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译作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译作论文,中国论文,半期论文,通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讯，原指利用邮寄形式发向报纸的新闻稿，它与消息构成媒体新闻报道最常用的两种体裁。本文所述的“苏俄通讯”，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共30年跨度的“苏俄通讯”。这30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采访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通讯类文章。这些通讯在当时中国国内相关报刊上发表，并在社会中造成一定的反响。同时，“苏俄通讯”内容还包涵这30年间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苏俄通讯”译作。当时不少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包括标明原始国国籍的译作和没有标明原始国国籍的译作两大类。
一、英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刊登一条北京《晨报》发行部的售书广告：晨报社丛书第一编、英国兰姆塞著、兼生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面世。广告中说：“俄国到底是甚么情形？这一个疑问，现在社会上稍为留心世界大势底（的）人，必定都会发生的。我们既然不能够亲到俄国去观察，那么只好择人家关于俄国底（的）著作来看看。英国兰姆塞所著底（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在西洋关于研究俄国底（的）著作之中，是最新、最详、最公平的。原书出版之后，大受欧美社会上底（的）欢迎。本报从前译登在第七版底（的）时候，读者也非常爱读。所以现在请兼生将原稿从（重）新修改一遍，末尾又加一篇很有价值底（的）附录。留心新俄国人请读罢！请读罢！[1]英国作家兰姆塞的《旅俄六周见闻记》，采用直译的方式，首先连载于1919年10月至11月的北京《晨报》，1920年4月15日作为晨报丛书第一编出版。从上述广告文字可见，中国人了解苏俄的动态，首先是从像《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这样国外“苏俄通讯”中得到。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件破天荒的大事，必然在当时世界占主体版图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因为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苏关系没有复交，中国对于苏俄的了解相当闭塞。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于是，数量较多的国外“苏俄通讯”，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被引进中国以飨读者。十月革命后，最早踏上苏俄土地的“苏俄通讯”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兰姆塞，比中国第一批赴俄的瞿秋白、俞颂华等人“破冰之旅”早一至两年的时间。他的《一九一九年旅俄六周见闻记》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翻译并在晨报上发表，对中国读者了解草创时期的苏俄现实有较大的作用。
兰姆塞开启了英国人赴俄考察之途，但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到中国的英国“苏俄通讯”数量并不太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沈雁冰依据伦敦《国民》（Nation）周刊而翻译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2号。这篇通讯共6章，标题分别为：发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市镇与乡村、国际地位及列宁、杜（托）洛斯（茨）基和哥（高）尔基等。
罗素的游俄通讯在中国报刊发表不久，英国人威廉氏（R.Williams）著《俄罗斯的我观》（汉俊译刊于《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也与中国读者见面。威廉氏是英国劳工代表团团员，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驳斥了西方媒介对苏俄的“抹黑”，所谓苏俄的“凶暴”——实质上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形象。英国劳工代表团全方位的游记，对苏俄十年来的社会做了资料性质的记述。
