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发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6-0075-09
对外交政策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K·J·霍尔斯蒂(K.J.Holsti)在分析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成败得失时，指出了国际政治理论三个失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 “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研究。①回顾对外政策分析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对外政策分析研究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但也应该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对外政策分析在经历了一段低迷之后重获新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流派就是1993年兴起的多元启发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②从这一理论的研究现状看，它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对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理论框架、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多元启发理论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价。
一、理论背景
对外政策分析早期又叫比较对外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是政治科学中研究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产生至今，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4年里查德·C·斯奈德、亨利·W·布鲁克和伯顿·萨潘(Richard C.Snyder,Henry W.Bruck,and Burton Sapin)发表的《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到1968年佩奇(G.D Paige)《朝鲜决策》一书。在这一时期，对外政策分析逐渐形成了三个研究范式，即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比较对外政策以及决策环境学派。第二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一时期，对外政策分析大量借鉴组织理论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三种研究范式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以詹姆斯·罗森诺(James Rosenau)为代表的比较对外政策学派的研究达到了高潮，建立了许多庞大的数据库。但整体而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仍然是这一时期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始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了80年代的沉寂后，对外政策分析在90年代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个领域出现了众多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本文所介绍的多元启发理论。③
一般来说，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或集中于决策制定的过程，或关注决策的结果。在具体分析时所运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对决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一般采用心理学中认知理论的方法，这一方法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④对决策结果的研究一般采用理性主义方法，这一方法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他们在决策时会系统分析各种可能的政策方案，实现国家的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中，代表不同国家的决策者像台球(billiard ball)一样相互作用，对决策过程的控制和决策环境成为决定对外政策的关键。⑤从20世纪50年代对外政策分析研究诞生以来，这两种研究方法互相竞争，很少有研究将两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心理学和理性主义方法严重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各自所特有的局限性，两者都无法单独解释一国的对外政策。因此，对外政策研究需要一个能将决策过程与结果、认知理论和理性主义方法统一起来的分析模式，多元启发理论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二、理论内容、框架、研究成果
多元启发理论综合了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涵盖了对外政策制定的内容和过程，很好地弥补了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
（一）多元启发理论的含义
多元启发(Poliheuristic)是一个复合词，由前缀poly-和heuristic一词构成。⑥其中poly-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与“many”一样，指多元的意思；另一方面它也暗示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是政治(politics)领域。Heuristic是心理学词汇，与“shortcut”同义，指“捷径、启发性”的意思，此处指用多种认知方法来处理复杂的环境或复杂的政策方案，也就是说，决策者试图利用认知捷径或启发式的方法剪除决策过程中复杂信息中的冗余部分。
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要面对的问题和它所解释的范围。史蒂文·雷德(Steven B.Redd)认为，从多元启发的含义来看，这一理论主要关注决策的“原因”(why)和“方法”(how)，即决策制定的理由和如何做出决策，很好地将决策的过程和内容联系起来。⑦由此我们可推导出该理论面对的两个问题：决策者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在不同的方案中，决策者是如何抉择的？
（二）决策的两个阶段
在明确多元启发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后，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该理论提出的决策过程的两个阶段：⑧
第一阶段：认知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有可能的方案进行认知分析并加以筛选，目的是简化和减少“决策矩阵”(decision matrix)。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用的是基于维度(demension-based)的原则和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原则。所谓基于维度的原则，指决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对于决策者而言，最主要的维度一般都是政治维度。而非补偿性原则指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并不能用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来补偿，即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并不能补偿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否则就会放弃该方案。
对外决策过程中，政治维度经常是非补偿性的，领导人对各个方案进行对比分析时，首先考虑的是这一方案是否会伤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如果这一方案在政治维度上是低效用的，即便它在经济或其他维度上具有很高的效用，决策者也会放弃它。这点与理性选择理论形成鲜明对比。⑨
图1 外交决策的两个过程
图表来源：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Chinese Choice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50-1996,”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No.1(March 2005),p.33.
