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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掀起并购的“盖头”
白沙鹤
商行股改：擅开并购的大门？
一位金融行业的资深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改给予了极高评价。该人士一直致力于国际银行业并购的研究。他表示，中国两家商行进行股改，至少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国家在推进金融领域改革方面下了很大决心。并购一直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现在的股改必将为中国未来银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最终为中国银行业的大规模并购铺平道路。
在中国，国有独资商行是金融业的主体，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和经济安全。据统计，目前四家国有独资商行吸收了65%的居民储蓄，承担着全社会80%的支付结算服务，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56%，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供应者。在全部银行业资产中，国有独资商行约占60%；在国有重点企业贷款中，国有独资商行约占80%。
但是，由于国有独资商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关、停、并、转和政策性破产兼并、盲目重复建设，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标准提高等多种原因，目前国有独资商行存在不良资产包袱重、资本充足率低、经营机制不完善等不少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经国务院同意，2003年12月8日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按照自愿和商业的原则，参与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与改造，并对投资入股的条件与程序加以适当的规范。这项办法已于2003年12月31日起施行。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的上限规定为25%。
近期，中国香港恒生银行率先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以17.25543亿元收购兴业银行15.98%股本，成为中资银行最大的单个境外投资者。
此前，外资金融机构已成功持有5家中资商行股份。2001年汇丰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香港上海商行分别持有上海银行8%、7%、3%的股权；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持有南京市商行15%的股权；国际金融公司、加拿大丰业银行均持有西安市商行12.40%的股权；2003年花旗银行收购浦发银行4.62%的股权；国际金融公司收购民生银行1.60%的股权。
2003年12月26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也联手中国平安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福建亚洲银行50%的股权，并将其易名平安银行有限公司。其他的港资银行也纷纷与内地银行接洽并购意向，掀起了年末并购大潮。
有鉴于此，业内预测，曾经席卷制造业、服务业的外资并购大潮，即将在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银行业上演。
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参股中资银行是拓展中国商机的捷径。更具市场头脑时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则会使国内银行在2006年银行业全面开放之后的竞争大战开始前获益。在完成清产核资、分离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等一系列“手术”后，占据中国银行业80%以上市场份额的四大国有独资商行即将走上并购市场，待价而沽。
不过，国内银行居高不下的坏账率，将使外资金融机构在行动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截至2003年9月底，中国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8.4%和15%，而四大国有独资商行的坏账比率更是高达21.4%。
魁力并购渐入佳境
据记者了解，日前，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和中国并购交易网发布“十大并购人物”和“十大并购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名列2003年全球十大并购人物榜榜首的是美洲银行CEO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D.Lewis)。刘易斯积极推崇并购扩张，参与了1998年轰动一时的美洲银行并购国民银行。2003年他再度出手，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制造了美国银行业历史上第三大并购案，并催生美国第二大银行，从而占据美国银行零售业务第一把交椅。
位列2003年“十大并购事件”第二位的是花旗集团收购中国银行不良资产。2003年11月12日，花旗集团通过花旗环球金融公司从中国银行购入了价值18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这笔不良贷款中，共包括中国银行发放给内地、香港约450家公司的贷款，其中大量贷款以香港房地产作为抵押。
在这些广受瞩目的并购事件与人物背后，还有更多的类似并购发生。仅在美国，1996年就发生了432个银行并购事件。2003年美国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并购交易占了全部交易金额的30%，而2002年这个数字不过区区4%。这令分析师们对2004年的并购市场充满憧憬，他们预计，到2004年，金融服务机构的并购将获得更多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并购成为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已是历史的大趋势。
