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战线论文,民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克尔·M·盛 著 王静 译）
译者按：关于共产国际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中国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迈克尔·M·盛在《中国季刊》1992年第1期上发表（原题为《毛、斯与统一战线的形成》）专论，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对中共决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对其他著名学者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判断。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成作者的观点，但其研究颇有价值，特将此译出，供我国研究人员参考。
由于本文篇幅较长，遂将文中注释一并删去，只附录了本文参阅的主要中外报刊论著。
国共两党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莫斯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新近出版的约翰·加弗和苏贵光的著作，使我们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①不过，他们提出的某些重要问题值得商榷，而他们所引用的一些史料也需要进一步的考证。②
苏贵光认为，毛泽东认识到农村战略的成功“有赖于与国民党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名流继续搞好统一战线”，所以苏贵光的结论是，“中共与城乡大多数名流的统一战线”是党在战时成功并最终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他甚至认为，“阶级合作的政策是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重要特征”。③
而加弗则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确保苏联安全的需要，斯大林企图牺牲中共的革命利益，“驾驭毛泽东的革命主义”；而毛泽东则敏锐地觉察到了“共产国际指示中所体现出的苏联利益，与中共革命利益的差异”。鉴此，加弗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他公然向斯大林挑战，并击败了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基于上述认识，加弗认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就如同国民党与莫斯科关系一样，都是一种“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并把这作为其著作的副标题。④
根据新披露的中共史料，本文认为，在毛泽东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中，武装斗争是个核心，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极力强调的。毛泽东虽然试图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但他从未像苏贵光所说的那样，认为两者“同等重要”，和后者“依赖于”前者。⑤相反，毛泽东希望统一战线为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扩大根据地的目的服务。事实上，为了坚持武装斗争，他有时甚至不惜牺牲统一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方针政策要比苏贵光认为的要激进得多。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与其说是抵制或对抗，不如说是敏感或响应。毛泽东与斯大林政策的差异，在于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非本质的差别。如果说毛泽东的激进政策过多地强调武装斗争的话，那么斯大林则实际地强调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既然毛泽东听从斯大林的建议，那么斯大林在中共制定政策的过程实际上起杠杆平衡作用。这种既能使中共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而又使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的平衡政策，是中共在战时取得成功的关键。既然莫斯科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策的制定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本文将首先探讨毛泽东未经莫斯科认可而掌权的说法。
一、毛泽东未经莫斯科认可而掌权的神话
加弗认为，“毛泽东执掌中共领导权，即使没有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那至少也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且“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间电讯联系的中断，是毛泽东在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胜的关键”。⑥然而，仔细考察一下有关的历史纪录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毛泽东尽管在1933-1934年间曾因“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受到批评而被迫离开了军事岗位，但他仍是根据地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而且，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出面为其干预，毛泽东才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而这次会议却被后来的毛主席史学家称为“王明左倾路线的顶峰”。⑦在1934年，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报告中。他被誉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袖”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年轻而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共产国际甚至还出版了他本人的著作选集，而这很可能是他的第一本选集。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称，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誉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杰出而英勇的旗手”，而这与季米特洛夫所受到的赞誉是一样的。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史展厅里，中共领导人中只陈列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单人画像。⑧在1935年12月13日的《真理报》和1935年第33-34期《共产国际》杂志上，毛泽东被高度地誉为“中国人民的传奇式的领袖”和“识破并公开揭穿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第一人”。显然，莫斯科无意于疏远毛泽东，而是提高他在党的机构中的威望和领导地位。
