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与文化批评——斯皮瓦克文学观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文化论文,批评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5-0037-07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博士1942年2月24日生于印度东北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她的童年正是二战和殖民统治的一个转折期，许多复杂的政治文化纠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的家庭经济状况虽然属于中等偏下，但家人仍送她去了一所较好的教会学校读书。斯皮瓦克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并获得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那所学院宽容的氛围“给她留下的印象是知识左派的观点”。（注：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The Spivak Reader(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6),p.17.）随后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比较文学，1962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奖学金。著名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教授为她的指导教授，她以英国诗人叶芝为研究对象，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也成为她的第一部专著，即《重造自我：叶芝的生活与诗歌》(Myself Must I Remake:The Life and Poetry of W.B.Yeats,1974)。毕业后，她先后在美国衣阿华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皮兹堡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人文基金会教授。斯皮瓦克于1976年发表了代表性英文翻译论著，即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这部划时代的翻译论著加之她本人对解构主义进行全面分析的长篇绪论，以及她以这一方式进行的大量批评实践，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解构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同时也使这一思潮成为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
斯皮瓦克实际上是她已离异的丈夫的姓，因为她第一次是以这个名字发表的论文，所以一直延用下来。她致力于文学领域的研究，对历史学、哲学史和核心的哲学观念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几个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如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等均有比较全面和清醒的把握，同时由于自己是从印度进入西方的女性移民，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和性属立场使她在学术研究中并未停留在一般性的讨论上，而是能够通过泛文化表象看到其政治性并针对人文学科领域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进行解析和批判。斯皮瓦克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她以新的视角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这4个最重要的领域都展开了清理和考察，涉及到了文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思潮。其中尤其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一系列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马克思、阅读策略、阐释的政治以及后殖民主义政治、社会和经济语境中的文学生产和研究体制，以及对于种族和性屈等问题的论述和批判。斯皮瓦克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业已形成的理解和分析模式形成了冲击，特别是她本人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加以女性主义角度的批判对全球化时期民族认同、后殖民文化形式、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有着深刻的启迪。本文侧重对其文学思想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辨析。
经典(classics)和典律(canon)是当代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所谓“经典”，其权威性建筑在对“真理”的独占上，它依靠“真理”的权力保护着它的历史记载、哲学思考、文学表现的绝对合理性。而所谓“历史”，其权威性则建立在它对“真理”的独占上，它依靠“真实”，要求读者相信它的叙述的合理性。（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51页。）
斯皮瓦克在文学研究中，对主流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所形成的观念十分重视，因为人们总是在这些观念的隐性作用下进行阅读、写作和研究，将这些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言说支撑点，而对这些观念本身和观念背后的深层问题却没有进行应有的思考，导致文学研究的误区。所以作为当代学者，重要的是应对现存的文学观念和由惯例形成的结论进行考察，因为在探求接近真理的路径时，先在的所谓真理和知识的构成本身首先应当得到有效的检验。实际上，就知识学范围而言，一些问题只能在相关的语境和特定的言说方式下才可能凸显。因而对题域中的理论话语，必须对其产生的背景加以分析，将其还原到历史之中并依据不同理论话语背后的相关性，从而可能挖掘出总体的理论意义。因此在她看来，“源自今日西方的一些最激进的批评是由一种要保留西方的主体或把西方作为主体的有利害关系的欲望造成的。”（注：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99页。）
