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误构”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向佐春
(五邑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摘 要： 后现代“误构”模式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对科学话语霸权，认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不认同整体性、同一性，倡导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教育体系；呼唤真正平等的语言交流平台。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指导意义体现在：首先，要注重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兼顾实用技能与人文素质的培育；其次，要精准瞄准不同类别的培训需求，建立分类培育机制；最后，要构建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交流机制，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与效果。
关键词： 后现代教育；误构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培育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振兴问题一直给予重点关注。其中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果有目共睹。但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问题依然面临一些挑战[1]。表现在农民参训的积极性不高，培训效率欠佳等。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首先，对培育客体的多样性重视不足，培育的针对性欠佳；其次，单纯注重农业实用技能的培训，欠缺人文科学教育；再次，培训主体单一，承担培训任务的主要是政府性机构，社会培训资源的综合利用不足；最后，培训方式仍是传统教学方式，讲师与学员之间缺乏交往与互动。总之，当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未能根据新时代、新要求进行较为彻底的更新，仍然沿用老套的组织方式与培育方式，导致未能取得理想的培育效果。
一、相关研究述评
所谓误构，是指激发理想的对话和理解的一种追求，是不断追求差异，追求对已知的否定与突破的一种知识合法化模式。法国知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认为，知识合法化应该通过“误构”模式达到，而“误构”必须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即需要建立理解性、平等性、互动性的对话机制，这是实现“误构”的必然前提[2]。
(一) 有关“误构”模式的讨论
已有学者注意到后现代“误构”模式在大学课程教育方面的运用。与其他课程相比，由于英语课程教学尤其要借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且涉及到中外文化差异的碰撞。因此，相关讨论目前集中于后现代“误构”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如刘昉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角度出发，认为大学英语教育应基于后现代“误构”模式下，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展开对话教学、能力教学与中外文化对比教学，从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3]，裴云红则从英语教师角色定位出发，探索大学英语课程的“误构”模式的建立，认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转变传统英语教学观念，强调英语课程的开放性[4]。其他有关“误构”方面的讨论则散见于哲学理论方面的文献中，且多围绕知识合法化问题展开。
笔者认为，就新型职业农民受训对象来说，由于其来源的多样性(如包括在乡农民、返乡农民工、复转军人、返乡知识青年、村干部、转业农民、有从农兴趣的城市居民等)，其年龄、学历、生活经历存在巨大差异。另外，各自知识面不同，农学知识掌握程度亦各不相同，因此，培育过程中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的平等对话、文化交流更显其必要性。
(二) 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讨论
当前，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文献已是汗牛充栋，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有从整体培育机制方面进行研究的，认为当前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在设置与规范方面缺乏科学依据，且在外部环境方面存在制度缺陷。所以应构建科学的培育机制，并建立健全外部环境的制度机制[5]。有从培育政策方面进行研究的，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体系既需要顶层设计，又要注重通过市场优化配置，从而逐步建立健全政策支持系统[6]。有从培育模式方面进行研究的，如蔡云凤等人通过对北美、西欧、东亚3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与我国模式的比较，提出健全培育体系、创新培育形式等一系列优化措施。还有针对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法进行研究的，有对农村经纪人培育的研究，并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育方式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青年带头人培育的研究，认为青年应该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重要培育对象，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措施[8]；还有对农村“土专家”培育的研究，认为各地应该建立一整套系统的“土专家”队伍建设体系[9]。
这些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文献的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成果各异，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说，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要坚持一种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所有边缘的、局域的声音都应该参与进来，要致力于研究不同话语中的富有意义的联系。
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不被遗忘，因为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人类历史，每一阶段的知识只是阶梯，重要的是知识是否仍然保持作用和活力。目前多数高职学院的数学课程过于功利化，似乎要在每一个高数题上挖掘出就业机会和竞争优势，这种过于强调应用的思维看起来是符合与专业课程结合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往往会南辕北辙，忽略了数学最本质的美和数学化，其实数学本身最广泛的环境适用性带来的作用最大。纵观国内外职业学校数学课成功的原因无不与专业实践紧密相联，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害怕高数，无穷无尽的推导会给数学教育蒙上阴影，高数因此被视为毫无用武之地的屠龙之技。
二、后现代“误构”模式主要观点
自“后现代主义”一词出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后现代”的文献已浩如烟海。人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对其展开论述，“如今‘后现代’一词拥有如此多种的不同意义，以致于要对它下定义变得不可能了。”[10]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思潮，是对一些不言自明的主流观念的质疑，是一种崇尚多元和差异化的思维方式。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基于后现代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利奥塔认为，知识合法化的途径只能通过“误构”来实现[2]。