因为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当1934年8月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遭到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破坏而使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时，毛泽东最为忧虑。1935年1月遵义之后，毛泽东立即领导恢复电讯联络渠道，当时毛泽东已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同年6月初召开的泸定桥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到上海重建电台；两人都曾在苏联受训，有“白区工作”的经验。9月下旬，谢觉哉和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担负着同样的使命被派往新疆。⑨
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决定建立中央与共产国际间直接的电讯联系。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又将此作为战略性步骤，要求务必在6个月内完成。当时的问题是缺少功率足以向莫斯科发送并接收对方信号的电讯设备。12月31日当毛泽东得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向陕北运送这样一套电讯设备时，他立即致电彭德怀，让其派一个团，如果必要的话派一个师的兵力护送这套设备。毛泽东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1936年6月16日，党中央向莫斯科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并于7月2日收到了莫斯科的首次回电。⑩
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恢复，立即加强了毛泽东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地位。在陕北中央发给张国焘控制下的第二、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毛泽东经常使用诸如“据国际来电”或“国际指示”之类的字眼，迫使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的权威。当张国焘最终向毛泽东屈服时，其主要理由是与国际路线保持一致。(11)毛泽东直接控制下的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电讯联络渠道，为其影响莫斯科的观点和党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因此，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往往是支持毛泽东的。
7月中旬，中央耗尽了用来发电的汽油，而导致莫斯科与中共联系的暂时中断。毛泽东当然视此为严重问题。他致电前线各军政领导，责令他们尽力搜集汽油并迅速送往瓦窑堡。(12)8月初，莫斯科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恢复了。(13)如果毛泽东试图抵制共产国际的政策以保持其独立于共产国际的地位而被疏远了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如此执著地为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而努力。
二、毛泽东是否反对共产国际？（略）
三、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缓慢而勉强的转变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苏贵光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毛泽东、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6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立场的基本一致。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毛、王对立”即“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对立的观点，是毛主席史学家所散布的一个神话。然而，苏贵光在揭穿“文革”期间流行的旧神话的同时，他似乎又受到80年代初中共史学界另一神话的影响。当时，北京发起了一场呼吁与台湾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宣传运动。因此，中国的一些史学家竭力证明，中共在30年代极愿与蒋介石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
根据80年代初中国大陆所流行的资料，苏贵光提出，1935年底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便迅速地转变了政策。“在1936年初和1937年中期之间，中共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其中有八个是针对南京政府或蒋介石的……中共同意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但有时也迫于形势（特别是蒋拒绝合作时）而考虑其他途径，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生存。”(14)如此看来，苏贵光未能把中共的宣传与实际政策区分开来。
首先，他似乎已被一份不完整的中共文件、瓦窑堡会议决议的某些段落引入歧途。他认为，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红军的战略是把“巩固苏区”和“打通抗日路线”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东征是为了向东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换句话说，中共无意于与山西阎锡山作战，而是想打击东部的日本人。(15)，仔细查阅一下瓦窑堡会议军事方案的全文，人们就会发现宣传与实际政策的差异。文件摘要中故意删去的那部分内容表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打通国际路线，即向中苏边境发展；二是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苏区。第二个目标是第一个目标的准备，但是在公开的宣言中，通往“国际”即苏联的路线，却被“抗日”路线所代替。(16)
“靠近苏联”的战略目标，在瓦窑堡会议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已确定了。1935年年中，红军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受毛泽东的影响，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选择川陕甘地区为将来的根据地，而当时张国焘主张向川西发展。毛如此选择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苏联，因此中共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张国焘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以后，争取苏联援助愿望变得愈加迫切。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红军的战略目标，是利用游击战争，开辟与苏联的关系，以便从中接受指导和援助。他强调：“我们不是独立的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向苏联边界进发，开辟一个根据地，而后再向东发展。”(17)这一战略方针，在瓦窑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因为中共首次获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战略。(18)