斯皮瓦克在其80年代最重要的论文集《另外的世界：文化政治文集》(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中，针对这一状况集中讨论了3个方面的问题，即文学、世界和第三世界。地在第一部分中以反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立场论证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策略。她认为，这些经典文本中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伦理政治(ethico-political)因素和文学研究的体制性问题。这条伦理线索在西方世界的社会支配系统中一直起着隐性作用，从而不断强化了西方主体现念。所以文学研究是历史时段中某一体制下的产物，与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文化生产机制和由先在观念引导的接受心理密切相关。后两组论文也与此相关，即她对第一世界的知识构成中的话语生产尤为关注，其中涉及到了女性的生育、工作和生产权利以及价值、调整的心理传记(regulative psychobiographies)。她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理论对应女性生育、工作与权力并以此书写第三世界性属边缘主体的历史，其着重点是边缘群体被边缘化的过程。在这些分析中她采用解构主义的策略是十分明显的。（注：See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Methuen,1987),Introduction;Sarah Harasym,"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e Greiswirth,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针对全球化和文化认同问题，斯皮瓦克并未针对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生产和话语控制空泛地提出一些激进的政治观点，而是提醒人们，包括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现存的学术条件下首先应当对不同的知识系统要有正确和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对话和论争才可能有效。因此，她提出了要“放下自身失去的特权”(Unlearn one's privilege as one's loss)。她指出，当今世界思潮与科技的发展，使知识构成和交流本身发生了变化，固有的观念形态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人们在学习传统所谓知识基础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新的、外来的知识，这不仅包括信息，而且包括由于社会位置、文化传统等原因所难以理解的知识。人们原有的种族、阶层、性属以及被先在观念所制约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学习“他者知识”(Other Knowledge)的障碍。因此知识构成的框架应建立在内外两个方面的有机组合。没有正确的态度不仅难以了解自我和他者，而且更谈不上有效的清理和考察。因此清理必须包括对自身固有的、先在的一些东西，这样才可能相对客观地理解文化他者并和那些与自身观点类似的文化他者接近，从而有效地获取他们的认知方式，进而融合和超越。其二是应在学理的基础上详尽而清晰地讲出自己的观点，以使文化他者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有所回应。（注：The Spivak Reader,pp.4-5.）
人文学术传统中内含了许多主流道德规范标准的设定，对此，斯皮瓦克结合弗洛伊德的观念探讨了这一问题。她认为，道德规范虽然是一种知识的难题，但也是一种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对不同关系的考察才能揭示其中所隐含的深层文化问题。从历史上看，第一世界对于所谓道德规范的自恋实际上是强化西方男性观同一性的传统标准，因而原有道德观念的作用和资本的运行形成了对边缘群体的不公正，这一点在后殖民文化区域尤为明显。对差异和距离有所把握是解构殖民化的一种方式，因而她对国际分工差异十分关心，尤其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工人。对文学界而言，从大量的经典文学文本中就可获得这种差异的表述。可以看出，她是在一种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中，将分析的对象集中在被主流社会忽略的弱势群体(Subaltern)上。所以她强调，即便在文学文本中也可以看到，由经济和观念支配的社会结构中，弱势人的声音是难以被听到的，因此也很难在主流社会中发出声音。但倘若她们的呼声被听到，她们自身的文化身份及社会地位就会得到改变。因此斯皮瓦克所指的道德关系主要是一种底层的、边缘的与上层、主流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改善只能有待于弱势人群自己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大量的文学文本中清理出这种关系是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倘若文学研究本身忽略这一问题就是文化责任的自弃和失误。（注：Ibid.,p.6.）
显然对现存观念的质疑，对问题的剖析，最有力的方式无疑是采纳解构主义的主张。斯皮瓦克通过文学文本的清理，其目的主要在于一种文本政治性，即达到对文化中的政治性进行批评和干预的目的。她认为，虽然解构主义并不能提供一种政治的消解方式，但却能够为弱势边缘族群和女性提供一种政治介入的学理方式。因此，她认为，“表征”(representation)有两种含义，政治的和形象的，即在表现政治含义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形象，两者密不可分。解构主义对于这种共谋是最为有效的。解构的要旨之一就是对潜在于问题内部的结构持续地进行批判。
