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蒋介石论文,外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2-0123-09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为争夺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对失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与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代表权并非仅是维持国际活动空间的外交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藉此表明其政权“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维持对岛内的统治，故每年都倾全力以保全之。蒋介石对联合国席位“保卫战”极为重视，是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
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交涉与演变的进程中，1961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美国和台湾当局应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被迫由“缓议案”走向“重要问题案”。学界对此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美国的决策为考察对象，间有少量以台湾当局决策为考察对象的论著，也鲜有以蒋介石个人决策为中心的考量，如王正华的《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对台湾当局的因应、决策过程的梳理，蒋介石的思想与行动淹没于其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与分析。①本文拟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等为基干，以1961年与中国代表权问题攸关的“外蒙入会案”为中心，探究蒋介石的决策与行动②，分析蒋介石决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与牵制，蒋介石如何处置理念与现实的冲突，其外交决策有怎样的特点，并对已有研究的某些结论有所商榷。
一、蒋对美方“缓议案”的强烈不满
美国与台湾最初采用的是“缓议案”，即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暂缓讨论”，不进行大会表决，实际上维护了台湾对中国席位的长期占据。1960年联合国大会第15届常会上，美国所提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缓议案”仅以42票赞成对34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为历年来“缓议案”所获支持率最低的一次，曾允诺赞成“缓议案”的非洲新会员国的集体弃权，引起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极大震动。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代表权问题，以四十二票对卅四票搁置共匪参加案，为历年来对匪票数最多者也。”[1]③同年，台湾代表在争取联合国经社理事席次的选举中，又以未达到2/3票数落选，蒋介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乃联合国我国席位动摇之预兆，所谓覆霜坚冰至，不得不作前一之准备。美国新旧政府之交替对我国之政策是否改变，姑难逆料，即使其不改变，而其将来对我联合国席会之协力，决不能如今日国务院之积极，故今后最应注重者乃为整个联合国问题。[2]
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中，肯尼迪(John F.Kennedy)当选总统。美国不断发出对台湾不利的信号，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1960年11月表示，应采取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即允许台湾‘独立’及一个‘独立的’中共”，他声称“迄今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一直‘是有点昏庸’”[3]。1961年1月18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生(Adlai E.Stevenson)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共的进入联合国可能无法防止”[4]。美国认为，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必须放弃将中国代表权搁置的“缓议案”，而改采允许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讨论，以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使大陆主动拒绝入会的策略。
