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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1)03-0007-07
关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汉、魏、晋、齐、梁、隋、唐各说都有。这种分歧，从南宋一直延续到今天。今人所著文学史，多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语，认为《木兰诗》产生于萧梁以前，并进一步推断为北朝作品，但都没有作令人信服的论证。对此，笔者抱着学术求真的态度，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并没有辑录《木兰诗》，《木兰诗》是初唐才出现的民歌。
一 《古今乐录》并没有辑录《木兰诗》
《古今乐录》已经记录了《木兰诗》，这是北朝说者的“有力证据”(详见王运熙、王国安著《汉魏六朝乐府诗》)。这“证据”应来自南宋中期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因为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今已失传。《古今乐录》是不是已经记录了《木兰诗》呢？为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先看看郭氏在《乐府诗集》中的有关叙述。
郭氏在《乐府诗集》中，有两处提到《木兰诗》，一处是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的解题，一处是这一卷末的《木兰诗》题注。
先看郭氏的解题。
《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瑯瑘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
台》、《胡遵》、《利
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紫骝马》、《折杨柳》、《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陇头》、《魏高阳王乐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江淹《横吹赋》云：“奏《白台》之二曲，起《关山》之一引。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则《白台》、《关山》又是三曲。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
这一处是解题后郭氏加的按语提到《木兰诗》。
据《古今乐录》(以下简称《乐录》)的解题和郭茂倩的按语，对照《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所载梁鼓角横吹曲及曲题，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一，《乐录》“曰”的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等三十六曲，没有《木兰诗》；《乐录》列举的乐府胡吹旧曲曲题有《大白净皇太子》等十四个，也没有《木兰诗》；《乐录》另列举的乐曲有《隔谷》等二十七曲，仍没有《木兰诗》。二，《乐录》对纂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的具体情况——《企喻》等三十六曲中有歌有声的，有歌无声的，乐府胡吹旧曲中有歌的及亡佚篇的数目都说得清清楚楚，但都没有提及《木兰诗》。三，《乐录》“曰”的梁鼓角横吹曲是“总六十六曲”，《乐府诗集》纂录的也正是六十六曲，并没有少录一曲。四，郭茂倩发现，《木兰诗》既不是梁鼓角横吹曲，也不是乐府胡吹旧曲，于是他发生了“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的疑问。
根据《乐录》的题解和郭茂倩的按语，力主北朝说的萧涤非先生也认为“《乐录》虽未载其诗，然已录其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录》“未载其诗”，萧先生的这个看法是令人信服的，它是事实。所以王氏二先生认为《木兰诗》已被记录于《乐录》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说根据是虚假的。
再看郭氏的题注：