解构主义并没有说没有主体，没有真理，没有历史。它只是对那些确信人们拥有真理的特别的认同方式加以质疑。它也不是对错误的揭示。它持续地关注真理生产的方式。所以解构主义并不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病理学(pathology)，或你可以逃脱形而上学的羁绊。如果要对解构主义进行某种公式化界定，那么它就是人们对自己难以抵制的东西加以持续地批判。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解构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注：Ibid.,p.7.）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人们主要面对的是现存的文本。而对于这种书写，她认为小说文本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一书写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同盟。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书写，书写是人们难以把握的事情。正如像结构、预言的存在一样。因此这是你把握不了的。你承认构成当前事件的那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在一种强烈的，但更为有限的意义上看待书写，将其置于与其他文化铭刻的事物之中作为某种神奇的东西，作为产生手稿的铭刻，那么我或许可以认为，不管你在何处，这一朝向就是解构性的。……在我们论述形成中，文学书写声称拥有某种自足性。……我觉得从策略上看，对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加以新的建构，即历史，不过就是叙述领域就有助于建构的东西。当历史被理解为是一种异常强烈的虚构，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在这种虚构中小说的可能性并不是从先前的真理中剥离而来的，那么，小说写作可以成为历史的联盟。而反事实的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ies)行使想象的责任……（注：Ibid.,pp.27-28.）
斯皮瓦克正是从这一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审视一系列相关问题，如“内在殖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历史差异，以及学术界内部对殖民话语分析模式的论争。其根本的目的旨在以最为普及的文学文本入手，向现成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行挑战。因而她对那种认为本国人才能说清楚自己的事的观点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本土主义立场(position of nativist)。因为对于社会群体而言，表征总是有问题的，总是一种双向的，难以恰如其分或完成形态的。她以自己的本土印度为例进行过说明。她指出印度的一些人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们利用了殖民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美学，即利用殖民主义者或文化帝国主义者对美学的界定而拥有一个言说的平台，在登上这一平台后继而颠覆这些观点，并以直接的方式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带入本土的思考。这种方式较之以自己的方言进行言说似乎更加有效。（注：The Spivak Reader,p.16.）但斯皮瓦克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双语有着独特的意义。
我认为自己是双语者。作为一个双语者，我要做一些翻译我母语的事。我觉得在西孟加拉邦应有更大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现在看到我自己是在两个领域中的人，总是拥有批评的声音，因而不会被纳入到他者之中。……一次BBC采访我，问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否与我出生在印度有关。我说如果你也生在印度并在那里长大，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一直持有消解霸权(dehegemonizing)的观点。……我对空间(space)的问题更感兴趣，因为身份(identity)和声音(voice)均是强有力的概念隐喻(concept-metaphor)。从某一地方创造出一种观念，它就是一种自我分离的工程，它拥有同样的政治，来反对领土的占领，但不必涉及身份和声音的问题。（注：Ibid.,pp.18-19.）
因而双语的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当代学者能够有效地把握理解和言说的工具，并对语言背后的文化支配性具有双向的文化意识。
女性主义是斯皮瓦克着力的领域。但女性主义与其他理论一样，在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势。斯皮瓦克并未孤立地考察女性主义，而是从问题出发，主张将其纳入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解构主义的互证关系中进行研究，其重点仍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我近年来思考的问题。……我不能在总体上谈论女性主义。我只想作为文学批评界中的女性来谈论女性主义。我对女性(woman)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这个词是位于“男性”(man)的，它在文本中为文学批评的设定提供了一个基础，我可以栖居其中。……任何事物的精确定义都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获得这种精确的定义，那么他就要持续对男女对立进行解构，最终表明是一个取代了它本身的二元对立。（注："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in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The Spivak Reader,p.54.）
斯皮瓦克针对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对自己的考察方式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