从图1来看，从a[,1]到a[,x]都是所有可能的方案，但是，根据基于维度的原则以及非补偿性原则，方案a[,n+1]到a[,x]因为不符合这两个原则而被放弃，只有a[,1]到a[,n]才是政治上可行的方案。
第二阶段是理性选择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决策者基于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规则和词典编纂式(lexicographic choice)原则（即最重要维度上的最优化原则）对第一阶段所做出的方案集合a[,1]到a[,n]进行理性的分析，主要目的是选出最终的政策方案。预期效用规则的目的是对每个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词典编纂式原则指决策者从最重要维度内的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效用最大的方案，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以上分析表明，每个维度的权重（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涉及到最重要维度的每一个选项都要被仔细地评估，最终选择出符合这一维度的最佳方案。这样的选择是在有限范围内而不是在全部范围内寻求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方案集合a[,1]到a[,n]中，a[,0]是根据这一方法选择出来的最佳方案。当一个方案在关键维度上经过评估而被采用时，决策过程便告一段落。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学者们更多地运用预期效用规则来分析案例，而持多元启发理论的学者们则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词典编纂式原则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⑩
根据多元启发理论所阐述的这两个阶段，决策者所做出的最后选择不仅涉及了政策结果，而且也涉及到了决策的过程，这样，这一理论就将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决策过程的特征
多元启发理论是一种新兴的、综合性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该理论对决策过程的分析有着许多突出的特征，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雷德等学者对此做了阐释，(11)具体总结如下：
1.非整体性研究(Nonholistic search)：指最终的决策并不是对所有维度上的所有方案进行评估和比较，它更多地运用启发式决策规则，在一个或多个标准的基础上采用或拒绝不合理的政策选择。在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者看来，非整体性研究的特点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
2.基于维度的过程(Demension-based process)：指问题的特性影响决策者判定哪一个维度是关键的，决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对于特定的决策者而言，问题领域不同，维度的权重就不同。一般而言，进入决策者考虑范围的维度有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战略维度等等。从多元启发理论所做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一般都将政治维度视为关键维度。
3.非补偿性决策原则(Noncompensatory decision rules)：指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并不能补偿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一个方案必须实现最低的标准，否则就会被放弃。对决策者而言，政治维度一般都是最重要的维度，因此，即使某一方案在其他维度上具有很高的效用，如果在政治维度上的效用很低的话，这一方案仍会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列。那么，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多元启发理论的非补偿性原则呢？也就是说，决策者在第一阶段方案选择的过程中，是根据什么标准排除一些政策方案呢？有学者总结如下：(12)领导人生存的威胁；政策的公众支持重大下跌；声望的急剧下跌；选举前景的成败；国内反对；对政权生存的威胁；政党内的敌对与竞争；政权面临的内部或外部挑战；联盟、政府或者政权潜在的崩溃；对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尊严、荣誉或合法性的威胁；示威、暴乱；存在被某种政治力量否决的可能（例如，政府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如果一个政策方案会导致以上任意一种结果，那么这个政策方案就不会进入决策者的考虑范围。
4.满意行为(Satisfying behavior)：在决策的过程中，由于高度复杂的环境、不完全的信息以及时间的限制，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和评估的复杂性，因此，最终的方案很有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只是令决策者相对满意的结果。这点类似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观点，西蒙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求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13)也就是说，由于其他种种条件的限制，决策者最终选取的方案并不是能够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方案，而是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方案。
5.对排序敏感的研究(Order-sensitive search)：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是，方案的变化及其排列顺序，不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产生影响。与理性选择模式的假定不同，多元启发理论则认为，方案排列顺序的变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与选择产生很大影响。
（四）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成果
尽管多元启发理论兴起于1993年，历史很短，但这一理论已经受到了《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冲突解决》(Jouru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顶级期刊的广泛关注，而且出现在一些专著和编著中。在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国际研究协会、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举办的一些大型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对这一理论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多元启发理论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理论，但是经过以明茨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这一理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1.从横向来看，这一理论结合了其他学科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入地研究了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研究。表1列举了运用多元启发理论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成果，而表2中则是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分析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外交决策的成果。
从两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元启发理论的解释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近年来，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国际关系学者大量借鉴和引用了其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布兰登·J·金尼(Brandon J.Kinne)，他借鉴了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分类方法，分析了专制政体下政府是如何做出决策的。(14)金尼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分析了独裁决策者的政治利益，论证了他们在制定外交决策时如何以非补偿性方式发挥作用。
表1 多元启发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个案研究
总统危机事件作者
艾森豪威尔奠边府，越南(1954) Derouen(2003)
艾森豪威尔危地马拉Taylor-Robinson and Redd(2003)
里根 格林纳达(1983) Derouen(2001)
布什 伊拉克(1991)Mintz(1993)
克林顿科索沃(1998)Redd(2000)
资料来源：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p.5.