英国“苏俄通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井喷”现象。由胡愈之（笔名化鲁）译的葩勃曼（M.Farbma）《新俄国家主义的复活》在《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4号上发表。1931年，世界级剧作家、费边社领导人萧伯纳赴苏俄访问，通讯《萧伯讷（纳）赤俄旅行记》[2]第二年在中国出版。
其后，世界学术界泰斗级韦伯的“苏俄通讯”也被引入中国。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旧译韦勃）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所作评价较为正面。此后，韦伯的《苏俄的现状》（平群译刊于《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与《苏联之现状及其将来》（陈石孚译刊于《时事类编》1936年第4卷第14期）分别与读者见面。
20世纪30年代其他传入中国的英国“苏俄通讯”还有Spaule.H的《少年苏俄的学校生活》（子鱼译刊于《教育旬刊》1934年第1卷创刊号）、A.Wicksteed（威克斯铁）的《莫斯科十年记》（杨懿熙译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版）[3]、L.Haden Guest的《莫斯科的今昔》（遂之译刊于《中学生》1936年第70期）、戴莱菲的《苏俄小遊记》（忙曎译刊于《论语》1937年第107期）、坎撒勒特（Victor Cazalet）的《苏联印象记》（翼民译刊《旅行杂志》1937年第11卷第11期）[4]、E.Hofmaier的《苏联通讯：漫谈苏联的职工会与职工的假期生活》（慕虹译刊于《职业生活》1939年第2卷第4期）等。从文章标题可见皆关涉苏俄教育、职工生活及城市建设方面的题材。
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被引入至中国的“苏俄通讯”主要集中于苏德战争结束后。这一时期，英国作者的“苏俄通讯”中已没有战火硝烟，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是一幅幅战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火热的图景。如坎脱勃里、詹森合著的《战后苏联印象记》，詹森的《苏联妇女生活面面观》、《新民主的苏维埃教育》、《保健事业在苏联》与H.J.Greenwall的《从莫斯科到基辅》[5]等通讯，在中国媒体版面上有一席之地。
二、美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继英国记者兰姆塞之后，美国人洪福利（Wilfred-K.Humphries）的“苏俄通讯”—《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一文，系1919年4月10日（周四）晚，洪福利在旧金山的讲演。该讲演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发起人李汉俊从《The One Big Nnion Monthly》所翻译，译文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该作可视为一篇“劳工通讯”。洪福利起初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佣人，后来又作为美国红十字会的佣工，在“俄国情势最为激烈时”到达俄国，他的身份属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介绍了作者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对苏俄革命和劳工翻身作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十分感兴趣。因此，文章对苏俄充满了溢美之辞和由衷的感慨。
