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与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上海论文,新形势下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10年里，中俄关系排除意识形态分歧而达到了几个世界来的最好时期，为“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奠定了基础。这一进程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史上首次使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结合在一个多边的地区安全经济合作机制内，而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又对这一机制的走向和中亚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反恐怖战争的打响，使上海合作组织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而上海合作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在未来中亚和全球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俄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仍是一个关键因素。
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苏联瓦解后，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与仍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日益发展，达到了这两大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是与邓小平将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分开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的，也是中俄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精心运作的结果。
这一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通过条约将这种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1996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双方正式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1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的法律原则，使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完全平等的，而又不具军事联盟性质的双边条约。
其次，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有效的会晤机制。通过双方高层的频繁交往，两国元首之间、总理之间，及有关部长之间逐步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普京总统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些无疑对确保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两国已基本解决了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俄独立后，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按照“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原则，逐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复杂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俄之间4300公里长的边界问题已基本解决，勘界工作虽因俄远东地方势力的抵制一度出现波折，但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下最终排除干扰，得以顺利完成。目前，中俄间仅有界河中若干岛屿的归属尚未解决，但1999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对这几个岛屿进行共同开发的协议。邓小平为解决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问题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八字方针，在中俄边界首先得以实现。这一中俄关系中史无前例的成就，为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两国的国际事务上具有广泛的共识，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时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就反对集团政治，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确定了共识。作为负有重大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双方在科索沃问题、导弹防御体系和《反导条约》、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阿富汗形势、朝鲜半岛局势、中亚无核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重要国际问题上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并在外交领域及时进行磋商和合作。
第五，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正在不断发展。通过双边对话及“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中俄就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非法贩毒、走私武器、非法移民及其它形式的跨国犯罪行为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措施达成了协议。“9·11”事件发生后，中俄还成立了双边反恐工作组。双方在军事装备和高科技领域内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然，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发展中也不是没有消极面，如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还远没发挥出来，双边贸易额2000年仅为90多亿美元，（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统计数字。）大大滞后于政治关系，已成为制约中俄关系深入发展的一大障碍。俄方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中方只把眼光看着美、日、欧，而不重视俄罗斯产品和俄罗斯市场；而中方则认为，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使中国企业不愿去俄投资，而俄罗斯的许多产品也不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这是中俄经贸合作难以迈出大步的原因。
令人鼓舞的是，2001年9月朱镕基总理与卡西亚诺夫总理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第六次定期会晤取得了重大突破。朱镕基总理明确指出：中俄经贸合作的磨合期已经结束，应步入快车道，俄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双方决定尽快开始修建已讨论多年的从西伯利亚通往中国东部的输油管道，同时着手研究修建从俄罗斯到新疆的输气管道，并使之与新疆到上海的西气东输管道连接的方案；中国方面同意优先考虑将连云港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交给已承担一期工程的俄方继续承建；为回应俄方长期以来提出的希望中方购买更多俄罗斯民用产品的要求，中方多年来首次购买了5架俄民航客机；为推动中国企业去俄投资和中国产品进入俄市场，中国将在莫斯科建立标志性建筑，在圣彼得堡建立上海贸易中心，为中国企业家提供服务，并为中国产品提供展示的窗口。在这一有利形势下，2001年中俄双边贸易一举突破100亿美元。（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统计数字。）在2002年8月于上海举行的中俄总理第七次定期会晤中，双方决定将进一步加大经济技术和投资合作力度。可以预计，中俄经贸合作将在新世纪之初加速发展。