1960年底，蒋介石就在考虑下年联合国席位与台湾“进退之方针政策”，提出要在心理上培养减少对“联合国重要性”的依赖。[5]在他1961年年初的工作规划中，联合国席位排在最前面：“联合国组织已接近其由俄共破坏而入于瘫痪与崩溃阶段，此非仅我国问题而已，似不能深虑，但应准备退出后各种情势之研究。”[6]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
台湾方面认为，美国所欲采取的新策略是重大的退步，为其推行“两个中国”及让大陆进入联合国提供了便利，因而坚决反对。在美国政策显示出重大变化的关头，蒋介石于3月27日接见应召返台的“驻美大使”叶公超等人，商讨对策。“外交部长”沈昌焕判断，美方所拟步骤，实质是在对台政策不变的口号下，以“保全我在台所有一切”及“阻匪入联合国”，来诱使台湾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沈认为必须坚决反对美国的做法：“倘我接受其安排，即表示我同意放弃对大陆主权之主张；即令共匪反对与我同在联合国为会员国，美方仍可逐步推行‘台湾国际化’及‘台湾独立’之政策，以减少共匪攻击美国占领台湾之口实。”[7]蒋介石基本同意沈昌焕的意见，把美国的改变当作是强迫其“接受两个中国之卑污不可告人之政策”，表示要“力加反击”[8]。他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我代表权问题，美国在心理上已生失败主义，乃设计造成“两个中国”之布局，至于不能获得支持票，乃一种说法而已。
二、将来无论用缓议案或其他方法，均须美国有决心。否则，我自行拉票，必极困难。
三、接受或默认两个中国之安排，不但政府何以自处，我们应告美方，我们必要时决心退出联合国。倘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请匪入会，则我决心退出。当然我们要奋斗到底，以保持我代表全中国之地位，使共匪不能入会。技术上各种方式，你们多研究好了。
四、沈部长分析我失掉联合国席次后，所将发生之种种不利后果，自然要考虑。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外交家自应从国际角度多加研究报告政府。万一我不得已退出联合国，以后如何应付，乃是我总统的责任了。[9]
4月1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肯尼迪，强调台湾方面“基于联合国成败及国家利害，断不能容忍所谓两个中国或任何变更中国代表权性质之安排。此乃中国传统革命精神，忠奸不容并存”[10]。12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中声明，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承诺，反对在目前情形下允许大陆政府进入联合国。[11]17日，肯尼迪复蒋函，表示“对于在贵我两国共同防御条约下所作各项承诺，将予忠实遵守”，“吾人在联合国之主要目标之一，为维持中华民国在该组织之会员国地位”。肯尼迪认为美台目标一致，双方的分歧，只是“为达成此项目标所需策略之选择”不同。[12]
二、蒋对“外蒙入会案”的坚决抵制
在美台之间就是否续用“缓议案”为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第一道防线争持不下时，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与外蒙古同时要求加入联合国。台湾以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的独立是苏联“侵略”的结果为由，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入会要求行使否决权。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策略地将毛、蒙两国的入会案联在一起，声称如果台湾否决外蒙古入会，苏联就否决毛里塔尼亚入会，以此激起非洲法语国家的不满，在有关中国代表权案的投票时不利于台湾。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国认为要掌握过半数的基本票数，必须说服台湾不能否决外蒙古入会。
蒋介石必须首先面对如何处理“外蒙入会案”的问题。
6月2日，美国宣布开始与外蒙古就建交问题正式接触。[13]蒋介石认为，美国如与外蒙古建交，就是对共产集团的妥协，为承认大陆政府的先声，是对台湾当局“有意侮辱”，也增加台湾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难度。他命令外交当局“正式加以斥责”[14]。
6月20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E.F.Drumright)，批评美国政府“一面向吾人一再提出保证，承诺支持我政府及代表权，绝不承认共匪政权，但另一面，当处理此等有关我国重大权益的问题时，则又一意孤行，不经事先磋商，即片面行动，强使我事后承认。此不但违反信义，且系对我政府与人民之重大侮辱”。蒋指出，从近来美国与外蒙古建交及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处理看，国际间所传美国对华政策第一步为“两个中国”，第二步为“承认共匪”，第三步为“台湾独立”，已得证实。[15]23日，蒋介石又令沈昌焕再约晤庄莱德，向其补充三点：一、对近来美对于与台有重大关系之问题，事前均不与台谘商，采取片面行动极为不满。二、美采取片面行动后，对于台湾所提出之意见，均不重视，甚至置之不理，“此种侮辱我国之态度，我尤无法忍受”。三、外蒙问题非一单独问题，美试探与外蒙建交，在亚洲反共国家观之，即为美承认中共之先声。[16]