20世纪20年代，除了洪福利的通讯外，其他传入中国的美国“苏俄通讯”主要有高登·莫里斯的《赤俄游记》（张天化译1928年民智书局版，又名《地域的天堂》）、H.F.Clark的《苏俄教育一瞥》（于化龙译刊于《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11期）、德兰散[6]（T.Dreiser）的《目睹的苏俄》（虚白译上海真善美书店1929年9月版，书名原文：Dreiser Looks at Russia）、欣都士的《动荡中的新俄农村》（李伟森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11月初版）、美国工人代表苏俄调查团的《十年来之俄罗斯》（李伟森译上海乐山书店印行1929年7月初版）等。总体上，20年代的美国“苏俄通讯”反映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基本态度：一种是“仇俄”，对苏俄极度仇视与讥讽，如高登·莫里斯的《赤俄游记》视苏俄为“魔鬼”、“地狱”；另一种“赞俄”，肯定苏俄存在的价值与借鉴意义，如《苏俄教育一瞥》的作者H.F.Clark就认为“目下，俄国对教育上所作的新实验，不胜枚举，我们虽绝端反对俄国的政策，但若研究她对于教育上的各种实验，必有可以借鉴的价值。”[7]H.F.Clark所言仅教育一例，但可推广到对苏俄各层面所取得成就的认同。
20世纪30年代被翻译至中国的美国“苏俄通讯”数量较多。其中主要有Dreiser.T（德兰散）的《苏俄今日的妇女》（画灼译刊于《劳大周刊》1930年第4卷第6期）、Edgar S.Furniss的《苏俄现状之一瞥》（廖石峰译刊于《新声》19 30年第8期）[8]、F.A.Van Fleet的《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刘道南译刊于《东方杂志》1931年4月10日第28卷第7期）、洽利斯的《苏俄农民之生活》（叶琦译刊于《黄埔月刊》1931年第1卷第12期）、佚名著《苏俄视察记》（昭曦译自美国1934年《国民杂志》刊于《众志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辛梓的《苏俄的生活》（原名《红色的面包》，陈维姜译上海长城书局1936年4月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在苏俄农民疗养院中》（绪昌译刊于《时代青年（上海1932）》1933年第13期）[9]、Lindsay Parrott的《驻苏俄通讯员的回忆》（石家驹译刊于《报人世界》1936年第6期）、Kelly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莫斯科》（钱振海译刊于《文摘》1937年第1卷第4期）等等。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苏俄通讯”作者中，《大陆报》的勃阑夏（又译裘丽亚·柏兰夏）表现较为抢眼。她先在《现实（上海1931）》1932年第1卷第11期发表了《苏俄生活实纪》（周人译），后又发表了《苏俄印象》（颖村译刊于1932年第2卷第5期《苏俄评论》）与《苏俄印象记续》（邓季雨译刊于1932年第3卷第1期）。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样，勃阑夏是一名新闻记者。新闻人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知识博杂，视野广泛，笔触轻盈。发表于《苏俄评论》的《苏俄印象记》通讯有一段400多字的“译者志”，也可作为《苏俄印象记》的“导读”：“本文为大陆报派往苏俄考察之女记者勃阑夏（Jnlia Blanshard）所著，计十二篇。截至一月二十六日止，已发表于大陆报者四篇，其余八篇，当陆续在该报披露。她到俄国去，是想得到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她不是偶然的游历者，住在华丽的旅馆里，作舒适的旅行。第一篇叙述俄人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千百万人为着将来的希望，不顾一切牺牲以期完成伟大的五年计划。第二篇叙述俄国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女子在各方面的工作情形。在俄国，男子和女子一样地同等地操作家务，抚养小孩子。第三篇叙述俄国婚姻情形。离婚手续费只需七个卢布，不需要任何理由或根据。俄国现在正产生着一种新的男女人生关系。第四篇叙述苏俄教养儿童的情形，苏俄对于儿童及青年的教养，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成人的衣食可以醜（丑）些，而儿童的衣食必须考究些。俄国每一个儿童总多少参加了五年计划的工作。无论男女青年，凡没有受过七年教育的，得不到任何职业。其余数篇，以后当陆续译载本志。”[10]从正文来看，《苏俄印象记》每一篇都以“假如你住在俄罗斯”这句话开头，然后作者会如数家珍告诉读者，假如你住在俄罗斯，你会碰到哪些新鲜的事情。[11]