表2 多元启发理论对中东地区领导人决策的个案研究
领导人国家／政治实体
决策 作者
阿萨德
叙利亚
叙利亚相对于以色列的战争与和 Astorino-Courtois and Trusty
平决策(2000)
亚瑟尔·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 与以色列之间冲突性和合作性互 Clare(2003)
动的模式
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 2000-2002年巴勒斯坦起义的决策 Mintz and Mishal(2003)
萨达姆·侯赛因
伊拉克
1991年的海湾战争 Mintz(2003)
内塔尼亚胡，佩雷斯，拉宾 以色列
1993年奥斯陆协定前后的决策Clare(2003)
沙米尔
以色列
1992，1994年有关联盟模式的决策Mintz(1995)
谢里夫
巴基斯坦 1998年巴基斯坦导弹试验的决策 Sathasivam(2003)
沙龙 以色列
起义期间的决策Mintz and Mishal(2003)
资料来源：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p.6.
金尼借鉴了巴巴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的分类方法，(15)将专制独裁政府分为三类：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军事独裁。(16)在区分了三类独裁政府后，金尼运用多元启发理论，提出了一个命题：政治维度上的主要考量直接影响政治领导人保持政治权力的前景。在此基础上，金尼认为每一种政体形式下领导人的政治考量是不一样的：(1)一党专制政府的领导人会排除那些不能够充分满足政党利益的方案。(2)个人独裁政府的领导人会排除那些不能满足保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方案。(3)军事独裁政府的领导人会排除那些不能充分满足占统治地位的军事集团利益的决策方案。
对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后，金尼分别选取苏联、伊拉克、巴基斯坦作为三种政体的代表，对它们进行了逐一分析（一党专制——苏联；个人独裁——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军事独裁——巴基斯坦）。金尼进行的这项工作，无论在学理层面还是在具体的案例分析层面都给多元启发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对外政策分析学者一方面可以大量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改进现有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各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
2.从纵向来看，这一理论应用于外交政策中的许多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国际关系的议题。表3所显示的就是近年来多元启发理论所涉及的议题范围。
三、案例分析——以伊朗人质事件为例说明多元启发理论
由于多元启发理论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对它很难做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将在这一部分结合伊朗人质事件来说明如何运用该理论进行案例研究。
1979年11月4日，在霍梅尼的支持下，伊朗首都德黑兰4000多名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把60多名美国人扣押起来作为人质，要求美国交出在美国治病的伊朗国王巴列维。由此引发了伊朗人质事件，也使美伊关系陷入长期的激烈冲突之中。戴维·J·布鲁尔(David J.Brule)运用多元启发理论，解释了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卡特政府如何作出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这一决策的。
首先，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卡特政府的决策班子就这一危机事件确定可能的政策方案和决策的维度，然后对各个政策方案进行比较。布鲁尔认为，卡特政府所考虑的政策方案可以总结如下：(17)1.继续当时的行动，比如，外交努力、谈判、施加金融压力；2.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3.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4.运用大规模攻击部队解救人质；5.攻占一个“讨价还价的关键地区”，如伊朗西南部的哈格岛(Kharg Island)；6.着手进行强有力的轰炸；7.进行惩罚性的空中打击；8.布雷／封锁伊朗的港口。
在确定了可能的政策方案后，卡特政府的决策班子便运用基于维度的原则和非补偿性决策原则来排除一些不可行的方案。
国内政治维度是政治领导人评估政策方案的首选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卡特政府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危急爆发后的一个月，卡特政府的支持率曾经从32%上升至58%，但一年之后，这一支持率却锐减至29%。同样，民众对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支持率在1979年12月达到顶峰，高到69%，但是这一数字到1980年10月份时，猛跌至36%。面对这样的情况，卡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与美国民众的看法保持一致。
卡特政府在政治维度上的另一个考虑就是即将举行的民主党大会。选举在美国总统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这次民主党大会将对卡特总统能否连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卡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然考虑他在人质事件上的决策对自己选举结果的影响。1980年初，卡特本人集中精力解决人质事件，而让他的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代替他进行竞选活动。由于受到来自民众要求对伊朗采取直接对抗行动的压力，卡特政府的成员对民众支持率的下滑感到不满。因此，卡特政府必须在短时间里对可行的政策方案做出选择并尽快付诸实施。
表3 多元启发理论所研究的决策类型
决策类型 作者 决策类型 作者
