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思
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与苏联模式化的东欧
——东欧剧变根源的历史再考察
郑智超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垮台，东欧各国面临剧变。关于东欧剧变的原因，有诸多方面。究其根本，是来自苏联模式的影响。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经过短暂的人民民主道路探索之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迅速拉开了苏联模式化的历史进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东欧各国来说，短期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苏联模式化的东欧国家却面临着诸多不良反应。面对国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东欧各国共产党试图进行改革但积重难返，国内频发的一系列问题为东欧剧变埋下了隐患，种下了祸根。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化的东欧各国已经无力回天，危机不断显现。国内反对势力和党内“改革派”占据主流，无力扭转危机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资格，并向社会民主党转型。我们党要以史为鉴，以史为戒，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一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符合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二要始终稳步推进经济政治改革。三要始终密切党群联系，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
关键词： 苏联模式；东欧剧变；共产党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是20世纪一场惊天动地的世界政治“大地震”。在1989—1992年这4年时间内，东欧各国共产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垮台，失去了执政资格。东欧各国瞬间山河变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崩溃。关于东欧剧变的原因，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观点林立。本文认为，东欧剧变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可能只是因为一种因素所导致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东欧各国共产党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剧变是由基于诸多原因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产生的“合力”所引发和促动的。但是，诸多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之分，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别，其中包含导致垮台、引发剧变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在本文看来，东欧剧变的根源在于苏联模式的影响，集中反映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模式。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在进行了短暂的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而立即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为东欧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成效，但也给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执政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为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带来了副作用，甚至是极大的阻碍，并为最终的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本文试图探析东欧各国苏联模式化的历史过程以及苏联模式化的东欧各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并从中得出引发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和宝贵启示。
一、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二战后东欧国家短暂的人民民主道路及其最终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都试图基于本国实际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共产党在战后迅速地遵循苏联模式建政外，其余的东欧国家及其共产党都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道路。走人民民主道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取决于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在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本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在当时，东欧各国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是符合东欧各国实际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战后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苏提供了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然而，在冷战的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苏联、南斯拉夫冲突的逐步升级、东欧各国国内的右翼势力的鼓噪、东欧各国党内“亲苏”势力上升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东欧各国纷纷停止了对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开启了东欧各国苏联模式化的历史进程。
1.二战后东欧国家实行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道路
二战结束后，在雅尔塔体系形成的背景下，东欧各国被纳入到苏联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对于苏联来说，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我们可以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②。其缘由一来是为恢复苏联自身元气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即在二战后苏联希望同英美盟国维持友好的战时同盟关系。二来是希望保持自己在东欧各国的影响力甚至是控制力，因为东欧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来是利用战后和平稳定的有利形势，为推进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缓冲的平台。因此，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东欧并未立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支持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根据实际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道路，建立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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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外交“新思维”所奉行的那种“辛纳屈主义”。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基于现实放弃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其“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既希望东欧各国内部能够始终保持经济的一体化，强调与各国政治、军事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又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以更多的自由去推进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无论是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还是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都纷纷强调了东欧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自主性以及苏联尊重东欧各国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这些理念后来都成为所谓的“辛纳屈主义”。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的“尊重”与“放手”，并未真正地做到让东欧各国独立自主。他到东欧各国出访时，都在鼓动东欧各国接受其所谓的“新思维”，把所谓“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圭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欧各党各国内部的思想混乱，造成东欧各国党内“改革派”向“保守派”的进攻更加强烈，国内反对势力向共产党的挑战愈加突出，民族主义情绪持续深化，国内“反苏”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威胁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当时，东欧各国实行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道路的一个原因就是二战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力量还比较薄弱，需要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民主政党进行联合以壮大自身实力。虽然说，东欧大多数国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是在苏联红军的推动下解放出来的，但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是各国共产党在其国内的力量依旧处于非主导的态势，与其国内的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相比，仍然处于有待提升的阶段。“因此，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认识到必须同其他党派联合建立政府的必要性。