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禁军与“市井之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井之徒论文,禁军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036-17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东都洛阳城下发生了一场恶战，交战的一方是蓄力多年、兵强马壮、从范阳起兵、气势汹汹而来的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一方是仓促应战、临时召募、临阵命将的封常清率领的唐军。安史叛军由多民族组成，号称二十万，将悍兵精；而封常清率领的唐军六万人则系临时招募、“未更训练”的“白徒”[1](P6935-6938)。《旧唐书》还特意点明，“皆佣保市井之流”。双方交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但令人没有想到的却是其过程也堪称惨烈。 这些新召募的“市井佣保之流”，不仅成为洛阳保卫战溃败后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也成为当时朝野乃至后人诟病的口实。从“白徒”、“市井子弟”(《资治通鉴》)；“佣保市井之流”(《旧唐书》)；“市井佣保”(《新唐书》)；“乌合之众”、“市人”(《册府元龟》)等称谓来看，除“白徒”、“市人”属中性定义之外，其他基本均含有或多或少的贬义。但这些“市井佣保”之流，不仅是洛阳保卫战应募新兵的主要成员，还是此后唐中央禁军召募的对象，时人及后人抨击和指斥之声不绝于缕。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市井佣保”应指城市中从事及受雇于商业、运输业、服务等行业者及其子弟，但对洛阳保卫战和此后大量涌入(包括寄名、挂籍等)禁军的“市井佣保”是否仅是上述这些群体呢？为何他们会成为唐中央禁军召募的重要对象？对他们的作用和评价是否都是负面呢？在不同时期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对封常清领导的抗击安史叛军的洛阳保卫战记述如下：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度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
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封常清帅余众至陕，陕郡太守窦廷芝已奔河东，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贼寻至，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恼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①。 洛阳保卫战惨烈的过程和悲壮的结局令人为之动容，文中屡次提到唐军应战的措施和临时扩充、召募兵士，尤应引起注意： 首先是召募兵士的数量各书记载有别。封常清召募的士兵有6万、3万两种不同记载②；高仙芝召募的士卒有5万、10万、11万、20万等不同数字。其次，封常清所募“佣保市井之流”，在洛阳保卫战中，屡战屡败，惨遭叛军“铁骑蹂之”。高仙芝征召而来担负东征任务的5万“市井子弟”，尚未遇敌，就碰上败退的封常清，两军甫合便遭到叛军的追杀，狼狈溃败，直至退到潼关后，才稳住阵脚。但随后“修完守备”，拒敌于关外，为朝廷征兵诸道赢得了宝贵时间。 那么，为何口出豪言的封常清只能到东京募兵？为何封常清赴东京召募对象居然以饱受诟病、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佣保市井之流”为主，而高仙芝为东征副元帅，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召募11万士兵，同样“皆市井子弟也”？ 唐王朝抵抗安史叛军出于仓促，市井之徒涌入军队，当属临时应急。但将市井之徒召募入伍似乎开“坏”的风气之先。此后不断受到时人以及后人的诟病，宋人陈亮的《论封常清》具有一定代表性： 昔者开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战者二十余年。一旦羯胡窃发，乘其间而执其机，盖逆兵一举而河北诸郡悉为贼有矣。当此之时，虽韩白复出，岂能当其锋哉!而封常清欲挑马棰渡河以取贼首，志则锐矣，不几于大言以轻敌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进守河阳，断桥以抗贼，贼军一至，举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屡战屡北，遂失河陕[2](P86)。他将战败的背景原因归结为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将战败的直接原因归结为临时召募者，皆“市井庸保”，故可聚而不可用。而对洛阳保卫战中“佣保市井”之徒的英勇奋战，封常清用了“血战”[1](P6936)二字，而史家只记过程却不加评论，采取了选择性失忆。 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开启了“市井佣保”之徒进入唐中央禁军之门。唐人不适应这种转变，而宋人从观念上仍未能接受这种变化，上举陈亮《论封常清》即颇具代表j生。既然大家都认为“市井之徒”鱼龙混杂，易聚而不可用，但为何临战唐朝廷乃至无兵可用？为何召募对象以城市(包括周边)居民为主？为何“市井佣保”之流踊跃应募并曾英勇作战？ 从洛阳保卫战到唐朝覆灭，经过了140多年，从朱温代唐到北宋建立，又经过50余年，昔日饱受诟病的召募“市井之徒”的临时之举，不仅在此后继续推行，甚至北宋时已成为“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3](P180)之“国策”。