在历史上，中俄曾在中亚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沙俄和前苏联都曾支持过新疆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和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在中亚的冲突逐步升级，以致在1969年爆发了边界战争。然而苏联的瓦解突然改变了中亚的战略格局，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中俄两国之间出现了广阔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地带，以至双方在中亚接壤的边界的长度已不到100公里。尽管俄仍对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增长感到疑虑，但双方显然都不对另一方构成威胁，而中俄在这一地区的共同利益却迅速上升。这一共同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双方都面临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因此需要与中亚国家合作来打击这三股势力，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中亚的稳定；(2)双方都希望通过开发中亚丰富的资源以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及本国邻接地区（如中国新疆）的发展，而这只有通过中、俄、中亚国家的密切合作，并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部资金和技术才能达到；(3)双方都对西方势力，特别是其政治、军事影响在中亚的增长感到不安，如对北约向中亚扩张均持反对态度。
正是这些共同利益，奠定了“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逐步启动，迅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也决定了安全合作是“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首要功能，而经济合作则将成为这一多边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的丰硕成果
1996年4月，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会晤机制在上海诞生，从此被称为“上海五国”。继上海之后，每年一次的五国峰会先后在莫斯科、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和杜尚别举行。五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不断加强，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五国间的合作又进一步扩展至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使会晤机制逐步发展为一种多边合作体制。2001年是“上海五国”建立五周年，五国元首于6月中旬再次回到上海聚会，乌兹别克斯坦也参加了会晤。6月14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这一机制。6月15日，六国领导人宣布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本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新型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也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合作组织。
回顾“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历程，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加强互信、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1996年4月26日，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在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一年后的1997年4月24-25日，双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水平，使其只具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军事人员和武器数量；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材料；对协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正是按照这两个协定的指导原则和精神，中俄两国率先解决了中俄边界西段的遗留问题。中哈两国也本着睦邻互信的精神，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到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哈时双方签署第三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哈边界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中吉两国于1996年7月和1999年8月先后签署《中吉国界协定》和《中吉国界补充协定》，基本解决了两国间1000多公里长的边界上存在的问题。2002年5月17日，中塔两国签署了《中塔国界补充协定》及附图，标志着中塔边界问题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紧密合作、打击贻害四方的跨国恶势力
在中亚地区，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十分猖獗。近年来，这些恶势力在塔吉克斯坦挑起动乱，又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制造爆炸、绑架、凶杀，也对俄罗斯和中国形成冲击。同时，毒品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也愈演愈烈，特别是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内战使这个国家变成了国际恐怖集团的大本营和毒品的输出地，世界75%的海洛因都是从阿流向四方的。这些跨国犯罪使中、俄、哈、吉、塔、乌六国都受害匪浅。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各国紧密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1999年8月，当一股恐怖分子渗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大搞绑架、暗杀活动之时，中国、俄罗斯等国都立即给予吉尔吉斯斯坦援助和支持，使之能最终将这伙暴徒驱出国境。1999年12月，各国安全执法部门负责人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宣布成立“比什凯克小组”，决定每年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安全执法合作方面的紧迫问题。2000年4月，首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就加强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友好合作，积极探索打击犯罪的有效合作途径，提高打击犯罪的合作效率，共同维护五国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行了研商，达成了一系列共识。2000年7月5日各国元首在杜尚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宣布：“各方重申决心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2001年6月15日在北京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六国合作打击跨国恶势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3.共同努力，推动区域合作良性发展
五年多来，“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了多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除每年一次的国家元首会晤外，政府首脑于2001年9月首次举行会晤，决定启动六国多边经贸合作进程，首先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文化合作也已启动，在北京召开了首次文化部长会议，讨论文化合作的具体项目和措施，以重振昔日丝绸之路的雄风。国防部长，安全执法部门负责人等部长级会晤已定期举行。2002年6月还在上海举行了经贸负责人的首次会晤。通过这些高层会晤，成员国间的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逐步扩展至政治、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以能源、交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六国间经贸合作正在逐步推进，六国在旅游、环保、水资源利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作也已展开。仅就中国与中亚五国（也包括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来看，建交之交的1992年为5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超过18亿美元，是1992年的三倍还多。2000年仅中哈双边贸易额就达15.57亿美元。（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然，一个区域合作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必将促进中国的西部大开发。
4.倡导和解，维护中亚稳定和安全
