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城乡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呈现出新旧交替、由传统趋向近代化的复杂的过渡形态特征。一方面近代意义日趋增强，表现在城乡社会分工扩大，乡村城市化发展，城乡相互联系与依存加深，城乡贸易与人口流动加强等；另一方面又因袭了浓厚的传统色彩，表现在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城市数量少、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弱，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城乡经济联系依然相当隔绝等。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使城乡关系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和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近代性、前近代性、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错，使城乡关系严重扭曲而畸形，尽管其中透露出若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亮色，但最终未能冲破浓重的黑暗。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伴随外国资本入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乡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城市近代化色彩日趋浓厚，城乡关系的传统格局轰然坍塌，开始了走出旧门槛、迈向近代化的痛苦的蜕变过程。
一、城乡分离——乡村城市化
城乡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扩大的产物。所谓城乡分离，一方面是空间地域上的分离，即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工角色的转换，即一部分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中心。
近代以前城乡空间分离的微弱，突出表现在城市数量少、城市人口比重低、乡村城市化进程缓慢上。近代以后才真正启动了乡村城市化的车轮。空前的社会变动给停滞许久的城乡分离注入了新的活力后，冲出了落后闭塞的中世纪，闯进近代的大门。具体表现在：
1.乡村城市化进程加快。一部分乡村地区由于获得开矿设厂、通商开埠、修路建港等历史性机遇，而发展成为各种类型的城市。例如山东省的烟台、青岛、威海、龙口原来都是寂寞荒凉的渔村，由于被辟为商埠而迅速崛起为城市。江西安源本是人烟稀少的乡野，由于开采煤矿，集结几万矿工和商民，形成数里长街，一时号称“小南京”。唐山原系一小村庄，1877年创办开平矿务局后，渐形发达，京奉铁路通车，遂成重镇，人口移居亦众。石家庄直至1903年，还是荒芜村落，由于正太、京汉两路在此交汇，近代工商业迅速发展，遂成重要中转市场，到30年代已有人口10万。哈尔滨原属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镇，1898年俄国人在此开筑铁路，顿成交通枢纽，加上周围土地肥沃，地产丰富，开垦迅速，很快成为东北重镇。大连、旅顺本是一荒凉海滩，自南满支路修成通车，该地筑港开埠通商，迅速崛起，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贸易港口。
城镇数量的增加从以下数字中可见一斑，1796-1820年松江、苏州、滦州、代州4个州府共辖有市镇235个，到1875-1908年增加为341个①。1925年东北地区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20世纪前的2个增加到3个，5-10万人口的城市由1904年的4个增加到9个，1-3万人口的城镇由24个增加到51个②。美国学者斯金纳尔统计，1843年中国（不包括东北和台湾）计有大小城镇1653个，1893年增至1779个③。
2.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与乡村城市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大量乡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从而使城镇人口规模和比重有了较大增长。据统计，1843年我国城镇人口2072万，占总人口的5.1%；1893年城镇人口2351万，占总人口的6.0%；1949年城镇人口576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10.6%④。上海1843年只有23万人，到1880年突破100万人，1914年为200万人，30年代初达到350万人，1949年已达550万人。
我国近代城乡分离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近代化因素仅限于少数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尚笼罩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势力之下，就使乡村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和总体落后的特征，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城镇人口比重由1800年的3%增加到1900年的13.6%和1949年的28.8%）。这与中国近代社会有发展但又发展不足、滞留于转化阶段的状况是一致的。
二、城乡社会分工
近代以前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城乡社会分工非常落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⑤正反映了城乡经济的同一性以及社会分工的落后性。在此情况下，乡村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心，“耕作居于支配地位”，整个社会呈现出浓郁的“乡土特色”。“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⑥。手工业与农业紧密联系而未发生分离。城市主要作为封建政治统治中心，城市中居住着大多是官僚、地主、商人、军队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仆役、奴婢、娼妓等消费性人口。城市的消费性大于生产性。城市手工业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主要是供城市自我消费、自我服务，因而经济意义严重不足，远未成为独立的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功能的经济中心。这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制约了城乡社会分工的发展。这在市场结构上得以反映，鸦片战争前的市场结构呈现如下特点：以农民为市场主体，以农产品为主要交换对象，粮布之间的交换构成市场交换的主要内容，而两者都是由农民生产的。
近代以来由于城市最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和改造，成为近代化生产力的主要附着点，从而使城乡社会分工发生了近代性变化。表现在：
1.城市性质的近代化变迁。新的通商口岸城市是按照外国资本主义模式发展起来的，其浓郁的近代色彩自不待言；一些传统城市由于出现近代工商业，也逐渐消褪了传统色彩而呈现新质。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城市性质变化的缩影，城市人口职业构成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非农业人口比重上升，封建性军政人口逐渐让位给商业、工业等经济活动人口；“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⑦，人口阶级构成中出现了一批新式人口群，如资本家、产业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例，1946年第二产业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21.2%，是1912年(9.3%)的2.3倍。企业数量由1936年的6895个增加到1948年的13286个，从业人数由50997人增至83178人⑧。再如济南，城市人口从1914年的24万多人增至1934年的43万。
2.城乡新的社会分工格局的形成。近代城市以较乡村家庭手工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取代了很大一部分以往在农村进行的经济活动。资源配置相应发生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⑨。尽管在近代中国这一进程是比较迟缓的，但也清晰地显示出农民家庭手工业被城市近代工业逐步排斥、工业与农业分离而向城市集中、乡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的趋势，从而扩大了城乡社会分工，形成“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新的分工格局。以棉纺织业机纱代土纱、机布代土布的演变为例。19世纪末期，由于洋纱、洋布大量进口，且国内机器纺织业有了初步发展，致使土纱、土布的生产受到排斥。1936年，农村土布生产量较1840年削减了4成多，已占不到国内棉布总消费量的一半⑩。棉纺织业的生产由农民家庭手织演变为机制，由散布在农村的生产演变为城市集中生产，表明自然经济结构中最牢固的部分——耕织结合——的分解、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和工业生产向城市的集中。其它如机制面粉部分代替手磨面粉、纸烟部分代替旱烟、煤油部分代替植物油等，都标志着城市工业品对农村手工业品的部分替代，也即表明城乡社会分工的扩大。