京师及其周边地区“强悍无赖者”成为中央禁军召募的重要来源，尤其是驻守京师地区的军队，“父子相袭，亲党胶固”③，并曾享受“安居乐业、衣食县官”④的美好时光。这期间的历史过程，是十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唐“安史之乱”前，召募城居人士入伍不乏其例。骁雄、豪英、骁勇、恶少等名称虽不同，但召募对象大都是长安及周边地区居民，与洛阳保卫战前临时召募的“佣保市井之徒”虽有重叠，不过还是有所区别。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禁军的构成及其变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央禁军中来源于“佣保市井”的人员。所谓“市井佣保”，指居住在城市或周边从事商业、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人员，有可能是常住人口，也有可能是浮寄于坊市中从事各类职业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有自主经营者，也有大量受雇于他人者，无固定职业的人应占一定比例。唐代城市人口结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外来的“客户”、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加大。史籍中市井佣保、市井子弟、骁雄、无赖、白徒、街肆恶少、侠少等称谓，往往与城市居民有关，这些称谓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往往会有特定含义和特指，有重叠，也有区别，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为阻击安史叛军，唐王朝召募“佣保市井”之徒是临时举措，似乎可以理解，但“安史之乱”后，屡次召募和扩充禁军，市井之徒仍然为重要乃至主要的禁军兵源，虽饱受诟病，仍不能禁止，甚至成为常态。探究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应该比单纯批判更为重要。 “安史之乱”后，有几次事件值得注意： 一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面对吐蕃的侵入，京城少年的壮举。广德元年，唐代宗甫即位，吐蕃兵犯京师，入城后拥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唐禁军逃窜，郭子仪在商州会六军使张知节、乌崇福、长孙全绪等，率兵继至，军威遂振。郭子仪原部下旧将王甫潜入长安，“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⑤。这些“恶少”，又被称为“侠少”、“少年”。他们的英勇举动震慑了吐蕃，挫其锐气，吐蕃匆忙退出京城。郭子仪顺势收复京师，成为有名的“中兴之臣”。但此后，王甫野心膨胀，“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1](P7156)，最后被郭子仪斩首，跟随他的2000人则去向不明。由此，可看到长安恶少的两面性，既可以为保卫京城不顾生死，也极易被各种势力所蛊惑而成为被利用的武装力量。 二是“泾原兵变”前后，白志贞召募神策军之事。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受诏平定成德李惟岳、魏博田悦和山南东道梁崇义的连兵反叛后，又联合其他藩镇叛乱。唐德宗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召募对象与封常清相似，主要是京城“沽贩之徒”。奉命平叛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所率大军因对待遇不满而发生哗变。但当“泾师犯阙”的关键时刻，白志贞召募的“京师沽贩之徒”，“其人皆在市廛”，唐德宗下诏拒贼，却竟然“无人至者”[4](P3719)。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叛军长驱入京城，列阵于丹凤门外，唐德宗派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慰喻，民众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聚观者以万计”[1](P7353)。其与封常清召募的“佣保市井”之徒在洛阳保卫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与唐代宗广德年间面对吐蕃军队攻陷京城的危急时刻的擂鼓少年，表现几乎判若天壤。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白志贞“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为禁军，实际上“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1](P7353)的现象，至少唐德宗时已经很普遍了。泾原叛军进城后，看到惶恐的百姓狼狈逃窜，“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1](P7353)在前，其后才有叛军列阵丹风门外，而数以万计小民聚而观之的举动。填充禁军的京师沽贩之徒之所以召而不至，固然和他们未经训练，常在市廛，不受约束有关，但是亦应还有其他因素⑥。 第三次是唐德宗贞元(785-804)年间，柏良器改造神策军意图的夭折。