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探微
范五三1,官文娟2,陈育钦1
(1.福建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2.闽江学院 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基础层面，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新期待，所进行的公共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活动。它从资源配置、要素优化、文化产出、科技创新等“生产性”和“普惠性”视角，来界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旨在克服当前文化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全球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造中，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共建效能最大化，除了做好“顶层设计”外，还要回归具体国情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强化对公共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重视科技创新驱动对公共文化精准服务的作用。
关键词 ：政府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热词，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抑或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中，都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举措。作为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了重大战略部署，这不仅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要素,并从时代高度论证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求。然而，多年来对公共文化服务范式在理论和认知上仍存在着一些误区，就是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等同于非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或者直接等同于公共文化服务[1]。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进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食粮”新期待的重要方式。因此，聚焦并厘清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异同，对于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益，推进文化建设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视角
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逻辑，是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等举措，推动政府理念由“效率至上主义”向“责任中心主义”的转型[2]。进入21世纪，公共服务作为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归根到底是指公共服务的性质[3]。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服务理念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优化民生公共服务的出发点，涉及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等多个领域，通过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使公民受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4]，使公共服务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与职能价值在新时代进一步彰显。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层面，以中国的方式诠释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功能。然而，随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朝着纵深推进，对其具体的内涵与范围也存在不少争议，将二者混为一体进行看待，特别是对“基本”与“非基本”之间的争论，带来了“公共文化服务应全部由政府主导、财政保障”[1]的结论。如此，不仅不能准确把握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不容置喙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范式以人民主体性视角为立足点，契合了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4]战略部署，也很恰切地阐明了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主体性问题，为发挥政府和人民两个主体性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撑。这也在实践上推动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职能的转变和优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政策扶持和资金导向投入和运用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之中，同时，也为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即，应在保障社会公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条件下，创新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模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要削弱、取消政府文化管理的主导作用，而是将“坚持政府主导”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在理念上、机制上、功能上“唤醒”与“激活”全社会对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的关注，理顺政府职能与文化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成为政府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与方式，这也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益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仍存在着供给不均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供需错配、有效供给不足等诸多难题和问题，亟待从供给侧持续改革创新。要有效改善公共文化领域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应当以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为主线，通过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应当关注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力供给、财力供给、资源供给、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等方面的作用，亦即，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论视角来分析与审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治理活动，不仅在理论上能够回应二者之间的争议，而且在现实性上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从发展先进文化的视角出发，要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交互供给”目标，需正确看待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和发展特点。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和范式来挖掘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供给潜力，为公共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全新的思维模式。尽管公共文化服务范式及其规范要求对改革中规避“拿来主义”的误区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如若没有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治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事业与产业、建设与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导致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战略的曲解，难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文化体制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回应和实践回答，使得人民群众对文化的精神需求无法得到平衡充分的发展。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指向与重点领域
从文化的视角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公共文化承担了传播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和文化素质的使命与功能。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一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生产契合了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趋势和战略任务；二是当前文化治理和建设体系尚不完善，如何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显得尤为迫切。作为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重要方略，如何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内涵、要求与领域，正逐渐为业界所关注。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化解高需求与低水平的矛盾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在文化治理情境中的复杂实践，其突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最优化，以及如何重视供给对象群体间的异质性需求，也是文化治理领域彰显人民主体性思想的首要要求。这种理念契合了当前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合理性前提和价值性追问，是如何回应政府在当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中的行动逻辑，以及如何协调高需求与低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实现文化“公共”之义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普惠的基本目标，就要坚持用“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以优质服务对接新需求的同时，化解公共文化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认清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进路。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与着眼点要以城乡文化积淀与内涵为依托，以文化生产的空间拓展为手段来加以实现。这里所指的文化生产包含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公共文化生产的最大化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产出在“量”上的增进，还应注重其在“质”上的提升，在提高文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前提下，确保社会公众享受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和效果均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总体目标上要发挥政府在文化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采取“盘活存量”“资源整合”“要素优化”及“开放服务”等方式，增强公共文化领域“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5]，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供给结构的最优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的公共文化生产，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中对质的要求和优化显然重于对量的要求和意义。概言之，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供给成效最优化的基本目标，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重量而轻质，而是在化解高需求与低水平矛盾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
