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地缘论文,未来十年论文,结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8-0130-27 一、导言 东北亚地缘政治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体现在美日同盟重新协调和强化、朝鲜半岛局势持续趋紧、韩美关系再次巩固、俄罗斯加快“东向”步伐、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和远程弹道导弹、中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等。 学术界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有关东北亚权力结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构建、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影响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在东北亚权力结构方面，黄凤志等认为，东北亚地区格局可概括为“一超主导三强并存”，即美国主导与中国、日本、俄罗斯三强并存；东北亚地区权力政治结构表现为既非均衡的均势结构又非完整的霸权结构。①刘鸣认为，东北亚秩序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向不对称的中美两极结构转型。②孙茹分析了2013年至2014年中朝日韩关系的分化重组，认为这客观上有利于打破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但是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并未发生质变。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其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的时候，美国将是同级别大国中的第一；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全球多极体系将可能出现。④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Tellis)等以资源、能力和结果这三类权力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的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进行了评估。⑤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构建方面，张春从理论推理的角度，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机制的历史演进和理性设计的方法，提出在东北亚地区创设安全机制的演进式理性方法。⑥刘江永认为，“东北亚安全迫切需要树立可持续安全观”，施行“和平的多边主义”，摒弃和杜绝“暴力的多边主义”。⑦杨鲁慧认为，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须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构建中美日地区安全“共同治理”管理模式的良性互动。⑧谢桂娟强调了集体身份在构建东北亚地区合作制度中的作用。⑨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影响方面，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评估了美国对东北亚的再平衡，他通过对2014年东北亚局势的分析，认为中俄朝“北三角”正在形成；美日韩同盟却陷入僵局，日韩双边关系的分歧对美国在东北亚的再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⑩罗伯特·凯利(Robert E.Kelly)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存在以下方面的制约：与亚洲国家的文化差异、盟友诱使美转向“离岸平衡”、美军费削减。(11)韩献栋认为，韩国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均选择了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韩国纳入美亚太战略布局中。(12)李庆四等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推进。(13) 学术界还需要对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变化提出系统的论述与概括，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本文将运用综合性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避免简单地使用地缘政治理论所带来的狭隘性。本文还将构建东北亚六国的国力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东北亚六国的综合国力变化。这一量化分析将为预测202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文在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理论上确立权力、制度、观念在东北亚的三元变化这一分析框架。其次，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指出1990年至2015年期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三元变化特征：权力结构的单极弱化、区域制度的缓慢构建、战略观念的互疑上升。再次，预测未来十年左右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与趋势。最后，分析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对地区秩序、地区战略文化以及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二、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三元分析框架 东北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极为突出的地位，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对象。关于东北亚地区的概念，单就地理学而言，一般包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日本列岛。而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则应包括全部或部分国土位于东北亚地理范围内的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以及在东北亚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存在的美国。从地理上看，蒙古国也是东北亚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以及国家实力受限，很少在东北亚的整体地缘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此一趋势今后也不大可能改变。基于此，本文没有将蒙古国包括在内。 东北亚地区向来以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复杂性而著称。政治上，美、日、韩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朝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共存。经济上，该地区包括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朝鲜这一经济落后国家。军事上，中美俄三大拥核军事强国、拥有强大海军的日本以及自称拥核的朝鲜集中于此。文化上，儒家文化、东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不同文化在此碰撞。高度的复杂性导致东北亚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却举步维艰、历史渊源深厚却缺乏互信、地区安全问题根深蒂固却缺少地区安全机制等颇为自相矛盾的特性。(14) 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由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所组成。权力结构指的是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六个东北亚地缘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综合国力的力量对比。随着近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动导致了相关国家对不同问题领域的主导权的竞争。制度结构指的是东北亚地区区域性政治、安全、经贸、人文等多边合作机制及其发展趋势。尽管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倡导和建立区域性多边机制，但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总体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地区集体安全制度的缺失和盟国制度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强化，扩大了军事权力的对峙与博弈。观念结构中的观念主要是指战略观念，即东北亚各国对于东北亚地区形势及其他国家战略意图的认识和理解。由于中美彼此战略互疑的上升、中日结构性矛盾在观念层面的突显、持续60多年的朝美相互敌视仍在不断加深，使得东北亚战略观念的互疑呈上升态势。 在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中，权力起着最为根本的作用。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曾指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15)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强调，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而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无政府国际体系的结构。(16)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更是直言：“国际政治的本质是由权力关系塑造的，这个论点一贯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决不是只有现实主义才持这种观点。如果将此作为现实主义独有的观点，那么，每个国际政治学者就都是现实主义者了。”(17)因此，对于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我们也将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分析维度。权力结构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权力结构是主结构，决定着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面貌。这既是对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恰当概括，也源自笔者的理论推断，即权力是根本因素，制度与观念都受其制约。第二，权力结构影响和制约着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而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目前对权力结构的影响较小，彼此间是不对称的相互影响关系。 