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这个题注，是北朝说者的立脚石。但题注句读不明，表意含糊，后人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首先，这段话怎么句读？句读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吗？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的版本就是这样的。但这样句读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陈释智匠是怎么把生活在盛唐的后人韦元甫(卒于公元771年)的续作附入《乐录》的呢？句读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吗？这样句读疑问仍多。第一，《乐录》既如前文所证并“未载其诗”，它有什么必要说，又怎么会说“木兰不知名”？第二，附入韦氏续作的是谁？是郭茂倩吗？应该不是，因为他明说了“《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怎么会出尔反尔，又把时代明确的韦元甫续作“附入”呢？第三，如果真是郭氏附入的，作为南宋人，他为什么没在韦氏的官衔前加上“唐”字，以避免读者对人物时代的误解呢？还有，《木兰诗》为什么处在该卷第二部分并被置于文人仿作后面？
其次“木兰不知名”是什么意思？木兰是姓吗？可《木兰诗》里的四个“木兰”，第一个可说是他称，但后三个都是明确的自称，而且符合话语中对人自称名的礼貌要求，它显然不是姓。再说，诗有木兰名，《乐录》又说“木兰不知名”，这岂不是教人摸不着头脑！
郭氏题注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揭开这个谜，还得先弄清“木兰不知名”中这个“名”的意思。
题注中的这个“名”，应该是“姓名”的意思，指《木兰诗》的作者。不是吗？彭叔夏《文苑辨证》卷五说：“韦元甫《木兰歌》(指《木兰诗》)，按刘氏(次庄)、郭氏乐府并云‘古词，无姓名。’”很清楚，这个姓名指的是《木兰诗》作者的姓名，“无姓名”即没有作者姓名，亦即不知道作者的姓名，而且彭叔夏说的“郭氏乐府”应就是《乐府诗集》，那么由此可知，郭氏题注中的“木兰不知名”应理解为《木兰诗》作者的姓名不清楚。如此，这五个字则应句读为“《木兰》不知名。”
另外，人们知道，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前，诗文传播多靠笔录传抄，诗文纂集除雕版印刷外，靠笔录传抄的也多，而且古人读书认真勤苦，就是有印刷读本，也有人要“手自笔录”(明代宋濂语)，不惮费时费事。明人张溥七录斋的故事就是人们熟知的。其实抄书的古人并不少见，彭叔夏在《文苑辨证》序言里就谈到过自己幼年抄书的经历，直到现在有胡三省注的《通鉴》版本，有的也是据手抄本影印的。
明白了以上两点，郭氏题注是怎么回事就显出眉目了。开始，唐人在抄写《乐录》时，看到流传的《木兰诗》，很喜欢，但无作者姓名，形式像古风，内容像“军中之乐”，属梁鼓角横吹曲一类，就决定把它抄在《乐录》上，以丰富其内容。抄写时，觉得韦元甫《木兰歌》是续写《木兰诗》的，又决定一并抄入，并加以说明：“古词，无姓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后来，或许有人又根据这个抄本作雕版印刷。到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看到了这个抄本或雕版本，由于说明是写在《乐录》上的，他误认为《乐录》原本就是这样，于是在撰抄“说明”时加上了“古今乐录曰”五字。为了表达的方便，他又把“古辞”抽出另置，便撰抄成了现在这个疑雾重重的题注。
弄清了郭氏题注由来的眉目，以上所谈及的几个疑问就都可以找到答案了。
《木兰诗》为什么会处在《乐录》该卷的第二部分，并被置于文人仿作之后？原因或者是抄入者知道它不是《乐录》的曲目，也不是梁代或梁前的作品，只会这样处置。或者是郭氏弄不清《乐录》有《木兰诗》的缘由，也弄不清《木兰诗》的时代，只好，也只能这样处置。
题注中韦元甫官职前为什么没有标明时代的用字？因为这句话是“‘附入’说明”，它不是郭茂倩写的。“附入”者另有其人，据行文口气，这个人应是唐人，甚至是与韦元甫为同一时期的人。
“‘附入’说明”既然是唐人写的，为什么前有“古今乐录曰”五字？因为唐人的说明是写在《乐录》上的，郭茂倩误以为这是《乐录》的原说明，于是他在撰抄时就加上了这五个字。
《木兰诗》中四次出现了木兰名，为什么题注还说“木兰不知名”？因为这“名”不是指木兰的姓名，它是指《木兰诗》作者的姓名。这句话的意思是《木兰诗》作者的姓名不清楚。如此，郭氏题注的正确句读应该是：“《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木兰诗》既没有记录于《乐录》，“木兰不知名”前的“《古今乐录》曰”也属于鲁鱼亥豕之类。因此，萧先生说《乐录》“已录其题”也是误解。
其实，《木兰诗》不是北朝作品，它未记录于《乐录》，还有一些间接证据。例如，徐陵和智匠都是梁陈时人，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以下称《玉台》)署名前的官衔是“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陈书·徐陵传》载：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徐陵迁尚书左仆射，后主即位(公元583年)，迁太子少傅。《古今乐录》编成于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据此，《玉台》撰成于《乐录》后。当今有人认为《玉台》当成书于梁末。即便如此，《玉台》同《乐录》编撰的时间仍相距不远，《玉台》也只是略前几年。