柏良器曾为李光弼属将[5](P4596)，因平定李希烈叛乱有功，受到唐德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左神策大将军，着手对神策军的改编，“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但受到监军窦文场的嫉恨，借“妻族饮醉，寓宿宫舍”[1](P7539)之缘由，换任右领军卫。柏良器的整顿举措相当于大换血，“士卒之在市贩者，悉挥斥去，募勇者代之，故为所监者不悦”[6](P105)。由此可知，当时的神策军充斥着时人笔下的“市井之徒”。柏良器曾在讨伐李希烈的战斗中，“以劲卒万人，溯流千里，倍程救援”[6](P105)，尽显骁勇之姿。此次召募的“才勇之士”，很可能就是他统率过的这些能征善战的“劲卒”。宦官为阻止他对神策军的大换血而陷害他，为何能得到唐德宗的默许，似乎难于理解，期间的过程史籍亦并无明文记述。考虑到，唐德宗经历几次叛乱后，对藩镇颇有防范和猜忌之心，故柏良器对禁军的大换血，未必是唐德宗所愿意看到的，毕竟在奉天之难时，追随左右的是宦官统领的人马。而藩镇的反复无常，唐德宗已深有体会。将这些劲卒召募为禁军，并由久经战阵的军将统领，是宦官之大忌，况且李光弼和宦官积有宿怨[4](P3311)。因此推测这段因缘应与此有关。但柏良器在与宦官争夺神策军权落败后，唐廷收编和兼并藩镇诸军进入神策军的措施并未中止⑦，不过其是在领导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宦官手里的前提下继续进行的。 自唐德宗朝始，宦官执掌禁军成为定式，宋人曰：“唐之中世，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7](P1347)。由于募兵范围受到限制，城市居民加入禁军日趋常态化，遂成为朝野抨击宦官专权时几乎与“宫市”平行的重要口实。 唐德宗朝，寄名军籍(主要是神策军)已成为当时京畿地区富民、恶少、沽贩之徒竞相追逐的风尚。对被称之“恶少”者及其附庸而言，平时可招摇过市，犯事又可逃避刑罚，富民阶层也借禁军身份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司马光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委叙之甚详：“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府县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1](P7523)《新唐书·兵志》也有描述：“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戸。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贞元)十年，京兆尹杨于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余差以条限，繇是豪强少畏。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5](P1334) 条缕上述记述，可知神策军因有卫从之功，由地方部队转为中央禁军，将士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京西军镇陆续归属于神策军系统，散处畿甸。唐德宗以后中央在与藩镇博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宦官专掌禁军以抗衡藩镇的国策。收编藩镇和边兵虽然是保持禁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但有很多局限而无法继续成规模推行，由此京畿地区成为禁军的主要兵源地。神策等军待遇优渥，于是成为京师富家子、商贾、平民、无业游民、浮寄流寓者、坊市恶少趋之若鹜的利好，甚至那些滞留不归的胡客也将加入禁军作为首要选择。李泌为整顿财政，给滞留不归、长期由度支供给的四千“胡客”两个选择，或被遣送归国，或入神策军，“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1](P7493)。这些人虽名为“胡客”，其实早就同化为常住京师的居民，娶妻生子，置买田宅，不亦乐乎，也应归入“市井之徒”之列。 唐宪宗时，白居易在其所上的《请罢恒州兵事宜》中评论道：“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疫疾暴露，衣甲暑湿，弓箭疮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乌杂，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8](P3365-3366)明言禁军的构成，以城市乌杂人居多⑧。 唐穆宗以后，禁军基本不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主要守卫京师。军民、兵商(贩)混杂，又受宦官控制，嚣张一时，挟带兵器、出城习武打猎，蔚然成风，成为当时继“宫市”以后京城最受诟病的社会问题。唐人笔记中对此多有描述。例如，《唐语林》载，“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9](P73)。 惩治这些市井恶徒，此后成为京兆尹的重要政绩之一。如唐文宗时，杨虞卿闭门杖杀横行市里而往往因“匿军以免”的“三王子”[10](P78)。唐敬宗时，刘栖楚任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11](P843)。虽号称“不避权势”，但不论杨虞卿还是刘栖楚严厉镇压的不过是市里“二三子”，大多是恶少、屠沽、商贩之类的城市社会中下阶层，他们虽然系名诸军，并未见有权有势的背景，被镇压时也未受到权贵的阻挠。