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奥秘还是中国道路的特色？_劳动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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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10-0031-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在发展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但也对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很大挑战。我国众多经验或者事实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用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主流经济学只能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奇迹”。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不远的未来必将崩溃。这是“中国崩溃论”背后的理论范式。然而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要求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作为经济学中的特征事实确定下来，而不只是承认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经验不应该是经济学中的特例，主流经济学认为某些问题不能解释是主流经济学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出发，构建能够对特征事实进行解释的中国经济学，而不仅仅是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来解释。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我国经济的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三个方面得到了学术界重点关注，是大家较为公认的特征事实。在主流经济学领域，这三个方面的争议也非常大，例如，中国的高储蓄等问题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源泉。在现有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进一步考察指出，这些所谓的中国经济之谜是中国道路的特征事实，本身是一个自洽的体系。这里面既有合理性也有不足，未来需要通过发展进一步解决。

       一、高储蓄率之谜

       我国的储蓄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储蓄率之高和持续时间之长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等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我国学术界从计划生育以及产生的人口老龄化[1][2][3][4][5]、高房价[6][7]、社会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养老保险等措施[8][9][10]等不同角度对我国的总量储蓄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认为中国高储蓄是因为中国经济有一些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扭曲，从而放大了传统模型中的储蓄动机。例如，我国的高房价使得居民产生了很强的目标储蓄，不健全的社保制度使得居民产生了较强的预防性储蓄。但在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主流理论对中国储蓄率的解释依然不足，使得在西方主流理论范式的分析中，中国的高储蓄率成为了“储蓄率之谜”。

       实际上，这种“储蓄率之谜”是由于西方理论中的假设与中国情况不同，从而导致这些理论范式不能兼容中国事实。西方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居民消费，主要讨论了各种因素对居民消费和储蓄倾向的影响。将居民消费的结论简单推广到总储蓄率实际上存在概念的误用。当经济是由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主体构成的时候，国民储蓄就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仅仅考虑居民储蓄实际上不能代替社会总储蓄。不过，这种概念误用在西方并不太重要。这是因为西方居民除了获得劳动收入以外，还可以获得资产性收入，即从企业利润中分成，从而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高。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储蓄就不太重要了，收入都可归于家庭，即基本可以将家庭储蓄推广到社会储蓄①。这一点可以从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中看出来。如果假设消费者是无限生存的，那么代表性家庭的现值效用和表示为：

      

       从数据来看，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关于收入分配的这个假设有着巨大冲突。我国近年来储蓄率的攀升主要不是居民部门储蓄的提高，而是企业部门以现金及其等价物形式持有的储蓄快速上升。[11][12][13]于泽等计算表明，按照资产加总的中国上市公司总体现金持有比率大幅上升。[14]因此，研究的重点不应该是利用西方理论分析居民储蓄倾向为什么上升，而是应该重点关注主流理论较为忽视的企业和政府。

       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储蓄率较高主要是因为工人劳动报酬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导致企业可支配收入或利润上升。[11][12][13]因为企业的储蓄倾向大于居民的储蓄倾向，同时居民的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当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低时，企业储蓄率就相应较高，从而拉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图1表示了最近这些年我国居民收入的组成。可以看出，90％以上的收入来自劳动者工资等报酬，财产性收入占比极低。

      

       图1 居民收入组成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上面的逻辑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分解来说明。如果我们假设国民收入Y中劳动报酬为W，资本报酬为R。如果这两种收入的储蓄倾向分别是

和

，整个社会储蓄就是：

      

       社会的储蓄率就是：

      

       因为企业储蓄率高于居民储蓄率，如果这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报酬占比上升，就会导致社会的总储蓄率上升。

       因此，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储蓄率之谜”是因为其假设与中国情况不符合，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很低。这就将总储蓄率的研究导向了第二个特征事实——要素收入分配。

       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之谜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②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在缓慢降低。从图2中可以看出，自从1993年以来，在我国保持了GDP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劳动份额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想法。

      

       图2 劳动收入占比、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一是技术进步原因。黄先海和徐圣在引入希克斯要素偏向技术进步思想基础上，推导了劳动收入比重变化率的分解公式，发现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取决于乘数效应大小、资本深化速度及劳动(或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等三个因素。[15]他们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则表明，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而乘数效应缩小了其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李坤望和冯冰(2012)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16]

       二是全球化原因。李坤望和冯冰(2012)在考虑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差别基础上，发现进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负向作用，而出口贸易则表现出弱负向作用。[16]唐东波借助开放经济中的后凯恩斯模型，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扩张显著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而FDI不利于当前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17]邵敏和黄玖立发现外资进入是导致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因，且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源于外资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而贸易开放则有利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上升。[18]