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研讨过许多可能性，其中之一是给予大陆政府与台湾当局相同地位，且这是“最优先考虑”之政策。这给蒋介石当头一击，他由此判断，美国并未因台湾的所提“严重之抗议”而做任何改变，且“无异于对我之公开拒绝为提抗议也”。他有点绝望地写道：
从此，只有专心注意于实施反攻登陆计划，而对美国外交乃可告一结束，不再存有何幻想矣。[17](重点线为日记中原有——引者)
其后，蒋介石得到美国政策稍有松动的信息，白宫决定取消“两个中国”政策，愿就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台湾重新协商，“但其对外蒙承认政策尚在僵持中”[18]。7月14日，肯尼迪函致蒋介石，请蒋派遣可完全信任之代表赴美，就16届联大应采取之战略战术进行磋商。[19]蒋认为，肯尼迪来信“为各国元首来函中最具热情与诚切之函件”，信中“对于我提各种抗议皆有诚恳与具体之答案”[20]。因此愿善意回应。蒋明知肯尼迪所言赴美协商之“最亲信人员”系指蒋经国，他却决定派“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出马，因陈有代表“政府”与蒋个人双重身份，“可公私兼全也”[21]。
28日，蒋介石就派陈诚为全权代表赴美复函肯尼迪，强调：“中国政府基于联合国宪章及国家立场，必须维护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之完整并阻止外蒙入会，其理由屡经陈明。而贵国对华政策之是否坚定不移，始终一致，实为此等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之关键。”[22]可见，在蒋看来，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坚定不移”才是问题的关键。
7月29日，陈诚携蒋介石致肯尼迪亲笔函启程访美。[23]在美期间，陈诚与美方高层共进行了四次会商，其中两次与肯尼迪会谈。8月2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自由世界”的团结，美国表示将继续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予以坚强支持，反对大陆进入联合国。美国同意暂不与外蒙建交，但在外蒙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台双方未能达成共识。[24]蒋介石认为，美国承诺不与外蒙建交，“此乃对美第一步之胜利也”，然而，美国又要求台湾对外蒙加入联合国不用否决权，“其威胁程度如故，可笑可耻之至”[25]。
8月15日，肯尼迪致蒋介石一封长函，强调非洲法语国家将视台美对外蒙案投票情形来决定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之投票立场的“冷酷之事实”，再向蒋介石建议，“为达到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之更重要目标起见，吾人势必须就较为次要之外蒙入会问题运用战术弹性”。长函中对蒋介石软硬兼施，称“本人以一个从事实际政治者之身份，对于阁下所面临的此项问题，自甚了解。但本人素知阁下多年政治家之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对于阁下领导之深切信心，深信阁下必能向贵国人民解释”[26]。
蒋介石对如何回复肯尼迪十分慎重，特意召集会议研讨。8月26日的复肯尼迪函是经过蒋多次修改才定稿的，且最后英文稿由宋美龄操刀。蒋自述其过程：“覆甘函最后定稿，彼等(指沈昌焕——引者)中英文皆不合理想为念，下午再作最后修正、定稿，其英文稿仍由夫人彻底修，方得安心。”[27]蒋在信中强调，“外蒙之脱离中国及共匪之窃据大陆，实为雅尔达协定及中苏友好条约均可避免之后果。此一惨痛教训，全国上下记忆犹新”。美国政府“此次倘竟屈服于苏俄之勒索敲诈，默认外蒙进入联合国而自毁其立场，不仅无以对全国爱国军民，且恐因此削弱人民对政府反共之信心，更使大陆六亿同胞向往自由亟待拯救之希望，为之幻灭”[28]。总归一点，蒋不肯让步，坚持不惜一切阻止外蒙入会之立场。
美国对蒋介石信中表达的固执非常不满，美国务院代表对叶公超称，美国每次就策略问题与台湾方面协商，均得不到善意回应，今后美国难以再每事协商了，“必要时美或将采取单独策略上之行动”。叶闻言惊惶，认为美台决裂危机来临，连忙向蒋介石报告。[29]蒋介石极为“痛愤”，一面痛恨美国态度之无理，一面迁怒于叶公超“言行可恶”，“媚外成性”，要立即召其回国。[30]蒋严令“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与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时态度坚定，“不可令外人疑为尚有转变可能之影象也”[31]。他强调：
目前为我外交最艰难关头，政府方针既经最后决定，吾人务应绝对避免任何言辞使人误认我仍心存犹豫，尚有伸缩余地。我固应尽其在我，极力争取法非各国之谅解及支助，但绝无意以容忍外蒙入会为其助我代表权之交换条件。[32]