我要建议的是，倘若以妇女工作和生育重新考察异化、劳动和财富生产的本质和历史，这就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超越马克思。……还有一些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问题，它们运转在我们有关世界和自我的观念之中。……我们可以说批评必须保持中立和实践性。人们不要错误地理解一些理论基础，有关世界和自我的观念正是在基于这些理论基础的文学文本的鉴赏之中重新生产出来的。……这些文本必须重新书写，这样才会有新的材料在总的意识与社会的生产和决定中去把握文学的生产和决定。生产文学的人，不论男女，也由他们难以命名的世界与意识的一般性观念所驱使。我的工作是要发展出一种对性属、种族和阶级敏感的解读方式。……我更愿意看到那些不把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基本真理”从其历史中分割的研究。我当前的工作就是将这一点与18、19和20世纪的想象理论的意识形态发展结合起来考察。（注：Ibid.,pp.57-60.）
所以在她看来，理论言说如果脱离历史，脱离当下人类不同群体实际的生存状况，那么这种言说就是一种臆断，就只是象牙塔中的乌托邦。在此基础上，斯皮瓦克进一步追问了德里达在涉及女性问题时的困惑：“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德里达在女性符号下书写时，他的著作就变得唯我和边缘？”（注：Ibid,.p.70.）
在主流社会支配性观念的作用下，文学体制使文学研究难以脱离时代的印记，而这种出版物又反过来强化了体制和观念。斯皮瓦克认为其中女性出版物的问题更多。
文本的倾向是对已接受观念的条件和效果。女性出版并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信息，甚至对于女权主义者也是这样。当发表作品的女性来自主流“文化”时，她们有时与男性作家分享一种建构“他者”（往往是女性）的倾向。为了抵制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如果忘记了作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英国对英文的文化表征关键性的一部分，那么从理论上讲，就不可能解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在文化表征的生产中，文学的作用不容忽视。（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3.）
由于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缺乏对一些关键性的观念或术语进行有效考察，而是孤立地对某些女性主义文本进行分析和欣赏，结果是从中又产生了建立在自己本应批判的观念之上的新的女性主义的规范。而由此产生的种种理论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共谋。对此，斯皮瓦克明确地指出：
女性批评日益出现的观念重新生产这一帝国主义公理，这似乎是相当不幸的。对欧洲和英美中的女性主题文学孤立的羡慕建立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女性规范。以一种信息修复的方式(information-retrieval approach)支持并实践“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日益频繁并带恶意“出现”），它往往以自我意识有意采取“非理论”的方法论。……试图将“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一种能指，可以提醒我们文学的霸权定义本身是在帝国主义历史进程中得到领会的。在帝国主义断裂或非持续性中，完全的文学铭刻是难以繁荣的，因为它由以法律这样一类运转的间离的法律系统，作为唯一真理而建立的意识形态，一套人类科学所覆盖，这些科学忙于建立一种“本土”自我强化的他者。（注：Ibid.,p.114;p.131.）
斯皮瓦克在清理认知方式时特别指出了学术性女性主义的问题，
真理预设(truth-claim)的偏见不过是一种转义。就学术性的女性主义而言，这种发现就是，将拥有特权的白人种族的男性作为普遍人性的规范不过是一种政治上有趣的比喻性表达。这种转义将其本身作为真理并由此预设，女性或种族他者只是这种男性真理的一种转义，他们必须作为与之不同的（不是同一的）而且必须在其参照下才能得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本质”的女性主义或种族分析都要卷入到一种转义性的解构之中。由于它建立了这种发现的真理，它就开始实施认识论生产体制中固有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换言之，实施任何所谓“真理”的问题。在这样一种逻辑下，种种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犹如任何一种论述的实践一样，是由其生产的领域所标识和构成的，这种可能无疑存在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之中。（注：Ibid.,p.164.）
斯皮瓦克正是通过对边缘理论本身的构成性分析看到主流观念的隐性作用的。这一点也正是许多学者所缺乏的。
对于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斯皮瓦克更是非常警觉。高校的文学教学往往是一些固有观念得到强化的最佳方式。大量的第一世界的主流文本在那里通过教育体制得到相当系统讲解、研读、分析和翻译，一些文学选集不断再版。而第三世界也不断推出一些所谓代表性的文本选集。她指出这种方式已经悄然形成了一种翻译暴力，
翻译暴力(translation-as-violation)的结构在第三世界文学教学中更直接地表现出了某些趋势。这是我一般性论点中的一部分，除非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出现一种对这些趋势的警觉，否则它就不得不同流合污。我们自己对“第三世界文学”选集的狂热，其实教师或批评家对于那些母语一无所知，或对其讨论的社会和性属问题的主体构成一无所知（而且学生也不知道这一缺失），这时这种狂热较之理想化的自由转义翻译(translation-as-troping)就会更加在逻辑上与翻译暴力共谋。现在有一种现象可以称为“认可性忽略”(sanctioned ignorance)，这种现象现在更是被“全球性”的符咒所笼罩，全球性隐藏了全球的金融化，或杂交性(hybridity)，这是一种可以淹没所有语言的难以复归的杂交性的词语。（注：Ibid..）
