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与生死的心灵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论文,时空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17(2002)01-0077-03
20世纪中国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百年、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这个世纪能在文学史留下的作品将会越来越少。但20世纪毕竟是中国历史、文化以至于文学上一个不容轻视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出现了那样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他们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是彗星闪烁，只在短时间内光彩照人，可转眼之间就销声匿迹，被人遗忘；有的则是浑金璞玉，初始不被人赏识，但经过不断的锤炼后，则日益显示出来其独特耀眼的光彩，萧红的《生死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问世65年后的1999年，一位像萧红一样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女性田沁鑫，把《生死场》改编为话剧，给20世纪最后一年的中国话剧舞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与轰动。萧红与田沁鑫，就这样跨越时空的隧道，在《生死场》中相遇了。这次相遇，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思索者之间的精神传递，也是两个天才女性激情碰撞的心灵对话。这种精神传递与心灵对话，体现了两代女性的思考、痛苦、沉重与追求，也显示了她们特有的敏感、悲悯、深刻与独见。这两个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的女性，在精神上心灵上是如此的相通与契合，她们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与对话再次深化了我们对于生命、人——尤其是中国的女人和男人、女性个体、民族兴亡、人类前途等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这是20世纪浮出历史地表的真正自觉、独立、清醒、女性的声音，是与男性的主流的话语有所不同或是根本冲突的，因而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
一、女性眼中的生与死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思考的中心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与死的命题，突出的是中国30年代乡土社会对于生命的冷漠与亵渎，同时也力透纸背的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在这部内涵丰富形式独特的作品中，萧红用大量的篇幅和画面展示了原始、混沌、蒙昧、麻木的乡村生命真相。在这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人与动物几乎毫无区别。生的欢欣、乐趣或者艰辛、痛苦，死的恐惧、悲哀或者无奈、绝望，这些一切属于人的思想与感情已经完全泯灭，剩下的只是动物似的活着或死去。生命已经失去了意义，人已经不成为人。萧红就是在展示中国乡土社会生死轮回的悲惨图景中，哀痛着生与死的麻木，悲悯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所造成的人性泯灭，思考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前途命运。一个年仅23岁的女性，对生命、对生与死、对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思考与洞察，竟能达到这样的深刻与独特，这的确体现了萧红过人的才华与魄力。可惜的是当年很多论者或读者并没有看到《生死场》所蕴含的生死命题，只是把它看作一部抗日爱国反帝的小说。
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死场》的独特价值，它所提出的生与死的命题，它所传达的对人类自身不断审视的反省精神，吸引着一个又一个探寻者对它的重新解读与诠释。田沁鑫就是20世纪最后一个成功的解读了《生死场》的人，也是把萧红精神由20世纪传递到21世纪的人。由她改编并导演的话剧《生死场》，其统领全剧的核心仍然是对于生与死的敏感与思考。那呈现在舞台上的血淋淋的生育场景，那一幕幕生死的冷酷与嘲弄的画面，那一个个生的苦难与死的挣扎以及生死颠倒的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情感与心灵的震撼。可以说，田沁鑫是深得萧红精神的，尽管她对原作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做了大量的调整改造，但呈现在话剧舞台上的仍然是萧红眼中的世界，关注和表现的中心仍然是生与死的人生命题，而且从某些方面看，田沁鑫在话剧《生死场》为中，对生与死的思考还有所强化和突出，因为注入了20世纪末的思考与追求，更多地表现了当代人的焦虑与忧思。正如田沁鑫自己所说；“萧红原小说注重‘向着民众的愚昧而写作’，而我们的话剧要强调的是民族非凡的韧性和生命力的雄强，对民族命运进行反思，找到华夏民族的主体生命精神，呼唤民族自醒意识的复归。”[2]如果说，在小说《生死场》中，人们从愚昧到抗日的转换显得比较突兀，中间缺乏铺垫与过渡的话，那么话剧《生死场》则较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在世纪之交，一个与萧红当年同样年轻的女性，并没有陶醉时代的进步，而是深刻清醒地看到了我们的民族面对生死时还有许多麻木与怯懦，还有精神空虚与集体乏力。她要通过《生死场》的改编，呼唤华夏主体生命精神和民族自醒意识的复归，呼唤民族自尊心的培养和民族脊梁的挺拔，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女作家笔下的女人与男人
