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书馆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7-0103-07
别发印书馆是近代西人在上海开设的一个重要印刷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刊大多与中国有关，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别发印书馆凭借自己的销售网络，将这些书刊发行到全世界，促进了汉学在近代的发展，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近代中西交流的文化传媒。目前学术界限于资料原因，尚未对其进行仔细研究。笔者借京沪两地资料之便，初步钩稽了别发印书馆的沿革和印刷、出版、发行概况，以求为近代上海暨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一
别发印书馆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英商在黄浦滩（外滩）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Kelly and Company”，成为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① 1876年，该书店与本地另一家书店“F.& C.Walsh”合并，在香港登记注册，定名为“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Kelly & Walsh,Limited.”,俗称别发洋行。② 别发印书馆在香港注册后，上海别发印书馆即成为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但事实上，上海分公司成为了别发印书馆真正的总部，不仅主要业务均在上海开展，而且包括香港在内的其他分支机构皆受上海董事会的约束。③
别发印书馆建立之初，董事会为公司制订的所营事业为：“在香港、上海、横滨及其他各地经营印刷、排字、铸版、出版、书店、流动图书馆、装订、雕版、印模制造及文具制造、批发及零售商，并得开设烟行，代理商行，及经销戏院及其他娱乐场所之门票，又得代理经销经营及销售乐器、图版、图版物品、图画、家具、首饰、艺术品、华美物件、戏院及其他入场券，或经营此类营业通常或可能有利经营及本公司随时决定经营或销售之货品。”④ 每年圣诞节时，别发书店的店堂里除了书刊之外，还有各种印刷品（圣诞卡、彩画、照片等）及其他商品，如相册、相架、女士化妆袋、玻璃和陶瓷工艺品，乃至箱包、书桌之类，可谓琳琅满目。别发印书馆还代理在上海发行吕宋票，一度成为风靡上海的博彩活动。⑤
别发印书馆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努力拓展东南亚市场，上海、香港之外，在新加坡和日本横滨都增设了分支机构。上海别发印书馆最早位于黄浦滩11号（the Bund）⑥，其印刷所设于南京路12号（Nanking Rd.）⑦，名“别发印字房”。1921年，别发印书馆及书店店面迁往南京路12号的“别发大楼”（Kelly & Walsh Building）内，次年别发印字房亦迁至小沙渡路30号（Ferry Rd.）。⑧ 1928年，别发印书馆在静安寺路217号（Bubbling Well Rd.）⑨ 开设分部（Western Branch）。1934年，别发印字房扩建为别发印刷厂，迁西康路400号。⑩
香港别发印书馆初位于皇后大道（Queen's Rd.），1905年迁入车打道9号（Chater Rd.）(11) 沃行（York Building）内。其印刷所于1903年在都爹厘街（Duddell St.）设立，1927年后撤销。香港别发印书馆所营书店又称“别发书庄”。新加坡别发印书馆设立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位于巴特雷路5号（Battery Rd.），90年代末迁莱佛斯场32号（Raffles Place）。其印刷所于1905年在奥查德路194号（Orchard Rd.）设立，1927年后撤销。横滨别发印书馆的开设早于新加坡，初位于28号地块(12)，几经搬迁，至1918年迁78号地块。横滨别发印书馆未设立印刷所，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歇业。1920—1923年间，别发印书馆在汉口设分公司，位于俄租界凤阳街45号（Kitaiskaia）。
别发印书馆1885年7月1日在香港重新注册时，股本定为135000元，随着业务扩大规模，遂添招新股，资本亦逐年增加，至1929年2月7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资本已增加至75万元，增发新股41250股。(13) 在别发印书馆草创之时，1350股的股份共为7人所认购，皆为英国籍文具商，此7人后来都进入了别发印书馆的管理层，其中布朗（Thomas Brown）一人包揽1114股，他也成为别发印书馆最早的董事（1876—1895年在任）。其他在上海董事会任职时间较长的董事有卫斯特（John West,1898—1914）、瓦尔特·金（Walter King,1913—1929,1927—1929年在英国）、威德波恩（R.W.Wedderburn,1926—1926,1925—1931年任常务董事）、顾鲁佛（Alfred Ernest Glover,1928—1950，其中1932—1950年任常务董事，并为别发印书馆在中国境内指定之诉讼代理人）、施露（John Henry Searle，1932年后）、黄檀甫（Wong Tan Po，中国人，40年代）(14) 等人。
别发印书馆经营的繁荣，使其不断扩大资本，并逐步占据了沪上外文书业中的龙头地位，其雇员不断增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别发印书馆的经营逐渐走下坡，年出版种类基本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就别发印刷厂来说，其胶印部从1949年3月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5) 解放后，上海别发印书馆营业寥落，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6) 1953年时因无以为继而歇业。至此，别发印书馆作为一个印刷、出版机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唯其在香港的书店仍继续营业至今。
二
作为一家外资印刷出版发行机构，别发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都较为先进，有“胶印机、二回转机、照相制版设备及赉纳铸排机”等印刷设备，能够从事铅印、胶印和珂罗版的印刷工作。(17) 因此，在印刷书刊外，别发印书馆积极开展其他印刷业务，“承印‘租界’时期工部局发布的文件、税则、规章和商业用书、《行名录》等”(18) 以及各种有价证券。