努力解决供求脱节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工作之一，要将“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定位[6]，实现主体和推进力量合力的形成，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要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处理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关系的主导作用，完善与市场结合互动的途径和机制，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随着公共文化实践的动态发展，要辨明厘清“软要求”和“硬任务”中存在的问题，不论是政府在文化要素投入方面，还是文化融合创新驱动的推动，抑或是文化服务区域结构的调整，以及补齐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的短板等，其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中，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4]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作为推进文化治理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应当在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时，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不容置疑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着眼于文化产出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契合了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领域化解高需求与低水平矛盾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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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涵：文化生产中资源与要素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概念，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其增速的高低不是通过增加投入和靠量堆出来的，而是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改善或规模经济等无形要素发挥作用产生的增长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9]。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激发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成为新时代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既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努力，比如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也可以在宏观层面上通过体制优化、规模效应、要素重组，提升配置效率来实现。作为公共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对微观层面文化产业生产提出新的目标要求，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泉，更是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的重要依托。政府要重塑强化文化产业长期和可持续增长，面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供需错配的主要矛盾，要在注重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基础上，着力改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环境，优化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机制，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神需求。换言之，在“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良币驱逐劣币”成为社会共识，应坚持质量与效益并重的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时代建构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关键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方略之一。公共文化服务是为优化政府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活动，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并不冲突，是多元互动与合作的关系。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更多侧重于政府和宏观调控层面，配置和优化文化生产的资源要素；市场主要从市场与微观企业文化生产的意义上来界定市场性资源与要素配置；而社会力量主要从全社会各个文化组织、文化体系及人民大众的层面，促进公共文化基本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在供求性失衡的情况下，需要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支持市场的作用”[7]，同时还要充分了解和把握社会公众的文化关切，激发他们的参与性与主体性。可以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合理调整和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建立多元共治、高效运行的现代治理结构，激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创造活力和参与热情。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贴近性和寓教于乐等特征，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价值所在，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8]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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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公共文化生产不仅包含微观层面上的文化生产活动，而且还包含宏观层面上对资源与要素的优化整合。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如果只是强调文化设施建设、服务内容供给、文化平台搭建等，就不可避免地割裂了“送文化”与“种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从公共文化生产的分析视角出发，要实现文化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考量供给端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在建构公共文化传播和配送体系中平衡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资源与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构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涵，这从供给侧着手并非忽视群众现实需要，而是依托于需求之上的从供给入手的创新。根据群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效率，进一步去除过剩产品，有效降低配置成本。事实上，对公共文化生产的资源与要素的优化配置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文化领域，在政治、社会和生态等领域中，同样也存在着公共文化传播的任务与要求，要建立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建立专门的调研通道与需求表达机制，避免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低下等弊端，以达到文化生产领域中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目的。
(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领域：科技创新驱动服务升级
本文所指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究文化生产领域资源与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分析视角有所差异。可以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顺应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需要，将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纳入建构和服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4]，这为突出创新驱动来引领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10]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突出公共文化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提供新动力。因此，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其相互促进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有利于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有效性供给。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多样文化的需求，而且能够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提供智慧源泉和方向引领，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供给。第二，科技创新有利于实现服务形式的现代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能够促进文化产业的业态创新，在延伸文化产品形态的同时，能够为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文化产品，抢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的产业制高点。第三，有利于实现公共文化传播体系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智慧社会”正式写入报告，作为一种对美好社会形态建设的总体性实践，公共文化服务为满足社会公众精神需求提供了新的认知空间，其价值理念的传播需要拓宽公共文化资源传输渠道，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补齐网络文化建设的短板，提高公共文化网络传播的运行效率和即时服务能力。