自“上海五国”诞生以来，“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一直积极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本地区的各类纷争和冲突。他们对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军事政治对抗深表关切，认为这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而积极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主导作用。他们一再呼吁阿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在考虑阿富汗社会所有集团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和平谈判，以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途径。他们一直积极支持塔吉克斯坦国内的和平进程和民族和解努力，对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也努力帮助塔领导人进行战后重建，进一步振兴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和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还多次呼吁和平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并支持俄领导人为解决车臣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显然，“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发出的声音对缓解这些冲突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这些冲突进一步扩展。因此，国际观察家认为，“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已成为维护中亚稳定和安全的中流砥柱。目前，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都已正式或非正式地表示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精神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其发展前景也日益为人们所看好。
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利益的协调是关键
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及美国军事力量首次进入中亚国家再次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战略格局。尽管中俄并不反对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但中俄对战争无限扩大和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迅速增强又感到不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一方面会支持美国的反恐怖行动，另一方面又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在阿富汗和中亚的战后安排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牵制美国势力的扩张。
“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正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首次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的6位领导人于9月14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恐怖攻击行动表示极其愤慨，向美国人民及受害者表示慰问和同情，并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准备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联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险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会上提出应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尽快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二是抓紧建立比什凯克反恐怖中心。
然而，此后上海合作组织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这使不少观察家感到意外。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事态发展。
首先，“9·11”恐怖攻击是针对美国的，因此，这场作为反击行动的反恐怖战争当然是以美国为主角，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可能也无必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它至多能起一种合作伙伴的作用。
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并非军事联盟，并不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采取行动，况且并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来自阿富汗的直接攻击。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还没有开始运作，而比什凯克反恐怖中心也尚在筹建之中，因此自然缺乏迅速应对和一致行动的能力。
第四，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还参加了其他组织，如有的是独联体成员，有的是北约的和平合作伙伴，有的则是杜尚别集团（包括俄罗斯、印度、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的成员，因而有义务与其他组织的成员协调行动，这是他们参与反恐怖行动程度不一的原因之一。
第五，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六成员国提出的合作要求也不一样，例如它希望使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和领空，但并没有向中国提出同样要求，这也是六国在这次反恐怖战争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原因。
需要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反恐怖机制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吉尔吉斯斯坦最早提出要建立反恐怖中心，面临来自阿富汗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对反恐怖机制比较重视，但哈萨克斯坦则一直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应以经济合作为主题。俄罗斯一开始认为独联体已有反恐机制，对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反恐中心不太积极，后考虑到需要中国参与，才对此表示支持。
中国与美国的反恐合作现在主要是在协力支持巴基斯坦反恐，防止印巴冲突升级以及交换情报和切断恐怖主义财源等方面，但从长远来看，还有巨大的潜力。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去年10月19日和今年2月21日的会谈已确定了中美反恐怖合作的长期战略，两国的官员和专家还就此进行定期的双边磋商，以制定具体方案。
从上述情况看，在参与反恐怖国际合作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目前主要是通过各自与美国的双边管道来运作，并没有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本身来发挥一种整体作用。在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正式建立，比什凯克反恐中心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之前，这种状况还不会改变。
同时，在阿富汗的复杂格局中，中俄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如俄罗斯支持强烈反对巴基斯坦的北方联盟在后塔利班安排中起主导作用，而与巴基斯坦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中国则难以支持这一主张。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任何中亚和南亚的安全机制不应排除巴基斯坦。虽然各方最终达成妥协，支持卡尔扎伊出任新政府首脑，但中俄的政策差异仍然存在。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杜尚别集团如何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是中俄间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之间加强磋商，及时协调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并不能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斗争中无足轻重。实际上，自“9·11”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互相通报情况，协调行动。六国外长和安全执法首脑还举行磋商，讨论美国对阿富汗实施打击后的中亚形势和对策。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除在上海直接会晤外，还保持着热线电话联系。这说明离开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圣彼得堡峰会：中俄协力加强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五国”是最早呼吁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国际集体，去年6月15日由上海合作组织六成员国签署的《上海公约》，实际上已预见到中亚反恐斗争将进一步加强并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到反恐战争真正爆发之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却发现自己还缺乏一种有效的、快速的、协调一致的反恐运作机制，因此，大大加快比什凯克反恐中心的建设，并使之尽快具备应对目前复杂形势的强劲实力，已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识，也是“9·11”事件发生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安全执法首脑会议、两次外交部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文化部长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晤讨论的主题。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去年10月20日在上海会晤时也就此达成了共识，并明确地把车臣恐怖分子和“东突”恐怖分子纳入了反恐的打击范围。中俄双边反恐工作组已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措施。
