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学术思想史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史论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积累大量文献，需要历时贮存积累学术文化信息和共时检索交流学术文化信息，也就产生了各种目录活动。目录学则是目录活动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和升华的理论。故此，目录活动史和目录学史应不同，目录学史应是目录学学术思想史。
事物发展的关节点是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和分界处，是旧质与新质的临界点。学科史作为学科学术思想发展史，其发展阶段的区分应以学科主要概念、学科名称、科学理论体系的出现为关节点。故此，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应以目录概念的形成、目录学名称的出现、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中国目录学历经萌芽、知识积累、经验科学到理论科学的发展进程[1]，它以图书内容学术文化的辨考、图书构成材料形式的考证的学术史派为主流，而注重分类著录方法以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帐簿派则曲折地发展。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中国目录学学术思想史分阶段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1 萌芽期的中国目录学
《周易》每卦卦辞、爻辞加标题为卦名，卦画象征地表示对自然界作原始分类，64卦对占筮记录作了分类编排，这说明《周易》本身已含有标题、释意、编次的目录要素，已具有一书目录的内涵。《隋志》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2]《国语·鲁语》记载：宋正考父曾到周太师那里去校对所藏十二篇商颂的顺序，由此可知周太师掌管的典籍经过整理编次。《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即是说，外史要将所藏书籍的名称通告各地，这就是目录宣传。《国语·楚语》记载，申叔时对楚庄王提出教育太子的意见时，提出了《春秋》《世》《诗》等一组图书，并说明每种书的学习目的，这就是后世导读目录活动的雏形。
先秦时期，我国的知识划分，有六德、六行、六艺之分。《庄子·天下篇》分为七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分为六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广泛收集鲁、周等国文献，进行整理编次。他把这些文献分为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孔子及其弟子还撰写《书序》《诗序》。《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说明《尚书》有单本目录。由此可知，孔子及其弟子开创了原始的以册篇为单位进行分类编册的六艺知识分类方法、创立揭示文献内容的作序提要方法。“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3]说明，汉初已有张良、韩信“序次”、“删取”、“定著”兵法的目录活动；杨仆纪奏《兵录》，则是兵书专科目录已编成上奏。
中国目录学起源于基本矛盾——大量天然载体文献积累与人们对特定文献信息需要的矛盾之中，发挥目录活动对文献信息的贮存与检索的基本功能，积累着人们丰富的目录活动实践经验和目录方法，萌发着后世各种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胚芽。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起，就有记言记事的史官，也是抄写、掌管图书和目录编纂之人。我国萌芽期的目录活动离不开史官，造成一种重史的传统——注重历时学术文化信息积累，成为我国目录活动和目录学的主要传统。诚然，在萌芽期，也有通报目录与推荐目录活动，交流当代学术文化的目录信息。先秦诸子作序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形成后世目录活动的叙录，成为后世辨一家一派一学一类的源流，是宗法血缘关系在目录活动的反映。先秦时期形式逻辑思维较发达，萌芽期的图书分类思想也较为丰富，但这种分类多以诸子派别去划分。显然，中国目录学萌芽期思想较接近于目录的各种要素，与图书馆和私人的文献收藏、整理、利用相关；以发挥目录信息的揭示宣传教育功能为主，也包含着文献信息的登记、检索功能。
2 目录学知识积累时期的中国目录学
我国目录概念的正式形成是《别录》《七略》，因而，划分我国目录学萌芽期与知识积累时期的关节点是《别录》《七略》。
班固《汉书·艺文志》节取《七略》成文，《汉志》是历史著作《汉书》的一部分，目录学研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由于皇权与正史的尊崇地位，学术史目录活动也就成为我国目录活动的正统、主流，目录学也就成为研究学术史的学问。唐代继以确立四部的《隋书·经籍志》，后世以为永制。有类序、叙录或传录体、辑录体提要目录的编撰，在我国源远流长，重在考一书、一家、一派、一类学术之源流演变，成为我国的辨考主流派目录学传统。从汉至唐，我国目录活动由官修至史志，进而私人、专科、佛道目录兴盛。目录类例由六分，至六分与四分、七分交替，进而定四部为主；体例以贮存大信息量学术文化为主体。