(一)反科学话语霸权，认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
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把“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认为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知识，它还包含处事能力、伦理智慧、艺术鉴赏能力、民族习俗、幸福的价值观念等叙事知识。他认为，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科学话语霸权现象。人们认为叙事知识缺乏论证和证明，因而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科学知识具有实验与数据证明，其合法性不容置疑，科学话语成为裁定其他话语的标准或元语言。由此，自然科学逐渐扩张，人文科学步步退让。在现代社会，由于人文学科创造物质财富较少，政府往往以其缺乏可操作性为由，拒绝提供较多的支持。而能够复制“职业知识分子”的学科，却由于它们可以立竿见影地创造物质财富，而拥有更多资金。
利奥塔对“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之间是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则和合法性的两类知识和两种范式，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既不能用前者的标准判断后者，也不能以后者的标准来衡量前者。所以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应当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2]。从教育与知识培育的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或技术至上的观念，主张建设开放的课程，课程设置要兼顾“实用”知识与人文知识以及批判精神，反对把教育定位在培养单纯“职业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的层面上。
(二)反整体性、同一性，倡导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教育体系
利奥塔认为，不同的群体讲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他们的知识并不采取逻辑结构的形式，而是采取叙事的形式。由于这些叙事是局域的，不可能连接起来形成某个将所有知识统一起来的宏大叙事。所以后现代状况是以异质话语的多重性共存为特征的——一种不同群体对事物有不同评价的状态[10]。后现代主义针对“现代性”之下的整体性、同一性叙事展开了批判，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传统。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强调，这里的“去中心”，不仅仅是知识的“去中心”，还包括教育权威、教育控制和教育措施的“去中心”[11]。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倡导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教育体系。
数据分析用SPSS18.0系统;计量(±s),t检验;计数(n,%),X2检验;P<0.05指有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
(三)呼唤真正平等的语言交流平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通过交往行为，就可以形成非强迫性共识。如通过专家委员会的讨论和认可，公理系统就可以取得合法性。但是他低估了这样一种现象，共识的达成，通常是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者来实现，而共识是否由“非强迫性”形成，是无法判断的[12]。
综上所述，后现代“误构”模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着墨不多，需要我们挖掘、整理与完善。
利奥塔认为：“我们在分析科学语用学时已经证明，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讨论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误构”[2]。利奥塔所说的“误构”，主要指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激发理想的对话与交互理解，追求对已知的否定与突破，持续寻求差异。在利奥塔看来，共识是一种永远也达不到的地平线，而社会系统中的推动力正是形似性和意见纷争[10]。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化，主张对各种非主流、非强势群体的意见加以尊重。
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认为，如果所有的叙事都只有局域合法性，任何局域叙事都得到尊重，将导致每一种话语都将独立于所有其他话语，那用什么东西来奠定知识的客观性？最后是否会出现“什么都行”的局面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反驳[10]。首先，社会形成了网络，不同的局域叙事是相互作用的。话语不是处于自足和孤立状态，不同的话语-网络中的簇群-可以收缩、分裂、接合、吸收其他话语或被其他话语所吸收。其次，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体并不只是属于某个局域部分。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消费者、父亲、教师等等。所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导致孤立的见解就不攻自破了[10]。由此可知，后现代主义并不能简单与极端民主化划等号。
三、 后现代“误构”模式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农民群体实行按需培训，在有些地区已进行成功尝试。如四川省江津县实行分类培训、按需供给以来，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得到显著增强，规模农业和生态农业得到迅速发展[16]。
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应综合应用多种形式，如话剧小品表演、知识竞赛和辩论会等，为学生创造各种活动平台和情境，引导学生全身心参与，获得各种情感体验。丰富有趣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热情，逐渐积累起大量写作素材。这一教学方法符合小学生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和活泼好动的特点，促进学生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习作水平不断提高。
(一)注重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兼顾实用技能与人文素质的培育
与VCT相比，PITC途径发现的HIV感染者晚发现比例较高，与金霞等［17］研究一致。可能的原因有：2013年开始在医疗机构实施PITC，因实施PITC扩大了检测覆盖面，实施PITC之前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得以发现，导致晚发现比例高［18］；部分就诊者受“症状就医”观念的影响，发生高危行为后未及时就医检查，直到出现临床症状才就诊，导致发现时已经是艾滋病期［19］。感染者晚发现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当前各地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多专注于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即使是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训，也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化建设、农业品牌建设、电子商务等内容，大都没有安排人文情怀、企业家精神等现代市场经济必备的培训内容。