市场结构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据1936年的埠际贸易统计，占第一、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则退居第4位，盐、丝更在20位以下(11)。可见城市工业品已逐渐取代了农产品的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显然是工农业分离、城乡社会分工扩大的结果。
三、城乡联系
城乡分离并不是城乡隔离，而是相反。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荡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情况下的封建割据、闭关自守状况，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果说近代以前城乡基本上处于相互孤立和隔绝状态，那么近代以来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拆除了城乡隔绝的篱笆，强化了二者间的依存和联系。表现在：
1.城乡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工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人口的定居。小工业者仍是农民，被土地束缚在自己的乡村。手工工场中的工匠，通常仍是束缚在工场手工业造成的不大的闭塞的工业区域”(12)。近代以前乡村人口自给自足、安土重迁、流动性极低，直到清代还有“沪宁铁路未通车以前，（无锡）礼社经济组织尚逗留于自足经济中，开明地主每年亦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身未尝一者见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在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全镇仅二三人而已。”(13)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大机器工业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性；各个区域间的商业交往大大地扩展了；铁路使人们的往来更方便了。”(14)从而推动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据1935年调查农民全家离村去向，到城市者占离村总数的59.1%，青年入城者占总数的65.5%(15)。无锡礼社镇1931年户口清册发现，向外移徙人口755人，以去上海、苏州、本县城区人数最多，“若与20年前老死不相往来比较，实使人惊奇万分”(16]。
2.城乡贸易日趋扩大。近代以前城乡经济联系基本是单向的，即仅由农村向城市提供粮食等农业剩余产品。与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相伴随，近代城乡商品交换也达到相当规模：一方面借助于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农产品大量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工业产品大量流向乡村。城乡联系由单向供奉发展为双向对流。到20世纪初，一个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商业网逐渐形成。“1910年以前，货物（主要是粮食）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除了富裕的土地占有者外，却很少有东西从那些城市中拿回来。可是到了20世纪中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他们的商品输送给现代工厂，在那里加工并且其中也有部分回到农村”(17)。工业品由沿海通商口岸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这是近代商品流向的最突出特征。
城乡工农业产品对流，促使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和流通量的剧增。例如，从明代后期到清中叶的300年间，长距离贩运贸易（以粮食为例）约增长了3倍，而从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埠际贸易即增长40余倍。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34%，手工业品占42%，农产品占24%(18)。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城乡关系变化的缩影，反映了城乡经济地位的消长变化。
我国近代城乡联系有所增强，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1)近代城市发展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它们与广大内地农村的经济联系是很薄弱的，远不如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2)城乡联系的程度、范围在不同地区是严重不平衡的。空间上的不平衡使地区间的利益互相对立。一个地区的繁荣往往以损害其它地区为代价。沿海地区的相对发达建立在内地破产的基础上。(3)城乡联系的相对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华掠夺的需要，而非本国城乡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因而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
四、城市的支配作用与辐射功能
近代以前由于城乡社会分工落后、城乡联系薄弱、城乡经济功能不强，城市对乡村经济上的辐射力和支配力极弱。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一批沿海沿江沿线新兴城市由于拥有近代化的新式产业部门而逐渐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它们不同于传统的作为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的城市，而以生产中心特别是流通中心的经济地位，获得了对乡村经济的部分支配力，并借助于新式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将其影响辐射到腹地农村。表现在：
1.城市工业品对乡村手工业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迫使农民改变了千年不 变的消费习惯，自给性消费比重缩小，商品性消费（主要是城市工业品）比重扩大。据部分地区1921-25年农家经济调查资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19)。“近几年来，都会工业的发展，和商人转运的敏捷，使农民都放弃从前自织而衣的布帛，不能不向城市去购买”(20)。
2.城市为乡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从而使部分乡村人口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我国近代农村由于人口压力沉重、手工副业破产等原因，隐性和显性的失业状况极为严重。据有人统计，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只有119天的工作，其业余时间无事可做，因此亟需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别，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季节性和常年性城市移民。如上海人力车夫终年居沪者很少，大都是春去秋来，视农村收获而定。无锡梅村镇农民每届农隙，就成群结队跑到上海做小贩，农忙时则回乡。