除了勃阑夏以外，由Frederick A.Van.Fleet著、刘道南翻译的《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通讯也别开生面。该文系原著者访问了实地考察过苏俄的奥斯丁而记述的，发表于1931年1月号《美国评论之评论》。奥斯丁系美国一家建筑公司总经理，在苏俄住了几个月后回到美国。与美国一些“苏俄通讯”诋毁苏俄效率低下相比，这篇通讯则反映了苏俄经济工作的高效。经济家（Goorge Soule）游历苏联后写出了《苏联游记》（英文又称《Dose Social-ism Work？》）。[12]此外，金陵大学贝德士（Bei Deshi）博士的《苏俄现状之观察》在《兴华》1935年第32卷第42期出版。贝德士（1897—1978），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学者。二战结束后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指证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苏俄通讯”作者中有一位值得一提，即狂热的基督教徒、教育家艾迪（Eddy Sherwood）博士。仅从1926年起到1934年的8年间，艾迪已访问苏俄10次之多。艾迪的“苏俄通讯”也在这段时间传入中国。1927年，由哲衡翻译《苏俄之观察与感想》[13]在中国首发。1931年10月初，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翻译了艾迪的“苏俄通讯”《苏俄的真相》。对于这篇通讯，邹韬奋作了书评。[14]1934年9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以青年丛书名义翻译出版了艾迪的《今日之苏俄：我们能从它学得什么》通讯著作，中国作者左企曾对此作了书评。[15]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纽约《国民周刊》记者路易·斐雪（Louis Fischer）的多篇“苏俄通讯”陆续被翻译至中国。[16]
20世纪40年代，几位在中国读者中享有盛誉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也来到苏俄，他们的“苏俄通讯”如实地介绍了苏俄社会主义现实，沟通了美苏两大国的外交关系，也留下自己对社会主义苏俄思索的空间。
1.威廉姆斯·怀特（William L.White）。1944年夏天，当苏联受希特勒的攻击陷于危险时，对美国的外交十分活跃，斯大林邀请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吞（Eric Jonriston又译庄士敦）赴苏，作为期6周的访问。[17]美国著名通讯员兼作家怀特（William L.White）是他的随员之一。访问结束后怀特整理参观所得，写下了《苏联的真相》（Report on the Russians）这部通讯。他的“苏俄通讯”在中国有不同的节译本，主要有《战时苏联的一瞥》（东郊译刊于《海王》1944年第17卷第1 36期）、《苏联见闻录》（张逸人译刊于《知识》1945年第11期）、《战斗苏联访问记》（王可襄译刊于《战斗中国》1945年第1卷第6-11期）、《怀德苏联观感录经济部份（分）》（刊于《新世界》1945年第4、5期）、《怀特：“苏联的真相（上）》（李百雷摘译《民主与统一》1946年年第3、4期）、《论苏联中央政治局》（闻运译刊于《大中国》1947年第4—5期）、《苏联访问记》（林天钊译刊于《学生杂志》1947年第24卷）等等。怀特关于苏联人民浴血奋战的通讯报道，在同样处于浴血奋战的中国读者中有较大吸引力。
2.爱金生（Justin Brooks Atkinson）。爱金生（即贾斯汀·布鲁克斯·阿特金森，1894年11月28日—1984年1月14日）美国戏剧评论家，从1925年至1960年在《纽约时报》服务。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爱金生受《纽约时报》之派到中国抗日前线担任战争通讯员，在那里他一直报道抗日战争直到1945年。在中国，他到延安访问了毛泽东，并被毛泽东的魅力所折服，在写作中倾向中共的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在后者那里他看到了反动和腐败。抗日战争结束后，爱金生仅在纽约短暂停留，便被送往莫斯科任新闻通讯员，著有“苏俄通讯”—《一个美国记者的看法：苏联印象记》[18]。与以往对共产党持赞赏态度不同的是，爱金生在这篇“苏俄通讯”中对苏联大加鞭挞。比如，在《华声》杂志发表该通讯时，编辑专门制作两道副标题：一是“苏联政府乃是传导权力的一种机器，任何国家如愿以友谊相处，必败无疑。”二是“无人知道现有多少万政治犯，在监狱或流放中，估计约在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人。”两道标题可能是“编辑”所加，却提纲挈领地介绍该通讯的反苏基调。在1947年第7卷第9—10期《文化先锋》上，中国译者仲愫又以《留居苏联的一年》为题，将爱金生这篇通讯发表。这篇文章让人反思，因为一个素来左倾的记者一反过去的态度而写出反苏文章，是应该重视的。