例如，1907年10月1日，清3版邮资明信片发行，这枚首次在国内印制的明信片即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和别发印书馆采用平版印刷而成。此外，重庆信局发行的2分面值有齿商埠邮票及厦门工部局半仙面值邮票也都在上海别发印书馆印刷。
然而，别发印书馆并不是单纯的印刷公司，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出版的书刊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上。别发印书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八十多年间，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从1870年至1953年，共出版了约961种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其中关于中国的书籍占了一半以上，共569种。(19) 一般来说，别发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在版权页上将上海、香港、横滨、新加坡全部署上（1923年横滨分公司歇业后不再署“横滨”字样），唯顺序略有差别。关于广东和香港的书第一署香港，关于日本、朝鲜的书第一署横滨，关于南洋的书第一署新加坡。除此之外，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书基本都第一署上海出版。
以下是别发印书馆书籍出版统计表，笔者以每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其中亦可见出有关中国书籍在其中比例较重。
别发印书馆出版书籍统计表
在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除汉语教材、口语手册、字典辞典等实用书籍外，还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介绍或研究性的著作，可称蔚为大观。以文学领域为例，别发印书馆共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书籍23种（不包括重印本），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作品的译本、以文学作品作为西人汉语读本、对作家作品的初步探讨以及工具书中的文学相关内容。现择要予以介绍。
（一）作品的译本
在诗文方面，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分别在1884年和1898年出版了《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又于1922年出版《古文选珍》的增订本。1923年，别发印书馆将该书与增订后的《古今诗选》合为一部出版，名《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Prose,&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Verse,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greatly enlarged.），其“散文卷”选译了庄子、宋玉、韩非、司马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周敦颐、朱熹、文天祥、刘基、方孝孺、蒲松龄、袁枚等人的作品；“诗歌卷”选译了屈原、枚乘、曹植、陶潜、鲍照、王勃、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苏轼、陆游、徐渭、乾隆帝、秋瑾等人的诗作。该书体现出了时间跨度大、兼收重要作家及一般作者、体裁丰富、题材广泛的特点。
小说方面，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908）选译了164则故事，在汉学史上地位显赫。(20) 而邓罗译《三国志演义》（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San Kuo,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1925）则是在中国出版全译本之前唯一之英文全译本。
（二）以文学作品作为西人汉语读本
曾任清廷财政顾问的英国汉学家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将《聊斋志异》中《赵城虎》、《瞳人语》等十二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收入其所编《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 Chinese Language:how to learn it,1914），作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课本。禧在明在改写时，不是生硬地把文言翻译成白话，而是进行了加工，使整体语言风格由书面变成了自然流畅的白话，并通过增加心理描写、对话描写和细节描绘等，大大加强了课文的感染力，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具有独立的艺术特征和价值。
（三）对作家作品的初步探讨
对作家作品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著作：一是波乃耶的《中国的节奏与韵律：中国诗歌与诗人》（James Dyer Ball,Rhythms and Rhymes in Chinese Climes:a lecture o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s,1907）论述了中国诗歌的结构，并将中国诗歌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分别举例论述之。一是伯塞尔的《中国诗歌的神韵》（Victor William Williams Saunders Purcell,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an original essay,1929）论述了汉字字形的特点及其在表达诗义，特别是在描写自然的诗中的作用。
（四）工具书中的文学相关内容
翟理斯编撰的《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是一部解释人物典故的书，正文收录2579个历史和神话人物，其中明确提到为诗人、小说家或进行具体文学活动的有155人，基本囊括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集编撰者。穆麟德兄弟编撰的《汉籍目录便览》（Paul Georg von M