3.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21)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工商业发展，大大推动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展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商品率由1894年的16%提高到1919年的22%左右。烟叶、大豆、棉花、茶叶、生丝、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在1914年-1919年间增加1.76倍，年增长率几近5%(22)。农业生产结构适应城市工业和对外贸易的需要作出调整。一些农产品因工业用途和销售市场的扩大，获得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例如，纱厂集中的江苏，1915年以前因工业用棉有限，农民植棉“尚形粗放”，1916年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农民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到1918年棉花产量“几倍于昔日”(23)。山东棉花原来大都只供生产者直接消费，欧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日本在青岛大建纱厂，该省所产棉花亦专供纱厂消费或出口及转运他省。其它如丝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蚕桑业，卷烟业的发展引起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面粉业的发展刺激小麦的生产等等。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不能不看作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可喜变化，反映了社会分工扩大所带来的绝对利益。
风险总是与机会并存的，农民固然从与市场和城市的联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风险与不稳定性也明显扩大。市场供求状况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城市工商业的起伏，每每给脆弱的乡村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由于济南面粉厂减工，用麦减少，“胶济线各地产麦因之滞销。”广东丝织业衰落，“据说有20万以上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24)。
我国近代城市（主要是一些沿海沿江沿线新兴的近代化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支配腹地农村的经济地位，经济影响和辐射力有所增强。但从全国来看，城市经济总体上的落后使其很少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25)
五、乡村制约城市
在城乡联系加深、社会分工扩大的近代国民经济体系里，乡村经济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农业作为我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产业，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荣枯。城市决不能离开乡村而单独繁荣。城市越发展，对乡村的依赖就越深。表现在：
1.剩余农产品的数量决定着城市化水平。“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目，反映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26)剩余农产品的数量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城市所能供养的人口即城市化水平。正是在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城市化才有了发展；也正是由于粮食商品率水平提高有限，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湖南米谷，据说“不独津沪赖其灌输，武汉尤视为生命，”“武汉若无湘米接济，立招变乱”(27)。我国近代大城市人口动辄百万以上，所需粮食都要取给于农村。如上海“人烟稠密，食指众多，每日食米约需万石，而本地非产米之区，全恃常熟、无锡、、苏州同里、泗泾、松江、青浦等处的白米，湖南、安徽的各色秈米等接济。”据1933年直隶商品陈列所调查，全省有小麦外销的36县中，有3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县供应天津，11县同时供应京、津(28)。粮食生产对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城市工业对农业原料的依赖。我国近代城市工业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如纺织、面粉、卷烟、制糖等业，它们无不仰给于乡村提供原料。乡村能否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原料，是它们能否充分开工和获得利润的首要前提。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内各地农业丰收，提供的工业原料增多，农民购买力提高。1936年农作物产量与1935年比较，小麦增加8.3%，花生增加20.3%，棉花增加46.9%。农产品特别是棉花的大幅度增产，使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出现极为景气的局面。1936年新设工厂193家，工业产量增加。1936年与1935年比较，棉纱生产增长了45.63%，卷烟增长了70.23%(29)。
3.对农村市场的依赖。“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中国近代农村市场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我国经济从来不是外向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只能依靠国内市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能否开拓农村市场就成为城市工业能否发展的关键。第二，正由于对农村市场一定程度的开拓，即机制品实现了对乡村手工业品的部分替代，城市工业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由于农民消费水平低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对机器工业的顽强抵抗，使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十分困难，因而限制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火柴业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很缓慢，直到30年代，许多农村的农民还是使用火绳、火镰、火石，有的村庄使用火柴的人家只占30%。第四，在市场狭小的形势下，农村市场购买力一旦突然下降，必然使城市工业受到严重打击。30年代由于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购买力极度萎缩而造成的“市场危机”——工业品大量积压、销售严重不畅、市场需求疲软，曾使许多行业生产下降、开工不足、盈利减少以至亏损倒闭。“市场危机”主要不是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是由于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第五，农村市场购买力回升、市场交易重趋活跃是工业回升的先决条件。
可以说，正是由于城乡联系的加深，使乡村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更显突出。近代化的城市需要乡村提供的各方面的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城市的所谓“繁荣”只能是“虚假的畸形的繁荣”，而决不能持久。由于我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生产率低，农民生活贫困，因此能为工业提供的原料、市场极为有很限，从而制约了城市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
城乡对立
我国近代城乡关系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城市剥削压迫乡村的对立关系。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这与欧洲中世纪城乡关系（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乡村在政治上统治城市）不同，也与近代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不同，近代中国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30)。居于城市统治地位的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城市浓厚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就使城乡对立的性质主要不是反映资本与地权、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关系。由于既延续并强化了传统的封建剥削手法，又增强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就使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更加残酷，城乡对立更为严重。表现在：
