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窗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10-0067-06
胡寄窗（1903—1993）教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一位主要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经过40多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创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注：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注：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1页。）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1页。）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注：谈敏：《回忆我的恩师——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注：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格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概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入、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注：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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