《玉台》是专收女性作品和歌咏女性的作品的。它把有关女性的乐府名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都辑入了，可就是不见辑《木兰诗》。陈光大二年后，《隋书·经籍志四》集部目录有隋秦王记室崔子发所撰《乐府新歌》十卷，还有隋秦王司马殷僧首所撰《乐府新歌》二卷，也都没见人说它们录有《木兰诗》。近据齐天举、方舟子等人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木兰诗》的最早记载是吴兢(盛唐人)辑录的《古乐府》，他们说原书已失，是从宋人曾慥所辑的《类说》中看到的，题为“木兰促织”。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它只能说明隋以前是没有《木兰诗》的，《木兰诗》出现在隋朝后，盛唐以前。
二 《木兰诗》是初唐才出现的民歌
首先，《木兰诗》反映的是唐初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西魏宇文泰创立的。但是西魏至北周的府兵制是由大柱国“自相督率，不编户贯”、“无他赋役”的，而且是“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传》)，“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钱穆《国史大纲》)。显然，这些都与《木兰诗》的内容不相符合。到了隋代，隋文帝虽然在开皇十年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可是该令又说，府兵仍然由“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即依旧由各大柱国“自相督率”，而且该令还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不仅如此，在此前一年即开皇九年灭陈后，隋文帝还下诏说：“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民)间甲仗，悉皆除毁。”为了贯彻这个主张，在开皇十五年他又下令，除关中缘边，“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均详见《隋书·高祖纪》)。很清楚，隋文帝的这些诏令是与《木兰诗》的内容不相容的。如，诏令罢“河南”“新置军府”，那么，家显然在“河南”的木兰若属新置军府，她就不会有机会代父应征。又如，诏令“武力之子，俱可学文，”那么，明为“武力之子”的木兰，她就没有可能代父应征。再如，诏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那么，“慷慨携干将”(韦元甫《木兰歌》)的木兰，她就决然不敢去代父应征。到了唐代，府兵制渐趋完备。《新唐书·兵志》载：府兵一寓于农，轮番宿卫或出征；贞观十年唐太宗把全国分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所有军府隶属直隶于皇帝的十二卫府或东宫六率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士以十人为火，火有长；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而已；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看看唐府兵制的这些内容，对照《木兰诗》所叙，我们会不难发现，它们竟然十分相合。如“凡发府兵，皆下符契”，这符契当然是由直接统帅十二卫府的天子下，《木兰诗》里正是“可汗大点兵，”而且有“军书十二卷”。再如，“府兵一寓于农，轮番宿卫或出征”，《木兰诗》里的“阿爷”，正是平时在务农，战时要应征。又如，“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木兰诗》里的木兰，正是“愿为市鞍马”，而且东南西北地四处忙着“市”马。又如，“士以十人为火，火有长”，《木兰诗》里的木兰，正是“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些相合处说明什么？它们是不是说明《木兰诗》反映的正是唐代的府兵制？
其次，《木兰诗》反映的是唐代名物制度。
例如明堂和十二转，明堂是我国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这里举行。初唐十分重视宣明政教，《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多次记述初唐整修明堂事；十二转，这也是唐代才有的策勋制度，《唐六典》载：吏部设有“司勋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民)之勋。凡勋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对照《木兰诗》，诗里正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事。再如驿制。唐代的通信组织中专有一支以骆驼为主的队伍，称为“明驼使”，用于边塞军机的紧急传递。