因此斯皮瓦克认为，在当前主流与边缘、传统与新知、男性普遍主义与女性权利等复杂关系中，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位于第一世界中的学者进行的，其中的问题也大多是这些学者所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否就是第三世界所面对的问题？说明了这些问题是否也说明了第三世界本身的问题？对此她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建议。
第三世界研究，包括第三世界英语女性主义研究，变得相当微弱，所有的语言具体性或学术深度在这种文化研究中都被忽略了。最近脱离了殖民主义区域中那些用不同英文翻译的论著或直接用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写的著作，以及那些第一世界中所谓边缘种族的人所写的著作中开始形成了一种所谓“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我们大多文学全球主义批评(literary critical globalism)或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甚至不能具有这样一种傲慢的意识。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其政治重要性难以忽视，只有边缘人才能为边缘说话，才能在其体制的后果中使傲慢意识合法化。有几条方法论的建议：1.学习区别内在殖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与其他空间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other spaces)的差异。……2.学习歧视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清理在欧洲形成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那种支配性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当代全球状况。……3.在我们维护自己文化——我们文化的扩延时，认真地对待表征系统(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形成的可能性。（注：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pp.170-172.）
这些建议显然在提醒学界，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并行不悖的。一些关键的问题未得到清理的话，也不可能真正地回归所谓文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建构。但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理论探讨是斯皮瓦克十分重视的。她本人就对大量的经典文本进行过详尽的论述，其中包括对南非作家重写《鲁滨逊漂流记》进行的深刻分析。（注：Ibid.,Chapter Two.）所以她认为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疑虑也是极为正常的。文化研究并不都是空泛的，可以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而没有清理之前，所谓的理论化才可能是空泛的。
理论本身并不具备后果(co-sequence)。它是按自然顺序的(autosequential)而不是自主的(automatic)。理论是生产的理论，迷失在其建构过程中。它总是从其开放的终点退缩，因为它来自其试图理论化的那些东西。……我想重申，“妇女”这一符号是否没有起源，没有历史、文化或语言学的限制？……在美国各地的旅行中，我提倡有作为的文化研究项目，我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我听说有一种批评，认为文化研究会损害文学研究的缜密严格性。（注：Ibid.,pp.194-196.）
而在生活世界和文本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之时，文化研究在意识形态和体制性分析上恰恰可以弥补文学研究的缺失。实际上，所有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原有文学观念上的思考所造成的。
话语理论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斯皮瓦克将话语置于人文科学总体的考察中。她认为，人们试图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但实际上，真理的指向是无穷尽的，因而接近真理的路向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
在我的学术领域中，大多批评理论（拉康、德里达、福柯以及巴尔特）都将文本视为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在美国称为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话语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们使人类科学话语的问题成为了可能。而在其他一些话语类型中，存在着一种通向人类状况的最后真理的倾向，而即便在这一论争中，文学也表明了，通往人类状况真理的路线是无法寻求的。……在人文科学一般的话语中，存在着一种寻求解决的方式，而在文学话语中却存在着对解决难题之外的游戏。人类话语的难题一般被视为3种概念的游残，以这些概念来表达自身，即语言、世界和意识。我们知道，世界是由语言组成的，这种语言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因为我们被这种语言所支配。于是，语言的范畴包含了世界和意识的范畴，即便语言是由这些所决定也是这样。严格地说，由于我们质疑人类可以控制语言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就是书写。因为在书写当中，生产者和接受者均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某种似乎外在于语言——（言语）——书写对立面的东西是文本，一种对所谓知或不知的编织物。（注：The Spivak Reader,pp.54-55）
在话语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斯皮瓦克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视为人们探讨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即外在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内在的精神分析。但她坚持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某些缺陷。