使用武力 Mintz 1993 学习 Yang 2003
非武力Derouen 2003
顾问的影响Redd 2002
转移使用武力 Derouen 2001
战争与和平的决策 Astorino-Courtois and Trusty 2000
核武器试验Sathasivam 2003政策制定 Taylor-Robinson and Redd 2003
危机初期反应 Derouen and Sprecher 2004 军事升级 Mintz and Mishal 2003
战争终止 Mintz and Geva 1998背叛和报复Clare 2003
联盟形式 Mintz 1995 专家和新手的决策 Dacey and Carlson 2004
政党内部竞争 Mintz 1995 谈判 Eisenband2003
危机中使用武力的层级 Redd 2002 冲突解决 Astorino-courtois and trusty2000；
Mintz and mishal 2003
资料来源：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p.4.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看出，卡特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他所选择的方案能否安全地解救人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卡特在决策过程中所使用的决策原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能否立即安全地解救人质？(18)在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下，卡特政府想运用外交手段来解救人质已经行不通。经济制裁的方案则会引起伊朗更大规模的反美行动，并且也不能尽快地解救出人质，因此也不能满足这一标准。在几个武力解决的方案中，后三个方案都不能立即见效，而且这些行动很可能危及人质的生命安全。根据多元启发理论，总统在决策的第一个阶段将排除那些不能满足决策原则的方案。在伊朗人质事件这一案例中，卡特总统拒绝了那些不能立即安全解救人质的政策方案。这使得备选的方案从八个减少到两个，只有方案三和方案四被纳入下一阶段考虑的范围。
在决策的第二个阶段，卡特政府从军事和战略维度入手对剩下的两个方案进行评估，依据的是，它们中哪一个能够使美国的收益最大化（或者说是成本的最小化）。在军事维度上，卡特政府从军事实力、后勤以及成功的可能性这三个角度评估了方案三和方案四。其中，方案四即大规模的武力解救方案，由于缺乏秘密性，可能威胁到人质的生命安全，或者导致美伊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这将使卡特政府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所以方案四被排除。只剩下方案三，即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的方案，才是最佳的。
如果从战略维度评估方案三和方案四，那么决策者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全球的权力平衡和美国的大战略。在1979年和1980年，美苏之间的冷战主导着世界事务。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苏联，美国必须时刻关注苏联实力的增长。同样，美国大战略的重点是遏制苏联政治影响力上升。在人质危机期间，苏联于1979年12月入侵了伊朗的邻国阿富汗。因而，美国有必要在伊朗采取武力行动来回应苏联的侵略活动。同时，如果美国无法实现营救人质的目标，那么这就可能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无力应对苏联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扩张和渗透，这有可能使全球的权力平衡偏向苏联一边。然而，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武力行动，又很有可能把初生的伊朗革命政体推向苏联的怀抱，这就会破坏美国遏制苏联的大战略。因此，无论从战略维度还是军事维度考虑，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才是最佳的方案。
经过以上分析，布鲁尔得出结论：在决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认知阶段，只有方案三和方案四最符合卡特总统在政治维度上的考量，其他的方案随之被放弃。而在决策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理性选择阶段，卡特总统从军事维度和战略维度进行考量认为，只有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的行动，才能使美国人质以及参加营救行动人员的伤亡最小化，符合卡特总统的决策原则——立即安全地营救人质。另外，这种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的行动，也是向苏联传递美国信号的一个最佳方案，因此这一方案得以采纳。
多元启发理论区别于其他外交决策理论的特点就是它的非整体性、非补偿性和基于维度的特性。在伊朗人质事件这一案例中，这些决策原则或特征是否得到了体现呢？布鲁尔在论文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表4总结了每个方案在各个维度上的分值、总的得分和平均值。在某一维度上的高分值表示这一政策方案相对更能满足这一维度的标准。在国内政治维度，根据每一方案能否立即和安全地解救人质的预期来赋值。在军事维度，它们的分值视它们能否用最小的成本安全地实现军事目的而定。在战略维度上，这些方案的分值则是根据它们传递美国决心并避免伊苏合作的程度来确定的。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卡特政府的决策体现了多元启发理论的每一特征。例如，卡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维度，这体现了非整体性和基于维度的原则。仅从军事维度和战略维度来看，方案六和方案七的分值都很高，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最有利，但是由于它们不能满足国内政治维度的考量而被放弃，这就证明了多元启发理论非补偿性原则的适用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方案六和方案七的总分最高，如果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最终的政策方案应该是方案六和七，而不是方案三，但是，实际结果证明，在决策中，领导人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治维度，在满足了他的政治利益后，才将视线转移到其他维度。