llendorff & Otto Franz von Mllendorff,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1876）是一部汉籍外译书目。该书在第一部分“中国语言和文学”中列举了众多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史上有意义的译作，约90条，涉及拉丁、法、德、英等语言，汉学史的脉络清晰可见。此外，别发印书馆出版的两种辞典——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Samuel Couling,The Encyclopaedia Sinica,1917）和倭讷《中国神话辞典》（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1932）也有部分涉及文学的内容。
上述书籍的作者都具有非一般的中国背景和经历，他们或是汉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或是长期侨居中国从事传教、外交、贸易、教学活动，他们的著作在当时的英语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别发印书馆将有关中国书籍的出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和其成立时定下的营业计划密切相关，而营业计划的制订又与当时文化环境有关。“今外洋各地对于中国文化书籍之需要渐增，同时，中国对于西洋文化、工商业杂志等之需要亦众。”因此，别发印书馆旨在“增进中国文化之流入欧美各地（尤以英国及其海外属地为主），同时并协助欧美文化之流入中国”(21)。为达到此目的，别发印书馆除出版单行本外，还刊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和《天下》（T' ien Hsia Monthly）三种重要汉学杂志。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是1857年成立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当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汉学杂志。(22) 《会报》以文会为依托，刊发了许多具有相当价值的论文，并集聚了一批喜爱中国文化、关心中国发展的汉学家，如卫三畏（S.W.Williams）、丁韪良（W.A.P.Martin）、福开森（J.C.Ferguson）、艾约瑟（J.Edkins）、苏柯仁（A.de C.Sowerby）、翟理斯等。以文学为例，《会报》刊出的论文有瓦特斯《韩愈生平及其作品》（T.Watters,The Life and Works of Han Yü or Han Wên-Kung.第7卷，1871—1872）、爱诗客《中国诗歌及其内涵》（F.W.Ayscough,Chinese Poetry and Its Connotations.第52卷，1921年）、鲍润生《屈原：生平与诗》（Rev.Dr.F.X.Biallas,K'ü Yüan,His Life and Poems.第59卷，1928）等。《新中国评论》由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于1919年创办于上海，旨在继承1901年停刊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23) 《新中国评论》见证了两位英国汉学巨擘翟理斯和魏理（Arthur Waley）因中国古诗的翻译问题而进行的长达数年之久的论战。(24) 《天下》是南京中山文化教育促进会（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的英文刊物，1935年8月创刊，1941年终刊。中文刊名取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之意，旨在促进各国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重点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其特色在于供稿者多为知名的中国学者，如钱钟书《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第1卷，1935年）、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The Chinese Orphan:A Yuan Play.Its Influence on European Dram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3卷，1936）、吴经熊《唐诗四季》（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第6—9卷，1938—1939）等。此外，上述三种刊物还发表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作和书评，成为民国以来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之一，“代表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巅峰”(25)。
在五十周年庆的广告上，别发印书馆列出了其最得意且广受好评的39种书籍，其中不乏汉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26) 如：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Thomas Francis Wade,Colloquial Chinese）；
哲美森：《中国的家庭和商业法》（George Jamieson,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
白挨底：《中国地名辞典》（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hina,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蓝宁、库寿龄：《上海志》（George Lanning & Samuel Couling,The History of Shanghai）；
波乃耶：《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James Dyer Ball,Things Chinese,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
谢立山：《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Alexander Hosie,Szechwan,Its Products,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这些书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对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别发印书馆的书行销东南亚，乃至远销欧美，与别发印书馆拥有的广阔发行渠道不无关系。从发行方式来说，别发印书馆自设发行网点，以门市服务为主要形式，除上海的书店之外，香港、横滨、新加坡的分公司都开设有书店。
