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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国民心态”
国民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发展时期普遍呈现的一种认识倾向、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的“集合”，是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一般而言，人们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国民心态”和“社会心理”这两个概念的。但是，若仔细地研究，就可以发现“国民心态”指的是“社会心理”存在的状态，而从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理”来说，它指的是人类社会过程中以心理因素为媒介而产生社会精神现象的总和，它既包括“意识的社会心理”，也包括“无意识的社会心理”。所以，“国民心态”的内涵和外延要小于“社会心理”。
“国民心态”这一概念又不同于人们常说的“国民性”。“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符合该国（或该民族）国情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方式。因而它是历史的、稳定的、静态的、本质的。而“国民心态”则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因而它是现实的、发展中的（即不怎么太稳定的）、动态的、现象性的。如果说“国民性”是国民人格发展的历史凝聚的话，那么，“国民心态”则是国民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反映、表现。
但是，“国民心态”与“国民性”又是一个相互联系极其密切的一个概念。“国民性”在各个方面（如认知模式、情感表现、思维特点、行为倾向、社会适应方式等等）制约着“国民心态的表现”，因而使“国民心态”深深地烙上了一个社会发展历史所凝聚的痕迹；然而在现实社会的作用下，“国民心态”又不会一成不变地再现国民人格的历史特征，它在继续、延袭“历史人格”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赋予它新的内容和特征，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沉降、凝聚，又使“国民性”呈现出新的特征来。
应该承认，影响转型社会中“国民心态”发展的社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若是将这些难以穷尽的社会因素作一最为简单的“历史抽象”，那么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三种。
第一种因素是“历史的国民性”的制约。中华民族的国民人格的深处既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深深地烙上了长达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文化、旧中国半殖民地文化的“消极的负性色彩的国民陋习”，这些文明的和不文明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历史的国民性”不可能不影响转型社会中的国民心态的变化和发展。
第二种因素是“现实的国民性”，即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即1949～1976年）这一段社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国民性”的制约。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存在”，以及经过毛泽东等政治家对中国国民性“改造”、“塑造”的“努力”，中国的国民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历史时期的“改造”、“重塑”，既使中国国民“以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面貌和姿态”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中，又使国民性格上了浓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与“历史的国民性”相比，它对转型社会中的国民心态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现实。
第三种因素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种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制约。“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应该说，20余年的社会剧烈变化是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变化、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如果有人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在这20余年中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国民心态的巨大变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若是有人要问：为什么在这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会出现无序的混乱的状况的话，那么，国民心态所呈现的无序、混乱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转型社会“国民心态”发展的特点
人们常将改革开放称之谓中国人的“第二次解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人的解放只是中国人的“政治上的解放”，只是“人身性的解放”，只是“温饱性的解放”。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也试图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改造和重塑。应该说，在50年代初期这种改造和重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中国人的国民性为之一新。但是，自50年代中后期后，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分依重，这种改造和重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以“革文化之命”和“革人的灵魂之命”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既是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国民性改造、重塑的失败。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过去从未走过的全新之路。20余年的社会剧烈的变迁，既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中国人的国民心态处于剧变中、改造中、重塑中。其重要特征为：
第一，从“国民心态”发展的方向来看，它已经从社会转型初期的无序向有序的方向发展。
应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民心态就其表现的内容、特点、方式来说是有序的。尽管这种“有序”带有相当遗憾的成份。而经历过“文革”，当中国的脚步最初跨进改革开放大门之际，国民心态的目标并不是很清楚，行为的“方向感”并不是非常明确。在当时，主流与支流、健康的与非健康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光明的与丑陋的……都是无序地纠缠在一起的。
譬如说，一方面改革开放中国人变得思想解放了，更进取了，更主动了，更富有竞争性了，更富于冒险了，更勇于创新了，更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了，更……这些“更”的变化，对现实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另一面，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解放以后长期闭关锁国所形成的落后心态，由于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所呈现的“无序状态”，由于……这么多的“由于……”，使“国民心态”的发展呈现不少令人忧虑的倾向，如物欲化倾向，躁动化倾向，冷漠化倾向，粗俗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虚假浮夸化倾向。从它已经产生的及潜在的负面影响来看，是一种不亚于“物质危机”的“精神危机”。这就是我过去所提出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国民心态危机论”。
不能说，这种“国民心态的危机”已经得到了彻底的克服，但是，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有序的心态”的重要，社会在对它的治理方向上迈出了认真的、可喜的、重要的一步。
第二，从“国民心态”发展的表现方式来说，它已经从社会转型初期简单的两极性逐渐向复杂的多向性的方向发展。