四、对多元启发理论的批判
多元启发理论自出现以来就引起了对外政策分析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这一理论褒贬不一。
首先，相对于以前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多元启发理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多元启发理论将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吸取二者的长处，弥补了各自分析的缺陷，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和结果的分析都有涉及。第二，多元启发理论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丰富自己的研究。第三，可操作性强，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虽然多元启发理论具有众多的优点和价值，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具有盲点和局限性。
1.多元启发理论并未告诉我们太多关于问题是如何被发现的(detected)、决策者是如何采取活动的以及决策单元在实际环境中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元启发理论过于强调模拟实验，而模拟实验都是由实验者自己为决策制定者选择任务、寻找动机和予以授权。以决策者所有可能的政策方案为例，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可以列出决策者的方案，而在伊朗人质事件中，卡特政府的政策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作者本人选定的，这样，在很多分析家看来是一个失败的决策，到布鲁尔这里则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是在分析当前的问题时，由于学者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政府的高层，也就很难掌握政府到底有哪些方案可以选择，因此，在分析过程中难免带有学者自身的偏见，同样，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学者在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分析具体案例时，仅能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做出解释，而对当前的事件难以做出有预测力的解释。
2.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和制度的影响。由于多元启发理论以决策者为分析单元，忽视了其他层次上（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单元层次）的变量。一项特定政策的出台，必定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单纯的决策者个人层次的解释就像单纯的国际层面或国家层面的解释一样，是不充分的。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融合国内和国际因素比单纯研究其中一个方面更能提供关于对外政策的解释。(19)例如，在美苏两极时期和美国“一超多强”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是不同的。
3.多元启发理论强调决策者受到了多重的限制，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在某种程度对于决策几乎起到了绝对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客们一定会寻求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支持以便继续掌权，这一逻辑乍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绝对，许多历史个案却表明，决策者们在遭到激烈反对，甚至反对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有时候仍然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对外政策方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力主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并最终归于失败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实例。
4.决策者对国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应该被视为偶然而非普遍的现象。首先，不同的决策者，他们的自主性不同，对国内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也是不同的。总统的个人心理因素对决策也有很大的影响。如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詹姆士·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将美国总统分为四类：主动——积极型、主动——消极型、被动——积极型、被动——消极型。(20)每一类型的总统在决策时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也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表4 每个方案在各个维度上的分值
维度
政策方案 政治 军事 战略 总值／均值
继续当时的行动方针，比如，外交努力、谈判、施加金融压力 1－ 1
2/1
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 2－ 2
4/2
运用特种部队解救人质8 3 4 15/5
运用大规模攻击部队解救人质 7 4 3 14/4.66
攻占一个“讨价还价的关键地区”，如伊朗西南部的哈格岛 4 5 5 14/4.66
着手进行强有力的轰炸6 7 7 20/6.66
进行惩罚性的空中打击3 8 8 19/6.33
布雷／封锁伊朗的港口5 6 6 17/5.66
资料来源：David J.Brule,“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s Decision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No.1(Feb.2005),p.109.
