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这里很好——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很好论文,现实主义论文,风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我是以为小说创作在所有创作样式中最见实绩。而要谈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收获，小说则更见突出。近年小说界有“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呼吁，其实不太客观。用心不错，却失于浮躁。因为事实上，这之前的小说创作并未中断或冷落现实主义。而和所谓“冲击波”相连的那些作家作品，也只能是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状态的极有限的局部构成，成绩也很难说特别突出。
客观的看，小说在九十年代初倒特别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清醒与冷峻。单是1990年，就出现了诸如《瑶沟人的梦》、《厂医梅芳》、《离婚》、《机关》、《道场》、《出民工》、《祖父在父亲心中》等一批很不错的也是较规范的现实主义作品。与八十年代尾时出现的《单位》、《官场》、《妻妾成群》、《灰色迷惘》等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作品相较，可以说九十年代第一年便出现了较好的现实主义创作势头。如果说不必死抠年代转换之际的时间，那么继之的作品也能说明九十年代初小说的现实主义表现并不差。转过1990年以后，诸如《一地鸡毛》、《单身贵族》、《新闻》、《前科》、《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大鸟》、《关于吹牛》、《穷人》、《穷乡》、《最后一个生产队》、《县城意识》等现实主义小说便陆续出现了。长篇小说，则有《白鹿原》、《风过耳》、《恋爱的季节》、《心灵史》、《九月寓言》、《疼痛与抚摸》和《丰乳肥臀》等先后面世。加之近年后出的《苍天在上》、《欲望的旗帜》和王蒙写得很不错的《踌躇的季节》等，现实主义的实绩也颇可观了。总而言之，在谈歌格外引人注目的《大厂》出现以前，在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以前，九十年代的小说已有较出色的现实主义表现。如果考虑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九十年代初小说现实主义的表现倒比九十年代中期更为醒目。
因此我的理解是，讨论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必须从整体着眼，不能为某几部作品或某种呼吁所影响。而讨论现实主义，又必须以开放而非封闭的视野来审视。比如说，有的小说的确是以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反映生活，但这“本来面目”揽取的现象不足为道，真实固真实，显示的现实主义精神却贫乏得很，这种现实主义的价值就值得讨论。反之，有的作品是以非现实时空形式来写现实，却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形不似“本来面目”，“神”却昭示了生活实质。这类不合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和规范但又的确体现了现实主义意识的小说，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入另册。比如较典型者如杨争光的《黑风景》、《棺材铺》和 《赌徒》，写得怪诞离奇，从形式结构到形象刻画， 均与较规范的现实主义小说如《一地鸡毛》、《瑶沟人的梦》、《穷人》、《穷乡》、《道场》等不同。但前者却让人读出了并不逊于后者的现实意味和现实主义精神，这显然就需要作辩证分析。事实上，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是有多种差异与不同表现的。就具体作品的表现而言，有的重形似，有的重神似，有的形神相合，有的艺术魅力却正在形、神的相反相成。卡夫卡的《变形记》将人变甲虫，从形式与生活的关系看当然不真实，但却恰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人的异化的本质现象，而且具有现实主义最该看重的现实批判精神。这种作品，就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绝对判断。
正是出于上述理解，我对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的分析，便意从不同角度入手，以企有一个综合观照。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现实主义，是有其自身规范的，但这种规范又不是僵化不变的。尤其落实到具体作品，更无法生搬硬套。某部作品，可以是纯然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几种主义的交织，并无定规，从既要重视“主义”的原则规范又须见到具体创作的变化不拘出发，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审视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的情形：1、题材价值；2、思想状态；3、形式表现。
二