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驼，性羞，“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故称明驼”，而且吐蕃就有“日行千里”的“独峰驼”(《新唐书·吐蕃传》)。再查对《木兰诗》“愿驰千里足”句，《酉阳杂俎》正作“愿驰明驼千里足”。又如兵制。《新唐书·兵志》载：“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木兰诗》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等句，它们反映的应该说也正是初唐府兵“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史实。
第三，《木兰诗》运用的是唐代语言。
《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句，不少人指出，这是唐代律句，为前代所未有。持北朝说者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囿于成见，他们一概指为“唐人窜改”，大学问家胡适也推定为“文人改作”(胡适《白话文学史》)。这些句子果真是“唐人窜改”或“文人改作”的吗？我们再看看全诗，除这六句外，具唐人律句特点的还有“昨夜见军帖”以下四句，“策勋十二转”以下两句，“当窗理云鬓”以下四句。句子是这样，词语也有不少是唐代才出现的。有的是唐代变文、传奇类的俚俗语，有的是唐人诗文中的书面语。俚俗语如“送儿还故乡”中的“儿”，作妇女自称用，始于唐代。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说：“儿与儿家皆自称之辞，儿夫犹云我的夫婿也，然此为唐五代人语。”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也说：“唐代妇女自称为‘儿’”，并引《云溪友议》和孟姜女变文等的语例作证。另外的例子，如“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元稹《莺莺传》)，“载儿夫婿去”(刘采春《啰唝曲》)，“儿家门户寻常闭”(蒋维翰《春女怨》)等诗句中的“儿”也都是妇女的自称。再如“两兔傍地走”中的“地”，作语助词相当于今天的“着”，也始见于唐代。前举张书说：“地，语助词，犹着也。”前举蒋书也说：“地，语助词，附着在“立”“坐”“卧”等不及物动词后头。”蒋书的例子有“门前有一老人立地”(舜子变文)，“门前立地看春风”(元稹《李娃行》)，“只见他在那里住地”(《碾玉观音》)等。书面语如诗里的军帖、戎机、铁衣、战袍等双音节词。“军帖(军书)”虽出自前代，但它也是唐代府兵制的反映，如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就有“案上军书十二卷”句。“戎机”指战争，军事，始见于唐代，有“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杜甫《遣愤》)等诗句。“铁衣”指铠甲，也始见于唐诗，而且频率较高，如“寒碛铁衣声”(于鹄句)，“铁衣霜露重”(戎昱句)，“都护铁衣冷难着”(岑参句)等。“铁衣”借指战士的用法，也是唐诗中才出现的，如“铁衣远戍辛勤久”(高适句)等。“战袍”也是唐诗中初见的，如“战袍经手作”(唐玄宗宫女句)，“金带连环束战袍”(马戴句)等。另外，尚书郎虽然不是唐代官称，但在唐代照样有人写进诗里。岑参诗中就出现过两次。一是“是君同时者，已有尚书郎”(《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二是“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已有尚书郎”(《韦员外家花树歌》)。这并不难理解。为了表达的“雅”或“谑”，古人常常用古官名称当代相当的官职，如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官职是知州，但在该文中却称自己为太守，而太守是汉代官名。岑参把唐代没有的官称尚书郎写在诗中，显然也是为了雅称高官。
关于“可汗”和“天子”通称，这也只有在唐代才有可能。称国主为“可汗”始于柔然。可柔然当时还处在“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魏书·蠕蠕传》)的状况。据《通鉴》记载，拓跋部先世首长也称过可汗。但后来在建魏称帝前，他们的首领只有大人、大单于和晋代封的“代公”、“代王”之称，而不称可汗(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建魏称帝后，他们则以昌意嫡脉，炎黄正统自居，连自属汉魏“正朔”的南朝，无论是刘宋，还是萧齐、萧梁，《魏书》都一律称为“岛夷”，所以他们更不称可汗，只称天子。不说臣民要称天子，就是太平真君四年，太武帝派李敞诣其祖宗石庙告祭天地，“昭告于皇天之灵”，都是径以“天子焘”自称(详见《魏书·礼志》)的。在北魏前入主中原的“五胡”，无论是匈奴刘氏，羯胡石氏，鲜卑慕容氏，还是氐族苻氏，羌族姚氏，也都只曾受封大单于或自称大单于(详见《魏书》卷九十五)，没见称可汗的。