而且在二战期间，东欧各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组织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就为二战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各党派虽然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所差别，但是它们对共产党所倡导的恢复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和重要的工业部门国有化等措施表示赞同”。③民心所向加上各党派的深厚合作基础与大力支持，促使东欧各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政党联合起来推动人民民主道路，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对东欧各国走人民民主道路最为推崇的季米特洛夫指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其一，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其二，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其三，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其四，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④。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所走的人民民主道路、所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实质来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东欧各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这一道路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对共产国际七大所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其主要特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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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政治上，东欧各国并未采取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形式，而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联合执政，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历史上看，东欧各国实行封建制度的时间并不长，具有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历史传统。“如波兰、匈牙利两国早在16—17世纪就形成了封建的两院制议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两国也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918年后，这些国家按照西方议会民主方式先后建立了共和国”⑤，而且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仍旧保留着议会民主制。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会。议会通过全体民众的民主选举产生，由各政党联合组成，政府由议会选举产生，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联合其他政党共同组阁。“从议席的分配来看，在二战后初期，除匈牙利议会中小农党占绝对优势外，在其他国家议会中，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党是议会的第一大党”⑥。二战后东欧各国的政府皆为多党联合政府，这是由东欧各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果所决定的。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力量较为薄弱，所以必须通过多党联合执政组阁的形式来发挥作用、壮大力量。但是，在人民群众和各民主政党的支持下，东欧共产党实际上发挥着领导作用，通过在议会中的政治活动、深入群众的巨大优势，不断赢得广泛的支持，影响力不断扩大，支持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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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东欧各国并未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是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国有经济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层面，东欧各国在推行关键领域国有化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私营经济，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多元并存的格局。在农业方面，东欧各国没有立即采取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举措，没有立刻在东欧广袤的乡村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庄，而是通过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渐进式的国有化与土地改革使二战后的东欧各国部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再加上多元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共同推动着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与民生改善。
2.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东欧苏联模式化
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先富”和“共富”矛盾关系的哲学命题，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从矛盾的视角看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对共同富裕问题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探讨，澄清先富带后富、先富带共富问题的模糊认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对共同富裕的强调，是与邓小平先富带共富思想的一脉相承，更好把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目标的哲学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经典表述。
面对重重危机与反对之声，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的所谓“改革派”人物开始占据主导，并同国内反对势力进行妥协。然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开始放弃苏联模式，接受政治多元化，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取消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开始通过大选参与多党派之间的竞争。遭受国内危机重创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一味退让，最终在大选竞争中丧失第一大党的席位，党内的“改革派”倒戈，国内的反对势力转而成为执政党或与其他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进而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抹去，引入西方模式，开始了国家的转型。东欧各国共产党，或成为在野党或停止活动，并最终把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衫”⑭又重新穿起，完成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瞬间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党。
所以，城邦的使命是让公民们过上美好生活，为此，就必须培育公民们的完整美德。理论上说，城邦可以追求美德最大化，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历史、民情、风俗等等原因，有些城邦并不能致力于这一点，各城邦也必须处理物质财产的分配、名位的分配，还要应付战争环境、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等等，所以，各城邦采取的政体就会是多种多样的。于是，理想的政体只能作为一个模型，用于同各种现存政体进行比较，使之在促进公民们的优良生活、尽量培育公民们的完整美德这种价值方向上加以完善。
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说，呼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要防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7年3月，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宣读咨文，宣告“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虽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步步紧逼，但是苏联方面还是在一开始保持克制，直到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苏联才正式应战，也就是说，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是苏联的东欧政策的分水岭。从这时起，苏联开始策划东欧各国向苏联模式的过渡，以加紧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强化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苏联此举还有另外的考虑，这便是在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内的部分领导人对这一计划表示感兴趣，尤以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最为积极，这一现象加剧了苏联的警惕。为加紧控制，克服东欧各国出现的这样一种“离心”的倾向，苏联认为，只有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不够的，“只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一致性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⑨，即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等彻底地实现苏联模式化。1947年，为应对马歇尔计划，在苏联主导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以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为标志，东欧各国终止了对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开始转向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起，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得到全面确立。除了南斯拉夫独立自主地探索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外，其余的东欧国家都遵循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化的东欧各国呈现出了同苏联“铁板一块”的局面。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二战后东欧国家的快速发展，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毕竟是基于苏联实际所形成的，对于东欧各国来说，这种模式虽然短期有效但未必长期合适。对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和不同发展程度的东欧各国来讲，长期如此会产生许多不良反应，苏联模式化的东欧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矛盾不断滋生、危机不停显现。
