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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产生于唐代，奠基于晚唐、五代而盛于两宋，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向为学人所宗。然而词到底起源于何时，而最早作词的文人又是哪一时代的？则众说纷纭，有一时期由于受“重思想、轻艺术”极左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流于泛泛空谈而缺乏具体论证，可谓词学研究上的一大流弊；近一时期，词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然而，有时又偏于大家、名家的研究、讨论，至于词之产生、兴起；文人词始于何时；词的最初面貌……，仍然欠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就文人词的起源和发展作一探讨。
一、词的产生
词的产生，最远可以上溯于汉乐府。因为在汉乐府中已经有了先有词而后配乐，或先有乐曲而后配词者，可谓后世填词之滥觞，但是后来五言诗兴起，致使这一新的文学形式终于沉埋了千余年，而于隋唐时期才重新兴起（这里主要指民间曲子词），至于文人词就要更晚了。
词，最先称作曲子词。曲子，指音乐部分，词，指文字部分，又称曲子。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近集诗客曲子词五百首。”《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的我国最早的词的专书，而欧阳炯在序言中称词为“曲子”可证。以后，又被称作诗余、长短句，至于称作词，还是北曲兴起之后的事情。
词，产生于中唐，其形成的因素除政治、经济方面之外还有以下二点：
1、西域音乐的输入与影响
词，是配乐歌唱的一种新诗体，它与音乐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据今人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考证“魏晋六朝以来，因吕光平龟兹，得龟兹乐；北周突厥皇后亦携来不少西域乐人。至隋而九部乐特盛。中国之雅乐，有若告朔之饩羊，盖不绝如缕耳。”由此可见胡乐传入中国由来已久，并且大有取代中国雅乐之势，也曾深得帝王的喜爱，又载“唐高祖之倾心胡乐当不下于隋炀帝”。再如《唐会要》载：“贞观时太常乐工斐神符，擅长此曲（按：指《火凤》）……胜蛮奴、火凤、倾盃乐三曲，度声清美，太宗深爱之。”胡乐之于中国通行既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存在。据沈括《梦溪笔谈》言：“天宝十三载，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歌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①也就是说，从天宝十三年，唐朝已正式承认杂有胡乐者为宴乐。事实上，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极盛。无稹《法曲》云：“自从胡骑起尘烟，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与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②
早在公元四世纪起，西方音乐已陆续从印度经中亚、再经新疆、甘肃而传入中国，到隋唐时便普遍地流传起来，如《苏幕遮》、《酒泉子》、《梁州》、《伊州》等都是胡乐。（详见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今以《苏幕遮》为例。《苏幕遮》是胡乐，唐大曲叫“醉浑脱”，表演时用油囊盛水，互相泼洒，西域语称油囊为“浑脱”。参加的人为了避免冷水激面，都戴高帽，高昌语称高帽为“苏幕遮”，因而配合这种舞的乐曲也叫“苏幕遮”，后来衍变成词牌名。
这些胡乐最初流入都市的娱乐场所，逐渐为士人阶层所接受。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歌者，即娱乐场所的卖唱人，而他们所唱又常常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足以证明胡乐已经流行于民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乐曲又流入上层社会，成为燕乐。“胡夷里巷之曲”既已普遍流行，而原来之五、七言绝句虽然可以倚声而歌，但由于形式严整而难于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先是乐工增加衬字泛声或把绝句中的某些句子重复演唱，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成《阳关三叠》，然而这种权宜之计，终于敌不过繁声促节的胡乐，于是迫使乐工、文人不得不改变方法，按着拍子起而另铸新词。如晚唐的温庭筠、北宋的柳永都曾溷迹妓院，为歌声填词。这便是词受音乐的影响而产生。
2、文学本身的衍化
如前所述，五、七言绝句，增加衬字泛声以构成活泼的形式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要求。这就出现了把五、七言绝句改变成长短句的故实。如《苕溪渔隐丛话》载：“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③
从以上所载可以知道：①长短句产生于中唐。②它是从五、七言绝句中衍化而来的。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斗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在一首七言绝句的第三句中，抽去一字，却多了一句而成为长短句的。
又如白居易的两片词，其一《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其二《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两片词很明显是在五、七言的基础上加入三言而成的，就连平仄也是从五、七言绝句中脱胎而来的。仅以《长相思》为例：“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其中的第三句第四句，就是分别来自七言与五言诗律。
刘禹锡的《潇湘神》：“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则是变更七绝首句而成的。至于顾琼的《杨柳枝》就更明显了。如“秋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鸳帏罗幕麝烟销，烛光摇。正忆玉郎游荡去，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这是一首描写“闺情”的七绝，只是每句后边外加三字而成为长短句的。
从以上举例来看，词是在五、七言绝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可以断定文人词产生于中唐。