9月6日，肯尼迪再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对蒋8月26日复信“甚感失望”，并警告称，如“双方不能获致协议，而吾人(指美国——引者)必须保留自由，以采行吾人认为最适于达成双方共同目标之途径”[33]。语气严厉，几近最后通牒。蒋介石虽然愤怒，认为这是美国对其最后的施压，但也在日记提醒自己：“应慎重研究，依理依法以复之，不可作意气用事也。”[34]此后几天，蒋与下属为如何回复肯尼迪费尽脑筋，一再修改，“未敢有一字一句之疏失，故修改频繁不已”。蒋介石原拟如美国不顾台湾立场，则以台湾亦将“自由行动”(意即不征求美方同意而向大陆发动军事行动)来威胁美国，但陈诚、张群等力劝将此句删去。[35]10日，蒋发出致肯尼迪函，函中只坚持说“中国代表权问题及吾人反对外蒙入会一事，不仅关系敝国在联合国席次之保持，且实为我国家尊严与民族自尊心之所系”，请美方对台湾立场予以同情之谅解，并暗示他不会在强权政治面前屈服。[36]
11日，将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外交部长”沈昌焕向蒋介石辞行，蒋命令沈，“我政府只有否决外蒙，乃为死中求生唯一道路”，并要求其转告蒋廷黻与叶公超，“切勿再有犹豫余地也”[37]。
三、蒋在外蒙入会与保留“本国”代表权之间的艰难抉择
9月6日，非洲法语12国元首在马达加斯加首府举行会谈，决定对毛里塔尼亚、外蒙入会案及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立场。会前，蒋介石分别致函电给加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刚果(布)、喀麦隆、马达加斯加等国元首，请其对台湾在毛、外蒙入会案中的立场给予同情谅解。[38]蒋介石还分别致电约旦国王和秘鲁总统，不仅请两国代表在联大中发言助台，还请他们转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美洲各“友邦”元首进言拉票。[39]
鉴于非洲法语国家多系法国原殖民地，台湾方面对法国的反应极其重视。9月7日，蒋介石接见法国驻台“代办”，嘱其向戴高乐总统转达台湾对“外蒙入会案”必须否决之原则，希望非洲法语国家能理解，毛里塔尼亚若不能入会，“乃咎在俄共”[40]。12日，蒋介石直接致函戴高乐，解释台湾坚持阻蒙入会立场的理由：“倘敝国对外蒙入会，不加阻止，则不啻承认侵略成果，丧失国家基本立场，违背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因而无法维系民心士气，其后果之严重，不可胜言”，请法国谅解并支持台湾立场。[41]戴高乐20天后才复一短函，表示理解台湾的立场，却婉拒了对法非国家施加影响的要求。[42]
9月19日，蒋介石接到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坏消息，非洲12国成立“马非”集团，并已形成决议，如果台湾否决外蒙古入联合国而导致毛里塔尼亚入会申请被苏联否决，则该12国不仅反对台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将与台湾“绝交”。蒋自述接此讯后“并不为骇异，乃以泰然处之”，认为“惟有贯彻既定之政策，否决外蒙并作最后撤退联合国之准备”[43]。
9月底，非洲国家在联大总务委员会中一致投票赞成苏联关于中国代表权之议程项目，显示出巨大力量。美国亦发出警告，台湾如对外蒙案使用否决权，美将无法阻止非洲国家及其他方面的排台运动。[44]此前，蒋介石还得到美国传来的信息，如他一意孤行，美国将停止对台经济援助。蒋介石仍不为所动，他手书电文指示在纽约的沈昌焕和蒋廷黻：
否决外蒙入联合国之决策，应遵照中央决议贯彻实施，不计成败得失，切勿畏任何危难或压力有所摇撼。应知我国至此再无道路可循，请再将中央决议文切实体认为妥。[45]
蒋责令沈等人要“再将中央决议文切实体认”，是撂下重话，严令在纽约的一线“外交官”不得对否决外蒙入会立场存犹疑动摇之念。
不利的消息再次传来，原允诺在“外蒙入会案”上支持台湾的土耳其等国，也受美国影响而改变立场。蒋介石虽“对美国压迫无理言行不堪忍受”，但面对现实也无法再强撑下去，他在10月1日记道：
要求美国声明其对共匪加入联合国请求时实施否决，与我对外蒙入会案放弃否决之约交换，可乎？[46]
这是蒋介石首次在日记中表达对美国妥协的意愿。10月2日，他做了三件事，为改变策略进行铺垫：一是让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Ray S.Cline)接洽，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建立一条新的渠道；二是约见张群、王云五等，“谈否决外蒙案重新考虑之建议”；三是以“私人资格”约见美国“大使”庄莱德。蒋先是强硬地表示，台湾的决策“已无再考虑余地”[47]。后又婉转地说，如果“美国能诚意合作，双方澄清两国政策以后，则对此案并非不可重新协商也”[48]。蒋请庄莱德将此意转告肯尼迪，并代他询问肯尼迪6个问题：“(一)美国政府是否确将于我国否决外蒙入会时，投票赞成外蒙入会？(二)美国政府届时是否准备发表类似白皮书之声明，谴责中华民国？(三)美国政府是否即继而正式承认外蒙？(四)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变更中美两国间之基本关系？甚至考虑与我断交？(五)美国政府是否将于中共入会后，承认台湾为中共领土之一部分？(六)美国政府是否将使安理会先处理外蒙案，迫我国政府不得不使用否决权？”④
蒋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对此6个问题“能作满意之澄清，而以两国真诚合作为出发点，则我为维护甘乃迪总统领导自由世界之威望，且不增加美国困难起见，对于是否必须对蒙案否决，自非不可商量”[49]。蒋在重压之下，不得不面对现实，表示可对外蒙案做出让步。蒋所关心的下一步，是要以此让步来交换美方坚定支持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承诺。