在这方面，中国香港的银行并购潮流颇让业界刮目相看。日前香港金融管理局估计，《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把香港注册银行在内地设立分行的门槛由资产200亿美元降至60亿美元，由此将有大新银行、永亨银行、永隆银行等8家银行有条件在内地设立分行，预计未来3年香港注册银行将会在内地新设约20家分行。
可以预见，在CEPA的刺激下，新一轮香港银行北上热将是未来3年内内地银行业的热门话题。而其中收购内地商行无疑是它们的捷径。
据记者了解，与此同时，内地银行也在考虑赴港收购的事宜。在CEPA刺激内地与香港金融业合作的热潮中，双方会支持内地银行在香港以收购方式发展网络和业务。
业内人士认为，内地银行通过赴港收购，可以吸收国际管理技术及企业运营的经验，用来协助内地银行改革。有消息称，港基银行的两大股东阿拉伯银行集团及光大控股一直在寻找买家，浙江第一银行的大股东瑞穗较早时亦已邀请有兴趣的买家入标，市场一直盛传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亚洲（股票代码0349）及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国际金融(0183)都有兴趣洽购港基及浙江第一银行。
不过，最近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工银亚洲收购华比富通银行100%股权，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工行在进行海外扩张时，要开打并购牌。
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工银亚洲成功收购华比富通银行，不仅使银行自身收入结构得到有效改善，此举也将成为中国工商银行海外扩张征途中的重要一步。工银亚洲作为工商银行集团在香港银行业务的旗舰，完成收购后，总资产值将由662亿港元增加至973亿港元，存款总额由380亿港元增至600亿港元，在香港的银行中按总资产排行从第10位跃升至第6位。
并购为时尚早？
就在国内银行并购事件逐渐增多时，一些业内人士对目前中国银行业是否需要引入并购这一市场手段表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黄金老博士认为，欧美银行合并，其目的显然为占领21世纪金融制高点，创造名牌银行；中国银行业尚为自身问题所困扰，当前的目标只能是专注于国内竞争，尽早实现商业化经营。
他表示，在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合并只能是政府行为，而不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对银行并购寄予过高期望也是不现实的，反而还会引起新银行内部组织系统的不稳定。最近，蒙古国就因政府不适当地决定将国有的蒙古复兴银行并入私营的高勒木特银行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几乎导致政府更迭。在国内，也有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前车之鉴。成立于1995年8月的海发行虽然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还可以维持运转，其之所以这么快就倒闭的直接原因就在于，1997年12月16日有关方面决定将28家破产的城市信用社并入海发行，结果海发行不堪信用社储户的兑付压力，支付危机终于发生。
他指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弗雷德·威斯通在其《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一书的序言中写到：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收购兼并、重组和公司控制等活动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产业力量，这种力量将使进行这些活动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迈进新的高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则被视为损害我们经济的因素，是正在腐蚀美国社会之精髓的贪婪与投机心理更加严重的反映。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评价当今国际银行界日益盛行的并购潮。
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国际银行并购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并会在不远的将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国际银行业并购使中国商行的国际竞争力相对降低，给中国商行的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银行业应顺应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并购重组，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具体对策上，该业内人士表示，首先加快国有独资商行的资本资产重组，逐步解决国有独资商行的不良资产和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其次，推动四大国有独资商行通过并购重组，培育国际化的大银行；第三，推动其他商行（如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等）之间的并购重组，扩大规模，增强其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银行并购利大？弊大？
杨卫红
商业银行之间的合并与收购活动由来已久。最近几年，商业银行之间的合并与收购更是越来越频繁，形成了一股并购热潮。商业银行之间之所以进行并购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净收益。那么，银行并购以后的实际经济效果如何，笔者将就正、反两面进行阐述。
正方：并购带来新的价值
