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月 延安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方向研究生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陈寅恪先生针对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提出“歌传一体”的观点。此观点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但我认为陈先生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现将从以下几点进行论述：“歌传一体”机制的提出及学界的争论；学界诸家的争论点；唐传奇诗歌与汉译佛经中偈颂的文学功能比照。
关键词:唐传奇；歌传一体；汉译佛经
唐传奇，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关于唐传奇，鲁迅评价：“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他曾中肯地指出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始有意为小说”的艺术特色。针对这一新文体，陈寅恪先生主要从印度佛经偈散结合的文体样式提出唐传奇“歌传一体”机制。
一、“歌传一体”机制的提出及学界的争论
陈寅恪先生是学殖深厚的学者。他于1947年10月发表《长恨歌笺证》，此文就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唐传奇“歌传一体”这样一个大胆的见解。
夏承焘先生于1949年发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最先对歌、传合一问题表示质疑，并列出三条反驳理由，其云：(一)陈传成于白歌之后，即陈不作传，白《歌》亦已成为独立之体。（二）白歌作于宪宗元和元年，在其第进士之后，非欲以此为温卷之用者，似不应绳以温卷体裁。（三）赵彦卫偶尔涉笔，非以为小说法程，为作家所必须依准，似不应执赵氏一家之聊尔之言以绳唐代一切小说。
台湾学者冯承基在《论<云麓漫钞>所述传奇与行卷之关系》中，主要从唐传奇作者身份和传奇作品出于行卷说的角度来质疑此观点，言之有理。
周相录在《<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借鉴、吸收以上三家观点，最终提出“歌、传一体之说，诚不可取”的观点。
此外，台湾学者林文月先生在《<长恨歌>对<长恨歌传>的影响》中提出“歌、传不相关论”，但文中又有“陈鸿取白居易《长恨歌》而予以散文化，为之作脚注式的敷衍……”的说法，似乎与他的论点相矛盾。因而，他的论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台湾资深学者罗联添对此观点进行了更有力地反驳。他的反驳理由如下：（一）他取吴庚舜先生的第一论点，即“一散一韵的结合非传奇小说本来面目”，……除变文外，唐人传奇实未有这种体裁。（二）罗先生还补充了刻本上歌、传相连的问题。……这也是他认为陈氏提出“歌传一体”的一个证据。（三）他认为长恨歌与传各自独立，歌为叙事诗，传为小说体。
二、学界诸家的争论点
综上所述，学界诸家对陈先生提出的“歌传一体”机制均持否定态度。前辈学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反驳“歌传一体”机制的：一是歌传合一的问题，二是韵散结合的问题。
三、唐传奇诗歌与汉译佛经中偈颂的文学功能的比照
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到唐而达到鼎盛。为宣扬深奥的佛教义理，释迦牟尼佛运用譬喻、故事等手段来向大众宣教。佛陀说法通常是先用散文叙述，而后再用韵文将前面的散文部分再叙述一遍，两者内容相同。这样重叠的叙述，最初可能就是说教时，怕听众听了不理解，故用散文先将故事叙述一遍。我们翻阅佛典就可发现偈散结合这种特殊文体。
印度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华土传播、发展，就必须融合中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因素。汉译佛经就是一种梵文化与汉文化，梵文与汉语完美融合的产物，它在将梵文佛典译为华语的过程，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文、词、赋、史传等多种因素，使它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取向，更易于被接受。
1、代言功能
代言功能，就是指在叙事性作品中用韵文（诗歌）当作人物的语言，来抒写襟怀、表达情意。此类韵文的代言功能在汉译佛经中俯拾即是，它主要出现在两人或多人对话场景中，双方常用偈颂来发言或对答，在形式上显得比较整齐。如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四“佛说水牛经第三十”，叙水牛王多次被猕猴扬尘瓦石打掷、谩骂、毁辱而默不应声，忍辱和雅，其心和悦。从树神与水牛的对偈中可看出水牛王“常行忍辱”，修心养性，慈悲爱护的心境，终得道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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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小说中，用诗歌为人物代言的也很多，如元稹《莺莺传》写张生爱慕莺莺“立缀《春词》二首”及莺莺酬答张生的诗文就具有典型代言功能。又如《李章武传》、《飞烟传》等作品用诗歌赠答的方式很相似，都具有代言功能，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2、写心功能
写心功能，实质上就是心理描写，用诗歌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述出来，也可看作是内心独白。汉译佛经中有些偈颂就具有写心功能，就是用偈颂将人物的心理活动隐秘地表露出来。如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上，叙佛陀欲入城时，一切众生各种恭敬世尊。当时有一婆罗门极为贫穷，无有花香供养，用自惭耻更无余计。唯一能做的就是“心净意视佛”、“以踊跃心叉手而住视于如来”，用偈颂表明他对世尊的敬仰。
唐传奇小说用诗歌独白方式展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并不多。作者用诗歌表现人物心理时，也较含蓄内敛，这与佛经不同。如《李章武传》中，李章武在酒酣之际，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知更相逢何岁年？” 写出他对子妇无限思念的惆怅心情。