权力、制度和观念这三元结构是自变量，而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因变量。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5年内，东北亚地缘结构在权力、制度、观念层面间互动形成的结构性特征，是理解和分析东北亚地缘结构变化的根本性原因。 本文的一个特点是对东北亚六国国力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估。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衡量东北亚国力的模型。该模型主要选取四项衡量国力的指标，包括人口规模、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之所以选择以上四项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仅选取对国力造成显著影响的核心指标，避免因重复计算而夸大或扭曲特定指标对国力的影响；第二，指标应该被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第三，指标应该反映当前时代背景下影响国力的新要素，如科技实力；第四，指标在测量上要具有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具体的衡量指标选取上，尽量做到简化和易于操作。本文选取各国的“人口数量”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人口规模”，人口能够为经济运转和国防提供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和人员；选取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经济实力”，经济实力被认为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选取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科技实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还能够分解人口规模给一国国力造成的负面影响；选取各国的“军费开支”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军事实力”，军费开支较高的国家不仅能够维持较大规模的军队，还能为人员的培训、战术的训练、武器的研发等提供较大的支持。 在数据来源上，东北亚六国人口的历史和预测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UNPD)。(18)东北亚各国GDP的历史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19)其中关于朝鲜的GDP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各国年鉴》(CIA World Factbook)(20)和美国丹佛大学国际趋势项目(Ifs)(21)数据库。东北亚六国军费开支的数据主要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军费开支数据库，(22)该数据库中的部分估测数据和缺失数据由战争相关性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23)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5年世界军费开支与武器转让》(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2015)(24)中的数据进行补充和完善。2015-2025年间各国GDP和军费开支的预测数据来自丹佛大学国际趋势项目数据库。2015-2025年间各国的年度人均GDP由该时期各国的年度GDP总量除以年度人口数量计算得出。在计算方法上，由于本文是从时间的维度考察东北亚六国的相对国力变化，因此这里采用百分比的方法来对指标的观测值进行标准化。在具体计算上，首先，分别就人口数量、GDP、人均GDP和军费开支计算出每项指标相对应一个地区(东北亚六国)的总和。其次，将每个国家在单个指标上的观测值除以该指标的地区总和，得出标准化的数值。最后，将每个国家在所有指标上的标准化数值相加并取平均数，得出一国在特定年度的国力指数(1990-2025年部分年份的数据，参见表1)。一国的国力指数范围在(0，1)之间，代表每个国家在东北亚地区的相对国力。为了使得测量具有可操作性，这一模型对国力的评估是基于作为资源的国家实力，并不考虑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影响力。 三、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三元特征 1990年至201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在权力、制度、观念上出现的三元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权力结构单极弱化、区域制度缓慢构建、战略观念互疑上升。 (一)东北亚权力结构单极弱化 冷战结束时，全球力量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征。1990年，美国国力在东北亚地区所占比例为39.5％，中国所占比例为18.6％，日本所占比例为20％，俄罗斯(苏联)所占比例为17％，韩国所占比例为4％，朝鲜所占比例为1％(参见表1)。
笔者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冷战结束之时权力结构呈现“一超主导三强并存”的态势，但2005年后开始发生变化。在1990-2015年间的大部分年份里，美国国力在东北亚地区所占比重大致保持在40％以上。但从2005年开始，东北亚各国国力对比呈现单极弱化的态势，美国这一“单极”的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国力所占地区比例从2005年的22.8％增加到2015年的30.1％。在2005年以前，中国与美国在相对国力上的差距很大，一直未达到美国相对国力的50％。但得益于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的增加，中国与美国在相对国力上的差距自2005年开始逐渐缩小。日本国力在2005年占东北亚地区的比重为17.6％，到2015年，其比重下降到15.1％。俄罗斯的国力从1990年到2005年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之后，在2005年开始逐渐稳定下来。2005年至2015年十年间，俄罗斯国力曾出现微弱提升，但一直未超过东北亚地区国力总和的10％。韩国的相对国力在过去25年间稳定增加，从1990年的4％增加到2015年的6.8％，接近俄罗斯2015年(7.2％)的国力水平。朝鲜的相对国力最弱，所占地区比重从1990年的1％下降到2015年的0.6％，但朝鲜争取并利用“核国家地位”，力图成为地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并改变东北亚原有的“一超”权力结构；美国仍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但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正在日益缩小；日本在东北亚的权力地位近年来相对下降，已成为第三层级的地区大国；俄罗斯近年来国力有所恢复，但无法对东北亚施展像冷战时期那样大的影响力；韩国综合国力增加明显，已经成为第四层级的“中等强国”；朝鲜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其综合国力处于地区权力结构的底层。 (二)东北亚区域制度缓慢构建 制度作为缓解权力竞争的重要调和手段，在冷战结束之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权力地位相对下降、制度作用逐渐上升成为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在东北亚地区，区域多边制度也在缓慢构建(参见表2)。从正在展开的外交实践看，东北亚的多边制度安排呈现增强的趋势。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疾病控制、打击跨国犯罪、人文领域的制度都在缓慢构建中。
目前，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在未来的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制度的构建中抢占先机，积极提出了各自的多边制度倡议。不同的区域多边架构倡议相互竞争，反映了东北亚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相互博弈。 中国政府积极主动提出涵盖东北亚在内的亚洲区域制度构想，以亚洲新安全观为指导积极构建亚洲区域多边安全制度，并增强中国在亚洲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影响力。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5)中国促进亚信会议的机制化，以此搭建覆盖全亚洲地区的安全新架构。中国坚持东盟+中日韩(“10+3”)机制的务实性质，积极、稳妥、扎实地推进“10+3”的各项合作。 美国的设想是：在巩固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同时，激活“老制度”、参与“新制度”、倡设“小制度”。(26)激活“老制度”指的是重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使命；参与“新制度”指的是积极参与东亚峰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倡设“小制度”指的是倡议设立次区域的“小多边制度”，如“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等。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太平洋世纪”战略构想。该构想的主要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架构和实现美国的领导。(27) 日本认为东亚峰会模式有利于平衡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响力，试图把东亚峰会从战略论坛变成务实的地区安全机制。2009年11月，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新加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发表了《献给亚洲的新的承诺：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演讲，全面地表述了日本“东亚共同体”政策。自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下台以后，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势头骤减。虽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在现阶段受到一定质疑，但其在引领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8) 随着韩国的“地区中等强国”地位的奠定，韩国积极推动东北亚区域制度的构建。韩国朴槿惠政府于2013年3月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9)2015年11月召开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日两国对“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示了支持。