并购后的银行都可扩大规模与市场占有份额，进入新的地区和活动领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使银行的价值上升。美国学者Hawawini和Swary在1990年时分析了美国银行业从1970年到1987年之间的118起并购案例，发现银行并购后的价值都增加了。银行价值增加一分，破产的可能性就少了一分。
合并和收购之后，银行价值的增加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并购后银行可能增加收益（现金流入）；二是并购后能够增加银行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从而增加银行的价值。合并后收益的增加又主要来自5个方面：1.进入有吸引力的新市场；2.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3.改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4.改善经营管理水平；5.降低成本。
除了增加银行规模，合并与收购还可以增加在核心存款市场上的占有率。由于核心存款成本低，资金来源稳定，在核心存款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收购中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因素。如果合并或收购扩大了核心存款，并购后的新银行的市场价值肯定能够增加。这就是许多银行热衷于收购宣告破产的银行的主要原因。如美国的NCBN银行，该银行从1989年1月到1990年6月，收购了8家破产储蓄银行，总共获得了70亿美元的核心存款。显然，吸收更多的核心存款是NCBN银行收购破产储蓄银行的目的。由于这些被收购的银行已经宣告破产，收购者往往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进核心存款。1990年，美国一项研究了287个破产储蓄银行的报告指出，在这些交易中，存款的平均溢价(premium)仅为2.1%。即收购者在承担每100美元的存款债务时，只要付给被收购者2.1美元的代价。由于核心存款利率低，而且相对稳定，因此，收购者可以用这笔低成本资金来发放贷款或购买证券，从而增加收益，间接地增加银行的价值。
合并与收购往往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非利息性支出，从而降低经营成本。当收购银行和被收购银行有相同的机构和营业部门时，降低成本的效果更为明显。这种成本的降低有助于银行提高未来各年度的收益。1997年底，瑞士两家最大的银行，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合并后，砍去原来两家银行之间许多重复的分支机构，从而使合并后的银行营运成本大大降低，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营运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也使银行减少了破产的可能性。
合并与收购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起到增加银行价值、降低银行营运成本、减少破产可能性、避免当地银行服务因为银行破产而遭到破坏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希望通过并购方法来避免或减少破产的可能性，金融监管当局对此也多予以鼓励和提倡。
反方：并购有两大负面影响
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活动虽然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护存款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给并购后的银行带来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并购后的银行规模越大，越影响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取向。在并购后的银行规模越来越庞大，机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金融监管当局便越容易倾向于采取“大则不倒(too bigtofail)”的政策。并购后的银行一旦熟悉了监管当局的“大则不倒”政策，知道不管怎么做，最终都会有存款保险公司来拯救，任何存款人都不会遭受损失。这样，并购后的大银行便可以放心地追求高风险资产，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美国学者John Boyd和Mark Gertler的研究表明，大银行发放的贷款风险程度比小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要高，而且贷款损失程度也比小银行的损失程度要高。
商业银行并购活动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给小银行以不公正待遇，使小银行不能与大银行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由于小银行的破产倒闭对金融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当小银行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公司一般倾向于采取只对存款人支付保险限额以内的存款保险金。如美国对破产小银行的大额存款人只支付10万美元以内的存款保险，对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不给予保险赔偿。这样，在小银行存款的大额存款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损失。这样的政策取向使得大额存款人不愿把存款存在小银行，从而使小银行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经营环境困难。