除了国际因素外，东欧各国国内及其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苏联模式化的推动因素。首先，在冷战背景下，东欧国内的右翼势力受西方国家影响对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党派的攻击不断升级，企图取代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的阴谋逐步暴露。共产党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左翼政党和进步人士，通过议会斗争与政府改组，清除了政权内的右翼分子，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次，东欧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亲苏派”和“国内派”之争，借助清洗，“亲苏派”逐渐占据上风，为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化之路移除了“路障”。最后，通过清洗将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分子强行清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实现合并，强化了共产党的力量，为实现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第一次分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也是促成东欧苏联模式化的动因之一。南斯拉夫曾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效仿苏联模式的国家，“建国初期，南斯拉夫效仿苏联模式，把工业、银行以及所有商业、企业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所有制，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在一些共和国的农村成立了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合作社’”⑩。但是，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运用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妨碍着南斯拉夫的健康发展。这促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开始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探索与实践。但是，南斯拉夫政府的做法使斯大林大为不满。⑪苏联方面开始不断向南斯拉夫当局施压，并展开了一系列论战。在铁托的坚强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顶住压力，与苏联抗争。1949年9月，苏东各国相继在单方面废除与南斯拉夫所共同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往来。1949年11月，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把铁托、兰科维奇和卡德尔等16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为“间谍集团”，并称他们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各族人民的“敌人”，并呼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同作为“匪帮”的铁托及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领导人进行斗争。由此，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也开始了清理所谓的“铁托分子”、“帮凶”、“特务”、“代理人”和“民族主义分子”的运动。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下，东欧各国开始对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南斯拉夫进行批判。这实质上是借南斯拉夫问题为东欧各国能够彻底实现苏联模式化扫清障碍，使得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加快了速度。一些为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奉献终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主张走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清洗。例如，捷克斯洛伐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地下党领导人拉伊克，保加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组织书记、政府内政部长科奇·佐治等人被处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关押多年。至此，“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慢慢泯灭”⑫。
二、苏联模式化的东欧：东欧国家转向苏联模式后的曲折发展
以1947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为标志，东欧开始了苏联模式化的历史进程。东欧各国在政治层面取消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建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模式。在推进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东欧各国改变了曾经多种所有制多元并存的经济格局，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迅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意识形态方面，东欧各国也加强了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东欧的苏联模式化推动了二战后东欧国家的快速发展，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东欧各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迅速地成为了工业国。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毕竟是基于特定国家实际和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发展道路，对于国情同苏联各异的东欧各国来讲，长期如此必定导致“水土不服”，这使得东欧国家的体制性问题不断滋生，国内问题频发。
1.长期固守苏联模式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水土不服”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迅速地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长期下来导致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受到阻滞，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固守“计划就是法令”，导致许多经济政策无法同本国实际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结合。重点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平衡发展，导致人民生活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拉大。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这对共产党的领导来说是极大的削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来说是极大的偏离，这为之后的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
第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突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东欧各国苏联模式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党领导。东欧各国共产党受到苏联模式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影响，并没有能够解决好党如何执政、如何领导的问题，只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党的手中，把领导与管理混为一谈，导致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的产生。东欧各国共产党虽然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但是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的共产党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根底尚浅。权力的过分集中使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这种现象不仅导致党自身民主建设的缺失，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党的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政治冷漠感滋生，潜在的反对声音若隐若现。
2.东欧国家试图改革但积重难返