由于别发印书馆主要发售西书，故其营业对象多为在华之外国人，“几几乎完全没有与中国人做交易的意思”(27)；但对“会讲英语”的主要读者群，还是采用了多种营销手段。他们开设了邮购业务，每年夏季在外国人较为集中的避暑胜地如莫干山、庐山、北戴河等处设立临时分销处。(28)
为使销售业绩更上一层楼，别发印书馆采取了一系列发行宣传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报刊上以广告形式刊登售书书目。如《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和《字林周刊》（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上经常登载别发印书馆的售书书目。二是书中附载售书广告。如在《上海旅游与居住手册》(29) 的书前插页有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s）、《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以及卜舫济《中国史纲要》（F.L.Hawks Pott,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等数种关于中国书籍的广告。三是向读者寄送新书广告。笔者藏有一枚别发印书馆1943年的售书发票（No.149322），其背面印有：“感谢您的惠顾。我们希望能在今后满足您对图书的需求。如果您还未收到我们的《每周新书通告》（Weekly Announcements of New Books）的话，请告诉我们。”
三
近代上海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其出版形态呈现出官书局、外资出版机构（包括传教士和商人所办）、民族出版机构共存的多元态势。这些机构出版的西文书籍由于资料上的原因，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它们和出版它们的机构都是近代上海出版文化的组成部分。陈昌文在《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一文中认为，上海西文出版肇始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凭借这些出版机构出版宗教、科技书籍，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配合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经商活动。以传教为目的，传教士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西方传教士在建立出版机构的同时，把西方先进的印刷机器、印刷技术、出版理念也一同带到了中国，在客观上引起了出版业本身的一场革命，开启了出版近代化之门。(30)
综观近代上海的西文出版机构，呈现出别发印书馆、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三足鼎立的局面(31)，但三者的经营理念和出版特色均不相同。1860年12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属宁波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迁沪，易名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并迅速取代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印刷出版机构，独领风骚几十年。作为一家教会出版机构，美华书馆“意在以出版之物推广圣教，假印刷之工阐扬福音”：
本馆印刷物中，以教会书报为最多。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出版各书，由本馆印刷者不少。又印教育、益智诸书，如狄考文、王亨统诸君及博医会出版各书是也。各种字典及神学生所用希利尼课本，亦本馆所印刷者。
本馆所印中西文各种教报，为数亦多。英文如《教务杂志》、各种月报、季报、年报等。中文如《新民》、《开风》、《福幼》、《神学》、《通问》及《圣日功课》诸报。(32)
除出版大量中文书籍外，美华书馆还出版了407种西文书籍(33)。其中，语言类数量最多，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字典词典；宗教类其次，有113种；文化类有101种，包括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
作为近代新型的民营出版企业，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秉承“倡明教育，开启民智”之宗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西文书籍768种，虽然只占至陀出版的全部15116种书籍的5.08％(34)，但绝对总数在同时代的上海出版机构中亦不算少。商务印书馆自编的图书目录将这些书籍分为10个类别：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排除理工科类、英语字典类以及直接刊行欧美社会科学原著外，其中只有一半左右的书籍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文书籍与其他西方背景的出版机构相比，中国或华裔学者的著作占到了相当比例，显示了它的中国资本特征。这些由中国或华裔学者撰写的著作，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正主动承担起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部分中国学者率先使用西方先进研究方法反观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学术潮流，促进了中国的学术发展。
总体来说，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是以“西学东渐”和面向本国读者的文化传承为目标，唯有别发印书馆直接面向西方读者，明确将出版与中国相关书籍作为目标，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态度，亦产生了独特的文化传媒作用，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再以文学为例，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都出版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体裁、题材的覆盖面上，都略逊别发印书馆一筹。(35)