由于并购能够产生影响金融监管当局选择“大则不倒”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银行业之间越来越热衷于合并与收购，期望通过合并与收购活动，在遭遇困境时得到“大则不倒”政策的恩泽，避免被清盘的命运。公众和大额存款人也热衷于到大银行存款。银行业和存款人对“大则不倒”政策的普遍的预期对银行业市场的稳健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力量。正是由于“大则不倒”政策的存在，银行业在合并与收购之后比合并与收购之前更热衷于承担更高的风险。这种承担高风险的负面影响不仅抵消了合并与收购能够带来的积极效果，而且可能反而加速银行的破产。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以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大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并购有其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大银行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如果限制银行业之间的并购似乎也有问题。如果一家特别大的银行濒临破产倒闭而不允许并购，那么，银行业的机体风险便不可避免。因此，银行业并购活动的存在和运用是有其必要性的，要完全避免并购活动的负面影响是不切实际的。对于金融监管当局而言，对银行业之间的并购行为，关键不在于如何去鼓励或限制，而在于当银行业之间发生这样的并购活动时，更要加强对并购后银行的监管，要尽量使其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最小，减少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保证银行系统有效率地分配经济资源。
并购下的“黑洞”
郎咸平
新桥：是否短期投机客？
2003年6月，《远东经济评论》刊发了《入股深发展中途生变新桥资本无退意》一文，转述了“新桥”亚洲业务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关于入股“深发展”未果后的种种抱怨。此前，“新桥”为夺取“深发展”控制权进行了11个月的努力，但这个一度被称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例“外资收购中国银行”的大策划，目前看来已基本落空。后来“新桥”又在德州法庭高调诉讼，认为“台湾中国信托”和“深发展”总裁阴谋勾结，误导深圳政府和中央，对“新桥”的收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新桥”要求大额赔偿。
本人研究发现，“新桥”和“深发展”签订的基本上就是个不平等条约，对“深发展”有着极不利的影响。例如“新桥”的律师指出，协议签订的最终收购价取决于“深发展”坏账的多少，此外该协议还规定双方同意不与其它方谈判“深发展”的股权买卖问题。
据泰国的外电报道(Bangkok lntelligence News)，泰国中央银行总裁指出，“新桥”只是一个基金公司（仅管理17亿美元资产），既不是一流的银行又不是地区重要投资人，因而泰国拒绝“新桥”收购该国“暹逻城市银行”——“新桥”的收购策略只注重短期利益，而无长期承诺。其商业策略只是将到手的银行切成小块出售，赚取短期利润，因此不符合该国发展商业银行的长期策略。“新桥”自己的网站亦指出，“新桥”只是一家投资公司，专注于亚洲的直接投资，而非专业银行。而且“新桥”的投资非常分散，跨许多行业。
我观察到，泰国政府的这种担心在亚洲引起了较大反响：韩国财政经济部在2002年11月认定“新桥”及其它9家竞标者不够资格参与“朝兴银行”的兼并；日本政府拒绝了“新桥”收购Daiwa银行的提议；“新桥”曾与中国台湾谈判收购一家合资银行，最后台湾方也拒绝了“新桥”，原因是台方认为“新桥”的资本金不足。但亚洲各地兴起的“反新桥风”在中国内地迟迟没有刮起来，我想主要还是中国地方政府不识国际环境和反应太慢，也与内地急于引进国外银行来改善国有银行经营治理结构有关。我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错误观念，即认为引入国外金融机构就能解决银行改革的问题。当然，“新桥”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家银行。
《远东经济评论》对亚洲银行的报道过于负面了，而且不断强调外商银行的利益。例如该评论只报道“新桥”在韩国所控股的“韩国第一银行”经常遭到政府的干涉，却完全不提其遭遇困难的主因是其不是个专业银行，而且韩国政府也没看到“新桥”先前所承诺的改善该行经营的长期策略有任何落实的迹象，因此才出面干涉。
“新桥”所收购的“韩国第一银行”在财务困难的情况下，“新桥”不但不注资改善其经营与治理结构，反而违反常情地透过该行强行购买韩国“朝兴银行”。因此韩国媒体认为很可能“新桥”先前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进入韩国市场，并透过该行本地化的身份更方便地参与收购其它银行。我上文提过的泰国中央银行的担忧似乎在韩国又出现了：认为“新桥”的商业策略只是将到手的银行简单地切成小块出售，赚取短期利润。
显然，中国政府希望“新桥”收购“深发展”，是想透过专业银行的八股改善“深发展”的经营与治理结构，但中国政府引进的，竟是被泰国政府如此严厉批判的短期投机客。“新桥”既然不是一家专业银行，又如何能期许它改善“深发展”的经营与治理结构？
花旗：从最差的治理结构中学什么？
“浦发银行”2003年7月3日公告称，该行向“花旗”转让5%股权的交易将推迟至2003年9月底。至于推迟的原因，公告称主要是受部分审批机关的变更与职能调整以及SARS等因素影响。
银行业界随即流传，“花旗”对“浦发银行”的资产和盈利能力有怀疑，因此列出十数条具体条款，要求“浦发银行”予以保证或确认，才愿意按照原价格入股。否则要么不完全交易，要么需进一步获得价格折让。这种姿态，和“新桥”对“深发展”的要求颇为类似。
“花旗”虽否定了对此次交易价重新议价的有关报道，但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房贷新政策引发的银行信贷问题，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信贷防范风险流露出顾虑。所以“花旗”表示，今后若继续收购“浦发”股权，每股收购价也将随行就市。
2003年元月，“浦发银行”公告称，同意“花旗”在2006～2008年将其持有的“浦发银行”股份由目前的4.6%增加至24.9%。但“花旗”最近重申，公告只表明“花旗”目前享有此项期权，但并无日后必须买入相关股权的义务。
“花旗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也是美式银行的典型，但其公司治理水平绝非想象的那么高。我认为“新桥—深发展事件”显示，目前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国外银行在中国银行改革浪潮中应扮演的角色。
在公司治理研究机构The Corporate Library(TCL)2003年6月的评级中，花旗集团董事局在美国最大型企业中被评为效率最低。该报告对1700家美国最大公司董事局的效率作出评级，级别由A至F，其中评分最低的10家均被评为不合格的F级，它们是花旗集团（最差）、AlIstate公司、爱默森电气、Gemstar-TVGuide InternationaI、霍尼韦尔(Honeywell)、摩根大通、Loews公司、SBC电信、Verizon电信以及迪斯尼(Walt Disney)。