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对目录信息的需求，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系列以目录信息交流为主的官修书目活动。这时期目录，是方便寻检交流目录信息为主的登记帐簿式，“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矣”[4]，类例六分、七分、九分、四部纷兴，以甲乙丙丁为类码排列藏书。随着汉译佛经的增多，佛经目录活动日益兴盛独立发展。佛教讲“因明”之学，重逻辑分析，与我国汉代以后逻辑学发展停滞的目录活动大不同，佛经目录活动讲究精明分类，分类复杂而周备。佛教讲“缘起”、讲宗派渊源授受，故佛经目录，以年代为著录次序，记译人传略，撰写提要举要致用，成为我国佛教发展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汉唐目录学成果丰富，群书目录的提要，标志着我国目录学进入知识积累阶段。《汉志》提出求书、校书以及“录”的内涵：即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目录则是总群书而成。《七录》提出私家名簿、官目以及目录类型的划分，设立簿录类，《古今书录》改为略录，新《唐志》定称为目录类，说明目录学已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隋志》提出了目录的存贮职能，初步探索了目录活动的部分规律：研几探颐，穷极幽隐。《古今书录序》首次提出了目录活动所面临的普遍矛盾：经籍浩广与寻览者司总者需求的矛盾；提出了目录活动的实质：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提出目录活动评价存贮知识信息的部分规律性认识：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众经目录序》提出佛教目录活动的部分规律：披检法藏，详定经录，随类区分。《开元释教录》卷一论述目录的功用：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这些论著总结了本阶段目录学知识的积累，显露后世各种系统目录知识发展的先兆。
我国以图书的内容——学术源流演变，作为高密度学术文化信息积累的主流，以我国传统的整体混合思维模式所形成的类例、类序和提要目录方法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一种以学术为研究起点的目录学主流派。在中国封建社会平稳发展的“太平盛世”和儒家学术文化正统较为稳固的时期，如汉、唐诸代，以学术史主流派目录学占统治地位。这种学术史式的目录积累，要以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如二十年编成《别录》《七略》）并带有科研性质（如古籍考证）活动的特色，重视目录信息存贮功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频繁、儒家学术文化产生变异（如玄学）的时期，如两晋南北朝，则以帐簿派目录活动和目录学为主体，以共时学术文化信息交流为其特征，以详设类目、讲求类例以明学术和索引的编制，重视目录活动的信息检索功能。
3 经验科学时期的中国目录学
目录学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目录学进入经验科学时期。宋代《苏魏公谭》卷四云：“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这是说，目录学是寻检书、史的学问。也说明，目录检索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功能，北宋初就被人们所认识。这是与北宋时出现以检索交流目录信息为目录学概念主要内涵的学术思想相统一的。
由宋代至明代，由于学术文化交流对目录信息的需求，非主流派目录活动也相当活跃，详分类例以便寻检，以《通志·艺文志》分为“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为代表；也出现以检索交流学术文化信息为主的索引。郑樵《通志·校仇略》，披陈其求书、校书、分类、编目的理论，多古人未发之见，而以分类学说为主体，阐述分类功用、分类体系、分类细则、立类根据、分类辨讹、详明类例以辨学术考源流、通录求全记亡的“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目录控制思想。明代目录学家则认为，书目是记录、检索图书信息的工具，陈第说：“粗为位置，以类相从，因成目录，得便查检。”[5]祁承业认为：“部有类，类有目，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架插七层，箱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此事之部勒法也。”“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而书有独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务考。”[6]胡应麟认为：“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树，往往各殊。”他认为不同的目录功用不同：“第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传，帐中之秘，亦往往内府所无。其目可以互稽，难于偏举。郑氏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代之有无，家之藏畜，反不可知。然亦各有长也。”[7]
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每书皆有解题。清代《四库总目提要》则集学术史派目录之大成。主流派私家目录以宋代《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为代表。这种目录活动，以回溯性、积累学术文化为主，目录方法以讲求类例、类序、叙录辨考学术源流派别，以书目代替学术史。由于以编撰学术史目录为主流，故此，历代目录学家总结描述其经验和活动规律也多从此揭示。《遂初堂书目》提为：“剖析条流，整齐纲纪”。《经籍会通》总结为：“书目第记书名卷轴”，“列其指归，析类分门。”“千载简帙之废兴，百氏编摩之得失，一百可以尽其大都。”《校仇略》强调使学者究本末、知源流，类例分、学术明，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校仇通义》归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范文澜先生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8]
在中国目录学发展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着高密度积累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活动：类例、类序及提要结合的考辩学术源流目录活动；形成了经验积累的知识方法——中国的学术史主流派目录学。与此同时，也形成和发展着注重分类、著录、索引原理和方法的共时交流学术文化信息的目录信息、目录意识和目录工具载体，形成和发展着我国的帐簿派目录学。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心理是“实用理性”，历史意识发达，体用不二、情理交溶、主客同构，重整体的模糊把握、领悟和体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9]。故此，我国古代目录学有其理论研究，但多是经验体会式描述，无系统推理和逻辑分析而难成理论系统；其重要概念和范畴，很少有严密的解释和定义，带有体悟性、模糊性；其方法、工具均缺乏深入细分的发展，多是粗线条式——如书目分类；目录学混合在经史校仇之中。