长期固守苏联模式导致东欧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不良反应，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一定程度得以改观，试图改革的东欧国家虽然采取了措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是改革并未触及苏联模式本身，加上苏联的影响，改革并不彻底。在改革的过程中，国内潜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开始活跃，潜在的反对势力暗中勾结，长期受到苏联压制而积压在东欧各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开始爆发，从波匈事件到“布拉格之春”，东欧国家面临的内部危机连连。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解冻”。“‘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⑬。在大环境影响下，东欧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开始对国内因为全盘接受苏联模式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是改革的先锋。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更是强化了这三国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先锋中的先锋。在改革的准备阶段，哥穆尔卡再次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波兰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再次开启。针对贝鲁特对苏联模式的固守所形成的一系列弊端，哥穆尔卡进行了批判，并开始探索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哥穆尔卡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治，提高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实行民主选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强化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并提出了联合执政的理念。在经济上，强调自治，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企业自主权，削减计划指标，发展农民自治形式，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哥穆尔卡的改革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也受到了苏联方面和党内保守派的批评。在这样的因素的影响下，哥穆尔卡的改革面临中断，又回到了苏联模式的“正常”轨道上。在经济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又恢复起来。在政治方面，三党联合执政体制遭到破坏，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回归，国内问题又开始显现。可以说，这些改革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的，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并未深入下去，反而再次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影响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使波兰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积极推动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依旧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桎梏，反而导致了国内危机的加剧，进而爆发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并最终在苏联出兵的情况下，才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在面对固守苏联模式时也有一些改革的举措，但仅是小修小补，总体上依旧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的说来，除南斯拉夫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外，其他东欧各国虽然有改革的举措，有走自己的路的愿望，但它们并未使改革触及苏联模式的根本，而且对于改革中所显现的危机也没能很好地处理，总是在“危机出现—进行改革—重返苏联模式—危机再现”的循环中运转。
所有的一切又重归旧路。东欧各国改革的积重难返，导致了国内问题频现，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党的基层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化倾向初现端倪，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共产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为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和最终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另外，国内反对派不断集结成势，虽然东欧各国共产党有所压制，但是反对势力总是在暗中活动，甚至开始渗透到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之中，为东欧剧变，党内的派系分野、相互争斗种下了祸根。此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升级，使得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削弱，加速了剧变的发生。
三、改革苏联模式的最终结局：东欧各国山河变色
试图改革却积重难返，使得东欧国家难以改变苏联模式的桎梏，导致了国内一系列矛盾与危机的不断丛生，严重地影响了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各国党的长期执政。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危机的接踵而至，东欧各国希望再次通过改革解决问题。但是，由于缺乏整体谋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依旧不能够使东欧国家走出危机、迎来曙光。而且，从苏联方面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也促使苏联开始了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革，在其“新思维”理念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采取“辛纳屈主义”，看似“放手”、“尊重”的背后，实则依旧是希望东欧各国像苏联一样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未成却危机重重的东欧各国却直接改变了自己的颜色，东欧各国共产党也因此放弃了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向社会民主党转型。
1.国内反对势力和党内“改革派”成为主流
东欧剧变的顺序是：波兰到匈牙利到民主德国到捷克斯洛伐克到保加利亚到罗马尼亚到南斯拉夫再到阿尔巴尼亚。各国剧变虽然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各有特点。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剧变虽然都有国内反对势力的步步紧逼，但是，波兰主要是来自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压力而使得波兰统一工人党让出权力，放弃执政地位。而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既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又有党内“改革派”的驱使，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结果。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剧变则更多是党内“改革派”作用的结果。关于罗马尼亚的剧变，当然是反对势力的压力的结果，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平演变不同，罗马尼亚的剧变是在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总的说来，20世纪80年代，面临重大危机的东欧各国企图再次启动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国内反对势力不断集结、党内“改革派”逐步形成并成为主流，这严重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正常秩序，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内“改革派”的形成，使党内派系分野严重，损害了党的健康肌体，极大危害了党内部的团结统一，最终使得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一味妥协，直至丧失政权。
二战后，当东欧各国人民民主道路取得重大成就之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共产党停止了通过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开始转向苏联模式，东欧各国由此拉开了苏联模式化的历史序幕。
2.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采取“辛纳屈主义”
东欧各国探索人民民主道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除了苏联因素外，与当时的东欧人民希望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二战后的东欧各国百废待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整个社会满目疮痍，迫切需要改变。如果东欧各国及其共产党在战后恢复的阶段迅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则可能会带来大的社会动荡，遭到全社会和民众的不满。因而，要稳定二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秩序，迅速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道路，即依据本国实际情况来推动民主改革较为稳妥。
3.共产党面对危机一味让步直至完全放弃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
东欧各国转向苏联模式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的爆发导致苏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的应对战略开始转变，这直接促成了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二战后，伴随着美苏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随之确立，世界上开始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苏两极格局开始占据主流。“二战结束后，美国一心把夺取世界霸权作为战后对外政策的总目标，并将欧洲作为战略重点”⑦。在两极格局中，苏联与美国相比，显然是两极中力量较弱的一方，加之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一直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对于美国时刻怀有戒心。此外，二战后美国与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争论和美国逐渐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苏联的忧虑，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⑧
4.难以扭转危机的共产党最终走向社会民主党化