       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因素。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说，唐东波[17]和李稻葵等[19]均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U”型关系，也即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先降后增；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说，周明海等发现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民营化、外资化”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导致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20]白重恩等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分配份额的研究，则发现垄断能力越高，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21]邵敏和黄玖立则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有利于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18]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另外一个思路将要素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导向了中国第三个特征事实，即产业结构变化。从图2中可以看出，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三产业快速增长。不同产业的要素密度不同，有些是劳动密集，有些是资本密集(例如第二产业)，前者劳动收入占比较高，后者就较低。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不同要素密集度部门的比重就会改变。这就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发生了变化。

       根据这个思路，白重恩和钱震杰发现自1978年以来，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及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影响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22]他们的测算结果还表明，1995年到2003年间，结构转型使劳动收入份额减少了3.36个百分点，而各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贡献为2.1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部门的贡献为1.7个百分点。并且，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增加等非技术因素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贡献则分别达到60％和30％。白重恩和钱震杰进一步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985-1995年，产业结构转型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私有偏技术进步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但产业结构转型与后两方面的作用相抵消，总体劳动收入无显著趋势性变化；1996-2003年，产业结构转型、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银行部门的扩张以及税负水平上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开放程度的变化则使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技术变化对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无明显贡献。[23]李稻葵等的实证研究亦表明，产业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重要原因。[19]罗长远和张军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并都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24]

       综合上述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非常重要，解决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一定要从中国快速的结构转型入手，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需要在这个框架下进行讨论。因为一般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从更为深层次的因素进一步思考中国增长的第三个特征事实——产业结构升级。

       三、产业结构升级

       按照前面的思路，要理解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需要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发生产业结构变迁。目前，很多研究以新古典多部门增长理论为基础，从需求方的收入效应和供给方的相对价格效应方面探讨了经济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因。在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变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动力：

       (一)需求方的收入弹性因素

       从需求方的收入弹性讨论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基于“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最初由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时总结得到。他发现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恩格尔定律”揭示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会改变其消费构成的基本规律，即恩格尔效应。为了讨论产业结构变迁，很多学者将“恩格尔定律”从单一食品等农业部门产品推广到多部门产品情形。费雪最早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依次提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应产品的收入弹性，由此形成随收入递增的“需求阶梯现象”，[25][26]并导致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就业和产出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产生产业结构变迁。

       在近期一篇重要的结构变迁文献当中，康萨姆特(Kongsamut et al.，2001)等在假定三部门生产函数相同的前提下，将“恩格尔定律”拓展到多种商品情形，研究了仅来自需求方的收入弹性因素(恩格尔效应)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27]他们的研究表明，需求方的收入弹性因素(恩格尔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与他们的研究类似，莱特纳(Laitner，2000)、卡塞利和科尔曼(Caselli and Coleman，2001)等通过设定非位似效用函数(例如Stone-Geary效用函数)引入“恩格尔效应”，同样证实了“恩格尔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8][29]

       更为直接地，弗利米和泽威姆勒(Foellmi and Zweimüller，2008)根据“恩格尔定律”的假设，通过建立非位似层级偏好讨论同时满足总量上的卡尔多事实和部门间的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迁的机制直接来自“恩格尔定律”，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会从必需品向奢侈品转变。[30]

       (二)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因素

       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另一力量来自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因素。该机制是指不同部门因技术进步率不同而导致产出增长率不同，如果部门间的生产要素是可替代的，就会出现生产要素从技术进步率高的部门向技术进步率低的部门的转移，因而会出现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由于最早发现该机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31]因此该机制也被称为鲍莫尔效应。然而，长期以来，鲍莫尔效应被学术界遗忘，直到魏和皮萨里德斯(Ngai and Pissarides，2007)将鲍莫尔有关产业结构变迁的思想纳入到新古典框架中，其才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2]在一个多部门经济模型当中，他们通过仅引入技术进步的部门差异，讨论了技术进步差异在结构变迁当中的推动作用。他们发现当最终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经济中的就业量将向技术进步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在极端情况下，经济中的所有的就业量都会流入生产率最低的部门；不过，他们同时也指出生产资本品和中间品的部门最终不会消失。与之类似，阿西莫格鲁和古里亚利(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在假定两部门生产函数要素密集使用程度不同前提下，同样发现技术进步差异导致了资源在部门间重新配置，也即发生结构变迁。[33]陈体标同样通过引入部门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34][35]

       克鲁格(Kruger，2008)从生产率角度梳理了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文献，发现因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生产率变化是导致结构变迁的主要力量，进一步肯定了来自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因素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所充当的关键角色。[36]

