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Ramp;D国际化：提高我国企业创新效率的一种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途径论文,效率论文,我国论文,企业论文,Ram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回顾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历程，在过去的近30年中，巨大的市场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趋之若鹜，这一过程为中国企业学习世界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创造了条件。有研究表明[1][2]技术外溢明显，内资企业行业整体水平提高。但随着内外资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有能力自主创新或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转化，而另一方面能从境内的外资企业方面吸取的技术外溢降低是必然的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使多数民族企业受益的技术吸收策略应该重新定位了。
国际上对TNC的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研究可以提供借鉴，其中对于R&D国际化的动机研究对于理解这一现象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提供可能。在以西欧、北美和日本的TNC为对象的广泛调查研究中，得出发达国家TNC国际化的主要动因在于(1)将其在母国的技术优势和当地条件结合，扩大市场；(2)获得当地训练有素的R&D人员；(3)捕捉技术动向[3][4]。前者在于直接服务于生产，扩大市场份额，被Le Bas，Sierra和Bo Carlsson称为扩展型R&D(Augment R&D)[5][6]。而后两者则以提高创新能力及效率为目标，已在此前的研究中得到一定共识，即R&D国际化通过把企业固有的能力和当地的资源结合，提高创新能力[7-11]；TNC普遍尝试用R&D国际化方式把业已建立的能力和当地的市场及生产条件结合，雇佣差异互补的R&D人力资源来建立当地R&D中心，地域上的分散为公司技术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并起到了积极作用[12-14]。TNC通过协调世界各地的R&D中心，可以实现创新过程的范围经济，并获得全球范围内学习的益处[15]。尽管R&D国际化会带来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16]，然而，R&D的国际化几乎一直呈增大趋势[17]，足见其对于企业的创新所具有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学者对于R&D国际化的关注并不算太晚，如对对外研发性项目投资的概念与模式、对外研发性项目投资的现状以及对外研发性项目投资的目标取向、思路与对策等问题研究的呼吁[18]，从接受技术外溢的角度强调对发达国家的R&D投资等，然而，现阶段对于中国外向型R&D投资的研究仍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是基于成功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行的案例分析，如：Liu Hong和Li Kequan从国际化经营战略的角度对海尔进行了案例分析[19]；毛蕴诗等对中兴、华为、TCL、康佳、科龙在对外直接投资探索阶段的海外技术与R&D战略的分析[20]；M.Von Zedtwitz对中国企业案例R&D国际化演进中所遇到的障碍和问题的分析[21]。
诚然，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的角度讨论，中国民族企业同发达国家的TNC相比因拥有的技术和实力的差距，R&D的国际化存在着功能实现上的差别，能否实现R&D国际化的整合效应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对于世界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却具有相同的作用。正如世界投资报告所认为的：没有那个企业能够忽视利用世界创新资源所带来的好处[17]。这一好处从世界的国际R&D投资格局来看还主要被发达国家所充分利用着，但大门对任何国家/地区都是敞开的，然而在中国吸收战略还有很强的思维定式影响，这将阻碍及时地采取措施。另一方面，技术外溢的降低是整体民族企业、而非少数的强势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技术现状和世界发达地区相比到底处在什么状况并非几个案例就可以充分反映的。鉴于此，本文认为宏观的科技指标对比对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营者全面了解民族企业所处的状况、适时采取措施是必要的。
本文的目标在于阐明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企业而言技术活动走出国门、接入世界创新资源网是比单纯的境内技术吸收策略更利于自主创新的整体科技战略。在第二到第四节本文将分别从TNC在中国的R&D投资状况、中国同发达地区的技术对比状况、海外优秀R&D投资基地三个方面展开。
正如Von Zedtwitz M.所指出的，本研究也遇到了R&D统计数据的缺乏的问题。由于R&D统计数据固有的模糊性(如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所上报的数据存在差距[17]和所用科技指标的本身的缺陷(如用专利反映R&D产出)，及中国统计与世界接轨中的变迁，并不排除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作为国际权威数据及通用指标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显著的差异是具备充分的说服力的保障。另外，为降低中国经济快速变化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广泛采用几年的平均值来进行比较并对显著的趋势进行讨论。
2 TNC在中国境内的R&D投入
尽管TNC在中国的R&D投资逐年在提高，和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相比R&D投资强度是偏大的，但处于其所处技术状态、规模等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其实是偏低的。要评价TNC的R&D投入，不仅要将外资企业的R&D投资强度和内资企业相比，更要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
2.1 内外资的R&D投入比较