从发行线路来看，别发印书馆以上海为中心，依靠所属分公司和书店向国际发行，这也是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不能比拟的。“诚如别发书店的分支机构所显示的，他们的书籍运送线把下列城市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上海、香港、天津、横滨、新加坡、新德里和孟买。”这条运送线反映了“在亚洲，上海已经替代东京成了都会枢纽网的中心”，(36) 这条城市链形成的“国际文化空间”正凸显了上海作为近代印刷出版重镇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根本上重要的是，别发印书馆充当了近代中西交流独特的文化传媒，在“西学东渐”的社会大潮下涌动出“东学西渐”的潮流。别发印书馆的两位董事卫斯特（John West）和华勒（A.J.Waller）亦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37)，相信他们的活动也对书馆的出版方向产生了—定的推动作用。可见，别发印书馆在近代上海出版文化中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注释：
① 包天笑在《译小说的开始》中回忆道：“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又，徐忍寒有短文回忆别发洋行，题为《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别发书店》，载上海文史研究馆编《沪滨掠影》，第28—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但这时是否已有“别发”的名称，因第一手材料缺乏，故存疑。汪原放《近代出版大事记》“1870年”条云：“美商在上海设立别发印字房（Kelly & Walsh,Ltd.），从事西文印刷，兼营文具，后经售西书”，不确。见汪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57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Kelly and Company”的具体成立时间不明，但笔者在1868年的《字林西报》上已见到其刊登的售书广告。
② 见“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Shanghai”,The China Journal,Vol.ⅩⅩⅠⅠ,No.5,1935,p.235.此处的中文名称据别发印书馆依《西历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八一年香港公司法》在1885年7月1日重新注册时签署的《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发起人规程》，见《上海市社会局关于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卷》（1947.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1-6687。
③ 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了档号U1-6-310，名为《别发书店为禁止翻版外文书籍函请准在道台通告上用盖工部局戳后贴布示众》（1907）的档案材料，其中有别发印书馆于1900年代印制的信笺，明确写明：“总公司：上海；分公司：香港、横滨、新加坡。”
④ 《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发起人规程》，见《上海市社会局关于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卷》（1947.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1-6687。
⑤ 中国将南洋群岛的菲律宾叫作“吕宋”。18世纪后期，菲律宾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战乱使菲律宾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缓和矛盾，统治当局就试图发行彩票筹募资金，这种彩票就被叫作“吕宋票”。广东人客居南洋的人数很多，吕宋票选择香港发行，发行情况不错，于是不久以后，委托上海别发洋行代理在上海发行。葛元煦光绪二年（1876年）所作《沪游杂记》卷二“白鸽票发财票”条云：“别发洋行、望益纸馆皆有吕宋白鸽票寄售，一票洋六元，票以号数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又卷三载刊上六勿山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吕宋票》竹枝词：“天地原为大骗场，生财海上出奇方。欲从万里赢头彩，买票争投别发行。”见葛元煦《沪游杂记》，第36、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⑥ 现名中山东一路。以下关于别发印书馆及其分支机构的地址变迁、行政部门组成、董事会成员等材料皆据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Japan,Corea,Indo-China,Straits Settlements,Malay States,Siam,Netherlands India,Borneo,the Philippines,&c.; with which are incorporated“the China directory” and“The Hongkong directory and Hong list for the Far East”.Hongkong: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1887,1891,1895,1899,1903,1906,1908,1909,1910,1914,1917,1919,1924,1928,1931,1932,1934—1937,1939—1941.The China Hong List,A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directory of all foreigners and the leading Chinese in the principal ports and cities of China.（《字林报行名簿》）Shanghai:Offices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Ltd.,1902,1904,1905,1920,1921,1922,1927,1928,1929,1930,1932,1933,1937,1938,1940,1941.上海档案馆藏下列档案：《上海商业名录》（1918），档号Y9-1-47；《上海市工商行名表》（1939，1940），档号Y9-1-51,Y9-1-52；《全国洋行及进出口贸易公司调查录》（1942），档号Y9-1-18-93（上编），Y9-1-18-778（下编）。
⑦ 现名南京东路。
⑧ 现名西康路。
⑨ 现名南京西路。
