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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上8 位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的文章，他们都是已在其本专业内获得明星地位的三十五六岁或者更年轻的学者。令人欣慰的是，10年后这些人——他们都是男性——都获得了超出学术领域的巨大成就。3 人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至少在订阅一份金融报纸的家庭内。
这种选择优胜者的能力鼓励我们尝试再次这么做。我们想知道，谁是1998年的青年明星？谁是35岁和35岁以下有望获得未来的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与以往一样，我们的做法是非正式的：我们在年长的经济学教授中间征集意见，包括我们以前的明星。不幸的是，这一次的调查远没有那么成功。年长的经济学家们对谁是经济学专业的青年明星很少具有共识，或者认为根本不存在青年明星。
这种空白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否今天的经济学家的才华不及其上一代？是否在1980年代前后存在某种促使经济学专业的明星脱颖而出的特殊情况？是否经济学研究已到达某个转折点？或者，是否经济学研究已进入死胡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认识到，10年前明星的汗牛充栋和今天明星的看似短缺具有共同的原因。
星星从何而来？天文学家们会告诉你，它们诞生于原始的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云团的崩溃。那么，引起这种云团崩溃的是什么？某种外来冲击。因此，当冲击波穿越浓重密集的云团时，星星就可能大量诞生，但如果冲击波穿越的是较空洞的空间，星星就不可能诞生。同样的概念可解释经济学明星在1980年代层出不穷，而在1990 年代则相对稀缺。 在1970年代形成的新的分析工具的影响，似冲击波一般从经济学专业的核心向外扩散。这种冲击在1980年代穿越经济政策研究这块肥沃高产的土地，造就了一批轰动一时的明星。
可是，这并没有消除冲击波的能量。它进入一些事先较少预料到会产生明星的领域。如今这种冲击波创造的是吸引专业人员、但门外汉未经帮助很难辨别的美丽星云。与1980年代的明星不同，今天给人深刻印象的青年学者在位于其学科的传统边界或者超越传统边界的领域利用经济学工具。在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世界上，传统的经济政策问题对金融、企业和政治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职业经济学家在银行和官僚机构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更多的报纸版面和电视频道专用于刊登和报道有关经济学和金融的文章，因此，今天具有创造性的青年经济学家往往避开经济学的重大的传统主题。
明星是否依然灿烂？
由于在1970年代形成了“理性期待”理论——一种针对凯恩斯思想的反应，凯恩斯思想肯定人们从其错误中学习的观点——经济学变得受“新古典主义者”支配。他们停留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具有完整的信息和完全理性的高度形式化的数字世界，一个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方法能一清二楚地加以解释的世界。可是，由于这样的世界在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模式之外并不存在，经济学科看来处在变得不相干的危险之中。
这种危险于1980年代中期看来被消除了，这主要多亏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经济学家群体，其中大多数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我们所选择的许多青年明星就是来自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将理性期望革命的复杂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现实世界——一个人们具有不完整的信息和市场有时失败的世界。他们是第一代既沉湎于理性期待、又深切地关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而这种结合是富有成果的。
10年后，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我们所选择的这8 位青年经济学家中，有这么多人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象牙塔的范围，而仍在参与积极的经济研究的又是如此寥寥。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这种趋势的代表。萨默斯先生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国际经济政策范围之内的研究，最初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后又作为美国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先生的名噪一时——一些人可能说声名狼藉——是由于在1990年充当波兰“震荡疗法”式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此后，他在不同程度上充当许多其经济正处于发展和过渡中的国家的正式顾问。他的不屈不挠的倡导、激烈的公开批评（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以及满腔热诚，使他的一些更稳重的学术界同事感到不满，但毫无疑问，他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策决定。
