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中国教育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末开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郝克明主任主持下，开展了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研究。研究触及了面向21世纪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若干阶段性成果，有些已为国家决策所采纳。课题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正在综合成研究报告和专著。我作为课题组成员，仅就跨世纪中国教育将要经历的历史性转变这个侧面谈点个人浅见，以供研讨。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将从现在走向新世纪的未来。可是，“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1]走向未来，就是要架设通向未来的桥梁，实现从现实向未来的转变。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教育来说，这种转变更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涵，它将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革。因此，研究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既要展望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和理想目标，更要着重探讨从现实走向未来将经历哪些转变？我们该为这种转变做些什么？
一、中国教育将要实现总体性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保证。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教育现代化，以教育现代化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研究21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如果说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到本世纪末，经过曲折的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框架；那么，进入21世纪，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这就是跨世纪中国教育的总体性转变。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过程。教育现代化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的教育系统和教育制度的全面进步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这种双向连结表明：教育现代化就是通过培养人，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从这个基点上把握教育现代化的实质，并进而探讨其基本内涵。对于教育现代化内涵的探讨，可以避免停留于抽象概念的讨论，有利于从决策和操作层面指导实践。但是，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统一标准，只能提出一些阶段性参照目标。现阶段可以参照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一个总目标，结合中国实际，按照物质、制度、观念这三个层面，分别在：全民教育水准；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教育手段和教育技术；终身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现代组织管理等这些方面提出相应目标，以推进教育现代化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其内涵。
这还只是一般性讨论，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推进教育现代化？它有哪些特征？该作什么样的战略选择？这是探讨跨世纪教育的症结所在。从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改革，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这是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急需人才）与资金紧缺（教育投入不足）这个经济建设主要矛盾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这个矛盾在工业化过程中会持续一个时期，教育仍将处于经济和人口的两极推动和双重制约之中，加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年轻型人口结构就业压力增加，1990年我国就业劳动者40岁以下占70%，日本仅占48.9%，[2]进而增加教育压力。这样，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有限的财力供给之间的矛盾将会继续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估计会在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后有所缓和），加上社会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知识差距，更使教育面对一系列两难选择：
1.在战略地位选择上，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科文组织早在70年代发表的《学会生存》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先行”的观点。这种观点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证明，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世界银行在其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都具体举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结论：“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其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3]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1/3，人均牧场只占世界平均1/4），[4]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以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路程，只能依靠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我国现在的教育投入水平远不能保证教育的优先发展，1990年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约合8美元，世界平均约220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48美元，世界平均1230美元。[5]没有必要的教育投入，教育现代化就没有基本的物质保证。要在确保教育投入上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选择：在工业化时期，把教育列为基础设施建设，同基础设施同步超前，为经济起飞作好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准备；在初步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现代化阶段，教育同科技同步超前，教育发展同科技进步相辅相成，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经济增长集约化，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2.在教育发展目标选择上，教育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总需求由于经济加速发展、结构调整提高、城市化过程以及人口因素等可持续增长；而教育总供给的增长却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财源收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供求关系下，教育发展目标就存在需求导向和供给约束这种两难选择。前者会满足于一时的数量增长而牺牲持续协调发展，后者则会使教育严重滞后而影响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应起的作用。这就要寻求一种两者积极的、动态的平衡，即尽力扩大社会教育总供给，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有效的教育需求。换句话说，教育目标的选择取决于扩大了的供给同有效需求之间的平衡。