“中、日两国领导人对韩方旨在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域内国家间建立信任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同意进一步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30)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仍处于理论起步阶段，对合作(安全)议题、区域范围(参与对象国)、行为主体、国际机制(制度化)、推进战略等问题没有具体界定，距离政策化也还有一段距离。(31)未来，“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的韩国历届政府对东北亚区域制度的看法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韩国主张东北亚区域制度构建走“开放型道路”，对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开放；二是走“双轨型道路”，即一方面促进地区制度构建，另一方面坚持韩美同盟。 尽管东北亚区域制度正在积极构建中，但是相对于东南亚较为完善的区域制度而言，东北亚区域制度的构建是相当缓慢的。东北亚区域制度建设缓慢，致使权力在三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也使得制度成为东北亚三元结构的“短板”。 (三)东北亚战略观念互疑上升 战略观念互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他国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本国的发展前景和核心利益为综合代价的。(32)在东北亚地区，截至2015年，中美战略观念互疑、中日战略观念互疑似乎均有增长(朝鲜与美韩则互相敌视)。战略观念互疑一旦发酵，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东北亚相关国家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 中美关系中竞争层面在上升，战略互疑似乎在两国均有增长。在美方看来，中国近年来在东北亚的一系列举动是在试图把美国“挤出”东北亚，从而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军事领域，美方认为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增加军费以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战力投射能力。在经济领域，美国认为中国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重商主义。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实施限制美国向不断扩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出口产品的货币政策，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巨额贸易和大量投资正在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在外交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调整外交政策。中国的言行让亚洲其他国家对未来美国继续在本地区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信心逐渐减少，从而引发严重关切。 在中方看来，美国正在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以继续维持其在东北亚和亚太的霸权和统治。在军事领域，美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关系、海军和空军频繁开展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等，都被认为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达成TPP，此举在中国看来是企图同中国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之间不断壮大的经济关系展开竞争，并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外交领域，美国近年来不断巩固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盟国的关系。在中方看来，美国强化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东北亚盟友关系的做法，是一种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中国。(33)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在观念层面突显。中国认为日本右倾化势头加强，意图打断中国和平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则认为中国崛起是要在地区内恢复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威胁”日本的领土与国家安全。日本安倍政府甚至将国家军事战略上的假想敌指向中国，启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民意对华友好度降到了历史新低，引起了中国及相关国家对于日本今后走向的警惕和担忧。中国对日民意也发生了逆转，降到历史上少有的低点，反日情绪有所上升。中日两国战略观念互疑上升，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持续60多年的朝美相互敌视仍然在不断地加深。朝鲜认为美国以弃核为借口，谋求对朝鲜的“政权更替”，因此将发展核武器视为捍卫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持续推进核武器的研制开发进程。美国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战略忍耐”的对朝政策，但仍坚持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将对美国及其东亚盟国构成重大威胁，政策核心依然是通过施压以促使朝鲜弃核，对于朝鲜的核活动“采取一系列诸如强化孤立与制裁、巩固同盟、提升威慑力度、敦促中国对朝施压”(34)等措施。朝美之间的相互敌视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愈陷愈深。 尽管东北亚战略观念互疑上升，但相关国家仍有一些战略观念释疑的积极做法。如中国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日韩学者合作撰写青少年读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等。(35)中韩之间通过开展人文交流和共同历史研究方面的做法值得称道。比如，2013年6月中韩两国政府达成《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增进历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国学术界在史料发掘、查阅和研究等方面开展相互交流与合作，加强中韩间的人文纽带，扩大两国间公共外交领域合作等。(36) 缓解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观念互疑，增进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推动建立东北亚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东北亚区域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四)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三大矛盾 目前在东北亚的结构性矛盾是意识形态化的主导性盟国体系与次主导性的中国、自主性的朝鲜的力量发展所形成的非兼容性与非均衡性冲突。在这个格局中，有三组对立的地缘政治力量：(1)中国捍卫大国的正常安全利益与美国强化霸权的战略竞争；(2)中日就地区安全主导权及海洋领土的博弈；(3)朝鲜与美韩就掌控朝鲜半岛军事优势与统一进程主导权的斗争。 在这三对矛盾中，中美战略竞争占据全局性和结构制约性的地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体现在三大优势性前提上：一是通过东北亚的军事同盟与驻军，在区域空中与海上保持前置性、大立体面的军事活动，钳制中国外延性的安全权力与战略空间拓展。根据美国国防部《2015财年美国基地结构报告》(Base Structure Report in FY2015)，美国以驻日韩基地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东北亚基地群，包括15个驻日陆军设施、58个驻韩陆军设施；48个驻日海军设施、8个驻韩海军设施；37个驻日空军设施、15个驻韩空军设施；16个驻日海军陆战队设施、1个驻韩海军陆战队设施。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驻军超过6.7万人(驻韩34333人，驻日33103人)。(37)二是确保盟国对其威望的认同与安全上的高度依赖。以不断升级的朝鲜核问题、僵持不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为切入点，美国抓住韩国和日本急需借助外部力量以应对“战略威胁”的心理，持续巩固和强化在这两个东亚传统盟国的军事存在。美国力图使日韩在安全事务上逐渐向美国靠拢，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促使日韩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三是战后秩序与领土不发生变更。在台湾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等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美国表面上不持立场、不选边站、鼓励对话协商，实际上通过暗中操控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和公开的对台军售，试图延缓和阻滞两岸交流对话的进程；美国通过强化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和鼓励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支持日本继续占据钓鱼岛并强化与中国的对抗态势。中国势必要突破美国这三大战略前提。美国强大的战略优势又使其在应对中国挑战上保持着自信，美国认为目前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可控的，双方在避免冲突问题上是可以对话的。 中日矛盾虽然是次级矛盾，但它具有全局性的特性。因为日本同中国的博弈已经超越一般的海洋岛礁之争，如处理不当极有可能扩大到两国全面战略对抗状态。在中日于2014年11月达成四点原则声明和2015年4月实现两国首脑会晤后，中日都要加大两国关系转圜的力度，不能任由中日关系的消极因素冲击两国关系大局。 朝鲜与美韩的矛盾在东北亚三大矛盾中居次要地位，但具有爆炸性、震撼性和散发性的效应，能够在短期内刺激地区力量关系发生重大调整。由于朝鲜继续核武化，所以朝核问题将长期化。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韩国加快了统一战略的部署，引起了朝鲜的反感与反制。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进入一个内外政治博弈的高危阶段，半岛陷入新的危机和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这三对矛盾决定了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结构关系。虽然三对矛盾各有特点，但它们又是相互关联的。美日的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行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制衡中国发展与安全的考量。