到了唐代，情形就大变了。唐朝不仅北面和西面有突厥、回纥、高昌等国的国主称可汗，而且唐太宗等唐代君主也被四夷君长共尊为天可汗。《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这里的“上”指唐太宗李世民。直到贞观二十年九月，唐太宗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十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通鉴·唐纪十四》)。天子和可汗通称，在唐代诗歌中也有。柳宗元鼓吹铙歌《高昌》诗记李靖灭高昌事就是这样。诗说：“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诗中天子和可汗都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史书《新唐书·突厥传》也是这样。《传》说，开元二十九年，突厥登利可汗“遣使伊难如朝正月，献方物，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云”，文中天子和可汗都是指唐玄宗李隆基。
关于“唧唧”和“爷娘”。“唧唧”作叹息讲，“爷娘”连称也只初见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句“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杜甫《兵车行》句“爷娘妻子走相送”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唐诗语例。
综观《木兰诗》用语的这些事实，我们能说它们都是“唐人窜改”或“文人改作”的吗？
第四，《木兰诗》运用的是唐代官韵——《唐韵》。
诗歌用韵，隋朝以前的状况是：古今声调有别，诸家取舍不同，方言差异悬隔，支、脂、鱼、虞混用，先、仙、尤、侯不分，“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详见陆法言《〈切韵〉序》)。鉴于这种情况，刘臻、颜之推等八人与陆法言“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融会吕静等六家韵书，由陆法言主笔，著成《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亦详见《〈切韵〉序》)。此后，《切韵》盛行于世。清人潘耒说，对《切韵》，“历代增修，虽有《切韵》、《唐韵》、《广韵》之异名，而部分无改，唐宋用以取士，谓之官韵，与九经同颁，无敢出入”(《重刊古本〈广韵〉序》)。今人王力又说，《切韵》“一共分为206韵。206韵太繁细了，不便于押韵，所以唐代规定相近的韵可以‘同用’”(《古代汉语·通论二十九》)。根据以上所述，笔者拿《木兰诗》的用韵同《广韵》对照，赫然发现，《木兰诗》运用的竟然全是唐代的官韵，即《唐韵》。具体分述如下：
全诗首句起韵，前8句的韵脚分别为唧、织、息、憶、憶，用的是入声的职韵；接着转韵，有8句，韵脚分别为兵、名、兄、征，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庚韵和清韵；接着再转韵，有8句，韵脚分别为鞯、鞭、边、溅，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先韵和仙韵；接着再转韵，有4句，韵脚分别为头、啾，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尤韵和侯韵；接着再转韵，有6句，韵脚分别为机、飞、衣、归，用的是上平声中的微韵；接着再转韵，有24句，韵脚分别为堂、强、郎、乡、将、妆、羊、床、裳、黄、惶、郎，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阳韵和唐韵；最后再转韵，有4句，韵脚分别为离、雌，用的是上平声中的支韵。全诗62句，由仄韵转平韵，共转6次，无一处错乱，无一韵越出。如果同平水韵对照，还可以发现，《木兰诗》的用韵，依次与平水韵中的职、庚、先、尤、微、阳、支等7韵完全相合，无一处跑韵。为什么？王力先生说：“唐代诗人虽然不是依照平水韵用的韵，但是他们既然依照‘同用’‘独用’的规则，那么平水韵正可以用来说明唐人的用韵。”(《古代汉语·通论二十九》)
看，《木兰诗》遵循《唐韵》而用韵，该是多么的严整！
至于《木兰诗》中有两处重韵，如两次用“憶”，两次用“郎”，这正好说明它是民歌，而不是文人作品。作为民歌，《木兰诗》用韵竟是这样严整地遵循《唐韵》，对照陆法言说的隋朝以前的用韵状况，我们还能说它是北朝的作品吗？