无论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经典性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中国明、清以降具有社会谴责性的现实主义和现当代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抑或本世纪中后期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无不看重创作题材的现实意义。换言之在“写什么”方面，现实主义非常强调取材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写正在行进的或过去不久的现实生活（后者也可以称为新近历史）。这类取材无疑和现世人们的关系最密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富有“当代性”，该为现实主义取材的主流。二是写过去较久的历史性现实生活，但展现的人事现象和今天的现实依然有密切的关系。或喻示，或提醒，或告诫，或证明，或折射，总能让现世读者产生较强烈的“现实感觉”。世界上大凡被人们视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取材上几乎都是与当时的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这确实已成为一种准则。由于所谓“现实”实质是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与这种准则相关，便还有更具体的选材要求。同样是现实生活，却有意义大小、价值如何、孰轻孰重之分。题材不能决定一切，但肯定有区别。鸡毛蒜皮总是鸡毛蒜皮，惊天动地总是惊天动地。前者虽可以写出精彩，后者也可能写得平淡，但题材本身的客观价值则不会由此而消失。
由此来看九十年代小说的取材，也可以依上述两种关联相对分类。先说前一种。
写正在行进的现实或新近历史，毫无疑问是九十年代小说题材的主流。取材的当代性，不能不说明作家的现实意识较强。从更具体的生活领域来看，则有这样几种题材类型：
1、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揭示与批判。这种取材， 作品有《瑶沟人的梦》、《一地鸡毛》、《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机关》、《新闻》、《大鸟》、《前科》、《苍天在上》、《欲壑》等。毋庸置疑，从题材言，这类小说显示了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反映的问题，无疑是当今最值得忧虑和关注的事关重大的社会现实矛盾。
2、“新工厂小说”。谈歌、肖克凡、 关仁山的近年小说代表了这类创作的主流。其题材价值在于捕捉了工业生活和企业运行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疼痛”。由此又显示了创作的走入百姓之中的平民化意识。显然，这种取材也表现了我们时代需要的现实主义的关照。
3、对农民当今命运的关注。这方面可以何申、 刘玉堂和刘醒龙的创作为代表。何申从《穷人》、《穷乡》、《穷县》到近期的《乡村富人》（作者拟创作“富人”系列），显示了这位河北作家关心农民命运的坚持不懈。我以为刘玉堂的“生产队小说”和《人走形势》、《秋天的错误》、《温柔之乡》和《最后一个生产队》，在九十年代的农村小说创作中有特殊的题材价值。它们进一步擦亮了农村极左历史的镜子，以坚执的理性给今天的农村提供了警戒性的明鉴。
4、“新知识分子小说”。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 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新风景——以冷峻的理性开始审视新的生存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与文化人的精神走向。《欲望的旗帜》、《精神不败》、《最后的艺术家》、《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山里的花儿》、《又是中秋》和《新闻》等是为代表。所以是“新”知识分子小说，就在于这类作品以新的视野和意识写了知识分子的新的形象——颓废、实用、投机的形象。梁晓声《山里的花儿》很具代表性。小说中A 博士形象的塑造是一大成功。A 博士的灵魂分裂，道出了当今人文环境的恶劣和中国知识分子带有某种普遍的危险走向：正义原则的丧失。
5、对极左思潮的继续的反思。 这类题材可以视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种选材的继续。像《道场》、《白棉花》、《离婚》、《祖父在父亲心中》、《云破处》、《踌躇的季节》等便是。或写“文革”，或追叙反右前后的政治运动。这些作品都重在揭示极左思潮泛滥时代的人的思想与感情的异化。周大新《向上的台阶》固重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官本位思想，但也与当代极左思潮有关联。这类作品的题材价值，毋庸置疑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极左思想仍然有市场，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危险地潜伏着且时露嘴脸，还有人非常习惯和留恋这种专横的思维模式。
再说第二种题材的现实价值。
如前所言，这种作品的故事往往年代久远些，带有“旧史”性质。诸如《白鹿原》、《米》、《心灵史》、《九月寓言》、《疼痛与抚摸》、《丰乳肥臀》、《人之窝》（后面几部长篇又兼及旧史和新史）以及《黑风景》、《棺材铺》、《赌徒》等即是。它们与今天的现实发生联系，主要是题材包容的文化涵义于今仍在作用和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比如《黑风景》中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所发生的故事，便是一种能让读者读出“现实感觉”并能映证我们的现实经验的文化形象。“黑风景”是过去的也是现实的。这类写旧史或新旧交织的作品不必细分。题材的现实价值大都表现在其文化模式具有既老又新的绵长影响，的确有以旧喻今的意味。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表现，首先在题材上就展示了明晰的风景。
三
现实主义的品格、思想是其灵魂性所在，是最重要的品格。“立意则灵”、“文贵高远”，没有思想的作品肯定是苍白的。上面所言题材，其实不是指原生态的纷繁杂乱的生活领域，而是已经进入作品即已经被提炼和物化成文字了的审美化了的“生活”。换言之，这种进入作品的题材已经就包含了作品的全部思想。因此研究作品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对物化为文字符号的“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