       (三)供给方的资本深化因素

       供给方的资本深化动力也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阿西莫格鲁和古里亚利(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是这一角度的较早研究者。[33]他们的研究表明，部门间的要素密集度差异决定了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如果整个社会的资本劳动比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即处于资本深化状态时，资本密集部门的边际产出相对劳动密集部门的边际产出提高，这会使得部门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结构变迁过程。徐朝阳在此基础上，假设三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双层CES形式，以及部门间替代弹性大于1，解释了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不断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不断上升，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37]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国内外的学者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多部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校准和模拟的方法生成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并且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影响因素的效应大小进行度量，另一类是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勃兰特等(Brandt et al.，2008)构建了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中的国有经济部门、非农业中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着重分析了各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38]他们的数值校准和模拟实验表明，包含部门间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中国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的经济结构变迁现象。宋等(Song et al.，2011)以中国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存在金融摩擦差异和生产效率差异为前提，通过构建两部门增长模型，研究了制造业部门内部的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结构变迁现象。采用中国数据校准参数，并进行数值模拟，他们发现中国金融市场摩擦的变化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现象。[39]德科和范德布鲁克(Dekle and Vandenbroucke，2012)构建了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讨论了政府规模变化对中国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的影响。[40]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规模的缩小对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有显著影响。于泽等发现，居民收入提高导致的恩格尔效应和资本深化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作用较大，技术进步的贡献相对较小。[41]

       另一些学者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因素进行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速度、技术选择、人力资本、政府行为等，其他影响变量包括企业创新投入和消费者需求结构等。

       刘宇发现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对于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显著高于服务业，导致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偏斜。[42]孙军对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演变路径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在需求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不能够形成，经济增长会停滞，产业结构最终会被锁定，即只有更大的需求空间才会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型。[43]张国强发现，人力资本提高对由农业向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44]

       在政府行为这个角度，胡向婷和张璐发现，一个奉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将会阻碍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而政府投资行为将会促进产业结构演进。[45]张军和金煜发现，财政改革过度刺激了中国地方工业化，尤其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普遍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结构转型。[46]宋凌云等表明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够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但引领效果随任期增加而下降。由此，他们进一步得出政府在短期内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变迁，但是在长期内的产业结构变迁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结论。[47]

       四、中国道路与三大特征事实

       (一)三大特征事实的关系

       通过上面对中国三个特征事实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根据前面分析，中国社会总储蓄率长期较高的重要原因是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日益下降。劳动收入占比日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持续较高，出现了过度工业化的倾向。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根据前面说明的产业结构转型动力，高储蓄率又会出现两个相互反向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一方面，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收入效应或者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升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工业比重，降低了劳动收入，无限往复。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进一步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48]这个过程持续下去，会提升服务业比重，从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因此，收入分配和高储蓄会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结构。

       从上述情况来看，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的产业结构。高度重工业化必然导致劳动收入下降，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工业化。因此，解释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因为产业结构是内生于经济的，这就需要从中国发展道路中寻找答案。

       (二)中国道路的经济特征

       国内学者对“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49][50][51][52][53][54][55]因为本文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所以笔者仅从经济的角度对中国道路的特征进行相关总结③，说明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总的来看，中国道路在经济上是有机结合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施了有效的干预。

       1.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有机结合。

       在1978年之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获得比较优势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征，特别是第二产业占比和内部结构。[56]

       (1)外需促进了工业化。

       我国在开放之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我国的贸易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态势。

       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国际分工细化的结果。国际分工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西欧、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并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因其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伴随着出口的增长，我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机械设备等占比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巨大的提高，这使得我国快速进行着工业化。

       (2)单纯比较优势导致了工业大而不强，劳动收入难以提高。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但是，受制于世界分工格局和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的产业地位并不高。我国制造业生产主要是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生产规模优势，通过低成本参与竞争。这种模式受制于亚洲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体现了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而对区域外全球价值链的依赖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上述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就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首先，大比重的加工贸易导致我国进口中间产品的再出口比率显著提高，以及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降低。2000年至2012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再出口比率从26.93％增至50.21％；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81.19％降至67.37％。

       由于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细分的出口商品中，农、林、狩猎、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中包含较高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于总体水平；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成分较低的产品集中在制成品，其国内增加值占比都低于总体水平。

       其次，中国在全球生产格局中，产出份额要远大于收入份额，产出增加率低。从贸易品产出情况看，美国的产出最高，2009年为24.8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为15.1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相差不到2倍。但是从收入即增加值上看，美国为14.1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4.98万亿美元，相差了近3倍。同样，与第三位的日本比较，日本产出只有9.38万亿，远低于中国，而其收入则为4.91万亿，与中国非常接近。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生产格局中，产出份额要远大于收入份额。

       因为大量从事低增加值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固化，导致了劳动者收入占比难以提高。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所得的比例仅占1.8％。[57]