因蒋介石的让步，台美双方开始新一轮磋商。当时常规外交渠道有两条：在台北是“外交部次长”许绍昌与庄莱德，在华盛顿是叶公超与肯尼迪特别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台湾译为“彭岱”)。10月6日，蒋介石接见庄莱德，一面感谢肯尼迪所表现出的诚意，一面重申其交换的基本条件：“美政府宣布对共匪使用一切权力反对其加入联合国(连使用否决权在内)之具体政策，然后我国方能商讨如何对外蒙不使用否决权之办法。”[50]为博取美方的同情，蒋大叹其让步的艰难：“在外蒙入会问题上，如欲我代表团不使用否决权，即等于要求我政府之立场作一百八十度之转变，其困难程度，实无可比拟。”即使陈诚引咎辞去所兼“行政院院长”职务，亦不能解决问题。蒋说，只有“甘乃迪总统愿提出具体保证，以一切方法在联合国维我排匪，包括必要时在安理会中投票反对共匪入会在内”，“本人始可向我全国军民解释，并加说服，使谅解我政府在外蒙会一案，不使用否决权之理由”⑤。10月8日，庄莱德告诉许绍昌，肯尼迪准备于11日记者招待会上，阐明美国仍将在联合国一切机构内继续坚决支持台湾之代表权，反对中共进入。同时美方却婉拒公开承诺将对大陆进入联合国使用否决权。许绍昌表示失望。[51]
在得到美国明确表态前，蒋介石仍对其“外交官”督战。10月4日，身在纽约的沈昌焕体察出蒋介石或有变更外蒙案立场的意图，致电蒋介石称，“政府如因重大原因必须考虑改变我对外蒙案之立场，似宜急速决定实施”，并恳请蒋“于适当时机酌示机宜，俾资遵照部署因应”[52]。蒋介石复电称，他2日与庄莱德的谈话，并非既定政策有所改变，“乃在我否决外蒙以前，为对甘乃迪总统不能不乘此时机亦表示我私人应有之情义，即尽其应尽之礼节而已”，指示沈等“一切工作应照预定方针准备为要”[53]。8日，庄莱德转达国务院训令，美方不能接受蒋所要求“使用否决权在内”的拒阻大陆进入联合国的公开声明。蒋介石十分气愤，表示如此则台湾“亦不能放弃否决外蒙入会之要求”，甚至不惜“中止商谈”[54]。他致电叶公超称，如美方不能“体谅相助”，“吾人自不能有所强求，乃可停止商谈，即照原定计划，实施否决之准备为要”[55]。后在陈诚建议之下，叶公超未将此强硬立场向美方表达。蒋介石对叶公超久已不满，决定乘此机会召其回台述职，也借此向美国表达强硬姿态。
围绕肯尼迪能否满足台湾要求，公开保证以一切方法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包括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一点，美台双方的交涉陷入僵局。转机来自蒋经国与克莱恩的那条线，邦迪10月11日致电克莱恩称，肯尼迪可以在台湾保守绝对机密的前提下，以“秘密保证”的方式向蒋介石做出承诺。[56]蒋介石闻此消息，遂手拟对美商讨解决外蒙案之方针，作为蒋经国与克莱恩商谈之要领：
甲、必须对我联合国地位有一确实保证，美能于必要时使用否决权之政策，对我作书面保证，则我对外蒙案不用否决权为最低条件。乙、如其总统不能作公开声明，则由其国务卿代表政府作此声明亦可。若其有难作公开声明之苦衷，则至少要予我以书面(不公开)之保证。惟其甘总统仍须认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之政府作公开之声明也。[57]
10月14日，克莱恩与蒋经国商讨双方皆能同意的秘密谅解协议，台湾提出由庄莱德以肯尼迪外交口信的形式口头传达该项承诺。[58]16日，克莱恩将修改后的美方政策声明呈交蒋介石同意，美方在声明的附录部分有条件说明：“如为中国代表权有利而或须(对外蒙古入会)投赞成票时，则请谅解。”蒋介石认为此条件“甚不合理”，但也无奈接受了。[59]17日，庄莱德见蒋介石，口头传达肯尼迪的训令，向蒋保证阻止大陆“加入联合国有效使用否决权作秘密保证，以及另作公开声明‘始终认我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云”。蒋也保证台湾对外蒙古不使用否决权，却同时仍表达台湾的意愿，希望美国在安理会对“外蒙入会案”不投赞成票。[60]
接见完毕，又生一意味深长之小插曲：庄莱德认为，既然是肯尼迪的“口头保证”，当面转达过后，交涉即告完成。但蒋介石认为，美方必须有“书面记录其训词，正式递送”方为有效，令许绍昌要求庄莱德必须补递书面训词，“方得谓之秘密保证也”。10月18日，庄莱德补递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庆幸地写道：“此一经过可知，外交不能有丝毫客气与放松，如一不留意，即可造成口说无凭，等于空言，毫无根据之交涉矣，危矣。”[61]
对此交涉一无所知的“外交部长”沈昌焕尚蒙在鼓中，他于10月11、13日两日连电陈诚，认为如改变对“外蒙入会案”之原定坚决立场，将“影响军民意志、政府威信”，并一再表态万一决定改变政策，将引咎辞职，以示负责。[62]10月18日，台湾当局对“外蒙入会案”立场之改变已成定局，蒋介石电沈昌焕阐述其转变关于“外蒙入会案”立场的理由：
此次外蒙否决政策之变更，乃与我原有目的并不相背，以当时冀于美国“两个中国”政策无法消除，且对我代表权亦无保障，并不表示合作，故不能不作我宁为玉碎与破釜沉舟之决心，今美既有彻底改变政策之决心与行动，故我为达成国家基本目的与保持中美国交关系，乃亦不能不有此一改变，其对国家言，否决外蒙事小，只可作为手段，而打破“两个中国”阴影，确保联合国席位，加强我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惟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乃为我之最大目的，尤其此时特别需要兄等了解，并积极努力奋斗为要。[63]