第四，有利于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精神。公共文化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良序并存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可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公共文化服务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逻辑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统一是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思维与理念的现代转变之需，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目标下，精准破解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各种困难与问题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曾生动地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1]诚然，当前我国公共文化生产存在着供给侧问题，面对社会公众文化需求呈现的增长之势，如何根据我国文化领域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特殊属性，寻找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的提升之道，对突破我国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历史关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确立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文化治理新理念
但是案例库在建设和应用实践中也有一些不足：通过具有装备特色机械制造基础案例库建设，解决了案例库有无的问题，但是案例库中案例还是较少，甚至无法保证每一个重点的知识点都有案例，以后还需要不断增添新案例；案例的详细处理还做得不够，没有把每一个案例的背景介绍、适用知识点、教学建议等整理完备。
当前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着力，必然要在满足社会公众对多样性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从文化生产性维度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和不可或缺性，以此来解决供给结构不合理、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治理环境中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改革的迫切性和特殊性要求结合我国文化领域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特殊属性，倒逼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业态的转型与升级。这种转型与升级的“核心仍是政府改革”[12]，然而在依靠政府主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满足硬性指标为导向，忽视公众实际需求的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力激发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因此，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需发挥政府的理性引导作用，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在补齐短板中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效率的提升。
(二)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潜力
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新着力点，对其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这就要求在文化治理领域中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除了要求政府扮演好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外，还应发挥市场在文化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活力，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将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既是顶层设计的要求，也是确保文化领域改革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要求。从文化治理领域的顶层设计来看，树立体系化的文化治理新理念，要从更高的层面超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的既有藩篱，统筹协调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机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三者的融合发展。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看，就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目标而言，政府要统筹解决公共产品过剩和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要在巩固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投入供给格局的基础上，形成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与行动方案，不断提升文化生产和供给效益，实现公共文化资源要素的优化聚合效应。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要改变“供非所需，效能低下”的现状，可以通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方式，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和人民消费新需求，从而为当前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性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从理论上明确了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和实践的方向。这一要求不仅是对微观社会文化市场领域的生产要求，同样也是政府公共生产的要求。真正的创新文化需要关注生产成本问题，文化生产领域的“降成本”并非单纯地理解为“省钱”，而是应当在“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理念指引下，坚持宏观思维和注重综合施策相结合，不断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质量成本。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社会性共识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增强政府公共文化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坐实公共文化的生产成本控制，要求在符合本国国情基础上实现文化生产成本资源耗费或价值支出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以实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
(三)控制文化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生产性要素的角度来看，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和各项工程所需要的公共财政、公共物资、公共人力资源等社会性和政策性资源，需要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实现不同层面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力，从而为释放公共文化服务潜力提供基础条件和内生动力。首先，政府要发挥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科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的战略规划，明确公共文化领域治理的重点与方向，引导社会性和公共性等文化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协调机制，通过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等举措，激活市场与社会的活力，规范文化生产主体的市场行为，打破现有的供给瓶颈状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建设。其次，引入市场机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引入市场机制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具有积极作用。作为建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市场支撑体系，“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和弥补“政府缺位”等问题，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和激发市场活力的基础上，营造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秩序，提升公共文化的供给效能。再者，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模式。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融合式发展，需要使社会力量成为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活跃因素，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是推动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的必然发展方向。在建构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关系新格局中，要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在公共文化建设“新生代”的作用，知名企业在公共文化建设“新动能”的助推作用，以及成为注入“文化干细胞”等生活实践，使社会力量成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重要一环。
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文化生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不仅是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优化和生产创新等来源基础上生产量“额外”增加的部分。相对于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而言，就需要政府通过对公共文化资源重新配置的同时，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与政策工具渠道创新，实现公共文化资源与要素优化配置的系统性效应。我国要在新常态下启动文化产业领域的增长动力，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实现“质”与“量”的平衡发展，这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视。第一，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化进行观察，不断提升政府科学化管理水平。政府在兼顾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基础上，应在强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意识的同时，加强对公共文化产业成本与投入的总量控制，促进政府文化治理领域与公共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制度设计分开，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引入“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缓解文化设置“空壳”现象，为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第三，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此外，政府要善于借助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动能，在体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治、资助方式的社会化和多元化等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基础上，探寻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良策。