朝鲜的行动虽然不直接针对中国，但其结果会引发美韩的应对行动，推动美日韩的军事协调与在黄海、东海周围的军事部署，客观上牵制了中国的战略布局，给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增加了安全压力。 四、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走势 下文将依据权力、制度与观念的三维分析框架，梳理可能影响东北亚2025年以前地缘政治变化的基本动因与趋势，对其可能出现的基本场景加以研判。 (一)各国权力变迁预测 东北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在未来十年间将继续之前的“单极弱化”进程。中美两国的相对国力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美国的相对国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的相对国力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并在2025年达到美国的国力水平。日本的相对国力呈现微弱下降，韩国、俄罗斯和朝鲜的相对国力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朝鲜的相对国力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到2025年，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东北亚地区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并显著高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国力。 以上只是对东北亚各国国力的孤立分析。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这种国力分布并不能与相关的国际政治结果简单地联系起来。事实上，如果要对东北亚各国的行为以及互动进行准确的分析，还必须考虑到各国国力投送率变化和各国间权力组合变化的影响。 本文中的国力投送率，是指上述东北亚国家能够将各自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中的多少比例用于东北亚地区。因为这里所评估的六个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朝鲜之外，另外三个并非完全的东北亚国家，如中国、俄罗斯仅有部分处于东北亚，而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亚洲。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使之下，美国已宣布要将60％的海军以及海外空军力量投送到亚太地区，其中大部分在东北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海外军事力量(海军和海外空军)中在正常情况下只有60％能够用于东北亚。(38)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重点在独联体地区，俄所能够投入到东北亚的国力只能是其整体国力的一小部分。有学者判断说，“俄罗斯在亚洲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强国而不是一个大国”。(39)就其在东北亚的国力投送率而言，这样说是完全有理由的。尽管当前中国的实力仍然弱于美国，但可能能够投入更多比例的国力用于东北亚，从而在国力投入的量上实现相等。 如何判断并衡量一个国家在东北亚的国力投送率呢?笔者认为，对于完全的地区内国家，国力投送率可以计100％，如日本、韩国和朝鲜。对于半区域以及区域外国家，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理距离、利益程度以及技术能力。就地理距离而言，在中美俄三国中，中国在东北亚的国力投送率最高，美国、俄罗斯其次。就利益程度而言，则是中美要多于俄罗斯，东北亚直接涉及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是美国体现并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性地区。在技术能力特别是远程军力投送方面，则是美国占据毫无疑问的优势。俄罗斯可能也要强于中国，但中国的劣势通过地理距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笔者得出的大致结论是，中国在东北亚的国力投送率要高于美国，而美国又要高于俄罗斯。至于未来十年这三国的投送率是否会发生变化的问题，应看到地理距离是恒定的，而三国在交通技术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相对进展与变化方面在十年内也不大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 在东北亚，如果仅仅看单个国家之间的国力对比，就很容易得出2025年将出现中美同为“超级大国”的结论。但实际上，未来的东北亚博弈不只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考虑到利益组合与地缘政治的影响，更有可能是中国与美日甚至美日韩阵营之间的博弈。在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以美国为主轴的美日韩联盟体系，并且三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水平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如果将美日韩看作一个整体，则东北亚地区的国力对比将发生显著变化，三国相对国力的总和在2025年之前仍将遥遥领先于其他力量实体。美日韩三国总的国力在未来十年将占地区总实力的60％左右，显著高于中国的相对国力。 (二)地区制度变迁预测 预测未来十年东北亚地区制度演变，需要分析地区国际制度成长的两方面因素：一是对制度的客观需求，二是制度成长面临的障碍。前者是动力，后者是阻力，两者的合力大小决定了制度成长的快慢与程度。 在制度需求方面，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政治安全制度。东北亚存在十分严重的政治安全挑战与“安全制度赤字”，(40)急需相关的制度解决方案。目前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应付了这种需求。之所以说是“应付”，是因为美国双边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高压器，使得一些问题不致太过恶化。当然，这种应付是不够的，而且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是中美、美朝等国之间战略互疑的制度性根源。但确实要看到，由于有了这种双边同盟机制，地区集体政治安全机制的迫切性有所缓解(至少在美国看来是如此)。二是经贸金融制度，在这方面主要是借助双边安排来实现的，例如刚刚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一些多边的制度框架正在谈判之中，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出于一些非经济因素的考虑，某些国家宁愿选择地区外制度，例如日本就优先加入了TPP而不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总的来看，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数量相对较少，经贸关系彼此之间易于协调，加上存在国际经贸金融制度框架(同样可对东北亚起调节作用)以及复杂的政治考虑，东北亚各国并不急于推动地区经贸金融制度的深入发展。 与制度需求相对应，东北亚存在许多影响地区制度成长的障碍。在未来十年，这种障碍很难发生根本变化。这些障碍可从权力与观念两个方面来分析。 在权力方面，东北亚缺乏公认的地区领导国家。过去乃至现在，美国一直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在发挥着地区主要国家的作用。美国在面临东北亚地区力量对比新变化时，扮演着旧秩序的维持者角色，以尽量维持现在的局面。(41)但是，美国这种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另一个地区主要国家中国的承认。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也不是公认的地区领导国家，虽然中国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在国力上接近美国，但其科技发展水平、军事实力以及软实力仍然与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面临一个居于优势的美国，而且面临着一个敌视自己的日本。日本不甘心自身的力量被中国所超过，试图与美国结成更加紧密的同盟以平衡中国。这种态势很难在未来十年得到改变，而中美日对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则使得任何一种建立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进程都步履维艰。任何一个大国都想把自己的权力优势反映到地区制度之中去，而冲突的权力竞争则注定了这种制度难以形成。 在观念方面，东北亚国家在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利于其统一的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对制度生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前东北亚国家所涉及的历史记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古代历史，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随着主张民族国家平等的近代国际体系的引入，包括韩、朝、日在内的周边国家开始以一种反思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并十分警惕朝贡体系思维在中国外交中的复活，担心中国重新把周边纳入一个不平等的现代朝贡体系范畴。另一部分是近代历史，即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吞并朝鲜、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变，给相关国家与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韩、朝等国的强烈反对，表明这种创伤远未抚平，成为阻碍东北亚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因素。当前东北亚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可分为三类：中国与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与日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是借鉴西方民主模式的结果，而俄罗斯则介于两者之间(有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42))。韩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上的类似性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军事同盟。(43)“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使得日本领导人难以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更谈不上对日本人民进行解释了。”(44)所以，从大范围看，存在着美日韩在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区块与中朝区块之间的竞争。当然，如果就小范围即中朝双边关系内部来看，其实也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分歧，因为中朝所奉行的社会主义道路都结合了各自的国情和特色。这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也使得集体身份更难形成，从而阻碍了东北亚国家构建地区制度的努力。 