表1是《工业企业科技统计年报》反映的2000年和2004年内外资企业的R&D投资比例情况。由表中数据看出外资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之外)的R&D经费强度要高于内资企业；从时间上纵向比较外商投资企业的R&D投资强度增幅也要高于内资企业。
从表1反映的结果看，似乎可以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强度高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外资企业投资比例高于内资企业的结果：(1)内资企业因创业时间短而规模偏小，而相反外资企业中(尤其港澳台之外外资企业)积聚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公司，规模大于内资企业，基于R&D投资主要由大企业来进行的事实，外资企业R&D投资总体强度应该大大高于内资企业；(2)外资企业技术普遍高于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活动仍有相当部分是吸收技术外溢，相对偏低的R&D投入强度是理性的选择[22][23]。外商投资企业的R&D投资强增大的主要原因亦出于两个主要因素：(1)于新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增强了外资充分进入的决心；(2)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和效果强化刺激了外资R&D的投入。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认为外资企业的R&D投资强度高于内资企业并不足以得出外资企业在中国R&D投资高的结论，应该拿中国的外资企业和国际环境下的企业R&D投资行为相比来看其技术活动。
2.2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R&D投入强度比较
如果将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R&D投资强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因外资企业的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就会充分反映其实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强度是偏低的。然而出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可能存在严重的行业分布偏差，且各个不同的行业R&D投资强度也存在很大差距，直接比较中国外资企业和各发达国家的总体R&D投入强度可能会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将中国和两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以及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OECD20个国家总体的国内R&D总支出占GDP百分比进行比较(见表2)，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的整体R&D投资强度在一直处于上升势头，但和美国、日本的差距巨大，即使在R&D强度最高的2004年，仍不及两方中任何一方的一半。尽管OECD总体R&D投入强度稍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也将进中国的两倍之多。
由于中国的外资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上更接近于发达国家，因此如果和在母国具有相同R&D投资力度的话，应该投资强度也和母国相当。尽管从表1的数据来看，外资企业R&D投入强度要高于内资企业30％左右，但和发达国家高出中国总体投资强度的将近或超过一倍的强度来比较，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强度显然是偏低的。且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群体规模应大于母国的企业整体，按照大企业R&D投入强度高于中小企业的逻辑，理应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具有比母国更高的R&D投资强度。由此来看，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是不足的。对于调查显示，在2005-2009年期间，中国大陆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R&D投资热门[17]，因这一调查重点反映了投资意向而不在投资数量和意图，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对欠缺的补偿行为。
2.3 从高技术行业的R&D投入强度看中外差距
其实，以国家整体为单位的统计结果掩盖了更大的差距。在几乎被OECD定义为高技术行业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着高得惊人的R&D投资强度。表3是美国、日本和EU_RD(欧盟15国成员除去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在各个高技术制造业的R&D投入强度，代表了美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在高技术行业的R&D投入状况。与之相对应，在中国R&D投资力度最高的也是这些行业(尽管口径不尽相同)，但国家统计局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各年的统计公报(统计对象仅包括大中型企业)没有一个行业的R&D投资强度超过2％①。放在这种对比状况下来看TNC在中国的R&D投资相比不足就更具有说服力了。
2.4 过度乐观的可能性
尽管在比较R&D强度对于竞争的影响作用时，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使人们乐观地看待与对方相同的结果，但存在着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导致这一问题被过度乐观化。分析TNC在中国的R&D组织类型和发展状况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对于TNC在中国的R&D活动是过度乐观了。在中国的R&D组织类型分为卫星式实验室(satellite laboratories)、契约R&D(contract R&D)和平等合作中心(equal partnership)[24][25]。绝大多数采取的是第一种形式，人数少可为1-2人，多则可10人左右，一般是作为“listening post”而存在，即它的作用在于听听中国市场的动静和政策动向，如果说搞研究的话，那就是收集信息；第二种是作为一种只接受指令的研究部门而存在，该实验室只负责总部下达下来的已经切割好了的任务；第三种可以真正称为R&D中心，作为TNC的一部分，能独立平等的参与其创新网络，目前这种在中国仍是屈指可数[23]，真正有规模的也只有这种类型。