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涵义和经典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论文,涵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确立现代文学经典的文化语境
建国后最具文化意义的现代文学经典危机，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确切地说其标识就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这之前红色经典与样板戏经典从苦心经营的建构到逐渐被冷落甚至速朽，也曾潮起潮落，但它们的沉浮与政治气候的变换直接关联。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实质上强调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话语中剥离出来，由附庸的状态重新走向独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得到学界的认同后， 《上海文论》1988年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名著重读”栏目，近年来又陆续拥有诸种现代文学思潮史，直至去年问世并引起反响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而且有理由预言，世纪之交仍然会有重写的文学史，思潮史及经典选本问世。
如今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无疑切中了现代经典危机的症结。8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期，一方面中国文学把自身置于世纪文学的总格局中加以体认，另一方面欲从本土的现代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和形式参照。可是，在主流话语严格监制下形成的既有的文学经典却不可能满足批评家和作家的认知需求：红色经典流传下的知识，与他们所需的知识相距甚远，而现代文学中的非经典性文本虽然包含着可得性知识，却被充满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重重遮蔽。于是经典危机和重新调整经典，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凸现在文学界。
当然，调整经典还离不开文学的外部条件，正如佛克马所说：“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2 〕虽然知识分子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从政治和社会的中心移向边缘，文学也由此失去了“轰动效果”，但这并没有严重地影响专业知识分子重写文学史和重建经典的内在冲动，没有消解这种冲动内含的文化责任感。
本文所以廓清经典危机的文化语境，阐释重建经典的内在缘由，意在表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概念，即由现代性的文学观，审美特征和文学语言结构等构成的整体观。虽然现代的百年边界不好用确切的年份硬性切割限定，但作为共时性的现代文学整体观却为学界普遍认同，决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是随意”的乃至“莫名其妙”的，更不会因为经典选本忽略了某人或某些人的古典诗词创作，就认为不符合“建国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 ”〔3〕当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不妨可以宽泛一些，以便贴近本世纪末中国文学发展的本相，否则近些年来超越启蒙话语的先锋派作家作品就难以归纳到百年经典之中。
二、经典的涵义和经典化问题
关于经典的涵义，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
关于经典的涵义，佛克马和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尽相同的诠释。第一种涵义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4 〕第二种涵义强调经典在文化主流圈的影响，他转述了罗森格伦的观点：“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而“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5 〕第三种涵义是从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出发，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6 〕这三种诠释都言之成理固然没错，但它们所指涉的经典的侧重点显然有别，从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上我们可以发觉有关经典和经典化的几个问题。
首先，佛克马在陈述第一种涵义时提及，这种界定的缺陷在于它是被动地被建构起来的，没有指出“谁的经典”。文学经典的确立者，实质上就是经典话语的陈述主体，因此要研究文学经典的内部结构，就不能不探询经典的命名者。从经典构成的历史看，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是教会，政府和学校，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帝权垄断了经典，并通过经典统治着文化教育。这些经典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行使其话语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不仅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钳制思想与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建国后，政治一元化的体制，导致了以权力的形式来规定文学功能和教育要求，经典被纳入教科书体系，成为主流话语的产物。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所依附的政治文化体制逐渐变革，强制性的权威失落了。如今，从法律原则上说，人人都有创建文学经典的权力，但实际上这种职责落在很少一部分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身上。
现代社会受工业文明的浸润，分工日趋细密，专业日益狭窄。一般而言，学者都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推进自己的钻研，而且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向纵深发展。即使是相近专业的都较难相互理解对方的研究状况。因此在知识领域，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认同学术权威，因为他们长年累月地从事某个专业的研究，占有详尽的研究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同行与社会公认的研究成果。没有学术权威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早的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就是由一批具有学术影响的新文学运动当事人编选导论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实了它的价值性。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某一位学术权威编选的经典或文学史，就一定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特别是他们编选的当代文学部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动态的经典，得经过比较，筛选和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恒态的经典。不过应该承认，他们至少“提供了一个起点式的参照”〔7〕是经典化过程的一种积累。如果一切皆从头开始， 妄信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我们只得重新返回仅有样板戏经典的“文革”年代。