其次，政权的性质、政治处境（领导人的独立程度、对政治同盟和伙伴的依赖性、公众支持度的高低等）等政治环境因素通常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以克林顿执政初期中美之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为例：1993年12月，65%的美国公众认为，如果中国想与美国继续目前的贸易关系，中国必须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到1994年6月，50%受访者支持贸易与人权挂钩。(21)在公众舆论这样一种背景下，1994年，克林顿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中美人权斗争的形势激化。
5.同样，政治限制应被视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有时候领导者的努力也会使政治限制发生改变。决策者可以引导公众和精英的看法，使其符合自己的意愿。他们可能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来培养、说服、欺骗、强迫或者收买获取必要的支持。尽管这种做法会消耗像政治资本、时间等大量稀缺资源，而且领导人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但这些并无法排除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在考虑国内政治对决策的限制因素时，不能忽视这点。(22)
以上是多元启发理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面临的问题，而这一理论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之间能否结合在同一个框架内。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都含有对理性的假定，但是由于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对理性的假定是不同的。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性的假定和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一样，都将理性定义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实体理性，强调决策制定结果的理性；而认知心理学则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在信息不充分、高度紧张压力等外部环境下，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基于此，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23)以此与实体理性、非理性相区分，强调结果是如何做出的。由此，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性的假定认为决策者“是思想开明并适应环境的变化，但认知理论对理性的假定则认为囿于信仰以及信息加工方式，决策者更多的是头脑禁锢因而拒绝适应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对环境的看法不一，因此认知视角强调分析涉身于决策过程的个体的重要性。”(24)因此，在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之间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25)那么，如何将二者融入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对外政策，就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说，以对外政策分析为目的的多元启发理论，撇开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认知理论以及其他视角的分歧，将它们结合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来探讨一国的外交政策决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审视外交政策的新的方法。虽然它在一些方面受到了学界的质疑，但是就其开拓性的贡献而言，多元启发理论无疑是冷战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最出色的一支。
注释：
①Tim Dunne,Michael Cox,Ken Booth eds.,The Eighty Years' Crs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35.
②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为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著作包括Alex Mintz,"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of Coalit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7,No.3 (July 1995),pp.335-349; Astorino-Courtois,Allison and Brittani Trusty,"Degrees of Difficulty:The Effect of Israeli Policy Shifts on Syrian Peace Deci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4,No.3 (June 2000),pp.359-377; Alex Mintz,"The Poliheuristie Theory of War and Peace Decision Making,"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ptember 1999; Alex Mintz and Allison Astorino-Courtois,"Simulating Decision Processes:Expand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Model N-Perso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February 2001; 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 Alex Mintz,"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Settings: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等等。
③有关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历程介绍可参考：Valerie M.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No.1(March 2005),pp.1-30；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8-23页。
④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第39页。
⑤参见王鸣鸣：《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4-19页。
⑥Steven B.Redd,"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3 (June 2002),p.336.
⑦Ibid.
⑧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 (February 20O4),p.7.
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策者会对每一个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终选择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而多元启发理论则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即便某一方案的效用是最优的，但是如果不能满足决策者最重要维度上的要求的话，该方案也会被放弃。只有当决策者所关注的政治维度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维度——经济的或者外交的。
⑩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Chinese Choice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50-1996,"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No.1(March 2005),p.33.
(11)Steven B.Redd,"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3(June 2002),p.338; Eric Stern,"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ruary 2004),pp.108-109.
(12)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 (February 2004),p.9.
(13)［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4)Brandon J.Kinne,"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Issue 1(Feb.2005),p.4.
(15)关于具体的分类看参见Barbara Geddes,"Authoritarian Breakdown: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fianta,September 1999.
(16)Brandon J.Kinne,"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Issue 1(Feb.2005),pp.116-117.
(17)David J.Brule,"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Decision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No.1(Feb.2005),pp.103-104.
(18)Ibid.,p.105.
(19)参见Andrew Morav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3-42.
(20)［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21)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22)Eric Stern,"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Feb.2004),p.110.
(23)［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页。
(24)Jerel A.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Jeanne Hey and Patrick Haney eds.,Foreign Policy 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5),p.50，转引自尹继武：《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第102页。
(25)［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