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2002年1月7日和4月26日的两次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建设等迫切问题进行详细研讨，通过协调立场达成了广泛共识，并为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元首会晤—圣彼得堡峰会作了具体的、周密的准备工作。1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外长会议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召开的首次外长会议，也是“9·11”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的首次聚会。六国外长签署了联合声明，通过了应急机制原则。该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1)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两国以上外长可提出倡议，召开六国外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协调立场；(2)可以外长声明的形式、阐述组织对事件的看法和主张。（注：葛军：“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步骤：外长会议—访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周力”，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3期。）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尚无宪章和常设机构的情况下采取的重要举措，使之能迅速应对紧急事态发展。4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检查了为圣彼得堡峰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审议了在峰会上要签署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和政治文件。各国外长一致认为：“即将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是该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2002年6月7日，六成员国领导人会聚涅瓦河畔，就应当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总结上海合作组织一年来工作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规划新组织下一步的发展，并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采取了重大实质性步骤，使上海合作组织稳健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这次会议“时机重要，内容重要，意义重要”。（注：新华社圣彼得堡2002年6月7日电。）此次峰会通过的三个文件，实际上正是上海合作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合作层次，加大反恐力度，稳步迈入成熟期的三大战略举措。
首先，峰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这一纲领性的法律文献，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本组织的宗旨和任务、指导原则、合作方向、机构设置和运行规则。所前所述，“9·11”以来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作用之所以难以发挥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常设机构。现在，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之后，就可以制定宪章派生文件和实施细则，尽快建立常设机构—秘书处。这样，该组织处理日常事务，应对突发事件的运作机制才可真正开始启动，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动性必然大大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组织。同时，吸收新成员，建立中亚无核区，加强经贸合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也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总之，有了《宪章》，上海合作组织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向就明确了，组织的运作就有章可循了。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2001年6月15日的上海峰会宣告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形式上的诞生，而2002年6月7日的圣彼得堡峰会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在事实上的建立。
其次，六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这一战略性的法律文件。如前所述，“9·11”以来，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积极参加了反恐斗争，但其作为一个组织的整体反恐作用却没有发挥出来，主要原因在于组织本身缺乏有效的、快速的、协调一致的反恐运作机制。此次签署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的战略意义就在于：为成员国各方启动安全领域实质性合作及时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表明成员国将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采取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这样，自1999年以来谈了三年多的比什凯克反恐机制最终将正式建立起来，从此上海合作组织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整体反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将大大加强。需要指出，这个地区反恐机构并不是排它性的，可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设在明斯克和埃里温的两个反恐中心互相配合，也可与美国、欧洲、日本、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各方力量在反恐方面进行合作。
第三，峰会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件。宣言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下一步的发展构想，并就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反恐斗争、安全合作、经贸合作、文化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六国领导人在宣言中表示，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指引下，六成员国将进一步加强相互信任、睦邻友好和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巩固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该文件实际上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宣言，是上海合作组织六成员国领导人对当前形势的总体判断和对近期工作的全面规划。
总之，此次峰会签署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和法制化奠定了坚实而有效的法律基础。可以相信，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将在维护中亚安全和国际安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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