三 从唐人诗歌看《木兰诗》时代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源于社会生活，又反映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作为文学的一支生力军，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常常更迅速，更精炼，更具典型意义。鉴于这一点，试把《木兰诗》放开，查一下初唐以前的文学，我们会发现，无论汉、魏、晋、南北朝，还是有隋一代，没有哪一类哪一篇文学作品提到木兰女，赞颂这位旷古女英雄。可是到盛唐时情形突然变了，不仅有韦元甫直接赞颂木兰的《木兰歌》，而且有杜甫、岑参等明显受《木兰诗》影响的诗作。如杜甫《草堂》诗中“旧犬喜我归”等八句，系仿《木兰诗》中“爷娘闻女来”等六句的句法；前引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诗中，甚至出现了《木兰诗》中的“军书十二卷”原句。到中唐时，更有多个诗人或借花歌咏木兰，或直接赞颂木兰，或融花人为一体高赞木兰。借花歌咏木兰的，有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和《题令狐家木兰花》，两首分别是“紫房日照胭脂拆，素艳风吹腻粉开。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腻如玉指涂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借花歌咏木兰的还有徐凝诗《和白使君木兰花》。诗为“枝枝转势雕弓动，片片摇光玉剑斜。见说木兰征戍女，不知那(nuo)作酒边花”。直接赞颂木兰的，除前举韦元甫《木兰歌》外，到中唐还有杜牧的《题木兰庙》。诗为“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把木兰弯弓征战和王昭君出塞和亲相提并论，赞扬她们都是不畏艰险，勇于牺牲，以静边、安民为己任的民族英杰。融花人为一体高赞木兰的有李涉诗《木兰花》：“碧落真人着紫衣，始堪相并木兰枝。今朝绕郭花看遍，尽是深村田舍儿。”诗拿所有“绕郭”的花同“着紫衣”的木兰相比，指斥“绕郭花”全没有木兰那仙人般的俊逸雄豪之气，尽是在“深村”求田问舍的庸夫俗子，利虫禄蠹，笔锋十分犀利。
唐以前的文学作品和唐人诗歌的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它们是不是只能说明女英雄木兰是在初唐才出现的？
四 从韦元甫续作看《木兰诗》时代。
在探寻《木兰诗》时代时，人们普遍忽视了韦元甫的续作《木兰歌》，有的甚至戴着“艺术”的有色眼镜，对《木兰歌》不屑一顾。其实，《木兰歌》对探寻《木兰诗》时代有着重大意义。
先看看黄庭坚《豫章先生集》中《题乐府〈木兰诗〉后》的有关记载。
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刘原父往时于秘书省中录得。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观古书帖甚富，爱此纸得澄心堂法。与者三人：石辅之、柳仲远、庭坚。
这段记载，交代了韦元甫同《木兰诗》的渊源，说明《木兰诗》是韦元甫从民间得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唐代人没有提出《木兰诗》时代问题，为什么“《诗纪》卷九十六题注有《古文苑》作唐人《木兰诗》句。”(见中华书局版《乐府诗集·木兰诗二首》注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南宋，而此前的南宋初的学问大家程大昌、朱熹及稍后的刘克庄等又都认为作于唐代，为什么北宋初编的《文苑英华》还会把原著作权也错给了韦元甫，等等。但是韦氏原作的意义还不只这些，它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是他向后人指示了探寻《木兰诗》产生的具体时代的门径。
韦作《木兰歌》说，木兰奔赴战场后，“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旁。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看，它明明白白地补充原作告诉人们：木兰所经历的战场除黑山外，还有雪山、青海；木兰的敌人除燕山胡骑外，还有燕支虏；木兰的友军有于阗羌。根据韦作这些提示，我们先查寻一下李唐初建时对付来自北边、西边的掳掠所进行的战争史实。
武德初年至贞观四年这十三年间，李唐对付突厥入寇的战争无年不有，有的一年几次。史载，武德八年仅大战就有五次，武德九年大战也有几次。该年八月太宗即位后，頡利可汗竟携众百万，进至渭水便桥之北。直到贞观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献，李唐对付突厥的战争才算告一段落。
孤立地看这些战争的时间，似乎与《木兰诗》的“同行十二年”相合，但对照原诗和韦诗提到的战场又多不合。
再看看唐高宗时代的战争史实。
贞观年间，吐蕃先后因文成公主和亲和禄东赞当政，它与唐是和睦相处的；突厥由于頡利可汗战败被俘，又得到了唐太宗的妥善安置，总的说来与唐也相安无事。唐高宗即位后，唐内外的情势发生了变化。在唐内部，“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旧唐书·龟兹传》)。在吐蕃方面，禄东赞死，他的两个儿子当国，连年犯边。到“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旧唐书·吐蕃传》)。在突厥方面，首领反叛自立为可汗者此起彼伏，因此唐与突厥也是连年战争。下面列出几次主要的能与两诗相映照的战争。