3.在教育发展重点上，普及和提高之间的关系。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教育肩负着普及和提高双重任务，不过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在基础教育尚未普及的时期，要把普及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满足人们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而在普及教育之后，则逐步把提高作为重点，包括提高教育程度，直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教育质量，促使高质量教育，在努力办好所有学校的同时，重点建设少数高质量、骨干性学校等等。把握这些关系的“度”，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策略原则。
4.在教育政策选择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教育公平即教育机会均等，这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它的实现程度却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满足社会成员基本学习需求，保证义务教育的入学机会均等，并尽可能为更多的人接受更高一级教育提供公平的机会；在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种教育，则依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选拔有条件入学者接受更多的教育，即在入学机会上采取竞争性入学、择优培养的原则。再过若干年，根据经济和社会可能提供的条件，将在教育程度、教育质量上提供更为公平的机会，进一步缩小和消除知识差距。
5.在区域布局选择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我国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据预测，在1995～2010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比例为1.5:1。[6]不同地区教育发展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和条件并不相同。实行分区规划、分类指导，从各地实际出发确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经济上地区之间梯度发展格局对教育发展有影响。但是，教育受资源、区位和基础设施的制约较小，只要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就有普及教育的可能，尤其是教育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要适度超前发展。因此，教育的区域发展应有自身特点：在改革政策选择上向发达地区倾斜，让这些地区进行超前改革试验，积累经验，带动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投资政策选择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力争逐步缩小区域知识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最终共同实现教育现代化。
以上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的若干特点及其战略选择，包括：教育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需求和供给之间相平衡的原则，教育应采取适度超前发展战略；未来教育的发展要坚持数量、结构、质量、效率等协调发展，转变到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21世纪的教育要把培养适应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的教育，要处理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关系，逐步缩小知识差距，实现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把教育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主动适应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制等等。这些也可以说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所经历的历史性转变的主要内容。
二、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转变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着繁重的普及教育的任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也都有一个数量扩张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经过40多年的发展，预计到本世纪末将基本完成义务教育的普及任务，各级各类教育都有了相当规模，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传统的发展方式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把发展局限于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展，有时甚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造成某些时期教育的波动式发展，影响教育系统整体功能和效益的发挥。进入21世纪，在全国范围内，教育仍然担负着普及和提高的双重任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如何选择其发展重点，如何转向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方式，这涉及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思想的选择。
在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应当如何确定其发展重点：一种选择是在近期内继续提高普及教育年限，仍然把数量增长、规模扩展作为发展重点；另一种选择则把重点放到巩固和提高普及教育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普及教育的程度。当然，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全国范围而言，重点应该是巩固和提高，首先是已经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要有一个巩固的阶段，不能满足于一次性达标式的普及。2000年是国家适龄人口高峰，全国要增加500多万名学额，保证高峰期的普及目标要作很大努力；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仍有波动，按时完成率较低（小学5年保留率约80%），[7]普及教育的效益有待提高；课程开设不齐，尤其是音体美、劳动技术和实验课开出率还很低，许多地区在师资达标、图书、实验设备配备以及其他教学设施上还有差距等等。只有认真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普及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基本要求，然后才有可能真正转到全面提高质量上来。其次，尚未完成普九的欠发达地区，实施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的含义是，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普及教育的路子，把普及义务教育同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教育结合起来，不是将单纯的教育自身的指标作为检验标准，而是把社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作为重要的检验内容。最后，从城市和发达地区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国，要把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来，建设高质量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迎接21世纪的挑战。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发展的主旨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质量比数量增长更困难。一般地说，有了基本的办学条件就有可能实现数量增长，而提高教育质量则不仅要有良好的教育设施，更涉及师资建设、课程改革、教育管理、教育手段和方法，乃至教育思想的改革等等更为深层的方面。美国从1983年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到1991年教育经费达到了3700亿美元，比国防预算多500多亿，但到1990年时教育质量并未有多大改善，1991年发表《2000年美国教育战略》继续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的问题。可见，教育质量的竞争才是21世纪教育竞争的焦点，而提高教育质量则势必牵动教育系统的整体改革，要把它作为一项关系子孙后代的跨世纪工程组织实施。