4 理论科学时期的我国近现代目录学
具有目录学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的理论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目录学进入理论科学时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锁国之门，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使我国目录学走向理论科学阶段。
这个阶段，大量的目录活动是应社会对目录信息共时交流的需要而开展的。近代出现了一个“索引运动”[10]，近代图书馆运动蓬勃发展，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书目参考工作开辟了新的目录活动领域；近代开展目录活动的不仅有各图书馆，还有专业性目录索引机构、书店、出版社、报馆、杂志社、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去协调目录活动。目录活动的产物不仅有现代的各种目录类型，也有各种索引类型，有文摘刊物，也有书目之书目和各种书评专栏；目录载体不仅有书本式——包括单行本、附录式和期刊，而且有卡片式；目录方法有叙录法、提要法、著录法、文摘法、分类法、标题法、书评法、索引法等。
近代目录学研究开始于总结我国古典传统目录学成就和引进西方目录学。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继承传统目录体例，构建近代书目分类新体系和著录新体系；编《万身公法全书》预拟构建古今世界登记总书目；使古典目录学走向世界，走向社会化、平民化，向近代目录学转型[11]。我国1901年至1934年，出版了一批研究介绍西方目录学理论方法的论著。近代专门总结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专著，如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等。总结继承我国传统目录学与引进西方目录学相结合的，如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引论》《中国目录学大纲》，而以姚名达的《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为代表。
以引进西方目录学为主而发展编目学的，如杜定友《校仇新义》和一批有关图书馆编目的著作。也有引进杜威十进分类法而编制近20种仿杜、补杜以及中西混合的图书分类法。正是在大量引进分类法而编制中西结合分类法的基础上，学术界提出研究图书分类学，发表相关研究论著。在编目方面，形成了以杜定友等为首的以著者为标目的《英美编目条例》的流派，以刘国钧为首的以书名为标目的中文编目条例流派；著者号码表则有拼音著者号码、笔顺著者号码、四角号码著者号。引进西方标题法而编制的有吕绍虞《中文标题表》等。索引理论方法论著，有钱亚新《索引和索引法》等。还出现了专科目录学论著，如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等：出现了比较目录学性质的论著——张遵俭《中西目录学要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先是引进苏联目录学理论方法，后是引进西方目录学理论方法，开展各种现代目录活动，发展我国现代目录学理论方法。使我国目录活动走向社会化、信息化、标准化、机读自动化、网络化、国家控制并与国际接轨；使我国目录学同社会化、信息化、网络化一起，走向分化与综合：形成各种书目理论、书目计量学、分类学、检索语言学、文摘学、索引学、专科目录学、网络信息目录学，走向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实践与时代文明进步、民族的学术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的发展，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转化为社会对目录信息存贮与检索交流的多种类多层次需要的变化，而作用于目录学形成发展的内因。在目录活动实践和目录学理论内部继承与创新、主体与客体、时代阶段性与连续继承性、民族性与国际通用性、学术论争与书目及目录学理论评论、相对稳定与发展需要等的对立统一螺旋发展进程中，以目录活动技术方法、目录学思维加工方法为中介而相互作用，形成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实践家和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表述为不同的目录学概念、观点、范畴、原理、理论方法，形成目录学不同研究群体——学术派别；构成了目录学自身的矛盾运动发展历程——目录学形成发展的规律性进程。
这种目录活动与目录学理论的矛盾运动发展进程，不断促进新旧目录学概念、范畴、观点、原理、理论方法、学术派别的更替、学科的分化综合、学科体系的出现发展与完善。体现这种发展进程的，则是先辈与同代的目录学思想、不同的目录学派别、不同时代的目录学学术材料、不同国家民族的目录学理论方法、不同的目录活动实践经验信息、不同功用的目录学分支派别。即是说，目录学有它自己固有的核心问题和功能价值，以及特殊规律与循此规律独立运行的特殊阶段。而目录学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运动或发展，表现在每一个时代的目录学都必须以其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思想资料为前提，而这些思想资料本身又是从那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录学正是经过这种发展的道路而走向现代带有国际性、社会化、信息化的目录学，走向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深化发展、分化与综合，走向学与术各自分化与互相综合，向着目录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