1.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31)，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的偏枯形成鲜明对照，比较利益低，生产环境日趋恶化的农业与畸形发展的城市投机业、高利贷、商业形成极大反差。城乡在社会服务、教育卫生、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最成功的农庄所取得的利润也是很低，而且就是这些，也只有通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努力才会获得。”(32)美国学者卜凯1922年估计经营土地的报酬率只有2.5%，而商业和放债的报酬率高达10-20%以上(33)。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致使农业经营退化，地价下跌，熟田抛荒，经营地主和新式富农趋向封建式经营和剥削。
2.城市对乡村剥削加强。城市一方面延续并强化了地租、赋税、商业高利贷等传统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削广大农民。“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34)。依靠这个剥削网，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城市买办阶级组成了一个以通商都市为基地向内地和广大农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剥削体系，主要剥削手段是通过抬高工业品销售价格、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从而形成日益扩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据吴承明研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大约1895-1905年间长期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05-1912年短期间有利于农产品，1913-1920年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远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差距扩大了1/3；1921-1925年短期间，这个差距缩小，农村得以稍苏，但1926年，工业品的价格的上升又远快于农产品，到1931年差距又达约1/3。1931年秋转入物价下跌，而农产品价格下跌远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距继续扩大(35)。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扩大，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农村市场的萎缩，从而加剧了城乡矛盾，城乡对立日益加深。
3.资金都市化，农村金融枯竭。近代以来资金即不断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这是由于：第一，城乡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农村贸易严重入超，致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第二，日益苛重的地租、赋税剥削无条件地以货币形式集中到城市，剥削越重，农村资金外流越多。第三，农村经济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使握有资金的地主富农纷纷携资入城。第四，城市金融机构对农民实行重利盘剥，利率越高，流向城市的资金越多。第五，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几乎主要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通商都市。外国在华银行无不设于通商口岸自不待言，本国银行总行设在通商口岸的占行数的85%，资本总额的96%。第六，由于农业贷款周期长，风险大，银行资金很少投向农村。
资金都市化造成农村金融枯竭，农业再生产条件恶化、农村高利贷猖獗、农村购买力低落等严重后果。而大城市游资充斥，投机事业盛行，潜伏着重大危机。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此种畸形之发展，前途实至堪忧虑。盖金钱者血，沪市如头脑，内地如四肢，四肢之血尽入头脑，则四肢僵矣，至头脑中则亦将因血过多而患脑充血。”(36)
我国近代城乡对立的实质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与主要盘踞在城市的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城乡严重对立，造成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村问题成为我国近代社会一切矛盾的焦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现实基础，也是城市统治阶级最终失败的根源所在。
七、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近代城乡关系呈现出复杂的过渡形态的特点。一方面近代意义日趋增强，表现在城乡社会分工扩大、乡村城市化发展、乡村人口和经济资源向城市转移、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乡商品交换关系扩大、城乡相互关系与依存加深，等等。这是社会经济结构注入近代性因素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迟滞，城乡关系又因袭了浓厚的传统色彩，表现在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城市数量少、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弱，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城乡经济联系依然相当隔绝等上面。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又使城乡关系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和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近代性、前近代性、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错，使城乡关系严重扭曲而畸形，尽管其中透露出若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亮色，但最终未能冲破浓重的黑暗，“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37)终未实现。这是落后生产力和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学术月刊》（沪），1979年第4期。
②(2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48页。
③④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8页。
⑥(12)(14)(21)《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00-501、501、20页。
⑦(30)(31)(34)(3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374、310、172、592、978页。
⑧李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1-552页。
⑩《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5页。
(11)(2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0、109-110页。
(13)(16)《新创造》二卷一、二期，1932年7月，第175、176页。
(15)(18)《农情报告》4卷7期，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编，第177、178页。
(17)(32)(33)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129、129页。
(19)(3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8页、337页。
(20)(2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147页。
(2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
(25)《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页。
(27)《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29)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2-493页。
(36)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7页。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论文; 工业品论文; 手工业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