萧红写小说《生死场》时，肯定没有接触过西方女权主义等进步理论，但这并不妨碍她用女性视角与女性经验来写这部小说。可以说，萧红对于生与死的思考与展示，主要是以女性视角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她试图从女性最直接的身体体验和心理感受去重新审视生与死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一系列女性独有的生活事件或场景构成了整部小说有关生命命题的基本框架，而萧红敏锐的女性洞察力和独特的女性感受，则使她笔下的生与死、女人与男人都显示着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特殊色彩，体现了一种力透纸背的尖锐与深刻。
在《生死场》中，女人与男人对待性交、怀孕、生育、死亡的感受和态度是如此不同。几乎一切生与死的悲剧的承受者都是女人。男人成了女人年帝，他们和石块一样硬，是不通人性不懂感情的炎凉的人类，而女人已经变成男人的奴隶和工具。她们不仅要承担一切生活的重压，而且要满足男人的各种欲望，同时还得承受男人的粗暴打骂。整部《生死场》就是用女人的呻吟和血泪浸润成的一潭苦水。每一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都毫无例外的生活在血泪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一个深受男权中心社会迫害的女性，萧红对女性悲剧的洞察和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男权中心社会的揭露无疑是深刻而又透彻的，她以柔弱的女性之声深切地呼唤着人性尊严和男女平等，她以对人类的挚爱深情期盼着男人与女人都能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
令人欣慰的是，萧红这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微弱女性之声并没有被淹没，她的呼唤和期盼跨越时空的阻隔，穿过生死的界限，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得到另一个女性的有力回应。田沁鑫身为女性，她与萧红有一种心有灵犀的相通与契合，从她改编导演的话剧《生死场》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是萧红精神遗产最为执著的追寻者和传递者。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像田沁鑫那样，把萧红对男人与女人的观察描绘、对女人的同情悲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揭露通过话剧舞台逼真地再现出来。尽管话剧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与原作有很大的不同，但却渗透着萧红的精神，体现的同样是女性的洞察力和女性独特的身心感受。
田沁鑫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场景和情节思考着男人与女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前途等等一些人生的基本命题，在回应着萧红的呼唤、传递着萧红精神的同时，又注入了20世纪末中国女性的焦灼、沉重与激愤。这就使话剧与原作相比，矛盾冲突更为强化突出，思想主题更为明朗清晰，爱憎褒贬也更为直接鲜明，但却少了一些含蓄、淳厚与丰富。这可能也是话剧改编所无法回避的缺憾吧！但不管怎样，田沁鑫毕竟是萧红精神最有力的传递者，她与萧红的这次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不仅激发了她的思想和艺术才能，而且极有力的冲击着中国话剧舞台和中国民众的心。她与萧红共有的直觉与敏感、同情与悲悯、透彻与大气、细腻与深刻，使她们把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等等人生命题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不同凡响而又耐人寻味，使看过小说或话剧《生死场》的人们，不能不有所触动有所震撼，这就是文学艺术独特的价值所在。不论时势如何发展变化，物质生活如何丰富多样，人总是需要精神的提升和心灵的陶冶的。20世纪已经过去，新的世纪摆在中国人和全人类面前的难题还有很多。但无论什么难题，都离不开生与死这个主题，都与人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与田沁鑫在20世纪所作的对于生死命题的思考与探求，就永远不会过时，就不断有着重新言说的价值。因为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人，总会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人应该如何对待人？这些看似简单的人生命题，实则是永远诉说不尽永难有圆满答案的人生之谜，同时又是每个人都绕不开也躲不过的必须以一生来面对的基本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对待”，而“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3]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意识，他是一种不断探求自身生命活动性质的存在物，如果失去了对人自身生存、价值和命运的关注与探寻，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萧红尽管已经去世了半个多世纪，但她用有限的生命尽自己所能地对人生的一些基本命题所进行的独特而发人深省的思考与探求，她所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将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将会不断地引发人们与她对话。是为死而生，还是为生而死，仍然是我们当今人生最基本的两种生命取向，每个人都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选择，在选择中你将变成人或者非人，此外别无它途。
收稿日期：2001-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