10月18日午，蒋介石再次致电沈昌焕，“吾人所希望彻底消除‘两个中国’之阴影，与巩固我在联合国地位之主要目标，对方于此皆照吾人所要求者诚意实施，则我亦应以诚意应之。对外蒙入会问题决改变原定计划，不作否决之准备，至如何方式，请廷黻兄等妥商后呈报”[64]。由此，这项决策传达到出席联大的代表团，由其落实。
台湾当局在内外宣传上一直坚持要否决“外蒙入会案”，甚至不惜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对美国妥协，在内部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早在政策改变初期，蒋介石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对内的各项工作。10月16日，蒋令张群“如约准备一切对内，尤其立法院复议案之手续也”[65]。10月18日，蒋致沈昌焕电报中表示：“惟此政策虽决，但对国内舆论与民意机关与中央之决议案，必须作一周时间之运用，方能转移更正。”要求其“此时还须保密勿宣为要”[66]。10月23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第5次会议，说明改变对蒙案立场的缘由。[67]10月24日，“立法院”秘密会议，讨论蒙案问题，结果15位“立法委员”中有11位赞成当局变更立场。[68]虽然在蒋决意改变立场时，台湾在外蒙古入会问题上的立场更动就几成定局，但官样文章仍需做足。
10月24日，正是蒋介石75岁(农历)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廿四)日晚……妻约其女友廿余人宴会，并由杜月笙之妻等清唱平剧助寿，但此心不觉为乐也。惟立法院同意对外蒙政策后，无异如释重负，心神顿觉轻松。三周来对外对内此一激烈转变，终能达成此预期之目标，而且毫无缺损，不仅为平生奋斗在政治上一件大事，而且国家民族安危存亡攸关之大事获得如此解决，自觉欣幸为慰。特别是在七十五岁(旧历)生辰正日之一天，更可告慰我先慈在天之灵矣。[69]
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美国)的结果通过了“外蒙入会案”。台湾代表未参加投票，以示不承认蒙古为一个独立国家，保留不放弃主权意。但此举实际上是默认了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在日记中写道：
此乃俄共十五年来并吞外蒙政策之实现，我国惟有在此国耻重重国土未复之际，以此勉励全国同胞，益加发愤图强，在冷酷严肃之中同仇敌忾，誓复失土，湔雪耻辱也。[70]
“外蒙入会案”通过后，台湾当局又与美国合作，确定以“重要问题案”取代“缓议案”，作为确保台湾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权的手段。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对澳大利亚、美国等提出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的议案进行表决(根据规章，重要问题需要2/3票数始得通过)，以61票赞成，34票反对，7票弃权，12个非洲法语国家对此投赞成票。⑥该方案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保证了此后10年台湾在联合国内占据中国席位。
四、几点反思
1961年围绕着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冲突，蒋介石的主要对手竟然是其“盟友”美国，其曲折过程折射出台湾时期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基本策略与制衡其决策的基本因素。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内对外仍以“全中国”的代表自居，联合国席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面对大陆的强力竞争，台湾在人口、面积、资源等方面均处劣势，唯一可恃的就是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台关系并非对等的伙伴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台湾并非最重要的一环，处于受援地位。如何争取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不被“牺牲”，是蒋介石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的重要牵制因素。
蒋介石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很强的个性。在他的日记中，充满着与外国打交道不愉快的记忆，帝国主义侵略的阴影一直纠缠着他，现实的“弱势地位”和“屈辱外交”不断冲击着他敏感的自尊心，抗战时期的“苦撑待变”强韧的成功，又成为他有时遇强不屈服的力量源泉。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织下，蒋介石表现得极其矛盾：基于理想，他每每与美国抗争，在私下里大骂美国，甚至不惜以中止商谈来对抗。基于现实，他又不得不妥协让步。在外交上，实力、现实永远比理想走得更远。这也是蒋介石在“外交”上长期受挫折的根源所在。在评价他在1961年为代表权问题与美国抗争的结果时，真不知是该说蒋介石在处理“外交”问题时有弹性一面，颇能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呢？还是要说他不够坚持，虎头蛇尾呢？笔者倾向于前者，毕竟，在美台关系的天平上，台湾能够抗衡的砝码实在太轻，美台关系这出戏，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台湾的表现可以使剧情起伏曲折，却无碍结局。