“国民心态”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成员的认识倾向、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的“集合”。若一个社会是正常的，其“国民心态”的“集合”是复杂的，因而其表现方式也应该是复杂的。但是，在“文革”前，我们的社会恰恰不是这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极其简单，明显反映出两极性的特征。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中国人是“政治人”，因而中国人的心态也是一种“政治心态”。这种“政治心态”的后果是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扭曲了中国人的行为，扭曲了整个的中国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高强度的社会政治氛围的突然消失，彻底地摧垮了国人原本就很脆弱的“政治心态”，许多穷怕了的中国人突然陷入了“暴富”的梦幻之中，于是，许多中国人再度犯起了简单的、两极性思维方法的毛病，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从所谓的“政治人”变成了所谓的“经济人”。于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可怕的后果很快显示出来了：物欲化倾向成为许多人行为的支配点；于是，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社会上一度灭迹的丑恶现象重新泛起……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种“经济人心态”的可怕的副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国民认识到了过去思维方法的简单、幼稚和可笑。应该说，现今的“中国人的心态”已经在向多元、复杂的方向转变。
第三，从“国民心态”发展的道德价值标准来看，它已经从社会转型初期的非道德性逐渐向道德性方向发展。
“国民心态”不是抽象的，它的“集合”总受一定的社会价值观的制约，因而它的表现也总受到道德标准的评判。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因而中国的百姓总有一种“伦理的心态”。但是，在过去这种“伦理性”、“伦理心态”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封闭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心态”中的“道德失落”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人们“戏称”为：“无道德心态”。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种“无道德心态”的可怕恶果，开始从“道德失落”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新道德）的支持。
第四，从“国民心态”发展的表现内容来看，它已经从社会转型初期的浮躁的、非理性逐渐向冷静的、理性化方向发展。
由于几千年封建皇朝的专制统治，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影响，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心态”。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在中国人身上长期积淀下来的弊端不会、也不可能立即去除。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民心态”中的那种依附性、非理性的色彩仍然顽强地、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后社会的“社会热点”多，如“从政热”、“文凭热”、“出国热”、“经商热”、“抢购热”、“炒股热”、“下海热”、“追星热”、“集资热”、“办班热”、“气功热”、“毛泽东热”、“气功热”、“搓麻热”等等，便是例子。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心态上存在的弱点，开始认识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个人要发展得好，不能浮躁，不能盲从，不能轻信，不能冲动，必须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要依靠科学，依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第五，从国民心态发展的社会适应性来看，它已经从社会转型初期的不成熟性逐渐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低下，社会存在的形态比较简单，那么，该社会成员社会适应方式也就比较地简单，要使他们适应比较高级的、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就比较地困难。如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就往往是“顺从”的，官方也提倡做“顺民”。
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形态趋向复杂化，在国民的固有素质和社会形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发生了冲突，有的甚至产生无所适从之感。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自己心态上存在的弱点，在几经“风波”后，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逐渐提高了，对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开始呈现处之不慌的心理态势，而且对比较大的社会变动（或曰“社会刺激”）也会以多种模式去应对。人们的社会适应性已经开始向比较成熟的方向发展。
三、国民心态良性发展的社会调适
改革开放20年使国民心态向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对此评价过高。这是因为它仅仅是开始，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彻底地扭转了前面所述的六种负性倾向；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国民心态”，不尽人意之处还很多很多，而且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这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塑，是一个历时很长、很艰巨、很复杂的社会工程；这是因为在过去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的社会还经常发生这样的错误：将一时的国民心态的改变视作为“永恒性的、本质性的”改变，经常发生自欺欺人的毛病，而且人们的态度往往就像见到“皇帝的新衣”，谁都明白，但是谁都不去捅破它。
所以，当我在论述转型社会国民心态发生的五个方面的变化时，很是谨慎地用了“逐渐”这一个限定词。
的确，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健康的国民心态，但是，这个健康的国民心态又需要通过对它进行积极的调适而形成。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大力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的国民品格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具有健康的社会心理的首要保证。
一个社会人，要形成一个健康的心态，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的国民，要形成健康的国民心态，也是要有点精神的。而形成、支持和发展这个“精神”的基础就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积极的、稳定的、支持这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国民性和民族性格。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冲击，以致使相当多的国民对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文化优势、民族精神感到迷茫、困惑。
应该说，这一自我否定，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否定，构成了我国国民健康的社会心理发展的一大障碍。例如，中华民族本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民族，由于这种“自我否定”的结果，最大程度地减弱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本是具有勤劳、坚韧的品格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由于这种“自我否定”的结果，反而使国人将这些精神丢掉了；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国家，由于这种“自我否定”的结果，使不少人丧失了民族进取的精神；中华民族本是具有很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国家，由于这种“自我否定”的结果，使一些人变得“看不起”培育自己成长、发展的祖国……
总之，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左”的和右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自我否定”，对国民的健康心态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坏的影响，使国民心态的发展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失去了精神支持。因此，要形成良好的国民心态，一定要大力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民族精神。
第二，要坚决地扬弃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落后的、消极的内容，这是一个社会具有健康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条件。
