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柴尚金 安雅琴
【提 要】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延伸。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无疑深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但不是对苏联制度的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新中国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与创新，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国家制度 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能体现党的领导、保证亿万人民当家做主、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型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1]，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与创新，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不仅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有500多年历史，但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只有102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两大社会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政治性质不同、国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将失去底色。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工人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虽然不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形式，存世仅71天失败，但它“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性”[2]。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同程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与教训，努力从这一无产阶级政权的短暂实践中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国家特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1891年恩格斯为该书写的导言等著作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首次尝试，它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国家机器，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实行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为了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需要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发挥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国体体现国家的阶级本质，规定着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政体体现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形式，规定着统治阶级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组织政权。国体决定政体，一定的国体又通过一定的政体来表现。恩格斯在1894年3月6日给保尔·拉法格写的一封信中指出：“象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3]“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观、无产阶级国家和专政的职能、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列宁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只靠农民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提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即共产党来掌握国家政权。列宁提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要把农民看作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对当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和改革实践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列宁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实行的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之所以是新型的，因为它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具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随着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政权的不断巩固，其阶级工具职能的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二、新中国政治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性发展
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有明确阐述：“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6]这样，就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上，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下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有具体说明，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强调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等，又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而应该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但应指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表示要“走俄国人的路”[7]，对国体和政体的设想，也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向联共（布）中央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新中国的筹建情况，征求斯大林对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政治制度设想的意见，以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武装部队、人民法院等机构的相互关系，为新中国建立新型国家制度提供借鉴。[8]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无疑深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但不是对苏联制度的照抄照搬。
[1]习近平：《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
因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不同，政党可区分为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等不同类型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都实行共产党领导。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和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列宁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应用到苏维埃政权运作中，将政党层面的组织原则转换成国家层面的组织原则，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首次对党和苏维埃的关系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提出党领导国家，但不要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然而，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战争环境中，苏俄党和国家体制逐步走向高度集中。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党的领导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战时共产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管理的正常方式。100多年来，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一些人以今天的眼光或话语去穿越历史和诠释过去，全盘否定列宁党的学说及布尔什维克政权，搞历史虚无主义，由此否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对新中国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有充分阐述和高度肯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1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12]。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为什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构实行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统一，既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构遵循的组织制度。党和政府在重大决策中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各方有益建议，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本质上是权力制衡，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相互制约，排斥权力集中，其直接后果是没有权力中心，缺乏民主集中。西方选举是票选民主，其中充满了舞台秀和铜臭味，无论形式如何公平，但结果都一样，选不出具有政治担当和非凡智慧的领导人，往往是“政治庸人”当选。“政治庸人”热衷权力争夺，自然“办不了事，办不成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体制能办大事，能办成西方国家办不了的大事，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1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4]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不同点。民主的核心要义是追求民众福祉、社会公正和有效治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基本政治制度能否实现，能否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因此而有效地组织起来。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不仅要有程序性的选举民主，也需要能将各种程序民主统合起来的制度安排，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协调各方，做出这种统合性安排。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极化政治不同，中国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有效调节了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很难有效调节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不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追求人民民主、民众福祉和社会公正就成为空谈。
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好坏，不在于多党制衡，也不在于执政党纲领多么炫目耀眼，判断依据只有一个，就是执政实践及其效果，即看国家能否良政善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一旦聚焦于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必然产生巨大成效，充分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在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又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顾及社会差距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提高效率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又顾及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必然性和目标性，努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我党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高压反腐，进一步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良政善治水平，“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5]，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坚定支持。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财富在权力的支配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社会底层则日趋贫困甚至民不聊生，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掌权者由于可以不劳而获，日益骄奢淫逸、不思进取。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最后结果，就是当权者下台，政治权力发生更替。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曾一再上演。20世纪90年代，苏共失权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其政治制度应体现出较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已走出苏联模式阴影，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模式，同样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优势。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16]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的有机结合，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注重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注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21世纪，世界历史主题仍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竞争，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将会以充分的制度优势证明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注释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拟定了蓝图。《共同纲领》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9]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是社会主义，这一国家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延伸。在根本制度问题上，新中国与当时苏联老大哥并无二致，都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有区别。如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相比之下，苏联实行的是联共（布）一党制，没有多党合作，也不搞政治协商。
从表3看出，该矿TFe品位60.80%，为富铁矿；磁性率(FeO/ TFe)×100.00%=21.79%，为假象赤铁矿矿石；矿石有害元素均较低；(CaO+MgO)/(SiO2+Al2O3)=0.19，为酸性矿石。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节点连通度是指网络中节点一跳范围之内能够与其通信的相邻节点的数量与网络中节点总数量二次方的比值,连通度越大,网络中存在的通路就越多,网络的连通性能越好。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节点连通度可以描述为: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把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作为初心使命，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不懈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中国确立并付诸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必然会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底色，最终滑向西方民主泥潭。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5][6][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第1475页；第1471页。
[8]参引自《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9]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4】王骥德《曲律》，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38、165页。
[11][14]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
通过对南方集体林区的发展现状分析，明确该林区林下经济发展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图2所示为林下经济效益的组织形态影响，根据图中相关信息可以了解到，三者共同经营是该林区林下经济效益最高的经营方式，农户和公司分别经营是该区林下经济效益最低的经营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三者共同经营方式是优势最多的一种经营形态，可以减少农户和公司分别经营时的交易成本，加快市场交易进程并提高市场交易的便利性。但在南方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中却是占比最少的，因此林下经济效益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相比而言，我们的不作为，才是对员工最大的犯罪。我不知道那些被我和老杨辞退的员工们如今都怎么样了。但愿，他们都收获了成长。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2.4 两组围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羊水过少组围生儿共77胎，正常组围生儿共78胎。羊水过少组新生儿窒息、足月低体质量儿、胎儿宫内窘迫、吸入性肺炎等围生期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15][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第28～29页。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10-0039-05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10.006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BKS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央对外联络部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赵 玥
标签：国家制度论文; 政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中央对外联络部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