处理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颇能显示蒋介石处理政务的某些行事风格：
一、有相当的策略与技巧。长期处在“弱势”地位与美国打交道，蒋介石也有一套应对美国人的办法，先硬顶，提条件，“以小搏大”，虽最终难免要妥协让步，但也能竭力谋其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在处理“外蒙入会案”对美国交涉时，蒋先后用坚持台湾立场、召叶公超回国等方法，逼迫美国。而在双方争执不下、常规外交路线无法沟通时，蒋命令蒋经国与克莱恩建立一条非常规的管道，获得奇效。蒋自述：“此六个月间对美之奋斗悲痛，诚不知所止”，而最后卒能达到目的，“其大部关系在于经国与克来因二人合作之力也。竟使此一已成失败之局，卒能转危为安。”[71]这种倚重亲信处置重大问题的方式，虽能奏一时之效，却是对制度的破坏，挫伤职业外交官的积极性。“外交部长”沈昌焕虽与蒋颇亲密，也有感到无所适从之时。
二、独断专行，事必躬亲。1961年下半年蒋介石日记的主题就是联合国，他事必躬亲，大到政策方针确定与变更，小到给美方的回复的一字一句，都亲自问、亲自改。日记中充斥着焦虑、痛苦、失眠、动怒、对下属不满。这固然说明他是多么重视“外交”，但也说明其过于琐碎，缺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度。他对属下的职业外交官极不信任，揽功于己，诿过于人，不仅对“驻美大使”叶公超时加责骂，即使是忠心耿耿的“外交部长”沈昌焕，蒋也认为“此等外交主官，不惟英文低能，而其中文亦差”。蒋致肯尼迪信的英文翻译稿，要宋美龄彻底修改，“方得安心”[72]。有论者总结蒋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曾指其不信任高级将领，常越级发号施令，造成前线军官无所适从。证诸此事，到台湾后他并无多少改进，正所谓“秉性难移”。
三、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鲁斯克(Rusk)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史迪威的副参谋长，蒋介石对其深恶痛绝，在日记中多以“鲁丑”称之，如“国务卿鲁斯特承接其老上司‘艾其生’(艾奇逊——引者)之衣钵，仍欲实施其十二年前对我国一笔勾销的未了政策，故其对我仍专意压迫侮辱，并企图为其‘史蒂威’(史迪威——引者)雪耻，以达到其报复的目的。余应以光明正大之态势、正义公理之依据，不屈不挠，不忧不惧，以对此小丑之险恶，自信其能克服此重重难关也”[73]。蒋把鲁斯克此时代表的美国政策想像成是其要“报私仇”，极为反感。同样，蒋介石对叶公超也极为不满，认为其在交涉中不能坚持立场，直称其为“内奸”，如“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过是也”[74]。其实，叶只不过是蒋在对美国交涉的出气筒与替罪羊罢了(事后，蒋把叶免职)。因为蒋对鲁斯克与叶公超严重不满，美台交涉中，华盛顿的这条线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蒋在交涉告一段落时，又让蒋经国“慰勉”克莱恩与邦迪，感谢他们“对此次中美外交关系斡旋努力之成就也”[75]。
对于台湾在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得失评判，学界看法不一，有论者认为，蒋介石在1961年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使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是个“得利者”：蒋介石迫使美国“维护台湾政权地位，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做公开声明，又做秘密保证，还暂停了同蒙古的建交谈判。肯尼迪的外交困境实在很难解脱”[76]。这应该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看法，笔者不能苟同。在蒋介石的记载中，与美国交涉充满了痛苦与屈辱，最后的结果都是台湾“让步”：被迫接受“重要问题案”，对外蒙入会不能投否决票。即持平之论，蒋介石最后坚持得到的肯尼迪的秘密保证，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无实际意义。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并无抛弃台湾而支持大陆进入联合国的打算。如前所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4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公开声明，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承诺，反对在目前情形下允许大陆政府进入联合国，他同时致蒋介石的信中也表示将“忠实遵守”《共同防御条约》的各项承诺。