⑩ 又见《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别发印刷厂解雇问题的文件》（1949.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8-1378。又，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39），西康路400号为别发印刷厂。见承载、吴健熙编：《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上册一，第八十一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1) 一作卡特路。
(12) 横滨开埠后的租界中大多无路名，遂将区域编号后指代。
(13) 公司历次《特别决议案》，见《上海市社会局关于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卷》（1947.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1-6687。
(14) 黄檀甫，1898年生，广东台山人，为上海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据《日伪上海地方法院关于黄植甫诉赵鼎元、王尔藩、徐礼辅等侵占案》案卷（1944.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43-2-10034。
(15) 据《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别发印刷公司解雇问题的文件》（1949.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8-4003。
(16)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下列两种档案：《上海市人委外事处关于英商别发印书馆、永裕洋行出售房屋清偿欠税欠额或作价抵偿材料》（1951），档号B15-2-991；《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别发印书馆（英商）出售西康路400号南京东路70号房屋的文件》（1952），档号B258-12-4967。因此两种档案为控制密级，笔者无法查阅，但从档案名称上可知别发印书馆从1951年即开始变卖房屋。
(17) 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154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说别发洋行：“设备较好，制版技术较强。”（第117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18) 徐忍寒：《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别发书店》，见上海文史研究馆编：《沪滨掠影》，第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19) 笔者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OCLC联机目录统计而成。OCLC公司为世界各国图书馆中的图书及其他资料编纂了目录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由OCLC成员图书馆编目的所有的记录，1971年以来添加的数据超过5700万条。
(20) 参见拙文：《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2)。
(21) 《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营业之业务计划书》，见《上海市社会局关于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经济部的来往文书卷》（1947.4）。
(22) 1857年9月成立之初称为“上海文理学会”。1861年10月，《会报》随支会解散而停刊。此前出版的3卷称“旧刊”（Old Series）。1864年底与支会同时恢复，称“新刊”（New Series），1948年终刊。关于《会报》更详细的信息，可参见王毅：《皇家亚溯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新刊”从第14卷（1879年）开始，由别发印书馆负责其在内地、香港、日本（后又增加新加坡）等地的销售，但尚未从事印刷该刊的工作。从第22卷（1887年）开始，注明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印刷。1900年出版的第31卷（1896—1897）注明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印刷出版，并在内封页上出现了别发印书馆的商标。此后，除最后两卷外，一直由别发印书馆印刷并出版。
(23) 1922年6月15日，库寿龄在上海逝世。《新中国评论》1922年12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终刊。
(24) 这几篇文章分别是；翟理斯《评魏理译〈古今诗赋〉》（H.A.Giles,Review of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London:Constable & Co.,1918.），原载《剑桥评论》1918年11月22日，后又转载于《新中国评论》翟理斯《“冠带”》一文中；翟理斯《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位诗人》（H.A.Giles,A Poet of the 2nd Cent.B.C.），载《新中国评论》第2卷第1期（1920年）；翟理斯《重译》（H.A.Giles,A Re-translation.），载第2卷第4期（1920年）；魏理《论翟理斯译〈琵琶行〉》（A Waley,Notes on the “Lutegirl's Song.”），载第2卷第6期（1920年）；翟理斯《魏理与〈琵琶行〉》（H.A.Ciles,Mr.Waley and “The Lute Girl's Song.”），载第3卷第4期（1921年）；魏理《关于〈琵琶行〉——答翟理斯教授》（“The Lute Girl's Song”,Mr.Waley's Reply to Prof.Giles），载第3卷第5期（1921年）；翟理斯《“冠带”》（H.A.Giles,“The Caps and Bells.”），载第4卷第5期（1922年）。
(25) 参见李天纲《一头“超越东西方”的熊》，载《新民周刊》，2004（1）。在此文中，作者还谈到：“几十年里，学界一直缅怀《天下》，很多人都想在台北、香港、北京模仿这份杂志，全没有成功。”
(26) “The Golden Jubilee Year of Kelly & Walsh(1873—1924)”,North China Daily News Sixteenth Anniversary Supplement,1924-07-14.