1.史载，吐蕃攻破吐谷浑后，又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高宗令薛仁贵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军至大非川，为吐蕃所败，吐谷浑全国陷没。
2.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吐蕃“攻鄯、郭、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新唐书·吐蕃传》)。
3.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唐高宗“下诏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并令“李敬玄率刘审礼击吐蕃青海上，审礼战没。敬玄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吐蕃压王师屯，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营，虏惊，自相轥藉而死者甚众，乃引去”(《新唐书·吐蕃传》)。后，吐蕃军三万多人屯驻良非川，黑齿常之又率精骑三千夜袭，大破吐蕃军(详见《旧唐书·黑齿常之传》)。
4.调露初(公元679年)，单于府突厥大酋温博、奉职二部反叛，自立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唐将萧嗣业战败。调露二年，令裴行俭率军约三十万进击，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行俭战黑山，大破之”(详见《新唐书·突厥传》)。
5.开耀(公元682年)中，吐蕃“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旧唐书·黑齿常之传》)。
另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旧唐书·高宗纪》)。
先说说以上史实所涉及的地名。
大非川，今青海布喀河，当时在吐谷浑境内。
青海，古也称西海，当时在吐谷浑境内。
承风岭，胡三省注：“杜佑曰：承风岭在郭州广威县西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浑界。”
黑山，胡三省注：“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亦谓之呼延谷。”
另外，鄯、郭等州，在大雪山南，青海东，焉支山在大雪山与祁连山间北面，三山分别在青海北面或东北面(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61-62图。)祁连山也叫雪山，焉支山也叫燕支山。
这些地方苦寒荒凉，当年的战争却十分惨烈，盛唐边塞诗多有反映。苦寒荒凉，如岑参诗：“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百草”(《过燕支寄杜位》)。再如柳中庸《凉州曲》：“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战争惨烈，如高适《塞下曲》：“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酣战太白高，战罢旄头空。”再如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再如杜甫《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再拿《木兰诗》《木兰歌》同这些战争史实对照：《木兰诗》有“可汗大点兵”，史实是唐高宗“诏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负(意为不要限兵籍、徭役，是否有犯罪记录)，帝自临遣”；《木兰诗》有“暮宿黑山头”，史实是“行俭战黑山，大破之”；《木兰歌》有“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头”，还有“夜袭燕支虏(原指匈奴，代指西部敌人)”，史实是雪山、青海、燕支一带唐同吐蕃的战争十分惨烈，黑齿常之两次夜袭吐蕃军大胜；《木兰歌》有“更携于阗羌”，史实是于阗王尉迟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木兰诗》有“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史实是这些战争始于公元670年，平静于公元682年，吐蕃不敢复为边患。还有，盛唐的边塞诗反映的是这些战争，《木兰诗》、《木兰歌》反映的也是这些战争。
看看这些对照的情况，冷静地想一想，难道这些都只是巧合吗？如果是巧合，怎么有这么多、这么巧的巧合？
面对以上种种事实，我们该怎么判定《木兰诗》的时代呢？如果掀掉疑雾重重的“《古今乐录》曰”这个迷障，如果破除“《木兰诗》已记录于《古今乐录》”这个鲁鱼亥豕般的成见，正视这些史实，理清它的脉络，我们还能肯定它是北朝民歌吗？
事实胜于雄辩，女英雄木兰就是生活在唐初，赞颂她的《木兰诗》产生于初唐，产生于初唐的高宗或稍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