萨克斯先生不是由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而走出象牙塔的唯一明星。也是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菲尔（Andrei Shleifer ）因为研究金融市场行为而出名，他对其出生国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发挥了重大影响，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中起了重要（和有争议的）作用。他仍在继续提供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探索腐败以及公司管理。
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自己的笔、而不是用自己的政策发挥影响。他利用若干畅销著作、《财富》和《记录》（基于网络的杂志）上的定期专栏、以及别处的无数文章，对舆论发挥了别的经济学家做不到的影响，最近他提倡在亚洲实行资本控制。
另一个哈佛人格雷戈里·曼基夫（Gregory Mankiw）同样关心著书立说而不是调查研究，结果硕果累累。他因调查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的关系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但最近转向撰写教科书。他的第一本教科书《宏观经济学》深受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欢迎。这导致出版商为他的下一本介绍性教科书《经济学原理》预付140万美元稿酬， 而销售数字表明，出版商的这140万美元并没有白花。 目前在沃顿商学院工作的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同样放弃研究，去从事更有利可图的事务。利用基于信息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的模式的声誉，格罗斯曼先生建立了他自己的贸易公司。在我们最初选择的8 位青年经济学家中，目前他显然是最富有的。
1988年的其余两位明星将随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继续进行其研究。虽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偶尔充当政策顾问，并在其出生国意大利担任报纸专栏作家，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继续进行对选举周期的经济影响的开拓性分析，并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他考察了不平等可能损害经济增长的政治渠道，并通过勤勉的经验主义研究证明，财政收入减少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衰退，而且在政治上可能是受欢迎的。我们所选择的8 位青年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是琼·蒂罗尔（Jean Tirole），他在1988 年就已经是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家，目前仍在提供数量惊人的第一流研究成果。可是，较之其他任何一位明星，蒂罗尔先生更忠于象牙塔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果或许是，他是这8位明星中最不出名的。
10年前的这些明星现在不再具有优势，这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依靠一两篇论文建立声誉，接着在数十年时间里拿不出任何新东西。可是，有趣的是，现在他们仍被认为是经济学专业的年轻能人。若干老教授在应邀列出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的名字时，仍提出我们于1988年选择的阵营的成员——他们觉得，除了这一群人，根本不存在同样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群体。
经济扩张主义
若干教授认为，经济学专业可能再也吸引不了这样的天才。在过去10年间，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向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起始工资，远远超过一位在职教授的薪水。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可能比研究生院更具有吸引力，而华尔街日益愿意向青年经济学家提供职业满足以及金钱，尤其是如果他们对宏观经济问题和市场问题感兴趣。因此，对天才有了新的需求。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必须确定一种新的供应来源：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现在允许美国一流大学（这些大学仍是大多数占优势的研究的基地）从大量申请者中选拔人才。
似乎缺乏明星的另一种解释是，现有天才的多少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很多，有时没有。这或许有几分符合实情，但一种更令人感兴趣的解释是，1980年代的青年明星具有精心制定的、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日程——将理性期待应用于政策领域——而这种研究日程现在大致已经完成。因此，今天最优秀的青年学者必须进一步在实践中寻找其研究课题，提供精确的、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超越其学科的传统界限的现实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样的研究是极其出色的，但在年长的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研究领域很难有冒出明星的可能。
将经济学工具应用于别的学科的问题不是新东西。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尤其喜欢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问题。正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于1950 年代首先在芝加哥大学利用经济学工具解释家庭行为。此后他始终在将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学方面起开拓作用，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今天的青年经济学家以他为榜样，正在探索历来由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教育学家、流行病学家、甚至犯罪学家研究的问题。这种趋势的代表是5位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 他们的研究课题各不相同，从艾滋病传播、贩毒集团的财源到宗教需要。