3、叙事功能
叙事功能，是指用韵文（诗歌）来描写环境景物，塑造人物形象，铺叙故事情节的功能。在汉译佛经中，偈颂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常和代言偈颂一起使用，两者的位置比较灵活。叙事功能有时位于代言偈颂之前，有时位于代言之后，有时穿插于代言中。如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一“佛说是我所经第五”叙一尊长积累财富无量，却不供养父母、妻子，悭吝无比，寿终时无子姓，所有财宝没入官府。佛用偈颂讲了一个故事，警戒诸比丘要“不当悭吝，除垢浊心，常修清净”。此外，偈颂在佛经叙事类作品中，可以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还能修饰美化叙事效果，佛经中此类例子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在一些唐传奇中，诗歌（韵文）不但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而且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或叙事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如《莺莺传》中，莺莺酬答张生写的《明月三五夜》就暗藏玄机，推动崔张二人故事发展。唐传奇中也有借用诗歌来暗示、预言人物的命运，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如传奇《裴航》。
4、描状功能
描状功能，是指在叙事类文学中，用诗歌来描写人物形象、渲染坏境氛围，更好地叙事或推动情节的发展。佛经偈颂有很多表现描状功能，如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上，写佛陀入城时，一婆罗门用“表容紫金耀，三十二相明”来展现佛的尊容。
唐传奇小说中，作者用诗歌来描写景物，渲染氛围，营造场景，塑造人物性格的很常见。《长恨歌传》中“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旌旗无光日色薄。”用自然景色写出玄宗凄惨的心境。作者这样做不仅增添了唐传奇的艺术魅力，而且使它具有诗化美的特质。
5、引证、转承、评论功能
佛典或汉译佛经中诗歌的引证功能、转承功能、评论功能更多，在佛经叙事类作品中地位更重要，对中土叙事文体的影响更大。汉译佛经用偈为证时，一般常用“如偈所说”、“如所说”等引出。这种形式与明清演义小说的“以诗为证”很相似，这样有利于叙事作品中故事节奏的转承变化，佛典偈颂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汉译佛经偈颂所具有的评论功能事实上也分担了演义小说“以诗为证”的评论功能。陈寅恪先生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指出：
佛典制裁长行与谒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演变既久，其散文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形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从中可看出陈先生认为佛典中偈散结合的文体对中土演义、章回体小说、弹词、变文、传奇等都有影响。
在唐传奇小说中，诗歌已具有引证、评论功能，如《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这些作品中诗歌所发表的评论言简意赅，概括力强。此外，还有一些传奇小说常在末尾用诗歌表明作者的态度或看法，如《绿翘》（出《山水小牍》）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以上，通过将佛经偈颂与唐传奇诗歌所具有的相应文学功能的比照，发现两者在叙事中发挥的文学功能很相似，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然，传统史传文学也常用到歌、诗、词、赋等，但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渲染氛围、展示人物心里、发表议论、暗示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等。这些传统文学因素虽然也对唐传奇及后世小说产生了影响，但比起汉译佛经和唐传奇大量运用诗歌来说，无论在数量还是诗歌所发挥的文学功能来看，都显得较为逊色。由此可知，唐传奇“歌传一体”机制可能主要受到汉译佛经偈散结合文体的影响。
结语
汉译佛经作为一种中印文化合璧的产物，使印度佛典文化完美地融入了中土文化中，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随着汉译佛经的出现, 佛典偈散相间的文学体式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文体，而这一新文体又被中国文人运用于传奇、小说的创作中，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歌传一体”机制。这一机制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它影响到了唐五代白话小说和章回体小说的创作。第二，唐以前，中国传统文学样式是诗和文。佛经偈散相间的文体逐渐融入中国文学创作中，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题材、创作内容，而且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与创作空间，促使唐传奇走向繁荣，成为唐代的又一文学标志。
参考文献
[1]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1979年1月
[2]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3]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4]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5]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论文作者:白月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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