3.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42年10月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陆续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苏联战地通讯，如《苏联的战时生产》（美国新闻处译刊于《改进》1943年第7卷第1—2期）、《我亲眼看到的》（美国新闻处译刊于《改进》1943年第7卷第6期）、《我亲眼看到的苏联女游击队员与战时前线》（美国新闻处译刊于《文汇周报》1943年第1卷第14期）、《苏联记行》（李育中译刊于《文艺生活》1945年第3期）、《战时苏联游记》（孙承佩译刊于佳木斯（黑龙江）东北书店1947年版）等。上述通讯，有的是单篇，有的是著作。发表于《文艺生活》1945年第3期的《苏联纪行》有“读后记”，对作者背景作了交待：文章是译自美国名记者史（斯）诺最近出版的一本游记，内容分苏联、印度、中国三部分，美国印的一本书名为《在我们这边的人民》，意为盟友；英国格兰兹书店也印行一本，内容相同，但名字是改了。作者以前曾写过《西行漫记》、《为亚西亚而战》，现在回到美国，想再到中国来却不许可。他近年曾旅行十七国，在苏联七个月，在中印六个月，他的游记不是泛泛而作，是深入地写那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笔很好，成绩斐然，信非幸致。
此外，20世纪40年代，其他一些美国作者的“苏俄通讯”也传入中国。如约瑟·戴维斯的《我所见到的苏联》（沈锜译刊于《时与潮》1942年第13卷第3期）、《出使莫斯科记》（梁纯夫译1943年5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与《显微镜下的赤俄》（抟丹译刊《光明之路》1931年第2卷第1期）。约瑟·戴维斯（又译台维斯），任威尔逊总统的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联邦商业主席等职。1936年，奉罗斯福总统命，出使苏联。《出使莫斯科记》历史价值很高。中国作者欧阳云认为，这是一本以一个站在公正的立场而又关于某些事件比较其他人更清楚地去了解1936年至1938年的苏联实在情形的一本书。内容包含了苏联军事、政治、苏联建国过程中男女青年参加工作的情形，以及国防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杜嘉契夫斯基和布哈林的两件大叛国案，清党运动的情形。最为重要的是，作者根据他的观察，把所得有关红军作战能力的各项统计数字，加以肯定的答覆（复），苏联是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这本书是作者出使苏联期间的心得和外交史上的一些重要文献，他私人的信件、日记和在当时富有绝对机密的重要文件编成了这本书。[19]
华莱士，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总统时代的农业部长和副总统，后担任杜鲁门政府中商业部长。1944年来访问苏联远东与中国之行，著有《苏联亚洲记行》（Henry Wallace:Sovice Asia Mission）。[20]抗战结束后，华莱士主张促进美苏中三国邦交。
其他美国“苏俄通讯”还包括Sterger.A.F的《美国作家在苏联》（沈吟译刊于《西书精华》1940年第3期）、M.勒内的《苏联及其将来（特稿）》（郑庭椿译刊于《改进》1943年第6卷第11-12期）、派克尔的《莫斯科的情调》（酒仁译刊于《文汇周报》1943年第1卷第2期）、Sternberg.F的《战后的苏联》（郭志嵩译刊于《时与潮》1945年第24卷第2期）、Drew Middleton的《苏联新印象》（刊于《世界知识》1946年第14卷第5期）、依尔芬浪格迈（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建立二百周年大会的美科学家）的《苏联之行》（徐家斌译刊于《科学时代》1946年第10期）、佚名的《战后的苏联印象》（尚愈译自《纽约时报》，刊于《新风周刊》1946年第1卷第6期）、杰罗·弥特尔敦的《苏联见闻记》（美国新闻处编印，转载《纽约时报》，1948年出版）[21]、约翰·斯特罗姆著的《在苏联旅行》（伍墨衢译刊于《旅行杂志》1947年第21卷第4、5期）[22]、赛珍珠（Pearl S.Buck）的《赛珍珠论苏联》[23]（周桐译刊于《时与潮》1947年新28卷第3期）、史坦倍克的《苏联行》（刊于《文摘》1948年第13卷第6、8期）及布卡尔的《我对於（于）苏联的印象》（光君译刊于《友谊》1949年第5卷第6期）等等陆续传入中国。