(1)信息技术安全弱。技术风险是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尤为突出的一种风险。由于其载体是互联网，因此本身在互联网行业就十分显著的技术风险便传导至互联网金融理财领域。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用户信息全部存放在互联网平台上，安全极难得到保障，一旦被黑客攻破，数据信息便可被任意修改或删除，从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互联网金融技术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资金短缺，无法做到设备的物理隔离、数据信息的备份和不同机房间的无缝切换。
三是碳金融发展停滞。我国各区域碳市场存在的碳金融产品主要为质押、卖出回购、掉期、托管、基金等。各区域碳市场在2017履约年度均未推出新的碳金融产品，已有的碳金融产品的实际成交量也较之前年度大幅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在2017履约年仅配额卖出回购有一定市场接受度与实际交易。
现代新型职业农民人文素质的培育，亦必须兼顾多个方面：首先，是市场意识的培育。在农业生产中，不能人云亦云，要有市场风险意识，注意根据市场信息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其次，是农业科技意识的培育。懂得吸收、学习新的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科技含量；最后，是进取精神的培育。要转变传统的小农意识，从观念上主动接受与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培育自强、自信、开放与进取精神。尤其是对种养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来说，要注重其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培育。
(二) 精准瞄准不同类别的培训需求，建立分类培育机制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培训机构、农民、受聘讲师、政府主管部门等。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各方话语权不对等，直接导致各方沟通不畅，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
由于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主要收入来源不同，农业技能掌握程度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等，其培训诉求有很大差别。因此，建立分类培训机制很有必要。具体来讲，可以分2个步骤来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7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有专家把这句话解读为，要培育具有人文情怀、工具理性和综合素养的新型职业农民[13]。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又指出，要“用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武装农民”[22]。因此，对农民素质的评价，应该包括3方面内容：即身体素质、人文素质和科技素质[14]。 人文素质是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基础，也是不断提高科技素质的基本前提。这是由于缺乏人文知识，将制约着农民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终制约着农民科技素质的提升。农民工作及生活态度以及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根本标志。这是由于，现代农业对农业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革。要成为当今新型职业农民，如果不能从态度、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进行转型，任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组织以及经营方式都将无法发挥作用。
1.对培训对象进行分类。第一类：具有成为高级职业农民的愿望、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勇于创新创业的从农人员，作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这部分人群主要包括：返乡学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等。第二类：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接受当代先进农业知识有一定困难者，且农业生产为其唯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也包括部分追求田园梦的都市居民，主要进行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这部分人群主要包括：留守农民、转业渔牧民以及下乡市民等。
2.按需培训，精准供给。在对培训对象进行分类的前提下，根据各自需求进行针对性培训，以减少培训资源的浪费。对第一类人员，在进行农业实用技能培训的基础上，可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现代市场意识等内容的培训。对第二类人员，则主要进行农业实用技能的培训，且突出操作性与实用性训练，形成“理论讲授为引导、田间培训为补充”的理论联系实际培训方式。
近年来，伊犁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坚持“四个最严”，落实“四有两责”，深入推进监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机制，有效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2015年荣获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给予极大重视，这些年取得的培育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运用后现代“误构”思想，深入了解各类培育对象的实际需要，注重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的培育，以及教育教学管理方法的改进，对于进一步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提高培训质量及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
(三)构建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交流机制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普遍存在培训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欠佳等问题[15]。究其原因，在于农民群体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各有不同的培训诉求，而许多职业农民培训仍采用办大班的形式，课程设置也未按照受训对象的不同来加以区分，即存在“培训同质化”问题，致使受训者无法学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1.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存在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机制缺失现象。首先，培训机构单一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存在的普遍问题[17]。由于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在有些地区，社会培训资源话语权被忽视，承担培训任务的主要是单一的公办培训机构。其次，把“培育”项目等同于“培训”项目，存在“一锤子买卖”问题，没有收集学员在生产实践中的信息反馈，没有对学员进行后续的跟踪指导[18]。也就是说，学员的诉求或话语权被忽视。再次，部分培训机构的教师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缺乏面对农民学员的教学实践，不善于或不具备与农民学员的交流能力。最后，涉及农民培训的部门众多，亟需部门之间的交流、协同与整合。