无论从权力因素还是从观念因素来看，未来十年东北亚地区制度的构建都不容乐观。特别是在政治安全制度方面，如果不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如朝核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历史问题，就很难建立获得公认的地区制度。 (三)观念与认同的变化预测 在东北亚，正如前述，存在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观念鸿沟，使得各方不易形成统一的集体身份，更难建立彼此亲近与战略互信的关系。与物质因素相比，观念同样是一种顽强的存在，甚至因为其自我复制与强化功能更难发生改变。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以上两方面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对东北亚各国的战略互信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看，这种影响可能还是负面的，因为未来十年内上述两方面的观念因素将不会呈现太大的变化，维持总体延续、小有微调的局面。 历史记忆纷争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是一个困扰性因素。在意识到深陷历史记忆的负面作用之后，东北亚国家近来降低了彼此声讨的声调，一些国家还试图做出具体的努力加以管控。一个最新的例子是，2015年12月28日，韩日外长在首尔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承认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并拿出10亿日元的财政预算为“慰安妇”受害者成立援助基金会，韩方则承诺今后保持克制、避免就“慰安妇”问题抨击日方。但是，在有关各方对历史认识未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韩日间的“慰安妇”问题是否就此解决尚有疑问。就在达成协议后不久，日本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书面材料，称在经过全面的真相调查后，日本政府并未发现“慰安妇”被强行带走的证据，这引起了韩国人的抗议，部分舆论主张应废弃韩日“慰安妇”协议。(45)更大的历史问题存在于中日之间，双方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严重分歧，在一定的时机完全可能再次发酵。 意识形态的干扰作用将持续存在。这一判断的基础是：未来十年内东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很可能仍然持续，美、日、韩的现行体制不会发生变化。而另一方面，朝鲜体制虽然脆弱，但十年内维持其政权延续性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俄罗斯则可能由于内外政经形势、普京的去留而发生变动。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境以及西方的制裁可能会增加俄罗斯政权的脆弱性。但俄罗斯的独特性决定了其不论如何改变，其体制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制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中国十年后与美日韩的制度差异自不待言。在此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向中、俄、朝等国传播“民主”的努力，只是其程度会随时机变化而已。 以上仅仅是从观念自身的逻辑分析未来十年观念的可能变迁。需要注意的是，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权力、制度、观念三维度中，观念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维度。观念自身的脆弱不但难以缓和地区权力竞争、难以推动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反过来还会受到相关因素的限制甚至负面影响。未来十年，影响观念层面的其他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中美、中日权力竞争的加剧将扩大和恶化观念之间的差异与竞争。未来十年，由于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日益接近，两国间的结构性权力矛盾将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美国更有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观念因素如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牵制，对中国打民主、人权、自由牌的可能性在总体上进一步增加。另外就是中日间的地区权力竞争的影响。尽管中国在未来十年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日本的总体权力差距，但尚不足以取得对日本的绝对实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方不可能甘于接受中国的地区权力领导，在意识形态方面联合美国甚至韩国对中国进行牵制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第二，民族主义的持续甚至强化。尽管除朝鲜以外的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建设普遍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民族主义的力量并未被消解，反而有进一步发展之势。日本对钓鱼岛采取所谓“国有化”措施后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游行、日本社会几乎是不可逆转地走向右翼化以及韩国人表现出来的一贯敏感、激烈的民族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在东北亚国家的不同展现。而其根源则在于东北亚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其实仍未最后完成，这种民族主义浪潮在未来十年仍将持续。在此背景之下，如果某种观念与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联系起来，其作用就会得到强化，并且在某些场合和时机下得到强调，甚至成为国际事件的激发因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历史记忆，特别是有关日本在二战时罪行的记忆，这不但在中国、韩国现代民族意识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也有同样的意义。只不过两者的作用指向是相反的：中韩需要强调日本的历史罪行来强化民族的凝聚力，而日本则希望能够摆脱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两种努力之间的张力正是中日、韩日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源。 总的来看，未来十年中观念方面的差异与竞争将对东北亚的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差异与竞争一方面由于权力竞争的加剧和制度的缺失而恶化，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权力博弈与制度创建构成了进一步的阻碍。
图1 202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及可能的突发场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可能场景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的非对抗性崛起、韩国的灵活角色等因素的作用，未来十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不太可能陷入壁垒分明的两极对抗格局，而很可能呈现出两超(中美)竞合、五强(中美日俄韩)博弈、弱国(朝鲜)逞强的复杂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对权力、制度、观念三个维度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基于当前趋势的常规分析。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突发情况。即使非常规的意外状态概率很低，也应该将其纳入我们分析与预测的范围。事实上，在一些关键国家以及地缘政治关键议题上，未来十年有可能出现一些接近临界点和转折点的重大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朝鲜半岛局势有可能发生意外突变。由于朝鲜在2016年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发射导弹，导致联合国安理会最终通过了空前严厉的第2270号制裁决议。近期，通过直接制裁朝鲜以及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韩越来越表现出以压促变的意图，通过制裁推动朝鲜崩溃的用意明显。如果当前僵局不能通过谈判得到缓和，不能排除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朝鲜在外部压力下发生动荡。如果朝鲜发生动荡，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韩国主导下的吸收统一。这样，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体就由六个变成了五个，韩国将迎来统一导致的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但总体来说其实力与国际地位会进一步上升，甚至与日本相接近。另外，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将因朝鲜局势动荡而失去合法性，美韩关系可能出现重大调整，韩国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变量，其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将大大增强。朝鲜动荡、半岛统一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停战结构的结束，美国在东北亚的作用与存在可能因此而面临新的调整，既有的东北亚安全结构因此而面临一定的危机与新的契机。 第二，领土争端失控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低估。如日韩因竹岛(韩称独岛)发生战争、中日因钓鱼岛发生战争以及南海各声索方之间或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等。很难设想各方会因为这些领土争端而主动开战，但考虑领土争端的高度敏感性，加上各自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地区调控机制的缺失，出现意外冲突并进而升级的情况是有可能的。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全面不利于中国的裁决。(46)中国政府当即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47)该裁决无助于争端解决和冲突管控，给地区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一旦领土争端升级引发局部冲突甚至战争，必然使相关国家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到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例如，如果中日发生冲突，很可能导致美国的卷入，一旦战局结果对中国不利，中国将无法取得与美国平等的地区超级大国地位。