三、日本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日本“苏俄通讯”传入中国的数量仅次于英美。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中国刊行的“苏俄通讯”见报率最高的是布施胜治。他曾任《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驻莫斯科代表，是日本著名记者，1920年6月访问过列宁。布施胜治在中国报刊上的文章主要包括《劳农俄国之一瞥》（刊《晨报》1920.9.2—1921.3.1）、《劳农政府之经济政策》（王兆枬译刊《时事月刊》1921年第1卷第4期）、《劳农俄国的新政策》（朔一译刊《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7号）、《苏联的内政与外交》（刊《晨报副刊》1925年第50期）、《苏俄是赤呢，还是白呢？》（刊《晨报副镌》1925年第50期）、《苏俄的东方政策》（半粟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年出版）、《俄罗斯之夜》（刊《贡献》1928年第2卷第7期）等。
20年代日本通讯的代表作还有川上俊彦的《新俄罗斯》（王辑唐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初版）和增田正雄的《赤俄印象记》（如囚译北新书局1926年2月初版）。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苏俄通讯”的集中引入期，在中国期刊频繁出现。其中有名的如秋田雨雀（1883-1962）的《新俄游记》（原名《青年苏维埃俄罗斯》，文莎诃译上海明月书局1930年8月初版）。作为日本“普罗列塔利亚”科学研究所（原国际文化研究所）所长，热心的世界语者，又是日本无产文学运动的先驱、戏曲及儿童文学作者的秋田雨雀，1927年在苏维埃俄罗斯举行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得到俄国的邀请去到苏俄参观考察。与增田正雄不同，秋田雨雀“想从苏俄的实生活里，归纳出苏俄现在正进行着的意的沃罗基来”，并且“第一要把对苏俄的不正当‘传说’打碎，还给苏俄本来有的地位。”因此，中国媒体称他为活泼的“小麻雀”，他的通讯如《高尔基之死》、《五一在莫斯科》等在中国读者中颇受欢迎，影响很大。
20世纪30年代，布施胜治又在中国媒体上发表了诸多“苏俄通讯”，如《最近的苏俄》（刊于《社会与教育》1933年第6卷第26期）、《转换期的苏维埃外交》（茅生译刊于《北平周报》1935年第117期）、《史（斯）太（大）林治下的苏俄》（杜又陵译刊于《北强月刊》1935年第2卷第4期）、《苏联五年计划再检讨》（杨辔六译刊于《宇宙（香港）》1935年第3卷第10期）、《对苏俄的再认识》（子修译刊于《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等等，体现他对苏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20世纪30年代，另外一个著名日本记者是鹤见祜辅，发表了《苏俄访问记》（吴越生译刊于《社会与教育》1933年第6卷第10、15、16期）与《莫斯科·柏林·罗马》、《苏俄访问记外三篇》（徒然译长城书局发行1933年9月初版；樊仲云译新生命出版社1934年1月再版）等著作。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传入中国的“作品”还有平平亮的《劳农俄国之考察》（《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930年第2卷第7期）、藏原惟人的《苏俄旅行记》（杨骚译刊于《小国际》1933年第20期）、丸山政男的《苏俄风景》（韦诚译刊于《国民文学》1934年第1卷第3期）、秦彦三郎的《苏俄之现状》（张希为译刊于《国论》1936年第2卷第3期）及冈崎次郎的《苏联农业现状》（林君译刊于《新农村》1936年第29期）等作品。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传入中国的“苏俄通讯”作品主要有佐佐木克己的《从战时苏联归来》[24]（李淇译刊于《国际两周报》第3卷第15期）、马场秀夫的《苏联现状》（汪吉人译刊《国际周报（香港）》1941年第2卷第13期）、西门渡边特派员的《莫斯科巡礼》（李淇译刊于《国际两周报》1942年第20期）及烟中政春的《从苏联归来》[25]（叶明译刊于1945年5月25日《常识》半月刊15、16期合刊）等等。总体上说，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媒介上发表的日本“苏俄通讯”无论数量还是作者名气上明显低于20世纪30年代。
四、法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20世纪上半叶赴俄考察的法国人中，最有名的是著名学者安德烈·纪德与罗曼·罗兰。由于罗曼·罗兰的访俄文本《莫斯科日记》是在他去逝后才公开，虽然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畴，但罗曼·罗兰的苏俄之行，还是引起当时中国媒介的关注。1935年第3期《杂文月刊》发有一则图片新闻，配有罗曼·罗兰与斯大林的合影照，文字说明称：罗曼·罗兰夫妇住在高尔基家，两人保持20多年的友谊，通信不断。访苏期间，罗曼·罗兰与斯大林等政要会谈，他对后者的印象是：“斯大林的单纯、机警与智力的广泛使我惊叹。”[26]1935年第3卷第17期《时事类编》也发表一则“文坛消息”：1935年6月23日罗曼·罗兰夫妇抵达莫斯科。翌日在《真理报》上发表言论：“诸位同志：访问贵国，本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意大利的古谚曾说‘看过拿波里Napoli再死，但我敢说，看过莫斯科，就要活下去。为了活动起见，应摄取活动。”[27]