2. 构建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交流机制，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与效果。
(1)鼓励和支持各培训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联合培训。现有的农民培训机构，普遍面临教学实力不突出及强项不强的问题[19]，单一的培训机构难以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方面、多层次诉求。因此，应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鼓励各培训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整合各培训机构教学资源，取长补短，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培育体系，开展联合培训。在这方面，我国有些地区已进行一些尝试。如：浙江省于2013年开办的浙江农民大学，其体制架构是“省级设立农民大学(总校区设在浙江农林大学内，不单独另建校区)，市级设立农民学院，县级设立农民学校”，开展各培训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综合利用各市、县、区的培训资源，根据具体情况，根据各涉农院校、农科院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其他社会培训机构的特点，取长补短，实现了培训的层次化、系统化、网络化[20]。
另外，这里的联合培训，还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之间的培训资源整合。目前，乡村振兴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农民培训问题涉及到农业农村局、供销合作社、人社局、经信局、林业局、旅游局、农林科学院所、共青团、妇联、教育局、科技局等多个单位与部门，还牵涉到中央、省、地、县各级相关部门的对接。如何加强这些部门与单位的交流与对话，整合与综合运用这些公共培训资源，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还需要在部门考核机制、体制创新等诸多方面期待进一步改革。
(2)通过实践教学与跟踪服务，促进培训机构与学员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培育”项目并不是一次性项目。因此培训以后，培训机构应该做好学员的后期跟踪服务工作。注意搜集与整理学员在生产实践中的反馈信息，及时解决学员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发掘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进行持续跟踪与服务，使之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大户等农村实用人才。
两组影像学测量结果见表3。前路组和后路组末次随访颈椎生理曲度（Cobb角）较术前均改变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前路组末次随访颈椎活动度较术前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路组末次随访时ROM较术前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路组和后路组ROM减少率分别为26.29%和9.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见图1。
师生平等对话机制对于促进师资培育，以及促进师生之间对话与交流也有启示意义。除了培训机构本身的培训师，以及涉农院校教师、农业科研院所的农业科技人员以外，还要不断培育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草根专家”等农业实用人才进入师资队伍，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师资团队。并借助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实训基地建设，让学员贴近生产实践，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师生在实践教学中展开对话与交流。如此，学员学到实用知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实现乡村振兴，亟需一支掌握先进农业科技、热爱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后现代“误构”模式只是从另一个角度，为培育当代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中，如何在培育内容设置、培育对象分类、以及培育过程和后期反馈等诸方面，将后现代“误构”模式付诸实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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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Under the "Misconstruction "Mode of Post -Modernism
XIANG Zuoch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Guangdong)
Abstract :Post-modern "misconstruction" mo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st-modern education thought. It opposes the hegemony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believe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narrative knowledge" have the same legal status. It does not agree with wholeness and identity and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and pluralistic education system, calling for a truly equal platform for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skills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Secondly, we should aim at different types of training needs accurately and establish a class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mechanism;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among all stakeholders on an equal foo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Keywords : Post-modern education; Misconstruction Mode;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927(2019)04-0069-0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志码( OSID)：
DOI号： 10.13320/ j.cnki.jauhe.2019.0075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农村后继人力资源开发视角下的广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编号：GD13XGL37)。
作者简介： 向佐春(196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人力资源管理，E-mail：xzcdd@163.com。
(编辑：刘伟霄)
标签：后现代教育论文; 误构模式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农民培育论文;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