然而从抽象的意义看，题材与作品的思想还是既相关又区别的两个范畴。取材即“写什么”或关注什么现象，无疑也表现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回避现实；“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直面人生。也就是说，“唱”什么，“忧”什么，选材本身就能显示某些意识与思想。但是，怎样“唱”，如何“忧”，也即怎样看待和认识审美对象，以及看待与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这则是作品思想最集中也最根本的所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大约还是在“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契诃夫这句名言所包含的意思，看来简单，实则不然。从客体来说，“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话题。生活自身就包罗万象复杂纷繁，什么是其“本来面目”呢？就某个单独的社会问题来说，其“本来面目”也恐怕很复杂。从创作主体来说，现实主义最强调的是尊重生活忠于客观。这也极其不易。因为这涉及到作者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人生态度、艺术素养、文化积累等诸多因素。所谓见智见仁，主体的“尊重”、“忠于”就形形色色了。克服偏见、习惯、爱好与喜怒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难怪恩格斯要大大赞扬老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了。一个直面人生就会吓退不少作者。
也正是因为难，所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就特别可贵。浪漫主义可以不囿客观，主体自由度大，现实主义则不行。它可谓“带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镣铐”，就是客体的规范与检验。然而尽管如此，言现实主义，就必须维护其根本原则，这就是表现生活的客观性。也因此，我便想从客观性、深刻性和批判性这三个方面来谈谈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的思想状态。这三者是互为联系和互为依存的。客观，是主体对客体的尊重和忠诚；深刻，是主体认知客体的本质结构所能达到的深度。越能接近本质和内核，也就是越能尊重和忠诚于生活；而批判性，则是现实主义思想的必要品格，它显示着思想的清醒和高度，通过批判不合理而达到艺术对理想的呼唤，从而实现艺术的教育功能。
从思想的客观性来说，九十年代小说较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品或具有现实主义成分的作品，应该说大都有良好的表现。具体些说便是都能够直面人生和反映真实。比如钟道新写权钱交易的《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梁晓声写同类问题的《大鸟》，刘震云写新闻界腐败和权贵腐败的《新闻》，周大新《向上的台阶》和阎连科《瑶沟人的梦》所揭示的严重的“官本位”现象，便都是如此。我以为思想的客观性，就现实主义创作必须联系具体的审美对象的生活底本。实践检验真理，生活检验艺术，创作主体认识客体是否具有客观性，只能以客体来检验。检验当然不是看艺术是否“照搬”了生活（语言尤其艺术语言本来就无法“照搬”现实），而是看经由艺术品显现的作者的认识是否歪曲或颠倒了生活的真实情形和本质关系。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客观性，以客体检验主体的确存在形式与表象的规范，但根本关系还是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新闻》中也有非现实时空形式的荒诞场面，即市长与书记之间“西瓜变驴”的变戏法，但显示的却是争权夺利不怕说谎的一种官场腐败，这就是内在的本质的真实。因此从思想的客观性而言，《新闻》这种写法从认知特定对象的内在真实来说就是客观的。尽管它未求“形似”。
当然，思想的客观性也是具体的有限的。换言之，客观与否往往必须从特定的对象出发。正如普遍性也是相对而言。谈歌的《大厂》写了国有企业的艰难及工厂的干部和群众共渡难关，这不能不说是种客观存在。但同时“穷庙富和尚”的现象也很多（即企业垮了或不景气，头头脑脑倒个人发了财），这也是事实且非鲜见。能不能以“穷庙富和尚”的客观来否认《大厂》的“分享艰难”或反之呢？同样，能不能以《新闻》、《单身贵族》的写腐败来否认也有清廉干部或反之呢？当然都不行。因为两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作者的认知都有事实支撑，不能非此即彼作绝对判断。但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客观性，在具体作品中的确有程度的差异。同为客观认知，有的普遍意义更强。这就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本质不是先验和单一的，它是现象的综合与实在且会发生变化。认知事物的本质，不能先验地说它是这或那，只能经由实在的相关现象来分析和判断。比如《道场》、《白棉花》揭示“文革”十年浩劫中极左思想对人们的危害，可当时种种荒诞却被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一句顶一万句”竟被认为是真理。这就是弃现象不顾，主观和先验地认定事物本质。结果自然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正能判定“文革”本质，却是好些年后的事了。因此评判一部作品的思想认知是否客观和是否揭示了本质，必须联系具体现象，必须注重到不同作品之间的客观性是有程度差异的。