而官方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过度乐观，一方面出于政绩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出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外资进入的早期阶段，R&D投入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存在，被称为“样子R&D”(show R&D)。而真正意义上R&D中心的设立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开始的。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能从外资企业R&D上接受外溢应该是近几年的事。另外，中国是个大国，很多先进的民用技术因为都可以被联想到有利于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而至少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长期受到控制[23]，不仅以前，今后也会持续，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更有风声鹤唳之势。
TNC在中国的R&D投资低于其母国或其它发达国家的投资强度，至少说明TNC还没有把中国作为其新技术产生的主要市场，其技术活动更多的是为市场服务的公司优势和产品本地化，因为前者具有更多的创新产出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尝试性活动而投资更为巨大。由此可见，TNC的新技术活动仍然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
3 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3.1 整体创新效率的比较
技术水平的测度是困难的，尽管用专利信息来反映这一指标具有国别差异、信息偏差和时间滞后等缺陷，但因其和创新的高度相关性、技术领域广泛的覆盖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及信息的丰富性而为目前通用的衡量指标[26]。目前普遍认为三方专利族(triadic patent families)(即由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日本专利局专利库构成的三方合并数据库)的构成各方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27]。中国作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成员起步晚，但近年专利数量增长迅速，一方面表现为国内产权意识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是技术水平的提高。但就最新数据来看，三方专利族中专利数量尚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三方专利统计最晚到2003年)，则可充分说明和强国相比技术水平及创新效率的低下。
因R&D投入和创新成果的取得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本文就取滞后期为两年，并以连续3年的平均数据为依据，来对比R&D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见表4)。
3.2 低创新产出的解释
本文认为以专利为创新产出得到的中国整体低效率是由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还落后于发达地区所导致的。用简单的创新模型描述，用于创新的R&D费用(
)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分析和学习相关技术(
)，另一部分用于创新，导致创新成果的产出(
)，而创新成果的产出数量(P)直接受到创新能力或效率(α)的影响，而α的大小取决于R&D投入的积累效应。
从式中可见技术水平落后和创新效率低下均可导致比值的低下，但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技术的提高要经过长期积累，因此笔者认为是(α)偏低和
同时偏高导致这一结果的低下。而这两种因素都表明中国目前仍有大量的投资被用于进行技术外溢的吸收和技术知识的积累，即仍以技术追赶为主体现象。在这一阶段，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活动外溢仍是降低大量重复性R&D投入，实现由吸收向创新转化的关键，因此将技术活动向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活动靠拢是明智的选择。
4 国外优秀创新基地
虽然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将成为世界重要的R&D投资目标之一，但不可否认已有的和将来短时间内的R&D投资强度依然不能跟很多发达地区相比，因为除了巨大的市场之外，在另外几个吸引R&D投资的关键指标上仍远远落后，而这些指标又是吸引前沿技术落户的基本条件。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系统还不够发达。只有发达的教育系统才能为R&D活动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员，正是大量高素质R&D人员的存在吸引着国际R&D的投入。很多类似硅谷的创新基地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它所依托的著名学府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和印度最近国际R&D投资的升温也和越来越多的工程方面的学生毕业有着一定联系[17]。另外，长期的高R&D投入也是吸引国际R&D投资的重要因素。美、德、英作为当今的三个R&D投资热点地区除了发达的教育，还跟它们长期的高R&D投入分不开。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良好的R&D基础设施，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长期具有良好的合作声誉，从而广泛吸引世界各地的R&D投资[28]。
如果对比一下各个经济体的科技指标就会发现很多优秀的R&D基地是广泛存在的。在反映技术活动强度的指标中每千人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和R&D费用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前者和R&D的投资数量互有因果关系，反映了R&D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后者作为R&D资源积累的反映指标，能够体现技术知识创造和积累的程度。