弘扬民族精神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是不矛盾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都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以“两极性”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极端化”的方法。而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我们社会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心理因素，在国民性发展的深层次中总是在无意识地、顽固地而且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起着作用。这些影响并不因为旧制度的垮台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只要“社会条件合适”，这些应该扬弃的因素会“掺和”到“革命的口号”之中，变得难以辨别。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健康的社会心理的发展。
第三，要批判地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全盘西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全部拒绝也会妨碍国民健康的社会心理的发展。
一个后发达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对该国的国民性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有以下的这些因素是应该考虑的。
（1）正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中包含先进的成份， 才促使了西方社会的进步、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譬如，在西方文化中，快速的、追求效益的工作节奏，严格的时间观念，尊重和发挥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个人竞争、拼搏意识，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强调法制治国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应该学习的。
（2）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因而在文化上的一些扭曲人性发展的东西，属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就应该毫不含糊地批判，决不能将这些糟粕也吸收进来。
（3）在西方文化中， 有些是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国情”的，也就是说，那种文化是他们国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如果照搬，也会由于国情的不同而面目全非。
因此，对他们的文化，基本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吸收，只能将他国先进的、有用的文化融合进本国的文化之中，绝不能生搬硬套、盲目照搬。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对待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处理的技术”也并不是太好的。在“闭关锁国”时，采取了一味地拒绝和“大批判”的态度；而当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存在着机械模仿、盲目照搬和不顾自己国家国情的“引进”的倾向，极少数的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结果使不少国民形成中国什么都不行，什么都是外国好的不正常的心态，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混乱。笔者认为，健康的社会心理只能是在继承自己传统的、优良的文化基础上，吸收他国民族的优点，才能理想地发展。
第四，社会要对国民心态进行正确的规范、控制和引导，作为执政党要为国民树立真正的楷模，使国民心态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方向。
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的社会心理是不会自发地形成的，需要社会给予正确的规范、控制和引导。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规范、控制和引导。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这几年来，社会一方面在蓬勃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却显得缺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显得较为混乱，在信仰和道德上问题成堆。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对于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处于失控状态，不能正确引导。例如，不能有效地、及时地控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严重的倾向性问题，甚至是一些早已绝迹而现在又死灰复燃的丑恶现象；只注意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不注意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所谓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各种利益的调整时，注意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多数人的利益；只注意批判中国的落后而不在艰苦奋斗和奉献、建设上进行引导等等。这一切的严重后果必然造成国民心态上的扭曲和社会心理发展方向上的偏离。
国民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规范、控制和引导总是与社会楷模和社会榜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多数国民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方向性的、引导的、激发人的精神的和潜移默化等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在整个社会中，执政者是最大的楷模和榜样。如果执政者行为不端，形象不好，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产生很大的离心倾向，社会和群体就会变得一盘散沙。因此，执政者在国民心中良好的印象，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规范、控制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要努力清理和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病态国民心态（包括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发展健康的国民心态。
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在一个面临强大的、与社会主义相对立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的国际环境中，在一个尚无成功经验的、但又必需实行改革开放、而且必然会产生各种失误的社会条件下，在一个过去由于“左”的和右的政策之失误而积淀下来的、一时还难以克服障碍前，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社会思潮、社会问题以及病态社会心理的产生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必然性而放松对它的治理。事实也证明，任何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或者任何一种病态国民心态，如果听任其发展和泛滥，都会给整个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对其进行“斗争”，需要对其下大力气进行清理和消除。
为此，一定要搞好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各种社会调查，认真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及病态国民心态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要找出切合实际的、可以操作的对策。社会是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错误的社会思潮的产生原因也是复杂的。作为对策来说，切忌简单化和“群众运动化”。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和错误的社会思潮的产生也会是不断的、经常的，而且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它们的清除和治理也应该是经常的、及时的、有效的和科学的。健康的社会心理只有在清除和治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和各种病态社会心理的过程中形成。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一定要大力发展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这是国民健康的社会心理发展的基本条件。很难设想，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存在过多的缺少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公民，整个社会会有很高的国民素质。事实上，教育事业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已拖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后腿，而且也大大地阻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大量的病态社会心理现象就是与低文化素质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