二、词产生于盛唐之说不足凭信
有人说词产生于盛唐，实不足凭信。首倡此说者，乃宋人黄升的《花庵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他称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黄升既未说明材料的来源，又无旁证，教人如何凭信？后人未能详此，遂以李白为词之首创者，甚或直至今日，仍持此说者，岂非荒谬！倘使李白真为开文人作词之先河，那么同时代的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诸大家为什么没有同类作品流传下来，岂非又是咄咄怪事？况且《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一为“闺情”，一为“秋思”，“可谓繁音促节，长吟远慕，情思缠绵，凄惋动人。其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语，声情尤为凄恻、苍凉，有千古兴废，人海沧桑之慨。虽然这几句话，也被后人誉为词中绝妙语，然较之李白及时行乐之感情、自然高远之妙语，其格调很不相合。”④这段分析很有道理。其实，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对此早有怀疑，他说“今诗余句《望江南》外，《菩萨蛮》、《忆秦娥》最古，以二词出于太白也；近世文人学士皆以为然。予谓太白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语虽工丽而气衰飒，于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详其音调，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笔丛》所述，未为无见。今以李白所遗近千首诗作看来，近体诗仅七十首左右，而且也多不合律，所以清王琦注太白诗，也不采这两片词入集。
词，既非李白之滥觞，那么究竟起于何人，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淹没无存，固然难以实指，然非李白首开其端，已不辩自明。
“词之初为民歌，多属口语，故辞多鄙俚。中唐时期，刘禹锡、白居易辈欣赏之，而又恶其鄙俗，为之作文字上之加工，于是有《竹枝》、《杨柳》诸作，是文人作词之始。”⑤以上《词学》所论颇有见地。词，原本是民间的曲子。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序》言：“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词》，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随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刑蛮鼓舞之。故余以为《竹枝词》九篇。”
这是中唐人刘禹锡说他的《竹枝词》是受到民间曲子的影响而写成的。我们今天重新来看刘禹锡、白居易诸人之作，都浅白通俗、朴素平直，而近于民歌，较之晚唐、两宋的某些刻红剪翠、镂金错采之作，简直有天地之别了。
三、最初词牌子与内容是一致的，且无副标题
词在最初，词牌子与内容是一致的，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是描绘渔人的生活；白居易的《长相思》、《忆江南》分别描写闺情和怀念江南的风光。其它如《竹枝词》、《潇湘神》等莫不如是。词，这种艺术形式，通行既久，作者日多，而词又是配乐歌唱，然而既会写歌词又会谱曲者，却比较少，从现有资料来看，也只有温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彦、姜白石等人，余者因不谙音律或不熟悉音律，只好按固有的曲谱填词。始则作者还考虑歌词要与词牌子一致或靠近，如晚唐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渡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里虽与菩萨蛮的原意无关，但所描写的毕竟是一个女子，从晚妆写到懒起后梳洗打扮，忽从镜中发见自己人面赛桃花，不禁顾影自怜，再配上那身绣着双双金鹧鸪的绣襦，一个娇媚、慵懒而又风姿妖娆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据《杜阳杂编》载：“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由此看来，所谓《菩萨蛮》乃歌唱女蛮国所进的女乐，如传说中的菩萨故名。然温庭筠所作的《菩萨蛮》虽与原意不符，仍可看成所去未远。至五代时韦庄所作《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叙述游子漂泊江南，乡愁浓烈，而又欲归不能的悲愁，与《菩萨蛮》的原意，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作者仅仅是按谱填词，用旧曲唱新词而已。类似例子很多，不赘述。
如上所述，词至晚唐、五代已出现了内容与词牌子逐渐脱离的现象。迨至北宋，创作队伍日见庞大而驳杂，所表现的主题也日见扩大，词牌子与内容已几乎无关。于是，创作走上了所谓“填词”的道路。虽然北宋末年的周邦彦与南宋后期的姜夔，皆为深通音律者又善自度曲，所作的《章台柳》、《暗香》、《疏影》诸曲，名实相符，然而在广大群众起而争填新词的狂潮之下，也不过如秋风中之寒蛩，熊咆龙吟中之猿啼，不足以抵挡住潮流的冲击，无力使其名实相符了。
词，原来只有词牌子而无题。词之无题如三百篇、十九首，皆无题。而词之有题，则始于北宋之初，如张先的《木兰花》题为“乙卯吴兴寒食”又如晏殊的《山亭柳》题为“赠歌者”不过寥寥数语，点明时间、地点和所作之意象而已。至苏轼于题外又加小序，如《水调歌头》小序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此后，作者多仿效之，南宋姜夔，《扬州慢》所加的小序，已超过正文。而《征招》一阕，题序竟长达四百余字。可见，后期的词不仅词牌与内容无关，而且增加了副题的说明文字。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人词起于中唐，既受西域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是适应了唐宋以来高马达官、富商巨贾，饱食之余贪图享乐的要求，乐工、文人受民间曲子词的影响，在五、七言的基础上有了新变化，逐渐衍化成这一文学样式，对它的探源，有助于我们对词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五。
②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
③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卷三十九。
④见东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第8辑，第123页。
⑤见《词学》第一辑，第209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