文本性理论家将马克思视为世界（历史与社会）的理论家，将世界视为是劳动者与生产流通——分配力量的文本。将弗洛伊德视为是自我的理论家，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文本。人类文本性不仅可以被视为是世界和自我，作为世界的表征，即以自我与其他自我互动产生对世界的表征，而且也位于这个世界和自我之中，所有这些内涵了一种“互文性”。这一点应当清楚地说明，这一文本性的概念并不是指世界已经简化到了语言文本，书籍，或由书本构成的传统，在狭隘意义上进行的批评和教学。……对于我的思考方式而言，文学文本的话语是文本性的一种一般性结构的一部分，一种对于不可能对整体的或和谐产生或接受的意识整体上加以解决的置放(placing forth)。这种不可能性(unavailability)并非是经常是我们面对的。在那些或许是整体的概念像“人类”，普遍性的如性、种族、阶级这些先验意识作为文本产生，被产生和接受的意识之中，这种不可能性闪烁其辞，问题也似乎明显地解决了。……在文学批评的建构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均被视为还原模式(reductive model)。尽管二者内涵了非还原模式，但在依据和显示模式(mode of evidence and demonstration)中值得商榷。他们似乎从人类世界或人类自我中引出了依据并由此对世界和自我提供了诸种真理。我不妨要说，他们描述世界和自我的依据是不充分的。（注：The Spivak Reader.,pp.55-56.）
而对于边缘群体话语权力的问题，斯皮瓦克认为并没有一种话语可以取代所有的其他话语，因为所有的体系、任何话语都不可避免地排除了某种东西。而打破沉默的有效方式是清理主流对边缘的排斥过程。一味地提出某种所谓反主流话语(counterdiscourse)只会重复边缘群体的沉默。
这个世界在整体上以西方话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组合起来。……她对所有的表征持怀疑态度。因为所有的体系、任何话语都不可避免地排除了某种东西，而她将“保留”“弱势”(subaltern)这一词，指向“完全异质性的解构殖民化的空间(decolonized space)”。她关注这种排除性的轨迹。要求人们准备好变化当前的话语，以新的话语接近那些原有未能言说的东西。（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Vincent 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pp.2194-2196.）
斯皮瓦克将自己描述成“实践性的解构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只“牛氓”。（注：Ibid.,p.2193.）她采用解构主义的方式着重考察“真理是如何建构的”，并采用一种知识分子和政治态度的双重立场对学界的重要理论进行质疑并将其“带入危机”。她采纳解构方式对支配性的世界观所内涵的人、事件和理念持续地批判。她竭力反对由知识话语所形成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谴责麻木和遗忘。对于这种认知暴力结构，她并不采取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加以分析。她强调，解构正是针对传统等级制的二元对立的“暴力”，男性与女性、西方与非西方等等。在其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质疑那些激进批评方式所基于的立场并针对西方对女性、非欧美以及边缘群体所带来的伤害进行了无情的谴责。（注：Ibid..）斯皮瓦克教授由于在整个人文学科展开清理，首先是对语言所构成的观念进行解构，其文体显得比较晦涩，她对世界人文生态的焦虑使得她有时过于尖锐。但其政治和文化主张是清晰的，其人文立场、文化批判意识是明确的。然而她拒绝在解构的前提下提倡具体的解决方式，所以学界认为，持续地解构别人的臆断，这本身也是特权行为，一种极少人可以享受的解构主义者的奢侈。（注：Ibid.,p.2196.）
斯皮瓦克充满活力的探索，虽然不在于得到确定的答案，但在当今学术世界中保持了特别清醒的头脑，这对于文学研究范式的推进显然起到了作用。当前中国学界在清理文学遗产和消化吸收异域成果时，斯皮瓦克教授的观点和方法论作为一种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附：斯皮瓦克教授的主要论著：
1.《审视后殖民动因：对当前消亡历史的关注》(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Harvard UP,1999)
2.《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Eds.by D.Landrv and G.MacLean,Routledge,1996)
3.《想象的地图：德维的三部小说》(Imaginary Maps:ThreeStories by Mahasweta Devi.Trans.Routledge,1995)
4.《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Routledge,1993)
5.《对性属后殖民性学术自由的思考》(Thinking Academic Freedom in Gendered Postcoloniality.U of Cape Town Press.1992)
6.《后殖民批评家：访谈，策略与对话》(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 Harasym,Routledge.1990)
7.《另外的世界：文化政治文集》(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
8.《论文字学》（译著，兼论雅克·德里达）(Of Grammatology.Trans.with critical introduction of 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9.《必须重造自我：叶芝的生活与诗歌》(Myself Must I Remake:The Life and Poetry of W.B.Yeats.New York:Thomas Y.Crowell,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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