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为在作为研究生时所写的两篇论文而赢得最初的赞誉。两篇论文之一《经济发展的O形环理论（O—ring Theory ）》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观察生产过程的新方法（O形环是合成橡胶制成的扁平环， 用作高压接头密封垫圈——译者注）。传统的“生产函数”允许公司以质取代量。克雷默先生认识到，在许多复杂的现代过程中，情况并非如此。许多作业中的任何一项作业的差错都可能大大降低最终产品的价值：“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中的O形环的温度敏感性摧毁了这架航天飞机。 这种框架有助于解释许多现代经济现象，从日趋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到穷国有更多的小公司的事实。
这篇论文本身为进一步进行足以奠定事业成功的无数探索提供了途径。但是，克雷默先生如果不是使其兴趣多样化，他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论文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包括大象生存、艾滋病传播和税收改革等模式。很少有人怀疑，克雷默先生具有对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的潜力，但一些资深同事担心，他的研究的零散性质预示他的影响难于持久。
另一位提供有关边缘问题的极好成果的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拉泽（Edward Glaeser），他对解释为何存在城市以及是什么决定城市规模的模式进行了阐述和验证。在制造业时代，运输的高成本是把事情集中于城市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经济中，来自充裕的信息的利益变得更重要。他严谨地分析了从城市种族隔离给黑人造成的损失到租金控制的社会成本等城市现象。目前，他正在研究用以解释一些人为何上教堂的模式。
芝加哥大学的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对通常可能被视为社会学问题的领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从而为他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他在贝克尔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代际利他主义的模式。他发现，诸如父母的职业道德等社会因素，对不平等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金钱制约因素。他的更近的著作已返回对主流问题的研究，但利用了新手法：例如，他与贝克尔先生一起，制定了试图证明为何无效率的税收制度可能优于有效率的税收制度的模式（因为更多的税收实际上意味着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的更大开支）。
经验主义分析东山再起
其非主流著作引人注目的其他两位研究人员——芝加哥大学的斯蒂夫·莱维特（Steve Levitt）（他着重研究犯罪）和哈佛大学的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她分析教育系统中的激励因素）——代表了经济学专业方面的另一种变化：转向日益创造性地利用经验主义分析。10年前，获得统计资料和进行分析归纳耗费大量时间，而经验主义经济学家只能通过整理和分析大量数据成名。今天，复杂的软件使研究生能够依赖其个人电脑，在几分钟内进行归纳。各种资料能够通过联机方便地获得。因此，经济学家需要更大的想象力来进行卓有成效的经验主义工作。今天的第一流论文利用独创性模式分析新问题，并寻找独创性方法验证这些模式的有效性。
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难于分辩因果关系与相互关系。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们利用日益复杂的方法以回避这种困难。诀窍在于找到一种“工具性可变因素”，它能在统计分析中代替某种可变因素，但它显然与其他可变因素无关。莱维特先生和霍克斯比女士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使他们的专门知识越出了经济学的传统界限。
莱维特先生的论文之一探讨监禁人犯与减少犯罪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观察一下原始资料，你很难看到监禁率的增加产生了很大效果。而且，人们能够推测为何监禁的增多（把监禁看作训练计划）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暴力犯罪的理由。莱维特先生通过发现一个显然对监禁有影响、但很难直接与犯罪率联系起来的可变因素，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可变因素是：因监狱人满为患而产生的诉讼。在提出诉讼（以及监禁人数下降）的地方，犯罪明显上升。另一篇论文通过观察犯罪如何在选举周期内变化，澄清了警官人数与犯罪率之间的联系：犯罪在选举年因警察人数的增多而下降。
霍克斯比女士在教育领域利用类似的经验主义方法，尽管在教育机构中争论激烈，但许多人认为，美国糟糕的教育质量与教师工会的权力有某种关系。然而，由于很难确定因果关系，这个论点很难得到证实；认为糟糕的教育质量可能促进工会化并非不合情理。霍克斯比女士通过追踪直接影响工会权力的立法的变化证明，减少教师工会的权力既能降低学生的人均开支，又能提高学生成绩。她考察了教育质量与家长选择之间的关系——在学区越多的地方，家长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并认识到糟糕的教育质量可能是事实上促使建立新学区的力量。她认为不同地区的河流数量应该是学区数量的依据（当学区最初被划定时，它们往往以自然分界线为界）。这种研究证明了选择与成绩之间的联系。
