自动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历史过程就会成了一种经济决定论过程，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由此从历史过程中消失了。所以第四，应当恢复马克思的原意，在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及其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向真实的社会历史整体的回归，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
既然真实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实现向它的回归、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在汤普森看来，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个人”不仅在认识论上是独立的，在实在论意义上也是独立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4]67。汤普森实际上是重申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把实践主体作为自己“文化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不仅如此，他还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肯定，实践主体这个头衔并不专属那些从事思辨的理论活动的哲学家，而指的就是生产着自己的生活的普通男女。根据对主体概念的重新阐发，汤普森对经验概念和文化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所谓经验，指的是主体通过其实践活动所建构出来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一个必要的中间项”[1]171。因此，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更重要的是，经验中包含“全部历史进程的遗传因素”[1]170-171，对于人类的意识活动而言，经验具有决定性：“变化在社会存在中发生，这使变化了的经验得以形成，但是，在经验对现有社会意识施加影响、提出新问题、为更加精密的思想活动提供了大量素材这个意义上，经验又是决定性的”[1]8。依据不同的实践，不同的主体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整体就是文化。在阶级社会中，主体之间因为存在不同的利益，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相互冲突的，“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15]33，所以确切地说，文化指的就是整体的斗争方式[16]。
三、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4]73-74。对于汤普森来说，“文化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也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为人们研究18、19世纪英国或者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并最终在新世纪之后变成一门显学。[17]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汤普森及其“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开始超越原来的历史学边界得到国内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在这种跨学科传播过程中，有些原本清晰的东西变得模糊了，其中就包括“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三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始终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面对相同的对象(比如说18世纪英国曾存在过的“大声喧哗”仪式、“买卖妻子”现象等)，他的观察结果和研究结论往往就与那些坚持“自上而下”地观察社会历史的传统学院派学者迥然有别。与“自下而上”视角联系在一起的是“人民历史”观念。这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第二个支撑点。当人们“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历史时，注意力自然会从帝王将相这些社会精英或统治阶级身上转移到那些以往沉浸在历史的黑暗中的“大众或人民的生活、活动和经历”[18]223。正因为如此，汤普森著作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以普通人民群众为中心，是否就意味着要把人民群众的一切日常生活都纳入文化研究范畴中去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不管是汤普森，还是霍加特、威廉斯，他们所关注的始终都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抵抗性质的成分，因为它们最终都与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联系到了一起。这也就是“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第三个支撑点。对于汤普森而言，上述这三个支撑点互为犄角，共同为他的研究划定了对象域。
从表面上看，汤普森那些具有文化研究性质的社会史研究主题相当分散。可究其实质，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同一类型，即对人民群众特定形态的抵抗活动及其实质与社会功能的倾听、再创造与评价。在汤普森将这些抵抗活动从历史的阴影以及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发挥了以下两种基本作用。
一是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在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的传统中，文化研究者‘倾听’和再创造了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的真实经验，特别是被压迫群体的经验。”[19]148为了做到这一点，“文化唯物主义”范式要求：第一，发掘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当人们“自下而上”地观察人民群众时，就会发现，作为真实的历史主体，人民群众不仅仅是悲惨的物质生产的承担者，他们同样也是技术发明、政治抗议、观念生产等其他实践活动的承担者，虽然后者大多是以非独立的形态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第二，重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完整性。作为传统史学漠视、遗忘乃至压制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结果，后者的完整性消失了，只余下了一堆零散的沉默的历史素材。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依照人民群众多样性的实践活动，去倾听、重构这些素材，以重建日常生活的完整性。第三，重视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文化延续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过程也就是文化即斗争性的生活方式整体的传递与传播过程。这就意味着只有充分把握了文化的延续性，才能够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文化本身。因此，汤普森特别注重对各种形式的传统习惯的发掘整理。70年代末期，“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这种功能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严厉批评[19]233-245，所有批评归结为一条就是汤普森概念含混，把主观性和客观性混为一谈[8]26，向经验主义做了过分的妥协与倒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文化研究实践的不断深入，其中一些人的看法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例如，霍尔后来就颇为中肯的承认，在文化研究实践中，汤普森对经验整体的这种重视是合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必须的：“在任何的文化分析中，双方都给‘经验’安排了被证明是可信的位置。……所有不同的实践在经验中相互交叉；不同实践在‘文化’之内相互作用——即使建立在一种不均衡的相互决定基础之上。文化总体性的意义——作为整体历史过程的意义——取消了任何要保持事例和因素独特性的努力。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分析中，它们之间真实的相互联系必须有‘思想上’的总体化运动与之相配”[9]57。
二是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对汤普森来说，重建真实经验整体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分析与评价人民群众抵抗活动的实质与功能，由于18、19世纪英国人民群众的抵抗活动主要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这种分析评价最终体现为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评价。在此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范式主要运用了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生产方式分析方法。正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激烈批判过汤普森的另外一个第二代新左派利查德·约翰逊后来也肯定的那样，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坚持的是生产的视角。[20]23-24事实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始终肯定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坚持从生产方式分析出发来分析、评价大众文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他运用生产方式分析方法去分析18、19世纪英国社会时，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才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普照的光”[21]44、或者他自己所说的“力场”中的主导性力量的[22]65，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依旧是传统的家长制。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的抵抗活动中，传统文化历史性地发挥了重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是阶级斗争分析方法。[23]对于汤普森而言，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既是对生产方式分析方法的必要补充，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普遍性。这是因为尽管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所有阶级斗争的最终根源，但相对于经济斗争，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在现实性上都是独立的和独特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运用阶级斗争方法分析时，汤普森主张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客观地评价人民群众抵抗活动所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反对非历史地用马克思主义用以衡量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它们。也就是说，汤普森肯定，尽管这些历史上的抵抗活动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保守的，但它们都对推动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以及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与民主化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很显然，作为一种范式，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具有自身明确的历史确定性。汤普森对此始终非常自觉。倒是他的那些第二代新左派批评者往往不能正确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总是在超越这种历史确定性、对“文化唯物主义”范式进行普遍化解读(误解)的基础上，对后者这样那样的“缺陷”或“不足”进行严厉然而却是抽象的批判，其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在我们看来，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也不可能提供可以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国家文化问题的药方或公式，但是，一旦我们将它所包含的原则和方法与具体的民族国家文化实际结合起来，从它中间将焕发出很大的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