但这类镇压只是临时陛的，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还有很多城市坊民并未系名禁军，却在崇武和众多城市居民系名军籍的氛围中，“甚多着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在坊内练习骑射，因有可能成为京城治安隐患而被下令“禁断”[12](P1301)。 唐末，情况又有所不同。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入东都境，“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1](P8236)。大宦官田令孜考虑到京师空虚，于是“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而张承范挑选的神策军弩手不堪战事，“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阵；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1](P8237)。但不论是精选的两神策军弩手，还是临时召募的白丁，都是长安城中的富家子和市人，或平时养尊处优，或不谙战事。也由此可知当时的禁军兵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临战时只能在京城范围内召募。 在黄巢军进逼下，唐僖宗被迫出逃蜀地，大宦官田令孜随驾，曾临时召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左右，约5万多人[1](P8321)。其中是否有市井之徒，语焉不详，但推想当包括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 唐昭宗衰世即位，年少气盛，因不堪忍受有护驾之功而晋升凤翔节度使、恃功骄横的李茂贞，有征讨之意，但朝廷一直倚以为重的市人，态度已发生变化。在唐昭宗代表的朝廷和李茂贞代表的骄藩对峙的关键时期，先是受李茂贞部下指使，市人纠合数百千人“拦邀宰相”，以阻止朝廷对李茂贞用兵；其次又发生朝廷“新募市井少年”组成的禁军，面对李茂贞率领的“百战之余”的边兵，未战而“望风逃溃”[1](P8448)；最后，李茂贞进逼京师，在唐昭宗仍然坚持用兵，士民逃散的严峻时刻，市人“守阙”，并上书要求追究“首议用兵者”[1](P8448)的罪责，实际上直接挑战了皇帝权威。换句话说，市人在选边站时，已对连京城也无法有效控制的唐廷失去信心。这不禁又让我们想起唐天宝十四载(755年)的洛阳保卫战，同是“市井之徒”，已有天壤之隔。 饱受诟病的“市井之徒”，其实包含了不同的类型，应作具体分析。 齐勇峰归纳了神策军的构成，指出：“神策军的组织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京城诸军和畿内八镇兵是它的主要成分；神策行营，即关内隶属于神策军的方镇则是它的外围组织。前者始终由宦官统领，后者则时有分合，不十分稳定。”[13]在他归纳的基础上，我们在讨论“佣保市井”、“沽贩之徒”与神策军为核心的中央禁军的关系时，还应该区分为几个层次和不同类型。世人所指斥的商贾子弟、沽贩、恶少、无赖等负面形象的中下层群体，主要集中在京城诸军，虽然也包括畿内八镇兵，但影响最大、最受诟病的当然还是京城诸军。 我们在讨论充斥禁军的“市井子弟”时，不应忽略如王处存这类身兼富家子和神策军军将双重身份、具有京师籍贯的“后起之秀”。 史载，王处存家族为长安万年县胜业坊⑨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4](P4699)。其父王宗，白军校累升迁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因赀而贵”，因贵而继续致富，“乘时贸易”，“富拟王者”。王处存起家即为右军镇使，累迁义武军节度使。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入长安，建国改元，唐僖宗逃往兴元。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同时，“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1](P8243)，并“自渭北亲选骁卒五千，皆以白蠕为号，夜入京城”。京师百姓视处存为“故人”，“遮道恸哭，欢呼塞路”[4](P4700)，坊市居民“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1](P8250)。同时入援的凤翔、鄜夏军却放纵士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1](P8250)，王处存令军士系白巾为号，以区别他军，一些坊市少年也系白巾借机掠夺。一直在灞上伺机而动的黄巢军得知城中混乱，还袭长安。再次入城后，“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1](P8250)。《旧唐书》对此记载更具体，“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4](P4700)。 由此，我们可以回溯本文开篇时的唐天宝十四载(755年)洛阳保卫战，此乃决定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性战事；而唐僖宗朝的长安争夺战，是唐朝走向全面崩溃的关键性战事。抛开那些史籍留名的大人物，投入战斗的主角是从亮相起已相隔130余年，始终受到诟病的“市井沽贩之徒”。当然，“市井沽贩之徒”在一百三十余年之后，其佼佼者已经从乌合之众的一员成长为抗敌主帅。 上举王处存事例应该具有典型性：一是神策军中，城市居民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未必都是商贩⑩；二是王处存及其父王宗都是“因赀而贵”，即原为商人富室，通过行贿赂等途径而进入神策军，并成为世袭性家族(11)；三是如王家这样的富室，已经不仅限于系名禁军得到某些免役和仗势凌人的特权，而是逐渐成为握有实权的军将，甚至可升至高位，成为节度使，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四是不管他们在何方任职，都视京城为家园。