这种程度差异，一个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接下来要谈到的思想的深刻性问题。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刻性，是指主体认知客观所能达到的深度，因此它既为客观性的深化，又是作品思想富有魅力和生命力的表现。我最近读到王蒙的《踌躇的季节》，就觉得它颇为深刻。深刻在于它没有止于表象，而是将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和残害作了根源上的剖析。灵魂扭曲到那样的地步，谎言、虚伪、告密、苟且、迫害可以达到那样可怕的极致，我们还能仅仅以“失误”或“扩大化”来看待那种扼杀人性的运动和思潮吗？又如《白鹿原》，其对“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揭示，显示的深刻同样是令人警醒的。深刻，就是要看到和揭示出事物的根本，就是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人云亦云“炒现饭”。诸如《道场》、《白棉花》、《向上的台阶》、《瑶沟人的梦》、《米》、《单身贵族》、《新闻》和《心灵史》、《疼痛与抚摸》等，我认为都具有思想深刻的品质。我最近还读到梁晓声的那篇《山里的花儿》，亦相当深刻。一个原本清纯可爱的山里少年何以变得无可救药的势利和虚伪呢？“作伪的京城知识界”是口染缸。知识界何以要这般下作呢？社会环境的使其然。问题的确令人难堪。梁晓声的深刻（尽管理性太强带来了作品有点生硬）就在于他的不断追问。读九十年代的小说，不难发现所有出色或较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几乎无不具有思想深刻的特点。而缺乏这点的作品，哪怕因种种原因（或靠题材，或依技巧，或由时势，甚至靠“炒”）一时为人叫好，终究还是会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
思想的具有批判性，我想这是现实主义创作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天然需要。现实主义创作一经被人们自觉意识到而抽象出来，批判性就是一面旗帜。这点，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已经予以了铁般证明。它天然的与粉饰、媚俗、奴颜、满足、怯懦、躲避格格不入。我甚至认为现实主义就是批判主义。事实上，历史就是靠批判和怀疑才不断进步的。不破不立，的确如此。联系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表现，显而易见，思想的富于批判性正是其重要特色之一。与此相映证的是，某些缺乏思想批判性的作品，总让人感觉到一种软弱或平庸，总令人觉得缺少力度和气势。同时我们还能发现，就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而言，那些深刻或比较深刻的作品，几乎也都是具有批判品格的作品。从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而言，我们社会所存在的种种众所周知的矛盾和问题，的确很自然的会引起作者们的忧虑与批判。贪官污吏，权钱交易，道德沦丧，实用投机，拜金主义，说谎，民主缺乏，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这些能不批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追求来看，因为它时时关注现实立足生活，而现实永远是有缺陷的，永远和理想有距离，因此只有不断指出缺陷批判不足，才能在思想和情感上不断去“接近”理想。如果说艺术的本质就带有理想性和现实的超越性，那么这对于以立足现实为创作基石的现实主义来说，永远有缺陷和矛盾的现实必然促使、激刺现实主义作家要实施批判的武器。思想的批判或批判的思想，在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构成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元素。
现实主义思想的客观性、深刻性和批判性，从理论上讲，三者是互有联系互为依存的。相对说，深刻与批判实现起来更难一些，更能显示创作主体的个性和风格。比较真实地描写和展示某种生活景观，很多作家能够做到。但思想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则需要较高的智慧、较多的深沉和特别的勇气。应指出的是，就具体的现实主义作品来说，这三种思想元素的表现往往并不一致。特别优秀的作品可能达到三者的和谐交融，大多作品则不然。比如说深刻的思想往往具有批判性，但有的作品也很可能批判性强却深入不下去，又有作品不乏深刻却批判不力。这就是说，理论的东西不便生搬硬套，还是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前面曾说《大厂》写的是客观一种，从思想认知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言，认知无疑表现了一种客观性。但同样无疑，《大厂》的批判性是较弱的。尤其当“穷庙富和尚”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在现实中还比比皆是时，也就是说在同个生活领域中现实还有巨大缺陷时，《大厂》就更显得没有批判性了。然而不能说它就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或回避矛盾。它也写了矛盾，也真实，只是批判性的确不强。因此在《大厂》中，现实主义思想的三个特征更显示得有所参差。它的认知有客观性，思想不能说没深度，批判力度则弱些。思想特征的显示有强有弱且交织一体，在不少作品中出现过，所以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理论的概括，总是难免牺牲某些具体的。
四
从世界范围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式发展，最有影响也最见实绩的大约是本世纪中后期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拉丁美洲当代文学的富有魅力的重要流派，既被视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派别，又被看作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创新。各种理解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事实依据。但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使其失真”的追求和代表人物的创作来看，其特质主要见于形式与精神。从形式看，魔幻现实主义是不求表现客观世界的形似的（这与拉丁美洲本身就神奇神秘的自然和文化有关），即不意形式的逼真；从精神上，却又追求对现实的热烈的关注和激烈的批判。所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几乎无不对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军人武力政权和独裁统治表示了厌恶与抗议。之所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普遍带有“影射”特点，便是独裁统治的不准言论自由的原因。这倒成了独裁者的“杰作”。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都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