理论转向应用
这5位经济学家既表明了今天的经济扩张主义， 又表明了使理论与经验主义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趋势。其他第一流的青年研究人员更明显地留在一个阵营内。麻省理工学院的格伦·埃利森（Glenn Ellison ）被普遍视为他的一代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他因对策论和学习过程的模式方面的非常不落俗套的著作获得名声。可是，在追随今天的使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趋势的同时，他也撰写了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验主义论文。他最近与朱迪思·薛瓦利埃（Judith Chevalier）（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合写的著作提出，年轻的共同基金管理人员较之较年长的管理人员，更容易因为业绩糟糕而被开除，因此他们更容易受群体行为的影响。
其他理论家为理解政治建立模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应用理论经济学家沃尔夫冈·佩森多费尔（Wolfgang Pesendorfer）与凯洛格商学院的蒂莫西·费德森（Timothy Feddersen）合作， 提出了一种吸引人的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人们为何不选择投票赞同选票上的某些具体项目。传统经济学家为选民不投票提出的解释是投票的代价高昂，可是，如果你已经到了投票箱前，这种解释就几乎不适用。相反，佩森多费尔先生认为，存在一种类似拍卖经济学中常见的“获胜者祸因”的“独立选举人（常对投票结果起决定作用）祸因”。
根据定义，几乎参与拍卖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获胜，而除获胜者之外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拍卖品的价值低于最终的拍卖价格。因此，一个天真的出价者即使获胜，十分可能付出太多的钱：这是他的祸因，而最好的避免办法是出价低于拍卖品的价值。选民在某些问题上面临类似的祸因，而类似的推论表明，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他们能够避免这种祸因的最好办法是弃权。
可是，虽然大多数第一流的青年经济学家，都将其工具箱带入了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领域，在这种表面之下隐藏着一股微妙的逆流。行为经济学家这个小学派正在增强影响力，它的有关自私、理性的个人的假设正在得到更认真的对待，而这种假设乃是主流经济模式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从心理学获得启示，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俗人都知道的东西：人们并不总是以自私的或者甚至合理的方式采取行动。
行为经济学家们多年来在经济学专业的边缘苦思冥想。近几年来，在诸如芝加哥大学的迪克·特勒（Dick Thaler）等开拓者的影响下， 这种局面已发生变化。行为经济学家已开始把似乎合理的现象（诸如人们在说他们希望什么时所具有的困难，或者他们对他们明知不适用的理想化世界观的重视）与正式的数学模型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已开始利用现实世界的资料，根据经验对这些模型进行验证。
代表这种趋势的是两位青年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被广泛认为是主要的行为理论家。 他专门从事将心理学家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现象与正式的模型相结合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有关公正的著作，在经济学专业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哈佛大学的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名字。 他致力于储蓄心理学的研究，阐述了“双曲线贴现率”概念。根据这种概念，个人为遥远将来的事件利用的贴现率低于为较近期事件利用的贴现率。例如，如果人们在就养老金储蓄作出决定时利用固定贴现率，他们可能在储蓄达到适当数目后停止储蓄。可是，他们大体上不会这么做。莱布森先生用这个例子说明，人们为遥远的事件利用的贴现率，不同于为较近的事件利用的贴现率。他的经验主义著作已证明，这种框架能比传统模式更好地解释实际的储蓄模式。他的经验主义著作也表明，政府“锁定”养老金储蓄（通过特殊的养老金帐户）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克服自我控制问题。
这些研究人员在现实世界具有的即期影响或许远远不及他们10年前的前辈。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充分领会经济学的洞察力需要时间，而经济学家理解他们正在进入的领域的所有微妙之处或许也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这些新经济学家正在进入的领域具有大体上是地方层面的、而不是全国层面的政策含义。
可是，这一代青年经济学家将对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美国第一流大学的青年教师（许多人已经具有终身职位），他们的著作将影响未来几代研究生。经济学内部传统障碍的削弱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增强结合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再过10年，你将不仅很难区分经验主义经济学家与理论家，而且同样很难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今天的青年研究人员或许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政策，但他们有助于使经济学获得活力。
摘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