例如，王宗遥领兴元节度使，但实权职任是左街使；而王处存在任义武军节度使前，职任为左军巡使。黄巢军进逼京师，唐僖宗出逃，“处存号哭累日，不俟诏命，即率本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往山南，卫从车驾”[4](P4700)。从渭北选五千骁卒，夜入京城，显然是要与农民军决一死战，终于逼退已进入京城的黄巢军。史载，“处存家在京师，世受国恩”[4](P4700)，后与李克用联姻，已成为具有雄厚实力、半割据性质的藩镇。其死后，军士仿“河朔旧事，推其子副大使郜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4](P4701)。 从市井富商成长为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处存的身世和社会关系使得他与长安居民有故交之谊，对天子播迁、京城陷落有切肤之痛。其几次痛哭，当为感情的真实流露。而且为收复京师竭尽了全力，是河北诸镇中唯一还对唐廷效忠的藩镇[1](P8321)。但不论是乘乱涌入军队的“坊市少年”，还是惨遭黄巢军屠杀的“两市丁壮”，都是王处存的拥趸，也正是唐末禁军召募的主要来源。 关于唐代军队地方化，孟彦弘已有专文作了精辟论述，驻守京城的中央禁军也有同样倾向，但又有其特殊眭。进入禁军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陆续收编的藩镇军队。有的直接转入禁军系统如神策军，有的纳入编制后以行营的名义受中央统辖而继续驻守京畿以西诸镇。常驻京畿则逐渐市民化和世袭化。二是多次因临时需要召募而来的士兵。主要来源是京城及周边地区居民，不仅仅是狭义的“佣保市井”、“沽贩之徒”，还有大量的游民、游手(12)，都可视为广义的“市井之徒”。考虑到京城内外充斥着大量外来和流动人口，推测有相当一部分无固定居所和无稳定职业之人会踊跃应募，但战事结束后，这些人的去向不明，不少人因缘际会可能转为常住人口。三是京畿常住人口。富室和商贾及其子弟、奸猾无赖、普通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寄名于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军，其中很多人照常生活和经营，平时根本不进行军事训练，往往倚仗军士身份为非作歹。第一类人，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收编举措受到限制，而逐渐减少；第二类人往往不具有稳定性；饱受诟病而又不具备战斗力的主要是第三类人，但他们影响大，往往成为京城市民利益的代言人。关键时刻，或挺身而出，或不堪一击，或临战逃散，或袖手聚观，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因素。他们有盘根错节、上挂下联的复杂关系，正所谓“父子相袭，亲党胶固”，也会成为京城无法根除的痼疾。尤其是成为世袭神策军家族的将领，如李孝恭(13)，由一个普通的下层军士逐步升迁至神策军步军大将军，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在神策军中担任衙职。李孝恭籍贯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但夫人游氏却为京兆人，主要仕宦经历可能是在唐敬宗到唐懿宗这段时间。再如荆从皋，其先世已以京师为贯，曾祖、祖父即为禁军将领，其父、本人和其子三代都为神策军将领[14](P1090-1091)，乃典型的世袭军将家庭，与王处存类似，亦可谓“世隶神策军”。典掌神策军的宦官也形成世袭家族，如吐突承璀及其养子吐突士晔、杨志廉及其三个养子相继出任神策军中尉(14)。再如，刘光琦，籍贯虽挂靠在彭城(刘氏)，但实为京兆三原人，主要政治活动在贞元末至元和中。其养子刘渶润[15](P2119-2120)，任职至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其妻杨珽虽托言弘农人，但注明是京兆长安人，叔父杨志廉，形成婚姻固结的权宦世家(15)。当然，宦官与城市常住百姓和外来客户的情况有所区别，应分别研究。 常住人口和大量涌入京城的外来和流动人群，改变了京城居民结构，也改变了禁军结构(16)，并促成北宋对城市主户客户的划分有了实质性的改变(17)。正如当时人抨击“宫市”时，户部侍郎苏弁所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5](P1359)从军正是这些游手的不错选择。由此也可以理解，高仙芝于京师募兵11万，“旬日而集”，只能是“市井子弟”的缘由。 后至北宋时期，同样存在大量“浮浪”、“无赖”、“落魄”、“亡命”、“强悍”进入禁军的状况(18)。常驻京师的禁军本土化、世袭化的倾向仍在延续。宋神宗时，司马光听闻有人建议将驻京禁军年四十五以上者，连同妻子析置淮南，上札子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认为一旦“削廪”远行，恐造成人心惶惑、愁怨，万一引发兵变，其后果不堪设想，故建议采取更稳妥的措施[7](P1347)。虽然北宋时期的禁军从构成、来源及境遇上与唐代禁军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久驻京师而导致本土化、市民化、世袭化的倾向仍具相似之处。 总之，“安史之乱”后陆续涌入中央禁军并饱受诟病的“市井之徒”、“乌杂之人”的原因和成分还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对这一现象也希望有新的认识角度(19)。 [收稿日期]2015-07-12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而此书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有些许出入，尤其是在关键性的募兵数字上差别很大。不过这种数字发生紊乱的现象在史书中并不少见，各有原因。 ②《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记载为6万，《旧唐书》卷九《玄宗下》记载为3万，但都强调了所募士兵皆为“市井佣保”之徒。 ③《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这里说的是河北藩镇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宋代的禁军更多地继承了唐末五代河北藩镇的传统和特点，随着军事化色彩的浓厚，也加深了军队的世袭化程度。不过，从后文所举的王处存、王处直等世居京师，“世隶神策军”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在晚唐时的京师地区已成为普遍现象。 ④《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兵制》(中华书局1986年版)载司马光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 ⑤《旧唐书》卷11《代宗纪》。《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元年冬十月条记载略同。 ⑥众多商贾子弟、城市居民、流动人口通过各种途径寄名中央禁军，可能与唐德宗朝以后，中央财政税收逐渐向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不动产、积蓄的资财以及频繁而数量巨大的交易货品倾斜的具有延续性的措施有关。此将另文探讨，本文从略。 ⑦详情可参见齐勇峰《说神策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但他所举的收编边兵和藩镇军的例子要具体分析，有的不是正式编制，有的是落难失势将领，有的是效忠中央的西北军。在无这些兵可收编时，市井之徒无疑是最可靠的兵源。不过，被兼并的藩镇军将，常驻京师，很快也会被同化，即市民化、地方化。也有一些藩镇隶属神策军，未必常驻京师，而是屯戍地方。 ⑧《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诏：左右龙武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共一千八百人，所请衣粮宜勒停，仍各委本军具姓名牒送府县收管。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者什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其实，元和以后，此风仍然炽盛，并未禁绝。 ⑨胜业坊，位于长安街东第三街自北向南第四坊，东邻兴庆宫，西邻崇仁坊，隔春明大道与东市相望，属于长安城繁华坊区，是权贵聚居区，尤其是唐前期如此。但唐后期的居民构成已有了变化。 ⑩王处存家族久居京城，同时期的还有不少军将和士兵来自周边州县。除王处存外，还可举出盩厔(今陕西周至)人张光晟(《旧唐书》卷127《张光晟传》)、潘将军(《剧谈录》卷上《潘将军失珠》)等，均为京畿地区本地人士。 (11)《剧谈录》(《太平广记》卷348《郭鄩》，中华书局1961年版)载：“胜业坊富人王氏……隶左军。”显然，王氏家族已成为世袭神策军的豪族。 (12)关于长安及其畿县游民和游手，沈亚之《盩厔县丞厅壁记》(《沈下贤集校注》卷5，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不仅对我们了解唐后期的禁军兵源有所帮助，同时对分析唐长安及京畿地区的人口结构也很有意义。限于篇幅，拟另文探讨。 (13)曹龙：《神策军步军使李孝恭及夫人游氏墓志考释》(《文博》2002年第6期)一文有专门论述。有关此墓志发掘资料，今都保存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4)《杨志廉妻刘氏合祔墓》，《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有关研究参见黄修明《唐代神策军考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5)对此，杜文玉有专门的系列研究，兹不赘述。 (16)居民结构的改变，“坊郭户”的出现值得重视，张泽咸、郭正忠、王曾瑜、冻国栋等学者都作过深入研究。以京兆和河南为籍贯，也成为久居京师人的惯例，兹不赘述。 (17)宋代城市主客户研究，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 (18)《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8宋神宗熙宁三年条载王安石论募兵曰：“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鹤林玉露》卷10载：“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还可参看张同胜《宋代募兵制与瓦舍勾栏的兴盛》(《荷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该文论述了北宋都城禁军的兵源、军俸、军卒消费水准等与瓦舍勾栏兴盛的关系。 (19)我们讨论“市井之徒”时，不应忽略“客户”、“流庸”、“浮寄”这类群体，具体参考论著暂略，拟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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