这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是以非现实的时空形式来曲折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并显示了肯定是现实主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从创作文法和形式来说，这肯定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和创新。联系到我们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也可以明显的感到，传统的经典定义已经无法规范它们的不拘一格了。不少作品，如前面已提到的像《黑风景》、《棺材铺》、《米》、《白棉花》、《新闻》等，在形式表现上都很难完全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界说来规范。其实像《白鹿原》，也有实虚结合、幻真交织的形式特点。在谈到新时期以来小说形式的变化和创新时，有种很普遍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形式探索，大多受到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现代派文艺手法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不错。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影响已经从不太自觉走向了自觉，从生硬走向了自然，从外在摹仿走向了内在的吸收。近期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的争论，确实有点例外。例外不是说《马桥词典》形式的借鉴如何或完全是作者创新，而是词典小说形式本身就非常特殊。因而也特别引人注目。但对于九十年代小说形式整体状况看，我以为无论是借鉴还是创新，都较为自然了。“为形式而形式”的有意性和表层追求明显不多了。应该说这是形式意识逐渐成熟的表现。
那么，对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形式作个大体评价的话，其特点便有三个：一是不拘一格较为灵活；二是形式的借鉴创新走向自然甚至有点随意（至少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样刻意为之），如上所说是形式意识较成熟的表现；三是形式的选择和表现更加注重对作品精神的传达，即更自觉地追求“辞能达意”。总之，我以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形式意识较为稳定和成熟了。而且在形式层面上，不同创作方法或流派之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好划分了。正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形式上已离传统现实主义有相当距离甚至逆道而行，我们只能从变形的生活和“影射”的意象中感受其精神上的强烈如火、忧患深沉的现实主义，我们感受中国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也常常如此一辙了。
五
就整个九十年代的文学情形看，尤其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我以为小说较其他样式如诗歌、散文等的创作明显要突出些。特别是报告文学的不景气，更衬托出小说表现现实的突出和重要。在某些新近矛盾的揭示上，小说似乎担当了报告文学的角色。如“新工厂小说”和写腐败社会现象的小说，它们以极写实的姿态逼近老百姓们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时读来真是觉得在读报告文学作品了。由小说创作引起的有关现实社会的话题的争论，九十年代以来也颇有些。我是觉得，像《白鹿原》、《一地鸡毛》、《丰乳肥臂》等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这些作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它们引发的话题多能引起读者对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的关注和思考，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胜利。《大厂》等“新工厂小说”也是这样。
说“风景这里很好”，是我对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的真诚感觉。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也或许我易于知足，反正就有了这种感觉。当然，有时一段时间未读到特别好的小说，我也会油生失望。而一旦接连读了几部好作品，我又会立刻激动起来而忘却了那种失望。我的确也常常盼望现实主义创作和其他创作“风景更好”，也就是希望读到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与每年发表的庞大数量的作品相较，特别好的小说确实还是少了点。因此还算满足的评价，是出于比较和相对的感觉。说来，九十年代还有几个年头，依据目前这创作情形，我们有信心还能读到一批好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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