我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仍将有较大的发展。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有个学历教育所占比例，高等教育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这些涉及宏观教育结构，影响到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益。199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7.2亿，社会就业劳动者达5.9亿，据经济部门测算仅从1990～2000年城乡合计需就业劳动力2.76亿人，年均2700万，这些就业的城镇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5%，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占20%，受过初等技术教育的占30%，45%左右处于待开发状态。据他们测算，10年中教育培训规模仅能满足城镇就业资源的60%，[8]农村就业劳动者的培训任务更重。不论这种测算是否准确，总能说明我国职前和职后专门培训的任务很重，规模很大。处于这种供求关系下，我国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以非学历的教育培训为重点，按照职业岗位规范的要求，安排教育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实现职业资格教育的规范化；学历教育应取决于职业岗位的有效需求和社会可能提供的教育投入，在政府宏观管理下实行市场调节；调整教育机构的布局，形成纵向和横向衔接沟通的网状结构，提高规模效益；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真正发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高等教育将继续经历一个数量扩张的过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程度之后，社区学院这种形式的综合性的短期高等教育将在发达地区陆续发展起来，架设起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桥梁，预计在2020年前后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入学率在15%以上）。我国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基数大，能够用于高教的经费有限，因此，发展高等教育不能用“少种薄收”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是要采取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即以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取尽可能大的实际效益。这就要改变那种过于注重外延扩展、波动起伏过大的发展路子，我国高教发展曾经经历过1958～1960年（在校生规模从66万人增加到96万人），1983～1985年（学校数从805所增加到1016所，在校生从120万人增加到179万人），1992年～1993年（在校生年递增22%和21%）[9]这样三次大发展，每次高速增长后都要经历一个调整、整顿和提高的过程。经验证明，这种大起大落的增长方式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实行质量效益发展首先就要在坚持质量和效益优先的前提下稳定、持续的发展。同时，要在发展过程中推进三个层面的改革：第一是宏观层面，调整高等学校布局结构，改变重复分散设校，提高学校规模效益（合理规模为4000～8000人）；[10]第二是中观层面，调整科类和专业结构，拓宽专业面，合理布局，提高专业点平均规模，扩大专业适应面；第三是微观层面，调整学生培养规格，完善知识和能力结构，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总之，今后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向大众化目标迈进时，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成员对于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要求，又要保证高等教育基本的教育质量，保持相对偏紧的高级人才供给状态，并同时放手发展多种形式的高中后教育，灵活地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种应用人才。
三、教育体制：从体制转轨向制度创新转变
体制涉及组织管理，这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必要条件。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转轨时期，关注的重点在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转轨。世纪之交，新旧体制的转轨大致可以到位，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将会形成；这样，今后一个时期要把重点转向制度创新，在2000年前后形成定型的、成熟的新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方式。
制度创新是体制转轨的延续，也是现代管理体制建设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将会改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2)区域经济和社区建设的发展，学校与地区的关系将更为密切；(3)教育手段和教育组织的革新，也会影响学校组织管理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涉及政府、社会、学校三方面关系的调整以及这三者内部组织管理的变化。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作些探讨：
1.学校：近代学校教育制度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制度化教育的兴起而普遍发展起来的。在新技术革命和终身教育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它的功能和结构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远距离教育的发展，电脑、多媒体的应用乃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等等，使教育社会化、个体化的趋势增强。这样，“学校作为社会机构需要重新考虑其结构形式，目前它仍以19世纪的自上而下的科学管理模式为基础。”[11]而在终身教育和社会化教育的条件下，“学校再也不是一个学生的一生准备一切的地方。”尤其是“教育个体化是今后一种主要趋势，因此必须有灵活的行政制度才能适应个人需求的多样性。”[12]可见，学校教育制度的创新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包含着比体制改革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涵；确保自主学校办学的独立的法人地位，只是推进这种制度创新的基本条件。从走向21世纪教育的角度说，不能停留在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定和实施，而是要探索适应未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创新的主要趋势和内容。例如：(1)学校教育要扩大自身功能，把重点放到为学生终生的生存和发展打基础，在完成学历教育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为社会各方面成员提供多种学习机会；(2)学校制度对社会更加开放，管理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不同社会成员在不同时间接受各种教育提供条件；(3)学校内部组织管理增强灵活性和选择性，更有利于开发各类人员的潜能，建立师生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关系，提高学校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4)学校同社会更紧密地联系与合作，学校组织管理更加包容社会的参与与介入。例如，中小学的社区教育委员会、职业和专业教育中的董事会等。(5)学校举办主体多元化，在以政府举办公立学校为主的前提下，实行公有民办、民办公助、行业和企业办学、社团和私人办学、职业培训和岗位培训等各种非正规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要由社会各方面力量举办。