(27) 周越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见《言言斋书话》，第30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与此类似的有这样的叙述：“上海的别发洋行则是专门招徕大腹便便的洋商富贾作座上客了，没有多少具有高深文化水平或是典型文艺的书，完全不对胃口，再一看标价奇昂，折合当时外汇牌价总要高二三倍，显然是硬敲竹杠，这使我们这些年轻读者只好悻悻然而去矣！”见王辛笛：《旧书梦寻》，载《海上文坛》，1991(3)。这段话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别发洋行出售的书籍定价都按英镑计算。徐忍寒也提到这一点。没有“典型文艺的书”也或许能成立，因为从别发洋行的售书广告上看，极少有古代或当代的文学名著，但“没有多少具有高深文化水平”则似可商榷。别发洋行许多书是针对在华西方人的，而当时西方汉学研究正处于发展期，因此除了实用的指南、手册之外，涉及中国文化的著述仍以介绍为主，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不高深的了，故王文颇有苛求前人之嫌。
(28) 参见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第8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9) C.E.Darwent,Shanghai:A Handbook for Trave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 & Yokohama:Kelly & Walsh,pp.xx＋221.
(30) 苏州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未刊。笔者按，所谓“西文出版”，它和“西文出版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文出版业”中不包括以中文为主要出版语言的机构，但这些机构在出版中文书刊之外，也出版了部分西文书刊，这部分书刊便可纳入到“西文出版”的范畴中。因此，“西文出版”是一个具体的物质性的概念，是“西文出版业”的从业机构出版的书刊和其他语文出版机构出版的西文书刊的总称。
(31) 后两者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商务印书馆的西文书籍基本由其编译所英文部编辑，主要成员有邝富灼、周越然、平海澜、胡哲谋等，其他如颜惠庆、蒋梦麟、沈雁冰（茅盾）等也都曾在此工作。
(32) 金多士：《上海美华书馆七十年简史》，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5），第23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33) 此数目为笔者统计，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统计的依据参见笔者统计别发印书馆的依据。
(34) 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及其附表《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统计而成。
(35) 美华书馆曾出版过恭恩道选译的《中国的小花冠：唐诗小集》（T.Gaunt,ALittle Garland from Cathay:being a translation,with notes,of som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1919），伟烈亚力《汉籍解题》（Al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鲍康宁编撰的汉语读本《好逑传》（Frederick William Baller,The Fortunate Union,1904），斯梯尔编撰的汉语读本《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John Clendinning Steele,The 43rd Chapter of the Three Kingdom Novel“The Logomachy”,1905）等。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佛来遮《英译唐诗选》（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Gems of Chinese Verse,1918）及《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1919），林文庆译《离骚》（The Li Sao,An Elegy on Kncountering Sorrows,1929），杰克逊译《水浒传》（J.H.Jackson,The Water Margin,1937）等。
(36) 李欧梵：《上海世界主义·一种中国世界主义》，见《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28—329页，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37) 卫斯特（John West,1901—1913年在会）和华勒（A.J.Waller,1916—1938年在会）均系普通会员。据《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表》，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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