TCL表示，评级主要以公司董事局的独立判断能力、行政总裁薪酬及如何执行股东建议等因素决定。该机构分析员霍奇森说，公司董事若对行政总裁收取过多报酬视若无睹，则他们已无足够资格代表股东利益。
我和同事苏伟文教授2003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该行董事会在大众持股的保护伞下，不断进行类似其它国际投资机构的利益勾结，并与关联贷款公司共同控制贷款运营。
在美国大众持股的股权结构下，小股民没有能力监管“花旗”的贷款政策，因此该行的贷款运营原则上由董事会监管。而我们发现，在“花旗”董事会的15个董事中（包括美国前总统福特），该行的关联贷款客户就占了3位（Comcast公司董事长Armstrong、Capricorn控股公司董事总经理Mecum、美国在线时代华纳CEO Parsons），而可能关联贷款客户又占了6位（AIcoa公司CEO Belda、United技术公司董事长David、Chevron/Texaco退休董事长Derr、Yum Brands董事长Pearson、TFF Study集团顾问Thomas、Zankel Capital执行合伙人Zankel）。也就是说，大部分负责监管该行贷款业务的董事竟然可能有3/5是关联贷款客户。该结构怎么能保证企业经营不受这些关系的影响？
事实上，“花旗”管理层不光彩的做法，还不只存在于董事会的设计和运作方面。据《金融时报》等外电报道，“花旗”属下投行“所罗门美邦”的前金牌分析员格鲁曼在电邮中表示，“花旗集团”主席韦尔曾吩咐他“重新审视”AT & T的投资评级，结果格鲁曼虽然看淡AT & T，却仍于1999年11月调高其评级至正面，翌年5月再将有关评级打回原形。而在同一时间，韦尔五度买入AT & T股票，涉资330万美元，最后一次扫货日，正是格鲁曼将AT & T评级打回原形的前一个星期。
这就是我们想引进并寄予厚望的国外银行？有趣的是，在全球近1000家银行（尤其是香港的银行）中，大部分的董事会结构均与“花旗”类似，都是由利益群体代表和关联贷款客户充斥的董事会进行贷款业务的运作和监督。
我不认为“花旗”这种治理结构有何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其治理结构也解释了为何银行业绩与产权无关。建议中国政府尽早放弃引入国外金融机构，以解决银行改革的错误思维。
银行并购溯源
董文
至今，国际银行业经历了5次规模较大的并购浪潮。它们分别发生在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
银行业的并购起源于美国，早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期间，就有大约2000家银行由于资金周转不灵而被其它银行吞并。1950～1970年是美国银行业兼并的第二次高潮。平均每年有200多起银行兼并事件发生，这其中包括一些大银行间的合并，如1955年的纽约花旗银行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合并等。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司法部和最高法院对某些合并引用反托拉斯劳动保护法加以干预，一度使银行兼并热潮降温。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美国银行业陷入困境，金融监管当局加快了银行体系的改革步伐。尤其是1994年8月和1995年5月，美国先后解除了商业银行不许跨州设立分行以及商业银行不许经营证券业的限制，以此为契机，美国银行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第三次银行兼并浪潮。
美国银行业并购浪潮在1998年达到顶点，1998年，美国11家大银行中，有7家涉及并购活动，全年银行并购案例达1000多起，整个银行业并购交易金额近3000亿美元。自1995年以来，美国银行业的并购案例已经接近3000起。其并购数量之多，并购涉及金额之大，全球无以比拟，并且并购的规模和数量都呈上升趋势。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银行要少得多，而且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金融业的稳定，积极保护和扶植银行业的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业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为摆脱困难，日本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1993年4月，日本金融制度改革法出台，银行与证券混业经营已成定局，银行间的专业壁垒被打破。1994年10月.日本又宣布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在放松管制浪潮的推动下，日本银行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浪潮。较早的就有第一银行与劝业银行合并为第一劝业银行；协和银行与琦玉银行合并成旭日银行；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为樱花银行。到1995年，出现两次震动国际银行业的超级银行合并。1995年3月28日，日本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两行合并方案。这两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按资产排名在日本分列第三和第十位，资本充足比率、资产利润率、不良资产数量等指标在日本都市银行中都是佼佼者，合资后成为拥有72.7万亿日元资产、3888家国内机构、200家海外机构的“超级银行”。11月2日，日本大和银行由于在美违法炒卖国债，造成1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又由于大和银行企图掩盖事实而被美国当局逐出美国市场。走投无路的大和银行宣布与住友银行合并。这两家世界著名的大银行合并后，资金实力与东京三菱银行不相上下。