一年之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访苏，并发表了他的“苏俄通讯”—《从苏联归来》，因此备受争议。
1936年6月17日，纪德应苏联作协的邀请以贵宾身份参加高尔基的葬礼，由5位作家陪同访问了苏联，至8月21日回国，历时两月有余。归国不久发表了《访苏归来》，[28]3万多字的短文，加上次年出版的《附录》、《补正》等材料，也不足10万字，却掀起轩然大波。“一夜之间，纪德就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29]
纪德的《访苏归来》遭到罗曼·罗兰的强烈反弹，他发表了《评纪德的苏联观》一文对纪德进行驳斥。[30]
除了纪德作品以外，传入中国的法国“苏俄通讯”的作品还有金艾玛著《苏俄写的片断》[31]（李青厓译刊于《矛盾月刊》1934年第3卷第1、2期）、威克斯铁的《莫斯科十年记》（杨懿熙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版）、无名氏（法国工人）的《苏联生活片断》（《国际言论》1937年第3期）等。
五、德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德国“苏俄通讯”传入中国的仅见雷翁·傅克脱惠格（Lion Feuchtwanger）的《莫斯科记》（吴大琨译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11月版）。
雷翁·傅克脱惠格是1937年被希特勒放逐的犹太作家，1937年正月到达莫斯科，是看过纪德书后到的。译者后序称：“这不是一本理论书，可是实际上却是很像一本理论书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公正的苏联证人。雷翁·傅克脱惠格也认为：“我已经为我的努力去观察以及清楚地企图获得理解弄得非常疲乏。因此，在我归后的第一天，我就对我自己说，我的任务是在于使一切事情都形象化地表现出来，而并不是一定要限于表示意见，所以我就决定一直到我的经验已经结晶化了的时候为止决不开口。”[32]
六、比利时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比利时人樊德维的《对于苏俄之感想》（又名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r，1866—1938）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0年10月25日第29期发表。他1931年曾作《中国革命始末：布尔什维克与国民党》（A travers la revolution chinoise:Soviets et Kuomin-tang）在中国国内颇有影响。
七、印度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R.Tagore）在1930年9月11日至25日，作为期15天的苏俄访问。由于身体原因，泰戈尔坐苏联火车跨越边境小城内戈雷罗耶，经斯莫棱斯克到达莫斯科之后就一直呆在莫斯科。泰戈尔访问苏俄目的有三个：一是考察新的国家的新文化建设；二是考察农业发展和苏俄农民生活；三是考察教育特别是农民的教育。泰戈尔访俄通讯，亦在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由中国缪庆邦所译的《太（泰）戈尔论苏俄》，分别在《文化月刊》（1934年第1卷第8期）和《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10—11期）发表，为人们解读泰戈尔与苏俄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除了上述可查有国籍的外国“苏俄通讯”作品外，尚有一批没有明确国籍信息的外国“苏俄通讯”作品，也在20世纪上半期传入中国。如米立根所著《新俄成人教育的鸟瞰》（译刊于《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6期）中“编者按”称：原文载在世界成人教育协会（The world Association on AdultEducation）所出版之第41期季刊内，该期季刊在1929年8月出版，著者为米立根（Milligan， F.S），此文即米氏到新俄考察成人教育状况后所作报告的大纲，故译为《新俄成人教育的鸟瞰》。该篇通讯没有交待米立根的国别信息，类似这样的通讯还有不少，为节省版面，故不作“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