为了抵达中国北部与蒙古和苏联的边境，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分三步走：首先扩大陕西的红军，以便准备东征；其次，向晋西发展，击败阎锡山的部队，同时进一步壮大红军，并恢复与苏联的电讯联系；最后，出兵绥远，以便苏维埃根据地与外蒙古和苏联连成一片。(19)它还明确宣布，在1936年，红军仍是“为抗日作准备（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译注）……红军的主要目标仍是汉奸部队。”(20)显然，中共当时的军事行动并非真要立即抗日；相反，仍持内战态度。不过，发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在政治上对中共是有利的，所以，历史学家应把宣传和实际政策区分开来。(21)
中共国内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其反蒋立场。尽管他们已认识到日趋高涨的民族抗日情绪，且已开始与蒋的使者进行秘密谈判，但中共党人对与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持极为悲观的态度，因蒋介石要求中共交出其控制的武装和领土。4月20日，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著文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反蒋斗争呢？因为他是出卖中国给日本的罪魁祸首，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卖国贼……”(22)。
1936年4月底，王明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才有可能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中国军队，特别是南京统帅的军队，未经蒋的批准而自动抗日，使其感到内部分裂的危险，因此而被迫孤注一掷地抗日；第二，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特别是爆发日苏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被击败，从而使蒋和南京政府投机性地参加抗日。(23)这表明，王明意在策动地方武装乃至中央军发生反蒋起义：反蒋叛变，多多益善。正是基于上述立场，当莫斯科谴责两个事变时，王明却对此大加赞赏。(24)
5月份东征失利后，中共发出停战议和团结抗日的通电。不过，这是中共的一种宣传姿态，而非对蒋政策的里程碑。(25)中共丝毫没有放弃反蒋立场。例如，党中央于5月23日讨论对张学良东北军的政策时，其政策取向仍是将其争取到反蒋这边来。(26)当5月两广发动反蒋事变时，中共视此为抗日反蒋运动的转折点——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予以坚决支持。(27)中共6月20日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信，意在从内部瓦解国民党。(28)“瓦解国民党”的意图在同一天的另一份中共文件中有进一步的体现。《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提出：“使这支部队转变为抗日力量的关键，是使其摆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和影响。”(29)所有这些与王明当时立场完全一致。
东征的失败，使中共停止了经山西抵苏蒙边界的尝试。毛泽东也意识到，蒋介石希望红军开赴绥远——察哈尔——外蒙边界地区，以挑起日苏战争。(30)但是，毛泽东并未放弃建立一块能得到苏援的根据地的想法。从1936年5月到该年年底，中共党人选择宁夏——甘肃边界地区作为计议中的西北国防政府的根据地。这一政府将是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内的反蒋大联合。党中央5月25日电称：“外蒙已与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共产国际希望红军靠近外蒙和新疆”。6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更进一步地指出：“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更加具体化，即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1)从那时起，中共的战略就是联合张杨，在可以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宁夏——甘肃地区，建立抗日反蒋联盟。8月12日的电文进一步反映了这一点，党中央指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走向全国抗日的关键一步。但首要的是（这是重要的一步）实现新的西北联盟和有节制地抗日。”(32)
为了占领宁、甘地区，中共与张学良制定了详细的军事计划，分三个阶段，目的是占领宁夏，以便于1936主底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该计划图谋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胡宗南指挥下的蒋的部队及西北各省亲蒋的回族武装。(33)为了打败这些敌人，毛泽东希望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支持。8月25日，毛等人致电王明称，为了靠近苏联和保住现有的根据地，“红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和绥远。”为完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请求苏联提供飞机和重炮。(34)
9月14日，中共收到莫斯科回电，电报称：中共若能占领宁夏，莫斯科愿提供援助。这样，宁夏便成了新军事方案的核心，因此，毛泽东敦促张国焘率第四方面军开赴此地。(35)9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进一步流露出这种乐观情绪。该电坚信：红军抵达宁夏后，莫斯科即可提供飞机和重炮；而且从定远营到外蒙有路相通，苏联过去曾从此援助过冯玉祥，且邓小平本人也曾走过此路。该电重申：“占领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发展红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大联合及开展军事斗争的关键。”(36)然而，由于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所以红军在西北的斗争未能取得成功。(37)
既然毛泽东和莫斯科对蒋是否愿意在不解除中共武装的条件下与之合作仍存有怀疑，那么，在不放弃红军的前提下，与蒋联合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便是“通蒋”，即把蒋逼向死角。这正是中共9月1日党内指示的本质所在。该指示说：“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我们不应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合作的努力。我们越是能够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与我们）抗日，就越有可能实现这一方针（逼蒋抗日）。”(38)看来莫斯科是赞成中共分析的，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会议后支持中共为西北联合而进行的斗争。