蒋介石努力奋斗半年，最后得到的并不比这更多。又有论者以“缓议案”变为“重要问题案”是美台的阴谋,由此使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延长了10年。持此论者若非不了解联合国的相关规定，即是站在大陆角度上以果推因的“后见之明”。须知，在“缓议案”时期，中国代表权问题根本就不能进入联合国大会讨论，毫无表决的机会，台湾的地位可以确保。将“缓议案”改为“重要问题案”，等于是台湾自拆了一道防火墙，这是蒋介石起初坚决反对的原因。因此，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变为“重要问题案”，也是台湾遭受的一次失败，是其在国际环境与美国压力之下不得不接受的苦果。后来蒋介石在“重要问题案”高票通过时宣称是一个“胜利”，更多的是在已后退一大步之后的自我安慰。
或许，当事人蒋介石当时的感受，应该最能够说明此事的成与败、得与失。在“外蒙入会案”通过的那个周末，他以悲痛的笔调写道：
上周，乃为我政府对伪蒙加入联合国改变其否决政策之最后决定，亦为俄共对联合国的破坏与对我勒索之侵略阴谋得逞的纪念。实为我政府十五年来为外蒙问题重受耻辱失败之结果。沉痛何如？！[77]
(本文初稿承许育铭、翟强、徐国旗、魏楚雄诸教授提供意见，谨致谢意)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国史馆馆刊》第19期，2009年3月)和《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国史馆馆刊》第21期，2009年9月)主要梳理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对1961年“外蒙入会案”和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过程，认为蒋介石当年的决策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鲜有弹性。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认为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没有实质上的损失，却迫使美国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是小盟友牵制了大国的决策。顾宁《肯尼迪政府阻挠中国代表权之争》(《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梁志《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主要以美国政府的决策为考察对象。台湾的一些学位论文，如陈慧中《肯尼迪政府处理外蒙入会联合国之决策过程》(硕士学位论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2004年)、许璎馨《中华民国于联合国代表权之变更：自缓议案更动为重大议题案之决策过程》(硕士学位论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2007年)主要从政治学、外交学的理论模型构建来探讨美国政府的决策模式。蔡秉修《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历程之研究(1949-1971)》(硕士学位论文，“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8年)等主要从长时段的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此外，刘志攻《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参与：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及参与行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高朗《中华民国外交关系之演变(1950-1972)》(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等对此问题均有专节涉及。
②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相当复杂，大致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从“缓议案”到“重要问题案”、“外蒙入会案”、研究委员会的设立。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其中的“外蒙入会案”部分。
③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本。
④《10月2日下午总统接见庄莱德大使谈话纪录》，“外交部”档案，档号：805/00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当场在座者有宋美龄、许绍昌、沈剑虹。
⑤《10月6日下午总统接见庄莱德大使谈话纪要》，“外交部”档案，档号：805/00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当场在座者有宋美龄、许绍昌、沈剑虹。
⑥蒋介石认为，这个结果比预期赞成者还增多6票，是一“重大胜利”。见《蒋介石日记》，196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