       (3)进口替代推动装备制造业，进一步降低了劳动收入。

       为了防止长期锁定在静态比较优势导致的低端制造业，中国在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一点是中国开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点。当前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但是并没有取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效果。主要问题就是盲目融入全球价值链后导致了低端锁定，增加值较低。[58]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代替进口非耐用消费品，然后是中间产品，最后是代替进口机械设备等资本品。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基础。我国主要的进口替代政策放在了设备制造等行业。

       针对这一目的，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构建于产业政策之上的五年规划，对中国应该在哪些特定行业上有所作为给出了限定。例如，在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提出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目的是引导市场，让市场转向这些行业。为此，基于五年规划，政府制定具体的行业规划，推动某些行业超常规发展。政府的目标是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局面，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影响。另外，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并带动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促进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当前对这些新型战略产业的推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例如，中国的高铁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排头兵。但是，因为这些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中资本收入占比较高，劳动收入相对较少，这就导致了劳动收入的进一步下降。

       2.强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

       为了更好地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发展高端制造业，我国政府对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主要从要素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角度进行激励。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参与，仅仅让市场发挥作用，那么就会完全依靠比较优势，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进口高端设备，生产集中在产品组装等劳动密集型部分。因此，要更好地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就需要政府进行一系列的保护和直接参与。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在支出方面，一是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投入规模，二是调整利用机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集中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等，引导创业投资发展。在税收方面，政府强化了激励程度。针对这些产业中人力资本、研发费用比例高，产品发展初期进入市场难度大的情况，制定流转税、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支持政策，形成普惠性激励社会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手段。在金融政策方面，由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创业投资和政策性融资，允许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获取资金；同时加快完善创业板、场外证券交易在内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同时扩大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资金规模。

       分税制产生的地方政府激励对这些产业的发展路径尤为重要。由于当前分税制责任与收入不对等，当前分税制与扭曲的要素市场纠缠在一起，相互放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经济财政体制地方分权的格局下，地方政府拥有了较计划经济时期更多的权力，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投资决策主体，地方官员在有限任期内的政绩竞争，强化了地区间经济财政竞争的短期化。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利用行政权力、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比如，对企业土地价格减免、税收减免、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等，吸引外部资本的同时，控制本地资源流出，以实现本地财源最大化目的。这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偏的。在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必然是流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重化工业。

       综上所述，从经济角度看，中国道路是在政府控制下，通过市场手段实行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有机结合。这使得中国的发展既不是亚洲“四小龙”似的纯粹出口导向型，也不是完全的进口替代型，走出了一条综合了二者优点的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保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上面讨论的原因，这条道路也导致了重工业比重较高、从而拉低了劳动收入占比，进而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产生了一个不利的循环。这种不利特征是我国在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完善“中国道路”的重要方向。

       五、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高储蓄率、要素收入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需要解释的事实。现有研究大多是将这些事实分开研究，讨论不同问题的成因。本文希望将这三个事实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解释。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发现我国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储蓄倾向较低，且占比也较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又是我国的产业结构重工业占比持续较高。由于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收入分配和高储蓄又会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结构。

       从上面这个逻辑出发，产业结构就是理解中国特征事实的关键。本文从中国道路的特征出发，分析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形成的一些原因。一方面，出口导向型政策发挥了我国比较优势，促进了工业化。但是，由于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这导致了工业大而不强，增加值不高。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通过要素市场和地方政府激励，发展了进口替代战略，促进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因为这些控制的固有问题，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拉低了劳动收入占比。

       因此，中国道路既有优点，也有不足。这些不足指明了“中国道路”需要完善的方向，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例如，为了尽快提升劳动者收入和促进产业升级，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当工人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减少企业的财产收入。因为企业的储蓄倾向较高，工人财产收入上升会降低社会的总储蓄率。这会通过增加消费提高恩格尔效应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因为服务业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从而会比第二产业提供更高的劳动收入占比。随着工人收入的提高，这又会进一步提高消费，从而产生一个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要提高工人的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员工持股等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通过企业分红等方式完成。

       同时，由于我国是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有机结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调整贸易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急需发展服务贸易。通过服务贸易的提升，服务业会得到较大提高。考虑到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发展服务贸易会提高工人收入，进一步实现中国道路的国家发展与个人增收的双赢特征。

       [收稿日期]2014-12-28

       注释：

       ①当然这个时候还有政府储蓄，因为西方主要是财政赤字，这个问题就主要在财政政策考虑如何通过降低赤字来提高总储蓄。

       ②本文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数据截止到2008年之前。这是因为2008年对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骤增。但统计年鉴没有对这一调整进行说明，造成与2008年之前的数据不可比。

       ③对中国道路经济特征的总结必然涉及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从1978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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