其次，佛克马转述的第二种经典的涵义，着重强调了经典的一个经验性的规范因素，即被称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应是引人瞩目的并被文化主流圈接受，因而常常被批评家作为某种参照系提及。这个因素有利于经典选家的操作，而且拥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但是与其他经典的因素一样，它也不排斥特例，尤其在对待当代文学时。因为，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作家作品同时代的批评家，而批评家原本是历史的存在物，其洞见有时并不是恢恢天网，不能完全断定不在他们赞许视野中的作家作品，就一定没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当时遇到的是普遍的冷淡，少量的几篇评论也是严厉贬抑，作者因此郁郁而终。近半个世纪后，艾米莉才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威廉·福克纳也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才广为人知。因此，只要编者将这种尚没有得到文化主流圈普遍认同的作家作品控制在极少限度之内，就不能因此作为否定一部经典选本的充要理由。
文学史家的经典较多地顾及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常常把文学思潮作为文学史长链中的链环，可是代表文学思潮的作家作品多数属于二、三流。
在论及这个规范因素时，还必须注意文学史家的经典和批评家的经典的一些差别。一般地说，文学史家的经典较多地顾及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常常把文学思潮作为文学史长链中的链环，可是代表文学思潮的作家作品多数属于二、三流。像当代的伤痕反思文学，一些作家作品曾轰动一时评论如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显露出粗稚和肤浅，即便在文学史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依附的文学思潮。而批评家的经典在考虑文学历时性的同时，还注重于共时性，相对而言编选的眼光要严格一些。有时，编者为了生成一些更有建设性价值的假设，坚执自身的编选原则，不太想掩饰体现在选本中的偏好。虽然历史尚不允许我们当即判定它能否成为有价值的经典选本，但我们得肯定，它为我们提供了将来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资料。这种价值更多地不是来自以往人们理解的所谓客观性，而是来自编者力图超越社会权力和商业操作的学术理性。
最后，经典的第三种涵义是佛克马转述的霍兰德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之中，所以文学经典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在文学史上，一劳永逸地占有读者。故此经典和文学史总是处于动态的过程中。这种说法不免偏激一些，但起码提示了经典构成或经典化中的一些问题。相对而言，被保留下来视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历史愈长地位愈稳固，越接近现时的变化就越大，争议也越大，似乎可以说历史是衡量经典的一种尺度。
这里就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历史尺度。显然，这里的历史表层上关涉到物理时间，实际上是指数代人的审视目光。不同代际的人不会经历完全相同的历史遭际，而任何人又难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如果不同历史境遇的人对相同的作家作品具有相近或一致的看法，这就有效地指证了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经典化的基本前提是共同的文化参与。当代人固然无权终极地确立当代作品的经典地位，但谁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这个时代指认可能性经典的权力，这是精神同代人的文化职责。没有动态的经典化，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经典。
文学经典就是指已经得到历史承认的名家名作。美国学者希尔斯认为，至少需要得到三代人的两次延传的东西，才可谓之传统，持续的短暂性则很可能是时尚。
二是经典的文化传统性。以往，人们习惯于把经典看作文化传统的物质载体之一，从这个角度讲，文学经典就是指已经得到历史承认的名家名作。至于这历史的大致时间界限到底如何衡量，人们则语焉不详。美国学者希尔斯认为，至少需要得到三代人的两次延传的东西，才可谓之传统，持续的短暂性则很可能是时尚。当然，他所说的传统的涵义主要指文化核心部分的信仰和范型。〔8 〕文学经典的命名是否可以借鉴这种说法呢，值得商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典不等同于精品，所以用经典命名晚近的作家作品，不能不慎重。即便是自信，也得顾及学术的规范性。
以上对佛克马和蚁布思《文化参与和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经典涵义作了一番梳理，涉及到经典的涵义，经典的确立者和经典化等问题。顺便提及的是，本人无意加入对谢冕先生的《百年文学经典》的争论，但我赞同孟繁华先生的“学理化的批评”提法，因为它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建设。
注释：
〔1〕黄子平，陈平原，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p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2〕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p4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3〕昭然：《离谱的“百年经典”》，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4〕〔5〕〔6〕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p50、51、3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7〕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8〕【美】E·希尔斯：《论传统》p2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