而一旦美国不卷入且日本战败，那么日本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就将大大降低，美国在东北亚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要受到极大削弱。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停滞风险及由此导致的内政外交政策变化。，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但考虑到体量巨大，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必须对其各种发展可能性均予以关注。一种最坏的可能性是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从而形成不确定性增大的“单超多强”结构。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30余年且结构性难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不排除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正在进一步发力。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很好地适应并稳住“新常态”，就有可能出现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中国国力持续增加的趋势将发生逆转，无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地区超级大国。而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和倒退，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可能出现诸多问题，将使得中国的整体发展与内外形势面临极大挑战。这个时候，中国对外关系与政策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未来十年内，以上三种场景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倘若发生，就有可能改变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展趋势，对既有的格局造成重大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对此，相关国家宜有充分的预见与预防，这样才能推动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向良性方向发展。 五 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 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地区秩序、地区战略文化和各国战略选择三个方面。 (一)对未来十年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单极弱化”发展和中美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正推动美国逐步确立以“霸权相对衰落”为假设的大战略塑造，具体体现为美国战略东移下的对中国制衡战略。这暗示了东北亚地区秩序竞争的加剧，进而会在整个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安排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和朝鲜核危机的持续，美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角色将日益从“离岸平衡手”单一身份转向“离岸平衡手+均势操盘手”。无论是出于避免被盟友拖入潜在冲突的考虑，还是出于中国崛起过快、盟友遏制力不足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启动的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核心的战略东移都清晰地暗示着，美国正日益直接参与到东北亚地缘政治运作之中，进而也正逐渐调整自身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美国政府宣布，尽管不会放弃阿富汗、中东和欧洲，但美国将把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亚太地区。这一战略调整尤其体现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和完善上。如果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早期版本更多关注军事的话，随着其逐渐完善，该战略显现出更为清晰的美国直接介入地缘政治操作的态势。自2013年起，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形象，即它是一项全面的均势战略，不只关注军事安全，也同等重视经济和外交等层面的均势较量。例如，奥巴马政府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度将亚太再平衡战略置于优先地位，并同等强调其安全、经济和外交等要素。(48)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不变，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中长期变化影响下，十年后的美国除了扮演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离岸平衡手外，也将直接扮演均势操盘手。美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扶持日本，牵制中国崛起。 美国的身份转变必然对地区机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作为整体的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机制安排上。 在作为整体的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层次上，美国直接参与地区地缘政治操作，可能导致未来十年内美日韩的安全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但与之相对的中俄朝合作则由于缺乏相应的动力而远远落后。美日韩对中俄朝的两大阵营对抗不太可能出现，但无论是稳定程度还是机制化水平，前者都将远高于后者。相比之下，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之间展开三边安全合作及其潜力要远小于前者。原因在于，无论是中俄、中朝还是俄朝之间，都存在着重大的相互猜疑，且三国对地区秩序的未来设想存在重大差异。尽管未来难以预测，但冷战时期中俄(苏)朝三国合作的短期性和反复性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其未来命运。 未来十年里，围绕朝鲜半岛的机制努力可能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地区国家对朝鲜半岛机制安排的根本取向和战略目标的重大歧异。换句话说，朝鲜半岛机制安排的根本目标正从相对单一的半岛和平与统一转向多元且分歧的目标取向，将使未来十年朝鲜半岛机制努力陷入僵局。具体表现为：朝鲜的首要关注是统一、和平与安全保障；美国和日本的首要关切只有无核化；韩国同时关注无核化与统一，但无核化更为优先；中国则在强调无核化的同时也关注和平与稳定；俄罗斯的关注相对更加超脱，或者说更加含糊。(49)这意味着，半岛机制建设的努力重点已经逐渐从冷战时期的半岛和平与统一，逐渐转向多元且分歧性的目标结构，而且除朝鲜外的多数地区国家将无核化当作更为优先事项。鉴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失败，美国政府未来对朝鲜核问题的介入水平可能提升。加上美国逐渐转向“离岸平衡手+均势操盘手”角色，半岛和平安全机制的建设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二)对未来十年东北亚地区战略文化的影响 未来十年里，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可能导致地区战略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型，即从和平战略文化向着可控型对抗文化转变。冷战后20余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充满种种不稳定因素但却始终保持总体和平。换句话说，尽管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间的战略互疑总体上升，事实上却仍维持了一种和平的战略文化。但随着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深层次变化，未来十年里，这一和平战略文化可能被部分国家刻意破坏甚至放弃，其基本动力来自美国直接卷入地区均势及由此而导致的部分美国盟国的战略冒险主义或机会主义。当然，战争无论是对整个地区还是对特定国家都成本高昂，因此避免战争或管理冲突也将是东北亚地区战略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战略文化和可控型对抗文化这两种战略文化都是高度不稳定的战略环境的产物。但前者致力实现和平，而后者却旨在对抗，保持冲突可控更多是为了控制战略成本。未来十年，导致这一战略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直接卷入地区地缘政治运转并刻意保持体系的适度不稳定，包括以管控中美权势转移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放纵其盟国制造不稳定因素两大手段。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转变，从奥巴马政府之初鼓吹的“中美共治”到集中维持美国的地区主导和制衡中国的权势与影响。(50)尽管单独地看，外交、军事、经济任何一方面都难以断言该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但其组合明显是针对快速崛起的中国。(51)同时，美国很大程度上在放纵其地区盟友特别是日本制造地区不稳定，最明显的体现便是美国在诸多地区争端特别是领土领海争端方面的不公正立场。自201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领土领海争端呈现一种集中性爆发态势，不光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南海水域和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而且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的岛屿争端也在升温，同时韩国与日本、俄罗斯与日本等的岛屿归属争端也有升温趋势。在东亚地区领土领海争端的群体性或集中性爆发中，美国扮演的角色并不积极；相反，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暴露了其对中美权势转移进程加以管理的真实战略目标。美国一贯声称，在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上长期坚持中立，不会选边，仅关注维持其“航海自由、开放亚洲海上公共产品并尊重国际法等国家利益”。(52)但很明显的是，美国正利用其影响力煽风点火，支持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例如，2013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答记者问时指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美方上述言论罔顾事实，不分是非，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钓鱼岛问题，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取信于中国人民。”