欧洲是世界上银行业垄断程度最高的地区，英、法、德等国都是由三四家大银行垄断着国内商业银行业务。但这并未影响银行业的集中。英国是欧洲银行兼并最频繁的国家，经过一系列的合并，到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四大清算银行，即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和国民西敏寺控制英国银行业的局面，并且一直维持了20多年。到1992年，香港汇丰银行收购了米德兰银行9成以上的股权，并组建了在英国注册、总部仍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持股公司，旗下还有美国海丰银行、加拿大汇丰银行及香港恒生银行，一跃成为世界十大银行之一。1995年2月，在衍生金融交易中发生巨额亏损的英国老牌商人银行——巴林银行被荷兰国际集团接管；瑞士银行集团在1995年5月收购了英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华宝银行。在欧洲的其它国家，虽没有发生重大的银行兼并事件，但20世纪90年代各国银行业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期望能抵御美、日银行业的冲击。统一市场建成之后，阻碍各国银行跨国经营的内部界限不复存在，实力强大的德、英、法等国银行纷纷在其它成员国建立营业据点，进军的主要目标是西班牙、意大利等金融业不发达的国家，主要手段是收购这些国家的中小型银行。
面对欧洲一体化后的种种挑战和机遇以及美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欧洲银行也加快整合的步伐。1998年11月30日，德国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集团宣布收购美国第七大银行——信孚银行，到1999年6月4日，整个买卖交易结束，德意志银行的总资产达到8340亿美元，1999年8月14日，巴黎国民银行成功并购巴黎银行，一家总资产达8020亿美元的法国超级银行出现。此外，市场上有关欧洲银行间并购的传闻谣言不断：汇丰控股准备收购JP摩根，标准渣打银行与巴克莱银行合并，国民西敏银行与马克莱银行合并等等。
拉美亦不例外。在阿根廷，控制了全国67%的存款的9家重要银行中有6家属于外国。在墨西哥，银行业是“世界上最高度集中的产业之一，因为6家银行控制了全国84%的资金”。
亚洲的步伐在此次银行并购大潮中显得特别的缓慢。经过几年的并购与重组，美国银行业独领全球金融业风骚之势已经形成，按市值排名将日本银行挤出列强地位。根据1998年全球10大银行排名，日本除东京三菱银行（排名第七）和住友银行（排名第十）外，其他的日本银行均被挤出前10大银行的行列。相反，美国银行占据了前三名和第五名。在日本落后于此次并购浪潮的同时，韩国、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都疲于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错过了利用全球经济趋缓以及一轮利息上升周期进行重整的良机。
中国银行业并购活动历史并不长，但与国际比较，并购动机特色鲜明：即以行政安排的化解危机性动机为主，自主的逐利性商业动机严重不足。如：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接手海南72家信用社，中国工商银行兼并海南发展银行等。这与西方商业银行的化解危机性并购动机有很大区别一一国外银行并购是自立性行为，政府主要起监管功能。
银行并购的三种形式
董文
银行并购重组是当代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头戏。中国银行业要想顺利完成结构整合、产权改革，提升竞争力和提高抗风险能力，不能不经历一个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并购重组过程。
银行业的并购在金融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最近令人惊叹的银行并购浪潮中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并购即银行兼并和收购，合并指两家或多家银行结合在一起，合并的具体条件由参加合并的银行或公司协商决定。收购是一家购买另一家的股票，在收购活动中有明确的买方与卖方，收购后的公司结构完全由买方决定。席卷全球的银行并购潮，正在促使全球银行发生巨大的变革。
银行并购主要有三种形式：纵向并购、横向并购、混合并购。
纵向并购：主要指有银行背景的金融公司并入各自银行。新加坡的金融重组形式就是以这种方式为主，原因在于新加坡的10多家金融公司大多都有一定的银行背景，其业务或多或少与各自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横向并购：指银行同业之间的并购，比如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花旗集团，德国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信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及富士银行三强合并组成瑞穗金融集团。
混合并购：指银行为扩大业务范围而并购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从而创建金融航母，比如新加坡华侨银行收购瑞银华宝证券，华侨银行集团重组旗下保险业务，并入大东方控股。
(1)按目标行业分类，包括完成和未完成数，宣布之日的总数。
(2)数据截至19%年4月4日。
从上面的数据看，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来，每年都有大量银行并购发生。毫无疑问，大银行在这场并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银行的并购与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密切联系。
从上面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国际银行业并购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大银行收购或兼并中小型银行，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并购呈现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
(1)银行并购的规模不断扩大；(2)银行并购金额不断扩大；(3)跨行业合并成为新热点；(4)银行跨国界兼并越来越多；(5)受金融危机影响被兼并或收购的状况也是一个热点。
表1 各国银行兼并收购活动
表2 世界前200家大银行近几年重大并购案例（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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