难以扭转危机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最终为适应形势，纷纷开始走向社会民主党。转为社会民主党后的东欧各国原共产党，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转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东欧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后，把党的性质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转而成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所谓工人阶级政党，虽然说社会民主党也是工人政党，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坚持工人阶级是自己的依靠力量，但是它们不再把自己视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而是将工人阶级视作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开始向全社会开放，逐步呈现出一种“全民党”的色彩。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政策上，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奉行着具有“改良主义”特点的理念。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在剧变之后才有的，可以说，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东欧的传统政党，其影响力是源远流长的。实际上，东欧各国共产党基本上同社会民主党是同根、同源、同脉的，两党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二战之中两党通力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二战之后，两党又通力合作形成左翼联盟执掌人民民主政权。但是，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在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强制性的把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内，虽然说，组织上是在一起了，但是心未必是“在一起”的。在思想层面上，两党合并之后依旧存在着并无法消除的分歧与矛盾。社会民主党在接受与共产党的合并时，其有心甘情愿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迫于形势的变化。尽管两党合并至剧变时已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总是会悄然显现，并且隐蔽性极强地影响到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之中。这为苏联模式最终在东欧的崩溃，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最终社会民主党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现象的产生，最根本原因还在于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长期坚持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奠定的过度集权的体制和急于求成的路线，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慢，又多方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以信息化为龙头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感到必须变革，然而改革却屡受挫折，难以有重大突破，遂使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深感失望。然而党内外广大群众和人民群众仍然向往社会主义，不愿意完全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便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中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只好纷纷改‘性’易名，另求社会主义的新路”⑮。
四、小结：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从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到苏联模式化的东欧，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照搬照抄，最终也是因为这一模式本身的特定条件和自身所存在一系列弊病导致了东欧各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遭遇较强的阻力，以至于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现实。然而，由于改革并未触及这一模式本身，再加上苏联的外部干涉，导致了东欧各国危机不断、矛盾不断、民怨不断，并最终走向执政党垮台、政权剧变、制度崩溃，进而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可以说，整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所呈现的，正是一种“影响的循环流动”⑯现象。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深刻总结东欧各国共产党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剧变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来警示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2）内部污染和外部污染会导致淬火液的冷却性能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应及时对淬火液进行检测、污染物清除，防止工件变形甚至开裂。
一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符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于国情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正确对待外国经验和外国模式，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要根据实际、符合国情建设社会主义。
二要始终稳步推进经济政治改革。推进改革要有问题意识，但更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要对改革有全盘的布局和全面的规划，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求大干快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既不能把领导和管理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党的领导当作是对改革事无巨细的过问，也不能因为改革而放松党的领导，而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始终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三要始终密切党群联系，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深化发展。我们党要始终深入群众，践行群众路线，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既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又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获益。
基于此，本文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实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崩溃论”的崩溃。我们要始终以史为鉴、以史为戒，总结经验教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细雨润万物，热情暖心田。大赛当天，天空一度飘起了小雨，但并未影响威县果农的热情，不少人打着伞在报名参赛的工作台前排起了长龙。
马脸又扇了我两耳光。我的脸生疼生疼，眼冒金星，口里还在呼喊：“伊藤——狼剩儿——快来救你娘啊——伊藤——”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三八江水闸工程位于浙江省，消能设计采用（普通）一级消力池和（复式）二级消力池两个方案，经计算，普通（一级）消力池的消能效果不够理想，没有满足消能要求，最后设计采用（复式）二级消力池消能，消能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② 郭洁：《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探析》，《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2010年第9期。
③⑥⑧ 王瑜：《东欧共产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0、63页。
④转引自马细谱：《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⑤ 王长江主编：《世界政党比较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⑦ 张中云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⑨［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⑩⑪ 张利华、徐绍刚、张正安：《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 页。
⑫ 马细谱：《东欧执政党和苏联模式之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第1期。
⑬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⑭ 高放：《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首先，商业周期对现金支付可能性的影响可以用股票平均收益率来解释，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越高，目标公司越有可能同意股票支付的支付方式。其次，股权集中度会增加现金支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管理层持股比例的高低会影响到支付方式的选择。原因是并购公司管理层为了保持收购后对公司的控制权，不愿意采用换股方式并购，而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方式。最后，成长性的公司倾向于使用非现金的支付手段完成并购，因为这些公司需要现金流投入新的项目，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且这些公司的股票存在较大的升值空间，所以公司更倾向于用股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
⑮ Archie Brown，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London：The Boldely Head，2009，p.563.
中图分类号： D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 01－0013－08
作者简介： 郑智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 陈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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