中共党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蒋表示怀疑。11月10日，国民党通过潘汉年通知中共，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取消苏维埃政权；只保留红军三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11月13日，周恩来得出一个结论：蒋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即使他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会摇摆不定。因此，中共党人应利用各省的反蒋力量以及南京蒋氏集团的内部矛盾，逼他抗日。(39)12月10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两天，党中央致电潘汉年说：蒋无心抗日，因此，国共正式谈判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央重申：“红军不能减员一兵一卒；相反必须扩大。”(40)
在1936年一年中，国共两党虽然始终保持着秘密接触，但团结抗日的条款双方却未达成一致。因此，尽管中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月会议后用“逼蒋抗日”取代了“抗日反蒋”的政策，但中共实际的行动方针仍是“反蒋”。国共两党间的内战仍在继续。
四、西安事变（略）
五、毛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不懈努力（1937年1-8月）
按照苏贵光的说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令人困惑的发展，乃是它的非革命化倾向及其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偏离。”换句话说，中共党人在西安事变后关键岁月的政策，是以党与国民党及其元老的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然而，最近披露的中共文件却有力地说明，中共当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存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其次才是建立统一战线。中共党人深知，他们与国民党及其元老的妥协是暂时的，但要实现其最终目标，党对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
从2月初到3月初，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谈判。谈判的核心显然是中共的军队和地盘。国民党方面坚持中共军队应限制在2万人之内，取消政委制，改编后中共军队各级指挥官的副官应由国民党任命，中共地方武装应受国民党西安总部节制。对于中共所辖区域，国民党方面坚持保留任命自己人担任行政长官的权力，并说其地盘不能联成一体。3月8日，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一个月来的谈判情况，而毛泽东于3月12日就此向周恩来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在指示的开头便指出，国民党企图“使我们放弃党的独立性，并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他指示周恩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始终采取攻势，而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他预言：“和平的大势已定。[所以，如果我们也采取攻势，这只会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而不会导致谈判的彻底破裂。”]
随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共的基本立场。首先，中共军队改编为三个师，并设一总指挥部；军队领导人不得更换，也不接受国民党的副职；保持政委制，每个师保留15000多人。第二，苏维埃根据地应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地方政府不能任命而由选举产生；地方武装应不少于9000人。为争取主动，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停止西安谈判，而要求直接与蒋本人谈判。为配合这种立场，毛泽东还准备显示一下军事实力。他指示“红军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41)3月16日，中央又向周恩来发出一份关于中共条件的内容更为详细的指示，要求南京政府进行民主改革。
毛泽东的策略看来颇为奏效。3月底，周恩来赴杭州与蒋直接谈判。6月份周与蒋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两次谈判的结果都及时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我们虽然不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的内容，但我们却知道它建议中共在未来的全国抗战中，应确保红军集中在一条战线上，以便于党对军队的控制。(42)显然，莫斯科是赞成毛泽东的举措的。不过由于两党的条件相距甚远，所以谈判仍没有结果。
7月中旬，周恩来等人登庐山，与蒋谈判，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爆发，但双方在中共控制的军队和区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7月18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赴南京和上海“观察变化中的形势。”7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日本人的进攻已是既成事实，有可能实现全国抗战。如果蒋不作让步，我们将采取不与之谈判的方针。”(43)毛泽东正确地估计到，蒋不得不承认现实，因为对日战争已经开始。
日本人的战火烧到了上海，这有助于僵局的打破。8月22日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天，南京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由朱德和鼓德怀指挥。蒋不再坚持派南京官员到中共控制区，但未提及“民族革命联盟”。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地控制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即使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武装斗争也依然是毛泽东政策的核心。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仅仅是应付当前形势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武装力量和根据地才是最终实现革命目标的根本。毛泽东军事战略中的这一信念，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标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莫斯科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历史论文; 张国焘论文; 武装论文; 根据地论文; 国民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