2.社会：随着终身教育的发展和学校教育制度的创新，社会在教育体制、教育管理乃至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中的作用，将会日益增强。这种作用主要反映在：(1)社会教育将会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校外辅助教育、社会化职业培训、闲暇文化生活教育、传播媒介、社会文化和各种社会活动的教育影响，这种社会教育网络将会覆盖社会全体成员；(2)社会参与办学和管理（前面已提及）；(3)社区教育使社区教育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将成为教育—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也是未来教育制度创新值得探索的方面。这种社区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乡镇和欠发达地区农村、工矿区为主的城市和商贸区为主的城市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会形成中心城市——县——乡（镇）这样一种网状结构。就一般发展水平的地区而言：乡镇设小学、初中这样的普及教育机构和职业（成人）教育中心；县分片设高中和职业（培训）教育中心；中心城市设综合性社区学院和分片设若干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本科以上教育则由省级和全国统筹。这样，在全国形成一种纵横交叉的社区教育网络，承担国民教育的基本任务、培训当地建设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并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各种教育服务。(4)社会中介机构将会发展和加强，包括：非政府的咨询研究机构；信息服务机构；学生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机构；经费拨款和审计机构；教育金融、信用机构；教育评估机构等等，原先政府管理的一部分职能将由其承担，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也有相当部分将通过这一渠道。社会化是生产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教育的社会化也必将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为未来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
3.政府：从制度创新角度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上述学校和社会两个方面制度创新的保证，也有可能走出一条避免以往体制改革在放权和收权中反复循环的路子。总的说，我国政府对教育将实行中央统一政令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从制度创新角度需要探索的是：(1)建立和完善中央宏观管理体系，除管理少量示范性、骨干性学校外，主要是立法、执法，制订政策和战略规划，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大政方针；(2)加强地方统筹和管理职能，其中省、地、县三级要按不同地区实际，分别对高等教育、高中等阶段教育和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统筹管理。(3)对学校实行目标管理和间接管理，建立和完善立法的、经济的、学术的和行政的管理机制，使政府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学校在政府宏观管理下，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主动适应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人才培养：从学科为中心向学习者为中心转变
教育现代化最终体现在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因此，跨世纪教育转变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我国教育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大学组织管理乃至学制系统等等，形成了一整套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势必将对人才培养产生影响，其中主要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日益加深国际间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将加速职业岗位和职业技能的变化更新；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缩短，人们知识和技能更新的要求提高了；信息和交通、通讯、大众传播手段的普及，电脑、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将对社会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思想、道德的发展和交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改变着人们的就业选择机制，人才培养将受到劳动力市场调节的影响等等。总之，21世纪的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复杂多变的世界里，21世纪的教育要培养出能面对未来挑战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它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也要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转变。
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概念，它只是对于人才培养过程的一种总体性表述，有待探讨。围绕人才培养的历史性转变涉及许多方面，我只是提出从学科为中心向学习者为中心的转变，也只是提供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主要是从国际和国内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思考问题的。从国际范围说，许多研究从教育社会化、信息化、个体化的角度，从维持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变的角度、从改变学校分类和知识综合化整体化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这种转变的趋势。1989年底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从21世纪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未来教育的变化，会议通过的《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报告中指出：“传统的教育观是建立在教师和教材是知识的联系，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这样一种学习观的基础上的”，并提出：“学习越来越应当成为学习者主动和由学习者推动的过程。”还说：“知识越来越被感到成为学习者主动和由学习者推动的过程。”还说：“知识越来越被感到成为经营是毫无意义的无不关联的单位，我们的教育体系深受其害，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整体化的求知方式。”[13] 报告把这种转变作为21世纪新的教育哲学和新的学习观的主要内容，作为指导21世纪教育革新的重要原则。可见，这种转变是21世纪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建设我国现代化教育必要条件之一。