表5中所列国家均接近或超过中国R&D人员密度的十倍左右，其中芬兰高得让其它国家望尘莫及，这可以说明芬兰作为一个小国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R&D投资，人力资源的优势起了重要作用。
但单从国家整体角度来对比，掩盖了很多信息。进一步按照行业来看，各国又在不同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各有侧重。和中国科技公报公布的不足2％的R&D投入强度相比，表6中所列各国家各个行业(在相同行业中投资强度高居前列的国家)投入强度是惊人的。
长期高强度的R&D投资，不但俱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培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R&D人员，更重要的是长期R&D中心的积聚便于科技信息的传播，外溢效应明显，大大提高了创新成功的概率。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存在这样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创新基地。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并没有行业凸显出来，这是因为美国各地的差异明显，各有侧重，对其各个州的分别考察很多类似硅谷的创新基地便会一目了然。同样，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R&D人力资源的密度及产业R&D投入强度两个主要科技指标也可以看出，和发达地区相比中国吸引以利用创新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为动机的R&D投入还不太可能成为R&D投资的主要部分。尽管也有看法认为中国东西差距巨大，东部的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相比的条件[24]，但制度软环境建设和长期合作基础两个方面仍然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本文认为在中国市场和为着市场扩张动机的R&D投入相比，以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及获得创新集群外溢效应的R&D投资仍然只是次要部分，因此技术活动内容相对于国际前沿技术的滞后是多数TNC技术活动所共有的。
5 结论
本文用中国和各个先进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外资企业在中国的R&D投资力度和它们作为国际巨头的身份相比是不足的，其在中国R&D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企业的平均水平；反观中国境内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从创新的产出来衡量，效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赖以吸收以利用当地R&D资源进行新技术开发的两个主要科技指标：每千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和行业R&D投入强度来看，中国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和R&D人力资源丰富和行业R&D投入高的典型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甚。
TNC在中国R&D投入强度低的现实说明其动机以技术的本地化和市场拓展为主，和国际最先进技术相比存在一定时间的技术滞后。国内R&D人力资源的相对数量少、行业R&D投入低，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吸引国际前沿技术在中国研发的可能性不大，以技术吸收战略促进技术进步收效必然甚微，内资企业在能在国内市场上接受到的技术外溢普遍降低的前提下，再以在境内通过接受技术信息外溢促进技术创新为战略，或在国内整体技术较落后的情况下孤立地搞自主创新，必然是无谓的步人后尘重复投入，而产品市场无法改变低价恶性竞争的局面，也难以捕捉国际最新技术动向。于此相对，世界先进国家训练有素的R&D人力资源丰富，长期的高R&D投入准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活动，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中国较先进的企业适时的主动采取R&D外向型国际化策略，实现“它山之石以攻玉”的效应，对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事实上，正如von Zedtwitz所说，在当今的开放经济中是没有企业愿意放弃接入世界创新网络、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R&D国际化的成本再高昂也不能挡住这种潮流[16]。中国R&D国际化的先驱企业，如海尔、华为、中兴(ZTE)等已经用它们的切身经历近距离的为中国的民族企业树立了榜样：海尔适时地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建立R&D中心，为其技术的快速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截至2002年以前已经能够平均每天推出1.2件新产品，申请2.3项专利[19]；华为和中兴(TZE)在全世界的相关领域人力资源密集、技术引导行业潮流的区域设立多个研发中心和研究院并协调运作作为，在几年中便带来了创新巨大收益，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申请专利的耀眼明星[20]。当然，相对于国内运作，R&D的国际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尤其是对年轻、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甚至有时缴点“学费”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熟悉他国的文化、经营方式、管理风格、规章制度等在起步阶段采取一些如技术联盟、合作研发的合作方式是比较好的选择[18][21]。在R&D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广泛的探索，但正如海尔、华为、中兴(ZTE)等企业所证明的，这将是一条成果丰硕的新路。
注释：
①公报中未包含航空和航天器制造业，笔者就2001-2003年的统计数据计算该行业三年平均R&D总量占销售收入的4.3％，另外除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1.8％以上外，其它三个大行业(医药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均低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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