(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来助推公共文化服务升级
要构筑公共文化精准服务体系，必须有所谓的“公共纽带”，还需要实际的建构活动，当然更少不了科技创新驱动因素的融入。“智能化社会”使社会公众拥有更多的文化选择空间与平台，改变了人们以往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与路径，无论身处何处，都不必再按照“固定的模式”获取文化信息，这就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观念，需要“既符合世界大同的趋势，又能使人民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13]。可以说，在公共文化服务逐渐步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公共文化如何冲破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的重要领域。在注重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互动的进程中，要着力从三个方面来强化科技创新对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的支撑能力。一是要结合新媒体时代大众的需求特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供给。通过数据库技术、数字化技术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加强线上与线下的结合，通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广模式，创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与吸引力，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最大的供给效益。二是加强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建设，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加便捷高效。通过科技创新搭建公共文化精准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提高公共文化精准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的入户模式，在保证供给有效性的同时提高供给的针对性。三是加快公共文化传播体系现代化建构，正面回应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的现实需求。移动互联网时代为精准掌握和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提供可能，要综合运用现代传播手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不同层级数字化文化服务，消弭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区域差距带来的“数字鸿沟”。
党的十九大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发展文化产业做了重大的战略部署，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新方向。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推进，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如何“共荣”，二者融合发展“如何可能”的方法论思路逐渐明析。诚然，这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对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学界还缺乏对二者进行理论和现实关照，探索完善相关领域的方式和路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回顾二者的演化历程，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两大领域，作为总体性的“文化事业”，二者在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为二者的“联姻”提供了渊源关系。经济全球化带来科学技术的世界性流动，以及全球文化竞争的新格局带来的挑战，使得文化软实力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从功能定位上看，二者“实现文化满足和文化涵育的重要功能”成效的发挥，能够为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文化支撑。就发展动力而言，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属性与文化产业的营利性属性具有发展的互补性，二者互为条件和支撑，彰显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和公共精神，为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在迎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球文化治理的挑战中，公共文化与文化生产仍存在着“两张皮”现象，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及二者融合发展机制建构的阙如，都对文化治理新理念的树立带来了隐形的掣肘，为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
提高评估脊髓组织活力和检测脊髓残余神经功能的能力，以识别和区分形态学和功能变化，是提高临床预后和脊髓损伤患者管理能力的关键。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所有应用了一种或多种MRI技术的研究，以评估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临床效用：（1）诊断效用：MRI技术是否提供了在脊柱病理诊断中显示群体差异或提高诊断准确性（灵敏度/特异性）的指标? （2）生物标志物效用：先进的MRI技术是否能产生量化损伤数量的指标，从而与神经/功能损害和/或显示随时间的纵向变化与脊髓病变的残疾变化相关?（3）预测效用：先进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是否产生了能够预测神经系统、功能或脊柱病理状态下生活质量的指标。
四、结语
做好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对以往公共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主线的“另辟蹊径”，而是从资源配置、要素优化、文化产出、科技创新等“生产性”和“普惠性”视角出发，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因此，从供给侧发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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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AN Wu-san1,GUAN Wen-juan2,CHEN Yu-qin1
(1.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18,China ;2.Library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China )
Abstract ：As the basic level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fers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alloc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carried out by the government to meet the public's new expectations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lement optimization, cultural output, other “productive” and “universality”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ims to overcom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cult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fierce global cultural competiti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being pushed forward,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uring the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on the supply side, to realiz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sharing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doing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strengthen optimization allocation in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ultural indust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drive the role of the accurate serviced to public cult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driv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着力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FJ20182TB004)；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会科学类)“华东地区高校图书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策略研究”(JAS180367)；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乡村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动力价值及其实现机制研究”(GY-S18103)
作者简介 ：
范五三(1984- )，男，福建三明人，博士，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罗列上百种用于评价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合并、筛选、分类后，主要得到三类九种指标，如图1所示。每种指标又设有可观测的子指标，共计27项。在此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中评判权重的方式，按照类别构建模糊评判矩阵，分别计算这些子指标的权重。
官文娟(1984- )，女，福建南平人，闽江学院图书馆员，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陈育钦(1964- )，女，福建莆田人，福建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37(2019)04-0033-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编辑：张文渲)
标签：政府驱动论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论文; 福建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闽江学院图书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