(53) 第二，考虑到冲突甚或战争并不符合作为整体的地区及各国的实际利益，因此美国及日本也试图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然，这也有控制战略成本的考虑，特别是在中、美、日三方的可用战略资源发生相对变化的背景下。需要强调的是，有关中国崛起的长期影响的争端不只是从美国向中国的权势转移，而且是中美所面临的更加紧迫的危机，即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危机。中美未来的危机可能远超出冷战后前20年所经历的，并使人们的注意力必须从先前讨论的控制中美军事冲突升级转移到控制军事冲突之前的危机升级。 (三)对未来十年东北亚各国战略选择的影响 2025年东北亚六国的综合国力排序呈现三个等级，处于不同等级的东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存在重大区别。第一等级为美国与中国，第二等级由日本、俄罗斯、韩国组成，第三等级是朝鲜。 从应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三元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须立足增强自身国力、构建地区合作制度、促进战略观念转变。在权力结构层面，中国要扎扎实实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缩小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同时，深入发展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关系和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推动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单极弱化”。在制度进程层面，近期中国要把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作为重点，把东北亚各方关切放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谈判中做一揽子解决。把朝核问题解决作为一个突破口，推动签订旨在彻底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协定替代临时性的停战协定，为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制度打下基础。在战略观念层面，中国需要推动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倡导“和而不同”的地区主导战略文化和观念，降低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观念互疑。另外，考虑到东北亚大部分国家在历史上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可把“大同”“和谐”“礼治”等中国儒家精华理念与21世纪东北亚发展趋势结合，创新性地提出能被东北亚国家广泛接受的新理念，从而把中国塑造成观念上和道义上的东北亚领导国家。 就美国而言，考虑到霸权衰落管理的历史经验、中国作为主要挑战者的潜力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更为合理的战略选择是设置一个战略区间。其最高目标是先发制人地维持美国霸权，最低目标是管理霸权衰落或追求体面衰落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通过战略区间的设置，美国既能避免可能在“道德上”受谴责的和平禅让战略，又能实现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灵活性、经济性和实用性。(54)这样，美国的地区战略选择将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维护并强化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同盟体系，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由此而来的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双边军事同盟有明显同步强化的趋势，但考虑到21世纪前十年大部分时间这一轴辐体系所面临的冲击，再加上当前美国因金融危机而来的能力下降，美国正考虑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轴辐同盟体系转变为一个多边性质的民主同盟，近年来有关美日澳印、美日印、美日澳同盟的讨论充分证明了这一趋势。(55)二是与朝鲜的有条件接触，使朝鲜半岛局势保持在可控水平。三是制衡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这个昔日的竞争对手，确保自身在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在东北亚地区，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战略选择存在对立性，战略竞争态势增强。但与此同时，美国既不愿也不能与中国陷入全面对抗，中国既不愿也不能向美国发起全面挑战。因此，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在议题上呈现政治和安全上竞争、经济及全球性挑战上合作的趋向。 除中美两国之外的其他各国的战略选择可能存在重大不同，呈现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渐进独立型，即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大国，因此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东北亚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大约自2005年以来，日本的所谓主权意识大为膨胀，在与邻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如与韩国围绕竹岛(独岛)、与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与中国就钓鱼岛等的一系列争端。这实质上是日本争取东亚地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有预谋的外交战略，是以“没有外交战略和世界眼光”的表象掩盖以“实力”和“实利”为基础的外交目的。(56)由此而来，日本的总体战略将是：强化与美同盟，接受同盟体系多边化发展；作为美国先锋队，在中日关系中制造麻烦；加入TPP，重构其在亚太、东南亚的经济优势。 第二种类型是选择性依附型，即根据议题领域决定自身战略选择，这是韩国的主要战略取向。韩国将在政治、安全等问题上依赖美国，在经济、社会、历史等低政治议题上接近中国。需要指出的是，选择性依附使韩国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重要性都存在打折扣的隐忧。韩国的选择性依附决策逻辑复杂，因它不只是在中美竞争模式之间的选择，还涉及另外两个因素，即日本和朝鲜。而韩国对华决策中的日本、朝鲜因素更多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这样，韩国对中国的地缘经济依附，有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便车的考虑，也有通过中国影响朝鲜的考虑，还有与中国联合对抗日本的考虑。韩国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依附，首先源于美韩同盟关系，其次也有避免地缘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考虑，还有与日本竞争东北亚地缘政治优势的考虑，最后是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考虑。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韩国的选择性依附战略总体上不会改变，政府换届可能导致一些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可能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第三种类型可称作独立自主型国家，包括朝鲜和俄罗斯。朝鲜曾因地缘政治的考虑而依赖中国，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的地缘经济依赖。但朝鲜也正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逐渐采取独立措施，导致对中国的地缘经济依赖降低，而这又可能强化其地缘政治独立。朝鲜坚持“主体思想”，试图与俄罗斯接近，推动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等，都可被视为其追求独立自主的表现。俄罗斯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国，本身并不愿意加入中美任何一方。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愈发不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同时，俄罗斯对中国的地缘经济态势也持担忧态度，担心中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拓展可能对其在独联体内部的影响力构成威胁。对俄罗斯而言，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侵蚀效果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俄罗斯在与美国公开对抗的同时，对中国的措施是“软制衡”。 六 结束语 未来十年的东北亚权力结构将呈现出两超(中美)竞合、五强(中美日俄韩)博弈、弱国(朝鲜)逞强的复杂态势。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动将导致相关国家对不同问题领域的主导权的激烈竞争。未来十年东北亚地区的制度构建不容乐观，制约东北亚地区制度成长的障碍仍将长期存在，障碍包括该地区缺乏公认的地区领导国家，东北亚国家在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东北亚集体安全制度的缺失以及盟国制度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强化扩大了军事权力的对峙与博弈。未来十年，东北亚各国的历史记忆纷争和意识形态干扰仍将持续存在，观念方面的差异与竞争将对东北亚的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无法降低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的负面影响，东北亚各国不易形成统一的集体身份，更难建立彼此亲近与战略互信的关系。在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线性发展趋势很难改变的背景下，区域制度缺失和战略观念互疑将成为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改善的“短板”。因此，相关国家必须重视地区制度的构建和合作安全观念的塑造，从而为未来的东北亚构筑稳定与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唐永胜教授、江南社会学院陆俊元教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江凌飞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夏立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王少普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达巍研究员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奚溢、何永朋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黄凤志、吕平：《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6期，第36页。 ②Liu Ming,"Northeast Asia Order After WWII:Continuity,Compliance,Power-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7,No.2,2015,pp.163-186. ③孙茹：《如何看待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异动”》，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6期，第36-38页。 ④U.S.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D.C.,November 2008. ⑤Ashley J.Tellis,Alison Szalwinski and Michael Wills,eds.,Strategic Asia 2015-16:Foundations of National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Seattle,WA,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5. ⑥张春：《设计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路线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刘江永：《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可持续安全》，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第3-14页。 ⑧杨鲁慧：《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载《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4期，第16-24页。 ⑨谢桂娟：《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48-53页。 ⑩Gilbert Rozman,"Reassessing the U.S.Rebalance to Northeast Asia," Orbis,Vol.59,Issue 3,2015,pp.348-360. (11)Robert E.Kelly,"The 'Pivot' and Its Problem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Pacific Review,Vol.27,Issue 3,2014,pp.479-503. (12)韩献栋：《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3期，第9-15页。 (13)李庆四、张腾军：《亚太再平衡下的美国朝鲜政策与中美博弈》，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4期，第28-34页。 (1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构想》，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5)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6)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36页。 (17)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18)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 (19)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 (21)http://www.ifs.du.edu/ifs/. (22)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3)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24)http://www.state.gov/t/avc/rls/rpt/wmeat/2015/250863.htm. (25)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6)祁怀高等：《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0-81页。 (27)参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Policy,Issue 189,2011,pp.56-63;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登录时间：2012年3月24日。 (28)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27页。 (29)《迈向国民幸福和希望新时代的信任外交：2013年外交部工作报告》，http://www.mofat.go.kr/image/main/20130327_MOFA.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0日。 (30)《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日。 (31)朴炳奭：《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和改进方向》，载《当代韩国》，2014年第1期，第54-66页。 (32)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p.5,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登录时间：2016年6月9日。 (33)祁怀高等：《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第97-98页。 (34)许宁、黄风志：《“战略忍耐”的困境——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剖析》，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116页。 (35)《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6)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8/c_116319885.htm，登录时间：2016年7月20日。 (37)Base Structure Report in FY2015,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http://www.acq.osd.mil/eie/Downloads/Reports/Base％20Sturcture％20Report％20FY15.pdf，登录时间：2016年2月8日。 (38)时任国防部长列奥·帕内塔在2012年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时的演讲中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将会增长，从2012年占美国海军力量的50％增加到2020年的60％。参见William Wan,"Panetta,in Speech in Singapore,Seeks to Lend Heft to U.S.Pivot to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June 1,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panetta-arrives-in-singapore-for-conference-with-asian-leaders/2012/06/01/gJQAxdul6U_story.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9日。 (39)休·怀特著，樊犇译：《中国抉择：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40)参见李开盛：《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第1-14页。 (41)张蕴岭：《东北亚格局的新历史重构与美国》，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11页。 (42)徐向梅：《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依然是可控民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第89-93页。 (43)Russell Ong,Chin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Routledge,2012,p.112. (44)Joel Rathus,Japan,China and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24. (45)《韩传出废弃韩日慰安妇协议呼声 外交部强调协议非常宝贵》，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 cid=ACK20160202004000881，登录时间：2016年6月9日。 (46)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 Press Release: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pca-cpa.org/en/news/pca-press-release-the-south-china-sea-arbitration-the-republic-of-the-philippines-v-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登录时间：2016年7月20日。 (47)中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9490.shtml，登录时间：2016年7月20日。 (48)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 (49)张春：《设计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路线图》，第88-123页。 (50)朱锋：《美亚太战略调整对中国冲击明显》，载《中国国防报》，2012年2月28日；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74页。 (51)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4-90页。 (52)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Hanoi,Vietnam,July 23,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9日。 (53)《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美方近期涉钓鱼岛言论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dhdw_602249/t1006375.shtml，登录时间：2016年7月22日。 (54)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5-60页。 (55)凌胜利：《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趋势与问题》，载《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136-137页。 (56)刘清才、高科等：《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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