从我国现行人才培养模式看，基础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学科教育为主的模式，专业教育的专业科类分得过细、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的局限、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学科教育、学历化的倾向等等，说明实现这种转变对各级各类教育具有普遍意义。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排斥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材和教学组织等等基本因素的作用，只是要转变到以学习者为中心这样的基本格局之下，如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在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并不排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他因素的作用一样，只是其他因素要转变到以人为中心这样的基本格局之下。由以学科为中心转变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牵动教育思想、教育具体目标、教学过程、课程结构乃至教学方法和组织方式的改革，这里仅就几个侧面作些探讨：
1.教育目标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伯顿·R·克拉克教授把教育目标分为综合性目标和操作性目标两种。[14]我的理解，前者相当于国家规定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目的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化，是各级各类教育的统一的基本要求；后者相当于培养规格，即不同层次和类别教育的具体目标。如果从学习者为中心这种教育观念看，还应当有第三个层面的目标，这就是具有不同禀赋、基础、爱好和特长的学生，其具体的发展方向和智能结构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样，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下，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丰富多样的，把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个性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
2.课程结构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学科教育仍将是未来课程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学科的系统性是学科教育的特征，但是，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结构中，学科教育是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服务的，这种系统性要同知识的整体性相结合。从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看，主要是打破学科中心主义的课程结构，实行学科综合、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尤以美国“2061计划”为代表，反映了21世纪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全新框架。这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学科的严格分界将被整体组合的课程所代替；体育、音乐、美术和劳动技术教育将成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显型”课程的同时，重视“隐型”课程等等。尽管课程和内容的架构有各种不同的设想，但从学习者的整体素质出发作出改革设计，这是共同的出发点。我国要在已有课程改革实验的基础上，规划未来的课程体系。
3.教学过程的主导性和双向性。教师在未来的教育过程中仍将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两者关系不再是生产者和被加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是双向交流和驱动的过程。因为未来教育过程的重点并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更着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为他们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打基础，这就需要改革整个教育和学习方式，即由维持性学习转变为预期性、创新性学习，既不仅使他们接受现成知识，更要使他们学会怎样吸取知识，并学会创新以解决未知的问题。在这种学习方式中，教师是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管理者，用这种方式，教师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要求什么，而是如何支持学生学习，这种教和学的双向式运作将是未来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
4.教育方法的现代性和综合性。现代教育手段，尤其是电脑、视听手段的应用，将极大地扩展教育发放的广度和深度，使教育愈益成为个体化的学习过程，原先那种主要依靠教材和讲授的劳动密集型的教育方法将会改变。但是，现代教育手段并不会改变学习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的本质，要按学习者自身特点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例如教育中的启发式、辅导式，教师和学生、学生之间的民主讨论式，学生参与教育过程，并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灵活安排教学计划、选修制、学分制；其他各种个体化学习方法等等，使教育方法更符合学习者的需要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更能开发其潜能，实现教育目标。
在人才培养上还有一个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我们民族在21世纪面临着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双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教育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要十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并使两者结合渗透，本人在另文中提到要形成具有人文理想的科学教育和科学精神的人文教育，此次会议另有专论，不再赘述。
注释：
[1]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2]李京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第一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4]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0页，《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4页。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第94页。
[6]同注[2]，第37页。
[7]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全国不同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展情况及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第9页。
[8]同(2)第309页。
[9]《中国教育成就》，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0页、22页。
[10]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丁小浩：《我国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研究》。
[11]同注(1)，第24页。
[12]同注(1)，第23页。
[13]同注(1)，第20页。
[14]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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